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2006年3月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中，新收入一封李大钊《致张溥泉、汪精卫并附剑云函》。其中《致张溥泉、汪精卫》的信中说：

溥泉、精卫先生：

    京、津代表经已选出。京为张国焘、谭克敏、许宝驹。津为韩麟符、于方舟，余一人不记其名。拟于四日离京，五日由津起程赴沪。特闻。

                                               弟  李大钊

                                                       二日

　　这封信的发现和收录，对了解李大钊与国民党“一大”召开的密切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该信中还有一些疑点值得注意。本文即根据有关资料对其作一些辨析，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指教。

    首先，关于该信的写作日期与其内容的矛盾

　　关于这封信的写作时间，信中两次写有“二日”，信封“左上角北京邮局打印的邮戳发信日期为：‘2、1、24’，即1924年1月2日”。① 由此可见，该信写于1924年1月2日无疑。《李大钊全集》注释本，在题解中只说“二日”这个日期是“邮戳发信日期”，而没有说它是李大钊的信中原本就有的。这可能会使人们对原本比较确凿的写信日期产生疑惑。

　　但是，仔细分析起来，“1月2日”这个日期，与这封信的内容似乎有些矛盾。

　　该信中说：“京、津代表经已选出”，即是说北京、天津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在1月2日，更可能在2日之前就已经选出。实际上，据1月6日《京报》和天津《大公报》等报刊的报道，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北京代表是在1月4日才选出来的。对这里的相互矛盾，似乎只能解释为：李大钊在1月2日所说的“京、津代表经已选出”，指的是北京代表的候选人已经确定。

　　其次，李大钊在信中说：北京代表“拟于四日离京，五日由津起程赴沪。”从《京报》和天津《大公报》在1月6日的报道来看，北京代表是在“昨晨”即5日晨离京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李大钊等人在5日早晨离京，最晚到6日就能到达上海。而从北京向上海寄信，即使是“快件”，也要二三天。这样，李大钊在1月2日的信中，在已经确定“拟于四日离京，五日由津起程赴沪”的情况下，还要向在上海的张溥泉、汪精卫等人报告“京、津代表经已选出”，似乎意义不大。更何况在1月2日，北京的代表实际上并未选出，李大钊向张继、汪精卫等人报告的，不过是北京代表的候选人。

（二）

　　李大钊在信中说北京选举的代表是“张国焘、谭克敏、许宝驹”；而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北京特别区的选举代表是“许宝驹  谭克敏  石瑛”。① 两者比较起来，关键在于：张国焘和石瑛，哪一个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实际上，这两个人又都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张国焘提前离会）。那么，北京特别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到底有哪些人呢？

　　首先，作为重要史料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① 并非完全可靠。

　　1、有许多人，尽管被选入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参加国民党一大，或没有被列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这些人共有24名，占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委员共51人的将近半数。他们是：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李烈钧、居正、林森、邹鲁、谭延闿、覃振、石青阳、熊克武、杨希闵、邓家彦、瞿秋白、张国焘、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锺秀、杨庶堪。

　　2、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和国民党一大的核心人物，既没有列入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单中，也没有列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名单中。

　　3、作为国民党一大秘书长的刘芷芬，也没有被列入代表名单中。

　　4、据《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所载，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共220人次。其中编号为25的李希莲、编号为134的李宗莲，均未列入代表名单中。①

　　其次，认定张国焘是北京代表的，除了李大钊的这封信，还有张国焘自己的回忆。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详细回忆了他被选为北京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和李大钊一起先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再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开幕式，最后因为要回北京筹备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而于23日离开广州，经上海回到北京的经过。② 这些回忆比较翔实、合理，因而被许多论著所采纳。就连主要给张国焘《我的回忆》挑毛病的一些专著，也承认张国焘确实参加了国民党一大③。而且，张国焘尽管提前离会，但在最后仍然被孙中山提名并被全会通过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这样，张国焘作为国民党一大代表之一，应该是确实的。

　　再次，说张国焘是北京选举的国民党一大代表，也有一些疑点。

　　其一，他既然被选为北京代表，李大钊又提前报告了张继、汪精卫等人，张国焘的名字为什么没有列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

　　其二，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发挥作用较大，既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还被孙中山提名为组织宣言、组织章程、组织宣传三个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他又非常希望张国焘与他一起参加国民党一大。这样，他对张国焘应该是非常关注的，对张国焘没有被列入国民党一大代表的名单中也应该不会置之不理。

　　其三，既然张国焘早就因为要筹备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而不愿意去广州开会，最后也确实只参加了三天的会议就提早离开了，为什么还被选为北京的代表?

　　其四，张国焘在回忆中，只提及他自己被北京国民党组织选为代表，未提及其他被选举的人，这也有些不正常。而在1924年1月6日《京报》和天津《大公报》的有关报道中，都讲到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选定谭仲逵、李大钊、许宝驹、谭克敏等6人为代表”，而未提及张国焘、石瑛等人的名字。这与张国焘回忆的他“以最大多数票当选为代表之一”，① 也不太一致。

　　李大钊在1924年1月2日的信中已经向汪精卫、张继等人报告北京的选举代表为“张国焘、谭克敏、许宝驹”，而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的北京选举代表却是谭克敏、许宝驹、石瑛。在这里，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李大钊希望张国焘成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北京代表之一，也确实把他列为北京代表的候选人之一。但在选举时张国焘却没有被选上。李大钊就发挥他的影响力，使张国焘成为国民党一大的特邀代表或曰“代他种名义参加”的代表之一。这样，张国焘虽然参加了国民党一大，但因为不能算北京的代表，故而没有被列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

　　其五，尽管《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有上述缺陷，但它关于北京代表的记载却比较完备，明确列出了指派代表和选举代表各三人。在1924年1月6日《京报》和天津《大公报》的报道中，都说北京代表是“六人”。有关论著在提及北京代表时，也都说北京代表是6人。这样，未被列入北京代表6人名单的张国焘，就更不能被轻易认定为北京代表。

　　其六，按照李大钊在信中所说，北京出席国民党一大的选举代表有张国焘，而无石瑛。但是恰恰是石瑛，不仅名列北京选举代表的名单中，而且在会议期间多有活动。1月22日上午，石瑛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一大组织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29日下午，石瑛向大会提出《本代表大会对于海外各同志为国为党奋斗应有一种诚恳表示案》，被大会接受，并议决“交秘书处起草”；30日上午，石瑛被孙中山提名并被大会通过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列24人的第11位（李大钊则列第18位）。这样，说北京代表中有张国焘而无石瑛，是难以成立的。

　　其七，有的论著可能觉得说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北京选举代表有张国焘而无石瑛，的确难以自圆其说，就转而说北京代表中有张国焘而无延瑞祺。① 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中，这样写到：“1924年1月4日，李大钊主持了在京国民党党员大会，推选出许宝驹、张国焘、谭克敏3人，加上孙中山指派的李大钊、谭熙鸿、石瑛共6人为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北京代表。”②

　　这个延瑞祺，在国民党一大期间的活动的确较少，在目前看到的有关史料中也很少见到关于他的记载。但是，延瑞祺不但是代表北京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还是孙中山指派的代表。他和李大钊、谭熙鸿一样，并没有参加北京选举代表的竞选。因而说北京代表中有张国焘而无延瑞祺，而且把石瑛列入北京的指派代表之中，也缺乏确凿的证据。当然，如果能确证延瑞祺虽然被指派为北京代表之一，却没有参加国民党一大。那么张国焘倒是有可能顶替延瑞祺的指派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一大。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这样的确证。

（三）

　　2006年1月下旬，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在台湾首度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李大钊、陈独秀等亲笔书函八封。这八封书函中，有一封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写给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信中说：

　　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此间青年倾向吾党的意趣甚浓厚，党员增加率极速，现已超过百人，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  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沪之旅费暂由他项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拟赴会，已函令举代表三人，并闻。

　　　　　　　　　　　　　　　　　　弟李大钊

这封信，比较具体地反映了李大钊积极参与国民党一大召开的准备工作的有关情况，也为今天的人们理解李大钊写于1924年1月2日的信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从时间和地点来看，此信当写于天津，所谈也主要是天津国民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及其推举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之事。此信写作的时间，当在1923年12月23日至30日李大钊在天津学术演讲会上演讲并参加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8周年校庆活动期间。稍微具体一点说，此信大约写于1923年12月底。从信中所说“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这句话来看，李大钊的这封信写于直隶省国民党党部推举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的会议之前。把李大钊的这封信与前述写于1924年1月2日的信联系起来，人们对当时的情况就会得到更加清晰的认识。

　　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23年12月下旬，“为尽快建立中共天津地方组织，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8周年校庆之时，特意赶到天津，亲自指导党组织的筹建工作。这期间，李大钊还在法政专门学校秘密主持召开了推选直隶省国民党一大代表的会议。”①这段记载，虽然未注明所据为何？大体上可以作为李大钊的上述信件写于天津的旁证。

　　早在1989年，刘民山所著《李大钊与天津》一书就指出：“在中国国民党‘一大’开幕前夕，他却来天津停留了一星期。一方面说明李大钊对母校的关切；一方面可以设想，他来津还有另外的任务。比如：与去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天津共产党员于方舟、韩麟符、江浩等交换一些情况，商量一些问题，或者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刘民山在这里讲得比较含糊，并表示“还要作进一步的探讨。”②从李大钊的上述两封信中，今天的人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他对直隶省选举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的工作了解得相当细致，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次，信中说“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  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表明李大钊向汪精卫、廖仲恺、张继等人建议，将于树德和张继（溥泉）、王法勤（励斋）

　　确定为直隶省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三位指派代表，而将他自己列为“代他种名义”出席的代表。这固然表明了李大钊不计名分的高风亮节，但他本来是北京的指派代表之一，他建议于树德被列为直隶的指派代表之一，并未提出某个人可以调剂到北京的代表名额之内（也不太可能这样做）。因而，李大钊的这种“谦让”令人有些莫名其妙。

　　再次，从李大钊提出建议以后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的建议被部分采纳了。据1924年1月7日的《广州民国日报》第3版报道：“此次国民党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原定每省由总理指派三人，及由各该省选举三人。除粤省及北京上海两特别区，经已指派外，昨六号复由孙总理将各省应指派代表，一律派定。计开是日被指派者为直隶省为张继王法勤于树德，……”（原文中标点皆为“、”，引者按现行通例改），由此可见，于树德的确成为了直隶的三名指派代表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张继开始仍然是直隶的三名指派代表之一。但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直隶的指派代表却有李永声，而没有了张继。看来在1924年1月6日之后，根据某些情况的变化，李永声又取代张继成为了直隶的指派代表。这样，张继虽然照旧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在会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并被孙中山提名、经大会通过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5名正式委员之一。但是，他的名字并没有被列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成为不代表任何地方的代表，或许就是李大钊在信中所说的“代他种名义”出席的代表。

　　根据这一点来看张国焘的代表身份，他自然是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之一，但既未被列入北京的代表，也根本未被列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看来，他和张继等23人的代表资格一样，也是“代他种名义”出席的代表。或者，称他们为国民党一大的“特别代表”或“特邀代表”更妥当一些。

　　最后，李大钊的信中说“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这里说的“仲远”，尚无从确认，只能作一些大体的推测。李大钊这次到天津，共做两次讲演。一是12月23日在天津学术演讲会上演讲，一是在直隶法政专门学校的18周年庆典上做《十八年来之回顾》的讲演。“仲远”既然与李大钊一同到天津讲演，大致上也是在这两个场合或其中之一讲演。因而从这两次讲演活动的其他参加者中，或许可以找到“仲远”的线索。而且，李大钊在给汪精卫、廖仲恺、张继等人的信中提到“仲远兄”，大约这位“仲远”也是和上述三人，特别是和张继比较熟悉的人。“仲远”既然和李大钊一起“来津讲演”，很可能就是从北京一起去的。

　　在网络上搜索“仲远”二字，发现在上海工运志的“人物传”中，提到“邓中夏，谱名隆渤，字仲澥，又名康、仲远、安石”。并介绍他是“湖南宜章人。幼年读过私塾，后进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民国6年（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多次听过李大钊的讲课和读过他的许多文章。民国8年，任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总务干事，并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部干事，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同年7月，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翌年3月，发起并参加国内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9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他与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他是第一批团员。民国10年初，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铁路工人中建立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人运动，并于同年5月1日，正式成立工会。民国10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邓中夏任北方分部主任。翌年5月，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8月，根据中共二大的决定，全国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他参与起草了要求承认有言论、集会、结社和罢工等自由权利的劳动法大纲。曾先后领导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民国12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北京迁到上海，邓中夏随来。同年4月，参加创办上海大学，兼任总务长。8月，邓中夏出席了在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组织部长。10月，参与创办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①

　　在这段介绍中，明确提到邓中夏曾用名“仲远”，并且介绍了他和李大钊的密切关系。根据这些介绍，说邓中夏与李大钊一起到天津讲演，也是有可能的。

　　进一步检索邓中夏的资料，还发现许多论著都提到邓中夏“又名‘重远’”：

　　1、“邓中夏(1894 —1933)，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原名邓隆渤，又名邓重远，字仲，湖南宜章人。”②

　　2、“邓中夏（1894-1933），原名邓康，字仲澥，又名重远。”③

　　3、“邓中夏，原名康，号仲懈，笔名心美、仲夏等，在长辛店从事工运时，为便于工人们记会他的名字，才将仲懈改为谐音‘中夏’，此外，他还曾用过笔名‘重远’、‘李成’、‘大壑’等。”①

　　从上引几条资料的介绍来看，邓中夏所用名字中，既有与“仲远”谐音的“重远”，又有“仲懈”、“仲夏”、“仲”等。据此认定“仲远”为邓中夏的名字之一，也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许多论著都提到：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北京迁到上海，邓中夏随来。同年4月，参加创办上海大学，兼任总务长。”② 这样，在1923年底时，邓中夏似乎在上海，而不在北京，也不太可能

　　与李大钊一起去天津“讲演”。因此，如果不能证明邓中夏在1923年底到过北京和天津的话，李大钊在信中所说的“仲远”是否就是邓中夏，也还不能确证。

　　实际上，1923年间，邓中夏尽管主要在上海大学任职，但因为他在北方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深厚的工作基础，由于某些方面的需要，他在北京仍然肩负了一些工作。这样，他还是有可能与李大钊一起到天津去做“讲演”的。

　　早在1980年代之初，魏巍、钱小惠所著《邓中夏传》中就提到，1923年“十二月间，他被派往北方检查团组织的改选工作。”“一个寒冷、阴沉的冬日，他终于又回到了离别十个月的北京。”“他又见到许多熟识的同志们。他打听了别后的情况，知道同志们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下，仍然继续在坚持斗争。他帮助同志们整顿了团组织。”“第三天，他匆匆登上了去保定的火车。”③

　　冯资荣在《邓中夏与第一个蒙古族党支部》中回忆说：中共北方区委派邓中夏到蒙藏学校去开展党的工作。“1923年10月，邓中夏身着朴素的学生装，来到蒙藏学校蒙族青年中间。”“是年冬，邓中夏请示李大钊后，先后发展乌兰夫、多松年、奎壁、吉雅泰、李裕智、佛鼎等10余人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之后，邓中夏在蒙藏学校又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引导他们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并陆续发展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创建了第一个蒙古族党支部。”④

　　乌兰夫也回忆道：“1923年冬，李大钊、邓中夏、刘伯庄、赵世炎、李渤海等同志，先后到蒙藏学校来，通过个别谈心、介绍进步书刊、吸收我们听讲座等方法，向我们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启发我们的觉悟。”①

　　贾吉在《我党在蒙古族中建立的第一个支部》中写道：“1923年10月，邓中夏、赵世炎、恽代英等经常到蒙藏学校从事秘密活动，宣传马列主义。特别是邓中夏经常循循善诱地向学生们传播灌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共产党“二大”制定的关于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这批蒙古族进步青年迅速地接受着革命真理。逐渐成熟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邓中夏根据李大钊的意见，先后发展了乌兰夫、奎壁、赵诚、高布泽博、康根成、佛鼎和多松年、吉雅泰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次年，邓中夏以这批青年团员为核心，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陆续发展这批青年团员中的骨干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以蒙古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②

　　署名“大松”的《内蒙古党建史话》也生动地描述道：“1923年的一个冬夜，北平市风雪交加，寒气逼人。座落在西单石虎胡同的一座深宅大院，当时的北平蒙藏学校初中四班大宿舍内，却炉火正旺，温暖如春。30多名同学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他们争取恢复官费、驱赶反动校长王维翰、金永昌的斗争胜利，不时发出朗朗笑声。随着敲门声，一位浓眉大眼、留着小平头、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身穿一件灰色粗布棉袍的先生，在邓中夏陪同下走了进来，‘这位就是李大钊同志’，邓中夏介绍说。”“当时李大钊领导下的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对来自内蒙古的这批蒙古族青年予以极大的关注。他多次亲自到蒙藏学校和他们交流思想，促膝谈心；他先后派邓中夏、赵世炎、韩麟符等北方地区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专做蒙藏学校进步青年学生的工作。”③

　　李权兴等人所编《李大钊研究辞典》一书，在介绍“吉雅泰”、“奎璧”、“多松年”等内蒙古人士时，都提到：从1923年冬天开始。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邓中夏、赵世炎等人，先后到该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④

　　以上所引几条资料，虽然都未提及邓中夏于1923年底与李大钊一起去天津讲演，却多次讲到邓中夏在北京的活动。这至少可以证明，1923年下半年的邓中夏，并非只在上海和南方从事革命活动。这样，他与李大钊一起到天津进行革命活动，乃至作讲演，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从邓中夏本人的情况来看，他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又是一位重要理论家和学者。他也完全有能力与李大钊一起到天津去做“演讲”。

　　1996年8月间，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查阅1923年12月31日的天津《大公报》时，在第2张第2页上发现一条报道，题为《法政学校开纪念会》：“法政专门学校，于日昨（三十日）上午九时，开成立纪念会。到会者除本校学生外，有各界来宾。由校长李秀夫主席。上午有高玉韩李寿昌二君演说，下午有演各种新剧旧剧。颇称盛况云云”。

　　这个与李大钊一起在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演说的“高玉韩”，是否就是李大钊所说的“仲远”呢？

　　根据笔者提供的天津《大公报》的上述报道，唐山市政协的李权兴，在发表于网络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高玉韩，可能是高语罕或高一涵。而在1923年底1924年初时，高语罕正在德国留学，不在国内，因而“高玉韩”很可能就是“高一涵”。①

　　这是一个令人思路大开的猜测。查阅有关资料，当时的高一涵，正担任北京大学丛书编译委员、教授，并兼任中国大学、北京法政学校的教授，也是国内著名的进步学者。因而他和李大钊一起到天津的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演讲，还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高一涵使用过“玉韩”、“仲远”等名号。因而，对“高玉韩”是否就是高一涵，乃至是否就是 “仲远”，还需要进一步查证。

　　笔者认为，在直隶法政专门学校18周年纪念会上与李大钊一起讲演的“高玉韩”，更可能是高一涵。而与李大钊一起到天津讲演的“仲远”，则更可能是邓中夏。或许，邓中夏是与李大钊一起在12月23日的天津学术演讲会上作演讲，并对直隶省国民党组织推举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进行指导的。

　　张绍祖在《李大钊与天津党团组织的创建》一文中指出：“1923年12月下旬，为加速建立天津地方党组织的进程，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8周年校庆之时，特意来天津，亲自指导党组织的筹建工作，对天津党组织的建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①《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说法，并进一步指出：“这期间，李大钊还在法政专门学校秘密主持召开了推选直隶省国民党一大代表的会议。”② 就指导天津党组织的筹建，或者更准确地说指导天津特别市推举参加国民党一大代表的工作来说，邓中夏与李大钊一同去天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顺便说一下，因为李大钊1923年12月23日和30日在天津做过两次讲演，有些论著就说李大钊此次到天津“共停留一星期”。这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李大钊此次到天津，除了做两次讲演外，“还有另外的任务。比如：与去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天津共产党员于方舟、韩麟符、江浩等交换一些情况，商量一些问题，或者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对天津共产党组织和国民党组织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指导。但是，笔者窃以为，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说李大钊在天津“停留一星期”乃至更长的近十天，也值得置疑。以李大钊在当时的繁忙程度，他似乎不太可能在天津停留近十天。或许在1923年12月23日和30日前后，李大钊两次来天津。

　　以上所述，大多推论与猜测，尚无确凿的结论，自然不足为据。但在确凿的证据发现之前，推论与猜测或许也是寻找确凿证据和最后结论的必要途径。希望此文能得到方家的关注和指教，以期能对有关问题展开争鸣和商讨，尽早得出清晰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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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注释本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3页。
①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0—63页。
①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5、657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90—291页。
③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91页。
①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
②《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①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②刘民山著：《李大钊与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5、139—140页。
①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站，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771/node56386/node56418/node56420/userobject1ai43017.html
②闫永增、刘云伟：邓中夏与开滦工人运动，工会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1期，第72页。
③雨花台烈士陵园·一代风流：邓中夏 http://yuhuatai.longhoo.net/yht_zjjng/zjjng0202.htm.
①酷职网·著名共产党人改名趣谈，http://www.koojob.com/mynews/6293-1.htm.
②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站，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471/node56386/node56418/node56420/userobject1ai43017.html.
③魏巍、钱小惠：《邓中夏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
④《中国民族》1985年第7期，第16页。
①乌兰夫革命史料编研室编：《乌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②《中国民族》1991年第7期，第23页。
③《党建与人才》，1998年第8期，第42页。
④李权兴等编：《李大钊研究辞典》，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592、595、589页。
①学说连线·史学纵横·李大钊研究的进展情况，http://www.xslx.com/htm/shgc/sxzh/2007-04-28-21664.htm
①《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第39页。
②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③刘民山著：《李大钊与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5、139—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