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是对不明情况的担心。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人认识事物只能逐步展开，不明情况是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因而，“忧患”意识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不同的是，不同的人，“忧患”的内容不同，结果也各异。
就中国而言，孔子总结的“忧患”意识最具代表性。其中尤以“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最为后人崇拜。不过现在看来，孔子的“忧患”理论只有很少的真理成分。除了这是为“有国有家者”着想的之外，虽然“患不均”，、“患不安”有道理，财富分配“不均”，多的太多，少的太少，对太少的当然不合理；社会“不安”，无法安居乐业，当然对谁都不好。但是“不患寡”，“不患贫”就很成问题。人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总是多多益善，缺少生活必需品，以至于到“寡”“贫”的地步，绝非幸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当代结论，包含着中国人几千年来“土里刨食”，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苦难与辛酸。因而，不仅不能“不患寡”，“不患贫”，而且首先要“患寡”，“患贫”，把创造财富，克服“寡”“贫”作为首要任务。只有“寡”“贫”克服了，“不均”之患，“不安”之患，才有克服的基础和可能。
这是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而言，“寡”和“贫”才有切肤之痛，对统治集团来说，则没有“寡”和“贫”的问题。“不均”的问题，只有“不安”的问题。孔子是为“有国有家者”着想的，落脚点自然在“患不安”上。所以在他看来，“寡”不是问题，“贫”也不是问题，“不均”成为问题，不在“不均”自身，而在于“不均”是“不安”的原因。也就是说，“患不均”是手段，“患不安”才是目的。为了解决“不安”，需要解决“不均”。
孔子倒是在对症下药，然而治标不治本，根本治不了家天下遗传基因造成的痼疾。家天下的君主制度，由君主主宰瓜分社会财富，对财富的争夺，集中体现在对瓜分财富主导权的争夺。所以，家天下的君主制度不追求社会发展，国家进步，财源扩大，只围绕权力做文章。抢到瓜分权的君主利在秩序安定，想抢瓜分权的利在乱中夺权。所以不管“有国有家者”如何处心积虑，绞尽脑汁保平安，人性决定了这种安定必然要被打破，“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滕，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慌宗羲《原君》）
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秦始皇帝“患不安”，焚书坑儒，灭秦的刘项根本就不是读书人；秦始皇帝“患不安”，听说“灭秦者，胡也”，便派蒙恬北征，击退胡人七百里，修筑万里长城，以绝后患，结果却是他想传之万世的秦亡在他小儿子胡亥手上。
刘邦当上皇帝后“患不安”，不仅除掉功勋卓著的实力派人物韩信、英布、彭越，而且规定“非刘氏者不得王”，结果到他孙子刘启当汉景帝的时候，反叛中央，攻打长安的“七国之乱”，却正是封王授地的刘氏子孙们搞的。
司马家建立的西晋王朝“患不安”，鉴于曹魏骨肉相残，王室孤立，江山易手的教训，兄弟子侄，大量封王，结果却是祸起萧墙，“八王之乱”，司马子孙葬送了西晋。
开创了开元、天宝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患不安”，专心防范自家兄弟、自己儿子，结果断送他盛世伟业、一代英名的却是他最放心倚赖的番将安禄山。
一条军棍打下四百座军州的赵匡胤“患不安”，由于体会到军权失手的危险，看到藩镇割据的可怕，坐稳天下后，不仅“杯酒释兵权”，又实行兵将脱离的禁兵制度，而且还把全国财赋集中到首都汴梁，不给地方留余财。结果，仅有半壁河山的赵宋王朝，虽安定繁荣，却北亡于女贞，南亡于蒙古，地方固然没有造反的实力，也没有保卫中央的势力，眼睁睁看着皇帝陛下成为俘虏。
要饭花子出身的朱元璋，坐上龙椅后“患不安”，不仅像刘邦那样杀戮武将，而且诛杀文臣，结果他最担心“燕子过江”，推翻他孙子建文帝朱允炆的事变后来还是发生了，不过这个燕子不是别人，是他的儿子燕王朱棣。
满清皇室“患不安”，规定“后宫不得干政”，偏偏就是西宫太后四十七个年头的垂簾听政，断送了大清王朝起死回生的最后机会。
最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患不安”。他深得“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古训的精髓，搞得城里人人人按定量吃饭，农村人人人按顿顿安排，“均”倒是空前的“均”了，不过货真价实是“均”在“寡”上，“均”在“贫”上，以至于农村成片地饿死人，以至于国人被看做一群蓝蚂蚁啃，而国家却出奇的安定，是毛泽东魂牵梦绕的“患不按”打乱了天下太平：打倒对手蒋介石还不算完，还要达到昔日的同盟军；打倒昔日的同盟军还不算完，还要打倒比较亲密的战友；打倒比较亲密的战友还不算完，还要打倒最亲密、最最亲密的战友和学生。这样“患不安”的结果，不仅万寿无疆是一枕黄粱，而且尸骨未寒，一切俱变。跟周恩来至今仍被广泛怀念的盛况相比，毛泽东就凄凉多了，他的画像虽然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印在人民币票面上，那只是为了“吃”他，既不是出于尊敬，更不是出于信仰，看看南街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二百五”们，就一目了然了。
和中国“患不安”可以对照看的是西方的另类“忧患”。
苏格拉底“忧患”自己教导青年人认识他们自己智慧的局限性、批评雅典民主制的不足被歪曲，尽管有一个月的充裕时间可以逃到国外，他还是宁肯等候着喝下毒芹汁，以生命捍卫自己的清白，捍卫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伟大真理，超越了财富，超越了权力，为人认识发展、文明进步开辟了道路。
耶酥“忧患”自己的理想人要爱上帝、人要爱人被歪曲，明知犹太人要加害自己，也不躲避，宁肯背起十字架上髑髅山，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了，有限的人最远的目标是认识世界的本质，最近的目标是成为人的伟大真理，超越了财富，超越了权力，为人的精神生活搭建起活动舞台，为人的生活舞台撑起精神支柱。
英国人“忧患”权利不公，国王和贵族签订了《自由大宪章》，相对而言妥善解决了国王、贵族、平民之间的权利分配，为解决“寡”和“贫”的问题，“不均”和“不安“的问题，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保障英国得以比较平稳地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平稳过渡的道路并不平坦，”“忧患”君主复辟专制统治的危险和暴力革命导致专制的可能，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统治者经过人民同意进行统治，道路保障有了制度保证，“寡”和“贫”的问题在生产发展中可以解决了，“不君”和“不安”的问题可以在社会进步中解决了。英国因此得以成为第一个成功完成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再成功完成由近代入现代的国家，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们，在走出茫茫大海、踏上陌生道路前，“忧患”的不是“寡”和“贫”，也不是“不均”和“不安”，而是自治，“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并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法律、法规、条令、宪章与公职，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这份“经由民众同意而行使统治”的契约，为财富创造，财富分配，社会发展，生活幸福，一句话，为文明进步，奠定了基础，成为如而今如日中天，世界独大的美国立国的第一块基石。
华盛顿“忧患”的是美国如何立国，独立战争甫胜利，即决定立即交出兵权，回乡务农。“现在完成了委派给我的工作，我要退出这个大舞台了。长期以来，我一直是按照这个庄严的机构的命令行事的。在向这个庄严的机构亲切告别的时候，我在这里交出我的任职令，并且结束公职生活中的一切工作”。位高权重、功勋卓著的总司令就这样解甲归田，“成为波托马克河岸的一个普通公民”，“余生的光阴用于为善良的人们做事和致力于品德修养”。繁荣而强大的美国从华盛顿开始变为现实。
两类“忧患”值得当代中国人深思。我们的“忧患”至今仍陷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之中不能自拔：以阶级斗争为纲，解决了“均”和“安”的问题，可解决不了“寡”和“贫”的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了“寡”和“贫”的问题，却解决不了“均”和“安”的问题。我们的认识能力确实是有限的，“人们啊！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