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董宝瑞先生发表的《80年前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真实情景》的贴子，感到令人不解，正当全国人民缅怀革命烈士高尚情操，英勇献身精神，激励后人弘扬李大钊精神，为中国现代事业而奉献身心的时候，弹出这样的不和谐声音。

 

　　而董宝瑞先生却认为这是为了去掉过去“有意无意地加进了某些主观臆测和想像的内容”而写的“理应厘清当时真实、客观的情景”，“比较认真地研究党史的一篇文章”。笔者还只是学习中共党史的小学生，因此，想就李大钊烈士英勇就义真实情景求教于董宝瑞先生。

 

　　我求教的问题是：

 

　　1、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中在《遇难前后》一章，曾经记录了当年一个狱卒提供的情况：“在临刑前，他要向群众发表最后的说话，但却被押解的士兵，一拳击倒在地上，”“送上绞台，先生拟留遗嘱，亦不得允许。”其中还写道：“先生步上刑台的时候，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你的分析是，李大钊烈士在狱中供词中没有泄露党的秘密,在临死前就不能喊共产党万岁,这是什么逻辑?张次溪说有，依据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写，你怎么不分析一番？

 

　　试问，当时如果李大钊真的喊了，狱警中有敢于让他喊出来的吗，能不推倒他吗，记者们有敢说听见了的吗，有敢写在报道当中吗？现在你所能引用的报纸，即使是有进步倾向的，会忘掉刚刚被杀害的著名进步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吗？文章中列出的几家报纸所说，几乎占了你文章的三分之一篇幅，可是你凭什么说，这些报道就一定都是真实而完整地反映了当时的全部实况？就必须认定人家说有什么就一定有什么，人家没说的事就一定是没有的事。张次溪为什么就写出了报道中没有的事情？为这本书作序的是章士钊，是一个曾经与李大钊一度交谊甚笃而后来政见相对立的人，他的这篇序文至今还被引用，他能对书中的无中生有不过问一二吗，他怎么没提出这一点是出于编造呢？

 

　　2、张次溪的《李大钊先生传》在宣文堂书店于1951年8月出版后，曾受到一些人写文章批评，认为是“一本歪曲革命的坏书——略评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作者杨子，刊于《光明日报》1951年10月22日，也还有别的一些批评文章，可是他们都没有指出这一点不是“实际情况”。就因为他们都不是在场和知情人。

 

　　人之将死，不能够喊出心声，不能讲出几句话，只是因为没有了最起码的自由，这是人生中最后的无以名状的痛苦。而你却推论出李大钊烈士最后的一句话竟是：“‘力求速办！’，这很可能是他最后留下的声音。”这是什么话，有什么根据可以如此断定。

 

　　为什么你对张建国在《伟大的播种者——李大钊的故事》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的《从容就义》一节中所描写的：

 

　　“愚蠢的敌人第一次把大钊绞昏了，又放下来，仍然劝他‘悔过’。大钊同志苏醒过来，愤恨地说：‘你们把我绞死，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

 

　　敌人又第二次把他绞了上去，然后又把他放下，还是劝他‘悔过’。大钊慢慢地睁开眼睛，冷笑一声说：‘力求速办！’

 

　　敌人的妄想完全破灭了，这才第三次把他绞上去。大钊同志终于为共产主义、为革命献出了他那只有三十九岁的宝贵生命！”

 

　　人家作者本人明明把书名定为《伟大的播种者——李大钊的故事》，“故事”却能够被你作为史实来肯定，可是你文章的标题为何又是：“李大钊可能是被用残酷的‘三绞处决法’杀害的”，这样上下其手，还能算是进行考证史实的文章吗？

 

　　3、一篇文章什么时候写成，是可以主观确定的，什么时候要发表出来，也是要以主观愿望来选定的，你当然明白这样一篇十分沉重的文章，在大家缅怀纪念李大钊牺牲80周年的时候发表出来，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能说不是精心策划选定的时机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说：“这是一篇比较认真地研究党史的一篇文章，只是想还原历史的真貌，使人们更加敬重李大钊等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的英雄风貌。”“和讯以此引题，自有‘炒’热的初衷。其实，这篇文章想‘炒’热，笔者有几个‘招儿’。笔者不想热‘炒’，只想让大家关注，在80年前，为让中国人民挣脱贫困，过上美满、幸福的新生活，有不少革命烈士走上了绞刑架。至于不知自己怎么生的、长的某些人的胡言乱语，当是另一回事儿了。”看来你有些生气了，可是人家说的对不对呢。你真的不是有意选在这样的时候发表这篇文章吗？

 

　　4、在你这篇不算短的文章中，所能告诉读者的不只是烈士牺牲前有没有发表演讲、被杀害的方式是不是“三绞法”。还是想把读者引向既往的宣传是不是真实可信上来。你说：“据笔者多年了解，《李大钊传》编写组主要成员、《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朱乔森先生（1933－2002，朱自清之子），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情节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说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

 

　　这样的一件事，还要你多年了解吗？

 

　　“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张静如是如何评价这部书的，你了解吗？

 

　　张静如写道：60年代，我曾读过李大钊传稿本的部分内容。当时，就觉得这本书写得不错，很希望它能早日与读者见面。万没想到，从那时起，过了十几年才见到这本书正式出版。我珍惜这本书。我觉得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一是材料比较丰富。二是评价比较实事求是。三是文笔流畅，通俗易懂。它的缺点是个别地方对李大钊的文章有断章取义的毛病。（参看《张静如文集》第一卷第77-80页）

 

　　张静如在1979年10月29日写“读《李大钊传》”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或许那时朱乔森还没对他说起此事。一直到了2004年4月为《朱乔森文集》作序时，张老先生仍然认为：《李大钊传》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李大钊的革命思想和实践活动的专著，它较为完整地准确地再现了伟大的物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的光辉形象。（参看《张静如文集》第四卷第1230-1233页）

 

　　我们不了解你和张静如先生的关系，“朱乔森向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情节是根据推测‘编写’的”。就是说不一定是张静如先生转告给你的，那么，你这里的“等”又指的是那些人呢，怎么这几位都不说，要轮到你一个没亲耳听到朱乔森“坦言”的人来说出这件事情呢，这岂不是说他们都是不敢直言者的吗。

 

　　5、《北洋画报》上“王郎自京师寄”的通讯，自己定的题目就是《处决李大钊等琐闻》。“琐闻”的含义你是清楚的，就不可能是对事件全部过程的如实记述，而是零星的主观选定的札记。这肯定是不能作为确凿的史实来对待的，只能用来作为参考。何况还有个作者的立场问题。你却对之给以“对李大钊等人牺牲的情景记述较详的”评价，这样的评价能站住脚吗？

 

　　6、你对《世界日报》的评价姑且不谈，你就没有发现其报道中的“场中有绞杆数挺，即由保安队等护场。因杆少人多，故分批执行。第一批为李大钊、路友于等，……”这里的说法，表明报道者并未能见到真正的绞型架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何来的绞杆数挺、分批执行？这样的报道你通篇引用，想告诉今日的读者还要去信以为真吗？

 

　　7、1927年4月28日，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发布《安国军司令部布告》，明确指出是对“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各处死刑”。李大钊在狱中供词中没有泄露共产党的一丁点秘密，为什么张作霖一口咬定处死的就是共产党人。在这些烈士即将坦然赴死的时刻，为什么不能喊出一句：中国共产党万岁。反而要像你所说的：“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李大钊在自己的心海深处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是极可能的，但说他临刑时高呼这一口号，似乎尚缺乏必要的历史依据。”你要找寻什么样的必要的历史依据？这样推断的结果，那些在我们前头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们，只要没有“必要的历史依据”，就是不曾喊出过“中国共产党万岁”的了。人都死了，而且是为党的革命事业的成功献出的宝贵生命，死后却要在喊没喊过中国共产党万岁上，由后人去大做文章，这是多么令人心寒的事情，这算什么“比较认真地研究党史”？

 

　　若能蒙赐教一二，当不胜荣幸。

 

                                          　　　　    党史求教者谨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