1947年7月中国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公布日本重要战犯261人名单，其中陆、海军各201、21人占总数85%，较之1946年东京国际检察团起诉的28名甲级战犯中陆军15人、海军3人的比例（64%）高得多。东京审判的最后结果是，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星野直树、木户幸一、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铃木贞一、贺屋兴宣、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平沼骐一郎、东乡茂德15人以破坏和平罪判刑，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畑俊六、小矶国昭、重光葵10人以破坏和平罪与违反战争法规、违反人道罪判刑，可见破坏和平罪是东京审判的主要依据。中国政府确认重要战犯名单考虑更多的是违反战争法规、违反人道罪，尤其体现为日本陆军军人201名在重要战犯名单中占到77%。在中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陆军罪孽特别深重。日本陆军强硬分子长期鼓吹、推动扩张与侵略，军内施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与野蛮训练。1931年后陆军将领四次担任日本内阁首相，在陆军主政期间对外侵略战争被不断强化，尤以长达2年9个月的东条英机内阁为甚。日本陆军在侵略各国的作战行动中屠戮无辜、虐杀俘虏、掠夺破坏资源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201名陆军重要战犯中有内阁首相与陆军首脑11人。1931年4月后日本内阁15任13名首相中有4任陆军首相：林铣十郎、阿部信行、东条英机、小矶国昭；1931年4月后历任陆军大臣是：南次郎、荒木贞夫、林铣十郎、川岛义之（1945年亡）、寺内寿一、中村孝太郎、杉山元、板垣征四郎、畑俊六、东条英机、杉山元（二次）、阿南惟几（1945年亡）；1931年后的历任参谋总长是：金谷范三（1933年亡）、闲院宫载仁亲王（1945年亡）、杉山元、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上述16人名单除注明死亡的4人外只有中村孝太郎未列名重要战犯。中村孝太郎“8.15”时是现役大将任军事保护院总裁，1937年2月任陆军大臣仅一星期。这11名重要战犯都是陆军大将，寺内寿一、杉山元、畑俊六并有元帅称号。（注：除注明死亡者外，在重要战犯名单公布时上述各人还有已亡故的，将在下文专门说明）。

 

　　九一八事变及其后对中国东北的侵占是日本陆军的最恶劣表现，与此相关的人多列入重要战犯。计有：南次郎（1931.4-1931.12陆军大臣）、建川美次（1929.8-1932.2参谋本部第2部长、第1部长）、小畑敏四郎（1932.2-1933.8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第3部长）、桥本欣五郎（九一八事变时参谋本部任职）、三宅光治（1928.4-1932.4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1929.5-1931.10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参谋，1931.10.5升任高级参谋）、林铣十郎（1930.12-1932.5朝鲜军司令，派兵支援关东军）、植田谦吉（1932年淞沪作战主力第9师团长，停战协定第一签字人）、西义一（1933年长城作战主力第8师团长）、田中隆吉（1931年起历任驻上海陆军武官助理、关东军参谋、化德特务机关长，1932年淞沪作战、1936年绥远作战策划、操纵者，曾任陆军中野学校校长）。上述各人又有植田谦吉、西义一为陆军大将。另1930年2月-1931年12月的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已亡未列、1931年8月-1932年8月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自杀未列。

 

　　七七事变后日本陆军于8月底组建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直至战败投降；1937年11月在淞沪战场组建华中方面军；次年2月改制为华中派遣军。1939年9月组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在中国关内的日本陆军（在华南的日本陆军有短时间直属日军大本营）。中国派遣军3任总司令是西尾寿造、畑俊六、冈村宁次。中国派遣军序列内先后有5个方面军13任11名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杉山元、多田骏、冈村宁次、冈部直三郎、下村定，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畑俊六，华中派遣军山田乙三，华南方面军安藤利吉、后宫淳，第6方面军冈村宁次、冈部直三郎。以上各人最后军衔都是陆军大将，除冈村宁次、下村定外均列为重要战犯，占81.8%。

 

　　日本陆军在中国关内战场先后有16个军司令部：中国驻屯军、第1、2军、上海派遣军、第10军、驻蒙军、第11、12、13、21、22、23、34、20、6、43军。在总计46个军司令中的37人列名重要战犯，占80.3%。其中除前已列名者外有陆军大将4人，即第1军吉本贞一、第2军东久迩宫稔彦王、上海派遣军朝香宫鸠彦王、第23军今村均。

 

　　中国派遣军序列先后有62个地面师团（包括战车第3师团），此期间任职的156名师团长中有115名重要战犯，占73.7%。还有相当于师团级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长东条英机、华北方面军骑兵集团长内藤正一，以及1944年在滇西作战的缅甸方面军第2师团长冈崎清三郎是重要战犯。其中除前已列名者有大将5人，即第3师团山胁正隆、第13师团田中静壹、第14师团土肥原贤二、第16师团藤江惠辅、第32师团木村兵太郎。

 

　　先后投入中国关内战场的日本陆军有四联队师团20个、两旅团师团20个，应有80个下属步兵旅团；27个三联队师团中的25个在1943年前均下设步兵群（Infantry Group，中文资料常误译为“步兵团”）司令部，群长为少将军衔；投入中国关内战场的日本陆军独立旅团计有37个独立混成旅团与中国驻屯混成旅团、台湾混成旅团，14个独立步兵旅团，2个骑兵旅团，4个野战重炮兵旅团，还有相当于旅团级的13个独立警备队。担任过这一级别主官者总计可能达到500人次。261名重要战犯中约18人曾任上述旅团长、以后在中国关内战场任过其他职务（不计前已列师团长、军司令、方面军司令）或调往他处，其旅团长任职主要是在战争初期。著名者如七七事变时的中国驻屯混成旅团长河边正三（1945年晋升大将）、1937年7月中旬侵入关内的独立混成第11旅团长铃木重康、1937年第5师团步兵第21旅团长坂本顺、南京大屠杀凶犯第16师团步兵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华北方面军骑兵第4旅团长小原一明等。

 

　　陆军重要战犯中可计入航空兵者14人。日本陆军航空兵在中国关内战场先后设置过航空兵团、第3飞行集团、第3飞行师团、第5航空军，“8.15”时有第13飞行师团。日本陆军将官在航空兵任职多有交叉，此处14人均以航空兵职务为主，如“8.15”时大本营参谋本部次长、马尼拉洽降首席代表河边虎四郎曾任关东军第2航空军司令、航空总监部次长，列为重要战犯。

 

　　其他职务10人：影佐祯昭（南京政府顾问）、吉冈安直（满洲国皇帝附）、楠本实隆（大东亚省驻北平公使）、盐泽清宣（大东亚省驻北平公使）、花谷正（满洲国军事顾问，奉天等地特务机关长、第1军参谋长）、森冈皋（天津、汉口等特务机关长，华北联络部长）、田中国重（1926.7-1928.8任台湾军司令，陆军大将，转入预备役后主持右翼组织明伦会）、高桥坦（驻北平武官、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中泽三夫（南京大屠杀凶犯第16师团参谋长）、菊池武夫（陆军士官学校第7期毕业，较早退出现役，后在政府、议会及右翼组织任职）。

 

 

　　261名重要战犯中日本海军只有21人，其构成也简单得多。

 

　　主要侵华行为在七七事变前的计2人：末次信正（1933.11-1934.11联合舰队司令，有的资料误称其七七事变后任联合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1932.2-1932.6第3舰队司令，驻美国大使）；

 

　　侵华战争时期的海军首脑与内阁成员4人：永野修身（1941.4-1944.2军令部总长）、米内光政（1937.2-1939.8、1944.7-1945.8.15海军大臣，1940.1-1940.4任首相）、丰田副武（1945.5-1945.8.15军令部总长）；丰田贞次郎（1940年7月起先后任商工大臣、外务兼拓务大臣、军需兼运输大臣）；

 

　　侵华战争时期的中国方面舰队司令6人（共7任司令除古贺峰一已亡），参谋长1人，第1、2、3遣华舰队司令6人（共15人），岩村清一（1937年参加淞沪作战，职务不明，1943.4-1943.9第2南遣舰队司令）；

 

　　资料《绝对真相：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北京市档案馆编，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360-372页）重要战犯名单列有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宇野积藏，但查日本资料1932年淞沪作战时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是植松炼磨，1937年淞沪作战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是大川内传七。宇野积藏是否确实列为重要战犯、何时任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尚待查考。

 

　　1931年4月后日本内阁有4任海军首相，斋藤实（1936年亡）、冈田启介、米内光政、铃木贯太郎。1931年4月后任海军大臣者是大角岑生（1941年亡）、冈田启介、大角岑生（二次）、永野修身、米内光政、吉田善吾、及川古志郎、岛田繁太郎、野村直邦、米内光政（二次），1931年以来的军令部总长是谷口尚真（？年亡）、伏见宫博恭王（1946年亡）、永野修身、岛田繁太郎、及川古志郎、丰田副武。上述各人未列入重要战犯的只有冈田启介、铃木贯太郎2人。

 

　　21名海军重要战犯中有大将14人、中将7人。1937年起日本海军晋升大将18人（不含追晋），除山本五十六、古贺峰一、高须四郎已亡，列入重要战犯名单有11人。

 

 

　　“8.15”时日本陆军中国派遣军所属部队有华北方面军、第6方面军两个方面军司令部，驻蒙军、第1、12、43、11、20、13、6、23军9个军司令部，26个师团、1个战车师团、1个飞行师团，22个独立混成旅团、11个独立步兵旅团、1个骑兵旅团，13个独立警备队。列为重要战犯的是：汉口（指投降缴械地点，下同）第6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北平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太原第1军司令澄田赉四郎，郑州第12军司令鹰森孝，济南第43军司令细川忠康，长沙第20军司令坂西一良，南京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广州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无锡第27师团长落合甚九郎，浦镇第34师团长伴健雄，芜湖第40师团长宮川清三，安庆第131师团长小仓达次，北平战车第3师团长山路秀男，天津第118师团长内田銀之助，天门第132师团长柳川悌，衡阳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上海第61师团长田中勤，昆山第69师团长三浦忠次郎，蚌埠第70师团长内田孝行；株洲独立混成第81旅团长专田盛寿，岳阳新墙河独立混成第82旅团长樱庭子郎；还有大东亚省驻北平公使楠本实隆陆军中将，共计22人。仅有的两名少将专田盛寿与樱庭子郎被列入重要战犯名单与他们有过在华特务工作经历有关。

 

　　“8.15”时21名海军重要战犯在中国关内任职的只有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

 

 

　　日本陆海军的罪责远不是222名重要战犯名单所能概括的，即使在直接侵略过中国的日本陆海军将官中也不乏未列入名单的大犯要犯，这里仅举数例。

 

　　1937年起日本陆军晋升大将29人（不含追晋），除古庄干郎病亡、阿南惟几“8.15”时自杀，未列入名单的还有莲沼蕃（1937.12-1939.8驻蒙兵团司令、驻蒙军司令）、冈村宁次、山下奉文、下村定、喜多诚一（1943-1944华北方面军第12军司令、关东军第1方面军司令）、中村孝太郎（1932.2-1934.3中国驻屯军司令），都有直接侵略中国的经历。

 

　　七七事变前冈村宁次曾任淞沪作战（1932年）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是1933年《塘沽协定》签字人，是1935年《何梅协定》主要参与者。七七事变后1938年6月起历任第11军司令、华北方面军司令、第6方面军司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可谓罪责重大。1949年1月26日中国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判决无罪，主要理由是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仅8个月，任期内虽有日军在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的暴行，但“应由行为人及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第27师团长）、菱田元四郎（第116师团长）等负责”。不可理喻的是这里丝毫未提及冈村宁次6年多时间任军司令、方面军司令的责任问题，而且菱田元四郎也并未列为重要战犯。

 

　　驻菲律宾第14方面军司令山下奉文于中国名单公布前的1946年2月在马尼拉被盟军处决。七七事变时山下奉文任第20师团步兵第40旅团长，第20师团于1937年7月19日在天津登陆，是七七事变后第一个侵入中国关内的师团。此后山下奉文历任中国驻屯混成旅团长、中国驻屯兵团长、华北方面军参谋长，1939年9月调关东军先后任第4师团长、关东防卫军司令、第1方面军司令。重要战犯名单中既有多名确知死亡者，以山下奉文的罪行与职务理应列入。

 

　　1947年7月中国公布261名重要战犯名单时东京国际检察团早于1946年4月对28名甲级战犯提起公诉，261名重要战犯名单不含28名甲级战犯中的木户幸一、武藤章、冈敬纯、大川周明、大岛浩、佐藤贤了、重光葵7人。其中武藤章于1937年11月-1939年9月先后任华中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参谋副长；佐藤贤了于1938年9月-1941年2月任华南第21军参谋副长、华南方面军参谋副长，其后调陆军省军务局，又于1944年12月-1945年4月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武藤章、佐藤贤了既已列为甲级战犯又在侵华战场任过重要职务，理应列入中国的261名重要战犯名单。

 

松井太久郎1936年12月任北平特务机关长，是七七事变凶犯之一，其后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附、张家口特务机关长、驻蒙兵团附、满洲国军最高军事顾问、华南第22军第5师团长，1941年12月调往马来作战，1942年5月起又历任汪精卫政府最高军事顾问、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上海第13军司令，可谓长期参与侵华战争。“8.15”时日军中国派遣军9名军司令有6名重要战犯，但松井太久郎未列入。

 

罪行与职务是确认重要战犯的必要条件，例如南京大屠杀“百人斩”刽子手日军第16师团步兵19旅团第9联队第3大队的向井敏明、野田毅少尉被处决，但不在重要战犯名单。重要战犯名单公布不久，不在名单中的驻顺德第130师团长近藤新八中将于1947年10月在广州被处死，中国方面舰队参谋长左近允尚正中将于1948年1月在南京处决，按其职务与量刑应当列为重要战犯，这里可能有战犯处理委员会的文案错误问题。

 

 

　　重要战犯名单在正式公布时实际包括了很多已亡故者。

 

　　海军重要战犯末次信正于1944年病亡。

 

　　陆军重要战犯在“8.15”前亡故的有田中国重、林铣十郎、西义一、前田治、富永信政、佐野忠义、内藤正一、藤井洋治、高品彪；

 

名单公布之前中国军事法庭已处决酒井隆、田中久一、谷寿夫，马尼拉军事法庭已处决本间雅晴（华北方面军第27师团长、攻占菲律宾的第14军司令）；

自“8.15”至名单公布时病亡者有寺内寿一、冈部直三郎、坂西一良、中岛今朝吾、三宅光治；自杀者有杉山元、田中静壹、安藤利吉、吉本贞一、篠塚义男、人见秀三；死亡原因不明者有桑木崇明、小畑敏四郎、町尻量基、松浦淳六郎、建川美次。以上合计29名陆军重要战犯已亡故。

 

　　与“8.15”时日军将官名录核对，222名陆海军重要战犯中有至少70人已不在现役，其中可能还有死亡者难以查考。

 

　　将已亡故者列入重要战犯名单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因其罪行大职务重要，之二是在当时环境下难以确切获知其存亡情况，因此而发生各种交叉情况。有重大战争罪行并已确认死亡者有的列入重要战犯名单，例如林铣十郎亡于1943年、冈部直三郎与坂西一良1946年病死于上海或南京医院、安藤利吉1946年自杀于上海监狱都列为重要战犯；有重大战争罪行并已确认死亡者有的没有列为重要战犯名单，例如“8.15”后自杀的前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是九一八事变元凶之一、曾任中国派遣军第11军司令的阿南惟几是“战败内阁”陆军大臣以死硬著称都未列入名单；有些死亡者难以查实而列名，如战争期间死于中国关内战场的前田治（华北方面军第35师团长，1940年5月在河南被击毙）、佐野忠义（前第6方面军第34军司令，1945年7月病亡于武汉医院）；1946年初被马尼拉军事法庭处死的山下奉文不在名单，但同样情况的本间雅晴却列为重要战犯。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当初是如何考虑亡故者问题的恐难以求证，但也不排除发生文案错误的可能。

 

　　被历史学者置疑的当然远不止日本重要战犯名单的确认问题。二战结束后，作为对日作战第二大强国的中国本可以在涉日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却因接踵而至的国内政局动荡反陷入被动尴尬状态，在包括战犯处理在内的诸多事项均留下永远的缺憾，以致今日的中日关系仍不能摆脱其阴影。

 

 

　　对日本陆海军重要战犯名单尚待考证与研究的问题除前文已列者外，在一些资料中还存有名单本身的错误或出入。例如《绝对真相：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所列重要战犯261人名单中，其序号224-227、232即盐泽清宣、奥村半二、高品彪、小原一明、中西良介共5人的少将军衔应更正为中将，序号105富士井末吉的中将军衔应更正为少将，序号97桥本欣五郎中将应更正为大佐。海军井上成美中将应更正为大将，野村吉三郎、丰田贞次郎是大将。经核对201名陆军战犯有大将31人、中将162人、少将7人、大佐1人；21名海军重要战犯中有大将14人、中将7人。《绝对真相：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所列重要战犯职务、姓名错误甚多，例如牛島贞雄、久纳诚一都未任第6师团长而是第18师团长，大賀茂所任第24师团长应更正为第34师团长，田中久一未任华南方面军司令。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章绍嗣等编，武汉出版社1995年）的人物条目列有261人重要战犯中的大多数，亦有诸多错误。例如澄田赉四郎从未任第29师团长而应是第39师团长、第1军司令；误称寺仓正三任第22师团长1943年10月进犯浙江安吉、安徽广德，事实上寺仓正三从未任第22师团长（《绝对真相》一书也有此错），此时第22师团长是磯田三郎（列261人名单）；华中派遣军第9师团长吉住良輔在《绝对真相》中列名，《大辞典》中有名字但未称“重要战犯”；华南第23军第51师团长中野英光在《绝对真相》中未列名但《大辞典》称其是重要战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