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这个词汇出现较早。但在中国学术界将中国文明起源作为一个学术专题进行探索，大致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而对这个课题首次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夏鼐。1983年春，夏鼐在日本演讲《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课题所涉及到的“文明”一词的概念与含义，并从考古学上追溯了中国最早的文明，还指明了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范围和大致的地域范围。
夏鼐在那次演讲中依据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学说，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文明”一词的概念和含义。他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
如果按照夏鼐确定的“文明”一词的概念和含义，那么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最早探索，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的古代社会。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序中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走向。”“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方法便是以他为响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红种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研究的主要是殷商社会制度，但他研究的目的是要写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这表明他实际上已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所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应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先导。
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28年至1976年的准备期（资料积累期），1977年至1985年的初步探索期，1986年至2000年的全面开展期。2001年以后，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开展为标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1928年至1976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1928年至1976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大体上处于资料积累的初始阶段。1928年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作为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其中又可以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为探索夏文化而开展的豫西考古调查为标志，将这时期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这时期的前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为探索商代文明，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0年15次的发掘。发现了商代后期王都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群、甲骨档案库、王陵和千余座为祭祀王陵而牺牲的小墓或祭祀坑，出土了一批反映商文明特点的甲骨文、青铜礼器、兵器、车饰等。使学术界开始认识到商殷时期已经出现了国家。如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分别于1936年、1941年、1944年提出商殷时期已形成国家，郭沫若则在1942年认为殷周是奴隶社会。后来，曾多次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李济，依据安阳殷墟15次发掘的收获，首次探讨了中国文明的开始和特征，于1957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了《中国文明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李济在该书中指出：安阳殷墟表明的商文化，具备着熟练的铸铜技术，独立发展的文字系统，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率的军事组织。这文化表现出物质生活的富庶，高度成熟的装饰艺术，明确的社会组织和对祖先极高崇拜的神权政治。他认为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于文化接触的结果，殷墟商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开始阶段。他在1935年还曾推测，在殷墟商文化以前仰韶文化以后的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其相当于中国传统史学中夏及商代前期。后来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印证了这一推测。
另一方面是追寻殷墟商文化的源头，在山东、河南等地探索龙山期文化遗存。至1939年，梁思永研究龙山期文化遗存，在提交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总结了龙山文化的特征，并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他认为龙山文化与殷文化在十个方面有着共同点，后岗二层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驱。该文实际上点明了龙山文化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在这时期的后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主要是围绕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以及探索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
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至1973年全面揭露出一座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基址，以及一批铜器、玉器和大型石磬等，并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四期，宫殿基址、铜器、玉器属第三、四期。这些发掘资料公布后，围绕夏文化探索或早商文化研究，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展开了初步探索。如佟柱臣的《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一文认为，仰韶文化时期还未形成国家，只有到了龙山文化及其以后，才出现了夏代奴隶制国家，处于文献记载的夏族活动区域之内的二里头一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年代上相当于夏，应是探索夏文化的对象；夏代晚期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属于红铜时代。他还依据文献论证了夏代已按地域来划分国民、设立有公共机构，进而说明夏已是奴隶制国家，并依据二里头遗址第三期资料论述了早商的手工业、商业及阶级对立情况。李民、文兵的《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一文，则主要依据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资料讨论了商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认为二里头宫殿遗址是奴隶制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
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探讨，主要是伴随着对各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而展开的。对各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的研究主要有石兴邦的《我国奴隶制国家形成前夕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认为黄河流域各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在冶铜术、精磨和镂刻技术及制陶等工艺技术方面较仰韶文化时期有了显著提高，农业、畜牧业等生产的发展使社会分工更加明确，父权制的确立使集体劳动变成了家庭劳动，由此产生了贫富分化，私有制也因之萌生。并推测“也许龙山文化末期就是夏文化的开始，或者夏文化本身就是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阶段。”这时期从考古学上探索父权制的内涵，对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大汶口文化所有制的探讨，是在《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一书出版后展开的。在1975、1976年间发表了5篇论文，如宋兆麟的《我国私有制出现的重要例证-对大汶口遗址随葬制度的剖析》，魏勤的《从大汶口文化墓葬看私有制的起源》，单达、史兵的《从大汶口文化遗存看我国古代所有制的孕育和萌芽》，于中航的《大汶口文化和原始社会的解体》，鲁波的《从大汶口文化看我国所有制的起源》等。他们大都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私有制产生了，正经历着原始社会的解体；也有人认为当时处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阶段，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所有制只是有了孕育以致萌芽。
对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及有关问题的讨论，是引发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蓬勃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初始阶段中，在中原、海岱、长江中游、环太湖、辽西等全国各区域相继发现确立了一批新石器文化和商周时期文化遗存，初步建立起各地区秦以前的考古学文化编年，还对仰韶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通过对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大规模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年代和文化关系，建立起中原地区距今7000年以来至殷墟商文化的文化编年，为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而对仰韶文化社会制度的探讨，则为以后对中国国家形成之前的社会制度的研究积累了经验。
二、1977年至1985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如果说1977年以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主要是考古学上的资料积累，即通过安阳殷墟的发掘，揭示灿烂的殷墟商文明；通过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初步的大面积发掘，追溯早商王室文化，提出了探索夏文化、夏代国家的课题；通过对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各地龙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以及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与确认，探索新石器时代晚期经济形态的变化与私有制的产生等问题，为日后探索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条件。那么1977年以后，则依据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明确地提出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课题。
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有两项。一项是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或称陶文）的研究，提出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另一项是由安金槐率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的夏文化探索过程中，在登封告成镇西发现“王城岗”城址。
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的研究，是1975年以来开展的对大汶口文化社会发展阶段及私有制产生等问题研究的继续。他在《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中认为，大汶口文化已经出现了阶级，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论据有5点，如大汶口墓葬中贫富分化现象、墓葬等级差别，男女合葬墓中随葬品偏重于男性一侧，有43座墓随葬猪头、最多的一座有14头，已经有了文字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论据是文字。他认为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刻划符号“”是文字“炅”，是我国现行文字的远祖，据此进一步推测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是从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初期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并认为我国奴隶制社会时间长达3000余年，分为三期：传说时代中的太昊、炎帝、黄帝、少昊是初期，帝颛顼、喾、尧、舜为中期，夏、商、周三代为晚期。
关于汉字的起源，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过探讨。郭沫若在1972年提出：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类似文字的刻符，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省吾于1973年认为半坡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他还考释大汶口文化陶尊刻符“”为“旦”字，并认为当时已经有了由更早的简单独体字演化成的复体字。
他们的这些研究，主要是探讨汉字的起源问题。而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刻划符号的考释与传统史学中传说时代的人物联系了起来，作为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论据之一，则将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赫然地提了出来。
唐兰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针对其观点展开了一场有关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学术讨论。在讨论中，唐兰坚持其观点，主张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文字，进入了初期奴隶制社会，中国的文明史应从黄帝开始，已有6000年左右。
这场学术讨论持续至1979年。通过这次讨论，加深了对约距今5500～4500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尤其是距今4800～4500年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文化特征、社会性质的认识，以及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刻划符号所体现的远古文明火花的认识。而这次学术讨论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则是在考古学界、史学界播下了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种子，催发了研究者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与地域的深思。
七十年代后期对夏文化的探索，是1959年豫西调查后大规模发掘二里头遗址的继续，分别在晋南和豫西展开。1977年春在豫西登封告成镇西发现“王城岗”城址后，于1977年11月在登封召开了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提出了禹都阳城即“王城岗”城址，以及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探索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的问题，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方面研究的深入与展开的讨论，为探索夏文化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同时也启发研究者先后在中原、海岱、长江中游等地区寻找距今4000年以前的城址。所以，登封“王城岗”这一中原地区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首次发现，实际上也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拉开了序幕。
1977年至1985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尚属初步探索阶段，其特点仍然是考古探索为主导，在局部领域展开，并依据日益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而最重要的是开始了从理论与具体个案的分析上进行了系统研究。这时期形成的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明显推动作用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项。
1．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研究的突破
晋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始于1926年李济进行的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夏县西阴村遗址的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又对晋南地区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至1976年，大致确立了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考古学编年。1977年后，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主要是在晋南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所获得的重大成果。
陶寺遗址的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发掘前保存下来的面积有300万平方米，是迄今在中国境内发现的面积范围最大的约距今4000年以前的遗址。在1978年至1985年第一个发掘阶段中，发现距今4550年至3950年的墓葬1300多座，其中6座大墓的随葬品，有鼍鼓、土鼓、特磬、列刀、彩绘陶器、彩绘龙纹陶盘、彩绘木器等大批礼乐器，反映着墓主的“王者”的风范。发现的建筑遗存中，有大型几何图案的白灰墙皮，反映着“王气”的建筑特点。还发现有红铜铜铃、毛笔硃书的字等具有新时代气息的“知识阶层”的遗物。研究还表明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主要分布在晋南临汾地区，文化面貌既有中原地区的特征，又有北方地区的特点，还有海岱地区与环太湖地区的因素。
陶寺遗址的这些发掘收获是空前的。这个发现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引起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其中，发掘者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认为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约略早于夏代，当时可能处在军事民主制阶段，但也可能已经冲决氏族制度的躯壳，进入了阶级社会，“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礼记·礼运》）的国家（或国家雏型）已经产生。他们还推测陶寺遗址、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也可能是与夏人居处邻近的另一个部落。李民则从古代文献的分析结合陶寺遗址的发掘收获，提出陶寺遗址可能是尧舜时代的遗存的看法。而苏秉琦于1985年11月7日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指出：陶寺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朱绘龙纹盘、成套朱黑漆木器、刀俎等，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后于11月14、15日又指出陶寺遗址就是一处古城，它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
这些论述表明，陶寺遗址的发掘，提出了国家起源、晋南夏人遗存、尧舜时期的史实、距今4000年以前的古国等问题，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2．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作用的初步认识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及其南部的杭嘉湖地区。最早是在1934年发现于浙江省吴兴钱山漾遗址，1936年对余杭良渚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至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把它作为龙山文化杭州湾区的代表性文化遗存。50年代末发掘了钱山漾遗址后命名为良渚文化，至1977年明确其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至距今约5300年。由于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重要的遗迹现象和珍贵的文物，一直认为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1973年在杭州湾南岸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约距今6500年以前的已经过初步发展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之后，才逐渐改变这一看法。而引起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认识，则主要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做工极为精致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地。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尤其是刻有兽面纹的玉琮，最早是于1973年发掘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时明确的，1977年春夏之际发掘吴县张陵山良渚文化墓葬时又印证了这一现象。于是，在1977年10月8日至17日于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明确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现私有制、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等看法。如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国认为，良渚文化中造型丰富多彩的玉器、特别是玉制礼器，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提出良渚文化正是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吴汝祚认为能享有这种玉琮的人，在社会上是有特殊地位的，这就反映了阶级社会正在产生或处于前夕。牟永抗、魏正瑾认为良渚文化的这些发达的农业部落，已经饲养家蚕，出现丝麻织品和相当进步的竹编工艺，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别是大型玉琮、玉璧的制作，说明了当时的江南地区更已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在良渚文化原始文明的发展高潮之中，我们似乎听见了私有制走近的脚步声。
这些发现和研究认识，引导着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墓地与墓葬的进一步探索。在1978年至1985年内，先后发掘了江苏省武进寺墩、昆山绰墩与少卿山、吴县张陵山东山、上海市青浦福泉山墓地，以及浙江省海宁千金角与徐步桥、平湖平丘墩、余杭吴家埠、嘉兴雀幕桥、德清辉山、海宁三官墩与郜家岭等浙北地区的一批小墓。其中，武进寺墩良渚文化“玉敛葬”墓的发现和对其认识的深化、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揭露，是这时期良渚文化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武进寺墩墓地在1978、1979、1982年分别进行了发掘，发现3座一排规模较大的墓葬。3号墓最大，墓主为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随葬陶、石、玉器100余件，其中以随葬玉制礼器琮、璧为特色。玉琮33件，置于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于人骨架上下或头前脚后。发掘者汪遵国等人结合《周礼》中对玉琮、玉璧用途的记述，认为这是史前的玉敛葬，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处氏族显贵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地；并通过分析玉琮上的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还提出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之一。汪遵国还进一步分析了已发现随葬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玉器制作特点，进一步认为良渚文化已有一批掌握熟练技术、专门从事琢玉工艺的玉工。琢玉与制陶同样，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当时的社会即将跃进文明时代的门槛。这些认识，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
青浦福泉山遗址在1982年发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随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镯、玉钺等一批玉石器。1983～1984年对福泉山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除了发现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遗存外，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明确了福泉山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当时人工堆筑起来的高台墓地，其规模长约84米、宽约74米、高约8米，苏秉琦誉此为“土筑金字塔”。这一认识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使研究者突然明白了：寻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应与墓葬所在的遗址形态进行综合考察，良渚文化时期的一些土台遗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贵族墓地。受此启发，后来研究者在苏南浙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高台墓地（有的为祭坛墓地）。
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的发掘及形成的有关认识，为良渚文化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促使研究者对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开始引起了重视。夏鼐在1983年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认为良渚文化是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苏秉琦于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认为：“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并进一步提出：“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决不再是‘虚无漂渺’的传说神话了。”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课题，就这样因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高台墓地与“玉敛葬”墓的发现及其认识的深化而提了出来。
3．史前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对史前城址的研究，是因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而开展起来的。至1985，除登封王城岗城址外，发现的史前城址，还有河南淮阳平粮台、山东寿光边线王等，都是土筑的城墙。在内蒙古中南部则发现了包头阿善、西园、莎木佳、黑麻板、土默特右旗威俊，以及凉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等10多座石墙聚落。其中，王城岗、平粮台、边线王3座城址的形态较为规范，又位于新石器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及其附近地区，受到研究者的更多重视。
登封王城岗城址有东西两个并列的城，面积各约1万平方米，始建年代为距今4300年前后。东城的平面可能是正方形，城墙大部分已被河流冲毁，残存的南墙西段长约30米，西墙南段长约65米，南墙与西墙垂直相交。西城可能是在东城被毁之后筑造的，也是方形；东城的西墙就是西城的东墙；南墙长82.4米；西墙长约92米。墙基槽口宽4.4米、深2米多；在南墙东部与东墙南端，有一约10米宽的缺口，可能是西城的南门遗迹。在墙基下发现有奠基坑。
淮阳平粮台城址发现于1979年，平面呈正方形，城内面积约34000平方米，年代早至距今4300年。城墙残高3米多，顶部宽8至10米，底部宽约13米，系采用小板筑堆筑。在南北城墙中部各发现一座城门。南城门设有东西门卫房，门道下有排水管道。城墙外侧有护城河。城内发现了10多处长方形成排建筑，有平地起建，也有高台建筑，普遍使用土坯。城内还发现了一块铜渣。
寿光边线王城址发现于1984年，至1986年的发掘，确认为内外两城相套的城址。小城先筑，为方形，面积约1万多平方米，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大城面积约57000多平方米，亦有四个城门。城墙为夯筑。在大城基槽内发现多处奠基遗存。
这几座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发现，使学术界对距今4000多年前的社会形态产生了新的认识。其中尤以王城岗城址的发现与研究的影响最大。主持王城岗城址发掘的安全槐在论证王城岗城址为夏都阳城的同时，还指出：“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城堡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王城岗城堡遗址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城址之一。它标志着豫西龙山文化类型的中晚期，社会已经进入奴隶制时代了。”这些建立在考古发现与研究基础上的认识的形成，标志着我国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探索阶段。
此外，1983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面积达290多平方米的“殿堂”式建筑，引发后来对仰韶文化晚期已产生中心聚落址的思考。
4．辽西红山文化的新发现及其研究的进展
辽西地区的史前考古始于20世纪20年代。1930年梁思永调查了赤峰红山遗址，1935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等在红山后发现了红山文化遗存。1955年尹达命名为红山文化。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刘观民、徐光冀等人开始对西辽河流域进行系统工作，逐步明确了该地区内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文化面貌及其关系问题。1979年在辽宁喀左东山嘴发现一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出土了小型孕妇等陶塑人像、双龙首璜形玉饰和绿松石饰，开始明了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的玉龙、1973年在辽宁省阜新胡头沟发掘的玉器墓葬都属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1981年，孙守道、郭大顺据此探讨了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问题，并重新认识红山文化。他们认为：“促成文明到来的因素很多，如农业和水利灌溉的发展、城堡和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以及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等。而龙的起源，既以原始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同与农事联系的天象有关，又是原始宗教信仰、原始意识形态、原始文化艺术发达的产物，可以说是诸文明因素的一个结晶”。“以红山文化龙形象的出现为标志，我们在五千多年前辽河流域的历史源头上，看到了这一地区文明时代的曙光。”
这一认识将红山文化的研究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联系了起来，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辟了新的渠道。在1982年全面揭露了东山嘴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址之后，他们又将西辽河地区原始文化的研究纳入了自1981年以来苏秉琦实践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研究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结构的系列探索之中，并于1983年9月在辽宁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000多年的积石冢群和祭祀建筑址，使辽西红山文化研究获得重大突破。
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是由石块加工砌筑而成，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建筑按中轴、两翼分布。在中轴线的北部是一座方形祭台（也许是一处积石冢），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在其南部是一座圆形祭台，直径约2.5米。
牛河梁位于东山嘴西北方向，相距约50公里，有10多处积石冢群和一座祭祀建筑址等组成。在祭祀建筑址中发现了多个女性塑像，最大的约有真人的3倍；一件与真人大小相若的头像，双唇涂朱，两颊涂红，眼窝里镶嵌着淡青色圆玉片。在该建筑址中还发现了彩绘图案装饰的墙皮，被称为“女神庙”。积石冢群分布在祭祀建筑址附近的山丘上，有的一处有数个积石冢。至1985年，对牛河梁第二地点积石冢群的发掘，在110余米长的积石内揭露出一排4座积石冢，有的为方形，有的为圆形。有的一个积石冢内有中心墓葬及数座乃至二十多座墓葬。墓葬中出土了玉猪龙、玉箍形器等一批制作精美的玉器。个别大型积石冢，直径达60米，高16米。1985年后又对多处地点的积石冢进行了发掘。
东山嘴与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祭祀建筑址与积石冢群的发现，为红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大批全新的资料，促使研究者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的研究，进行新的思考。1985年10月，在这些重大发现的基础上，苏秉琦提出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问题。当时他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课题的主要目的，虽然仍然是围绕他在80年代初形成的学术研究主线的内容，即揭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的起源和具体过程而进行的探索，但是在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课题时形成的相关理论，却为后来他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提出辽西红山文化的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1000年的观点，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5．夏文化探索中有关研究热点的形成
夏文化探索，自1959年开展豫西调查、发现二里头遗址以来，从1977年开始进入新的探索阶段，并因二里头遗址重要发现的积累、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以及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各种看法，使夏文化探索的研究热点逐渐形成。即夏文化概念的明确，王城岗城址是不是夏都，二里头文化是不是夏文化等几大议点。
[1] 夏文化概念的明确
什么是夏文化，早在1959年豫西调查过程中，徐旭生为实施他的探索，分析了文献并结合当时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提出了探索夏文化应注意夏文化存在的时间、地域与文化特征等问题，认识到“把夏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名词完全等同起来还是不适当的”。他认为“夏文化一词很可能指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并提出了豫西和晋南两个探索区域；他还提出了探辨夏文化特征的方法，即可以从夏氏族或部落活动的范围以内去研究夏文化有什么样的相同的或相类的特征，再到离它活动中心较远的地方看看这些地方的文化同前一种有什么样的差异。用文化间的同异来作比较，就渐渐地可以找出来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特点。徐旭生的这些认识，一直指导着夏文化的探索。但对“夏文化”的概念没有具体明确。
1977年11月，因登封王城岗城址的发现，召开了“登封告城（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会”，讨论王城岗城堡基址的性质、“夏文化”的定义、哪种文化应为夏文化等问题。夏鼐在会议总结中就夏文化的定义指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这是夏文化探索过程中首次明确阐述的“夏文化”的概念，从理论上明确了夏文化探索的内涵。
[2] 王城岗城址性质的讨论
在1977年11月召开的“登封告城（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会”上，肯定了王城岗城址，对王城岗城址的年代基本上明确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而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提出了多种看法。其中，一种意见认为王城岗城堡的出现是进入阶级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很可能是夏代初期的城址，有研究者进一步认为它是“禹都阳城”。另一种意见认为，原始社会的部落也可能有了城堡，王城岗城堡太小了，时间应早于夏代，可能属于原始社会晚期。
这两种观点截然不同的意见，伴随着1981年对王城岗城址发掘告一段落之后，又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其中安金槐力主王城岗是夏代初期的重要城址，可能就是“禹都阳城”。他在《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一文中列举了6条理由给予论证，并于1983年5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上又作《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一文进行全面阐述。李先登、京浦、贾峨等亦持相同的看法。持不同看法的研究者亦发表多篇论文。如杨宝成《登封王城岗与“禹都阳城”》一文，针对安金槐提出的论证王城岗为禹都阳城的五点理由进行了商讨。其他还有马世之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址试析--兼论登封王城岗非夏都阳城》、许顺湛的《登封王城岗小城堡质疑》、董琦的《王城岗城堡遗址分析》等。
王城岗城址性质的讨论，为后来对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探索与研究有重要的启迪。
[3] 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讨论
1973年在二里头遗址全面揭露了一号宫殿基址（属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并将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之后，1975年，佟柱臣及李民、文兵分别发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首次发掘二里头遗址后提出的二里头遗址的早期遗存可能是商汤建都以前的看法，提出了二里头文化的一部分（一期）属夏文化的问题。而全面讨论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或一部分为夏文化问题，也是在1977年11月召开的“登封告城（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会”上提出的。代表性意见有两种。一种意见以赵芝荃、殷玮璋等人为代表，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夏、三、四期为商，其主要论据是将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作为商汤所都的西亳。另一种意见以邹衡为代表，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属夏文化，其主要论据是将郑州商城作为商汤都城，即郑亳说。1980年与1981年，孙华、田昌五又相继提出了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分属夏、商文化的观点。
在短短的四年内（1978～1981年）发表的这方面的讨论文章达40多篇，掀起了夏文化研究的热潮。1983年5月，在郑州召开了以夏文化探索为中心议题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通过这次会议，夏文化的探索在更广的范围内展开。与此同时，在距二里头遗址五、六公里处发现了偃师商城，遂提出了偃师商城为汤都西亳的问题，使二里头文化属夏文化的讨论又得以深入进行。
在夏文化探索中，上述这些研究热点的形成，极大地推动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展开，而探索过程中的一些重大发现，则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
6. 龙山时代概念的提出
早在1939年梁思永就提出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史前期，并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杭三个区域。1950年以后，龙山文化时期的资料不断充实，对其认识也不断深化。1959年，安志敏将龙山文化分为沿海、中原（包括河南、陕西、山西）、江浙和甘青四个区域，并指明中原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经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山东龙山文化另有来源，江浙地区近似龙山文化的遗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是属于一个类型还是不同的类型，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目前暂时把它们都收入“龙山文化”，等认识清楚以后，将它们分开对待还是有必要的。1977年张光直提出龙山文化至少在三个地区--河南、山东和长江中下游--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社会分化水平，从而为过渡到一个进步文明时期做好了准备。河南龙山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居于领先地位，由它发展来的商文明是当时中国最强盛的国家。1979年安志敏将“龙山文化”的称谓限定于黄河流域，如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而齐家文化是龙山文化的变体。并指出，这时期在全国范围内，从文化面貌上有渐趋一致的倾向，反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遗存的交流影响及其融合统一的趋势。与此同时，高广仁等提出山东龙山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1981年，严文明发表《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一文，提出了“龙山时代”一名。
严文明分析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辽东半岛、河北北部等广大范围内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各种文化遗存的特征、年代、渊源等。认为：这些各个文化彼此连成一片，又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而且除齐家文化外，都曾被称为龙山文化，现在按照实际情况把它们区分为许多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必要的，但绝不能因此而对它们的共同特征和相互联系有任何的忽视，应有一个共同的名称。他提出称之为龙山时代。并由此进一步分析了龙山时代的文化成就，以探讨研究我国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由原始社会发展为阶级社会。他认为龙山时代诸文化正如都在夏朝以前，相当于古史传说中唐尧虞舜的时代，属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这时期的有许多重大发明和成就，如学会了制造铜器、制陶业中已经普遍使用陶轮、纺织业有极大的进步、学会打井、房屋建筑有很大发现、已有城防设施、普遍出现卜骨，还应该有成体系的文字资料等，使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面貌亦随着有很大改变。他还认为龙山时代属于铜石并用时代。
龙山时代一名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在探索距今四、五千年间的社会历史面貌方面，开始获得突破，为后来文明起源研究中对龙山时代进行重点探索，奠定了基础。
7．安志敏等人对早期铜器的研究和田昌五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认识
青铜艺术是商周文明的特征之一。所以，研究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重要意义。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发现的早期铜制品有20多件。1979年，唐兰根据陕西省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的个别发现，提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应在六千多年前，并认为在我国是先发明冶炼青铜，一直到很晚才冶炼红铜，即纯铜的。1981年，安志敏分析了至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各种早期铜器的资料，否定了唐兰的观点，并根据当时已在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中发现的小件青铜制品和红铜制品等，提出：“有关铜器的起源问题，应在龙山文化中探求，不过目前尚属缺环”；“二里头遗址一、二期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二里头遗址三、四期为代表的属于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它的开始可能要更早一些。”孙淑芸、韩汝玢则通过对有关铜器的成份分析及冶炼实验，提出了我国古代开始出现铜器的年代，应该早于齐家文化时期，而且是红铜、锡青铜、铅青铜器物同时存在；而初步研究和模拟实验表明，用铜锌共生矿还原可以得到黄铜，从冶金技术的角度，为早期出现黄铜提供了根据。严文明、李先登、华泉则分别接受临潼姜寨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的铜制品。严文明还论证龙山时代属于铜石并用时代，并认为仰韶文化晚期至少进入了早期铜石并用时代。李先登亦认为仰韶文化时期已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并依据河南登封王城岗、临汝煤山、郑州牛寨、淮阳平粮台的发现，认为河南龙山文化至少其晚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进入了阶级社会。华泉则还认为目前尚不能肯定龙山时代已具备制作青铜合金的技术，夏代才进入早期青铜时代。
这些是我国对早期铜器（指商周以前的铜器）的最早的系统研究，对后来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青铜器这一文明要素的起源研究有重要影响。而严文明提出的龙山时代属铜石并用时代，对于认识龙山时代以及仰韶文化晚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
田昌五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是我国史学界在70年代后期开展的对中国古代史分期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研究中国奴隶制形态中形成的有关认识，对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亦产生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奴隶制从出现父权制大家族开始发展起来的，其特点在于它是由许多不同族姓的氏族部落通过兼并或联盟融合而成，而且贯穿于奴隶制社会的全过程。中国奴隶社会形成于夏代之前，开始出现的是部落奴隶制王国，古籍中记载的黄帝、炎帝和蚩尤之间的循环战争，标志着中国文明的开端。而夏朝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1987年，他发展这一观点，提出中国已有五千的文明史。
8. 李学勤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1982年，李学勤发表《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他根据1949年以来的三十多年考古学研究所取得的改写中国古代史方面的许多重大成就，以及对近几年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形成的一些敏感问题认识，适时地提出：现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估价是不够的，应该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更好的结合起来，对中国文明作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并通过论述中国文明的形成、古代文明的发展、学术史与古代文明等三个方面的问题，来说明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时机已经成熟。
关于中国文明的形成，他认为从前提出的中国古代文明迟到商代才形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考古发现说明青铜器、城市、文字等因素在商代以前都已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从早商再上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是可能实现的。
关于古代文明的发展，他认为以往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高度的估计在一些方面也显著地偏低了。如从最近的考古发现看，我国古代社会里青铜农具曾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关于用铁的历史，也有不少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古代社会中奴隶制发达程度，也比一些人估计的高；古代社会已有比较进步的商品关系。
关于学术史与古代文明，他认为学术界流行的传统观点把中国古代文明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有着深刻的学术史上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不适当地套用了外国历史的观点，忽视了中国固有的特殊性，更重要的原因是清代经学今文学派的影响。今文学派提倡辨伪，但有时过了头。古书的形成流传要经过复杂的过程，研究古代文献，既不能一味信古，也不能一味疑古。
该文明确提出的重新估价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中国文明有别于西方文明的特殊性问题，为启发学术界全面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重要意义；而提出的学术史上辨伪过头，正确对待有关中国远古历史的文献资料，则为今后进一步将考古学研究和历史文献研究相结合，通过对传说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开辟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9. 夏鼐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系统研究
1983年3月，夏鼐在日本所作的公开演讲中，系统阐述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其演讲的中文版《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于1985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并还在《文物》1985年第8期刊载了《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
夏鼐针对当时我国学术界对“文明”一词的概念不甚明了的情况，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这是我国学术研究中首次对“文明”一词的概念与含义的科学阐述。
他还指明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途径。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并针对以往有人以为小屯殷墟文化便是中国最早的文明，是中国文明的诞生，指出小屯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并从小屯殷墟文化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了二里头文化至殷墟商文化时期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特点。认为二里头文化，至少是它的晚期，是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比二里头更早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同时他还指明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范围与大致的地域范围，即探索的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最后他还肯定了中国文明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
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他在理论上澄清了以往对“文明”一词的概念的模糊认识，明确了解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与途径，以及探索的对象与范围，初步解决了中国文明的形成问题。为今后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在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于1985年8月在国内公开发表之后，才开始全面的展开。
三、1986年至2000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1986年至2000年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开展时期。这时期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广大学者积极参与，学术思想十分活跃，涉及的研究领域与时空范围空前广泛，突出地展示了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景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史前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先秦史的研究。
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苏秉琦全面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并提出新的观点。在1986年7月至1987年10月的15个月内，苏秉琦以其77岁的高龄，多次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沈阳晚报》、《瞭望》、《人民中国》等媒体记者的采访，先后前往甘肃兰州、内蒙古包头、辽宁沈阳与兴城、浙江杭州、四川成都、山东长岛、山西忻州、辽西牛河梁等地演讲、考察，产生了20多篇论述，提出了：辽西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坛、庙、冢”等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的观点。还提出了：“要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复原中华民族历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的奋斗目标。苏秉琦提出这些新观点以及后来进一步阐述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另一方面却促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展开，并持续20年依就方兴未艾。
1986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项重大的学术举措，是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当时担任所长的徐苹芳主持下组成了“文明起源课题组”，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至1991年期间，“文明起源课题组”连同上海、江苏、浙江、辽宁等省区的研究机构，举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对“文明”的概念、“文明”的标志、如何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等展开了系统的探索。这种由国家一级学术研究机构主持的多家研究单位参与的有计划的研究举措，使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由此在学术界全面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1989年至1991年期间主持推进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使这时期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形成了一批重要的认识。而这种研究形式在1992年的突然中断，使1989年至1991年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历程中的一个既重要而又特殊的时期。由此，也使得1986年至2000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可以明确的划分为1986年至1989年、1989年至1991年、1992年至2000年这样三个发展阶段。
（一）1986年至1989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在1986年的蓬勃展开，与1983年夏鼐在日本讲演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于1985年8月在国内公开发表有着密切的联系。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发表后，一批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相继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如1985年11月上旬由河南省考古学会等单位在河南渑池召开的“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倡议今后开一次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座谈会；田昌五分别在1985年11月上旬和1986年发表他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看法[i]；佟柱臣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规律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ii]；李学勤进一步倡导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iii]。而最重要的是苏秉琦开始全面投入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苏秉琦在1986年提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要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并群起响应。加上中央及地方一些新闻媒体介入宣传，一时间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探索中华五千年文明，不仅成为学术界关心的学术课题，也成为广大民众关心的涉及民族自豪感的重大课题。以致于在短短的一年内，从学术界到全社会，形成了一股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关心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热潮。
如果仅从学术角度分析，这时期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式的特点，主要是从局部推向全面，从辽西地区推向全国探索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问题。而形成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苏秉琦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初步研究、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研究获重大突破、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问题开始引起重视，开始对文明起源研究的有关理论问题展开讨论，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及其特点。此外，还展开了对传说时代史实的研究，开始重视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1．苏秉琦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初步研究
苏秉琦早在1979年4月10日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了他晚年学术研究的主线，即探索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其中探索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他早年就特别重视的课题。如他在20世纪50、60年代研究仰韶文化时指出：“在关于仰韶文化的一系列问题之中，其中心问题是社会发展阶段（或性质）和民族文化关系。”[iv]而探索“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明确提出的。如1977年3月他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着重讲“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时期苏秉琦的研究重点，则是围绕从考古学上如何探索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展开的，具体的是探索研究方法，即探索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1981年，苏秉琦探索研究的“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这一研究方法趋于成熟[v]，并运用这一方法开展了对北方与中原两区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和作用等问题的研究，探索中国国家形成与早期发展[vi]。至1985年10月，他提出了探索研究“古文化古城古国”课题[vii]。
苏秉琦在1986年以前的这一系列研究其及取得的重大成果，为他正式提出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所以，在1986年至1987年，苏秉琦一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就展现了大手笔的研究风范，提出了一系列震动学术界、影响全社会的学术观点。
苏秉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基点，是围绕中原地区陶寺文化的形成，重新认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分析中原与北方地区原始文化发展交往的过程而展开的。
他首先阐发他对文明史的概念的认识，即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水平文化的历史，以及如何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新的认识基础，提出：“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辽西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坛、庙、冢”等遗存，将它们作为“是北方与中原两大文化区在大凌河上游互相撞击，聚变的产物”，由此提出了红山文化晚期“坛、庙、冢”等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viii]。他继而又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机制，提出中华文明火花爆发的形式有三种，即裂变、撞击、融合[ix]。最后围绕陶寺文化的形成，分析中原及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变化等运动过程，探索了中国国家的形成这一重大课题[x]。
他认为距今七八千年间分布在中原渭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和燕山之北大凌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发展至距今六七千年间分别产生了以玫瑰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和以龙或龙鳞为标志的红山文化，意味着文化的曙光在东亚大陆出现。这两支文化的发展，在河北省与山西省北部桑干河上游交汇，至距今五千年前，这两支文化真正结合到一起，在辽宁省西部、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建平、喀左一带迸发出文明“火花”，产生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遗存。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在北方地区（河套、桑干河上游地带）出现了青铜器的传布和文字的发明，篮纹陶器、三空足陶器、朱绘陶器的起源等，表明中华古文明出现转折的迹象。距今四五千年间分布在晋南的陶寺文化，其社会发展阶段比红山文化高，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尧舜禹时期的中国在晋南形成。而后，中国经历了夏商周三个王朝，秦统一形成了现在的中国。在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晋南保留了距今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见《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苏秉琦的这些认识，实际上是他自1979年以来开展对北方与中原两区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和作用问题研究，探索中国国家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这些认识突破了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传统看法。更重要的是：苏秉琦的这些探索和认识，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尤其是他运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动态地分析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将整个中国新石器文化以至先秦文化都纳入他的探索研究之中的方式，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苏秉琦在1986年、1987年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这些研究成果，是继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之后，在认识论上、研究方法上以及研究结论上的重大突破。也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形成的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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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田昌五：《仰韶文化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若干理论问题》，《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
[ii]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6年第2期。
[iii]李学勤：《考古学与古代文明》，《北方文物》1986年第3、4期。
[iv]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v]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vi]苏秉琦：《晋文化问题——在晋文化研究会上的发言（要点）》，《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vii]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
[viii]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ix]苏秉琦：《文化与文明——1986年10月5日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讲话》，《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1期。
[x]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