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发现的李大钊史料

 

　　1、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展出李大钊信函

 

　　2006年1月下旬，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在台湾首度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李大钊、陈独秀等亲笔书函八封。这八封书函中，有一封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写给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

 

该信全文是：

 

 

　　此信当写于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1923年12月23日之后，因为李大钊到天津讲演是12月下旬（其讲演内容节录已经收入《李大钊全集》的第四卷，第377页，所加日期为1923年12月下旬）。信中用的是“来津讲演”，很有可能信是从天津发出的。

 

　　在此之后。李大钊又给张溥泉、汪精卫一信，是写于1924年1月2日，也是商谈有关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京、津、山西地区代表人选和名额安排事宜的：

 

 

 

　　（附言）：山西未将全体校友加入共同选举。此事尚有问题。俟弟到沪，当将详情报告。外附王君报告一份。特先寄呈，备参考。”

 

    此信收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最新注释本《李大钊全集》的第五卷第316页。信是寄到张溥泉的夫人剑云（崔震华）的住处，由她转交的。所以信封上写着：“上海法界望志路永吉里八号，崔震华先生；北京石驸马后闸35号李寿昌寄”。

 

　　台湾首度公开的这封信函，虽未提供更多新史料，却是进一步反映出李大钊在积极地参与国民党一大召开前的具体准备工作，京、津、山西等地与会代表的产生，都是由李大钊亲自组织进行的。因为李大钊是孙中山亲自任命的国民党改组委员之一。孙中山在1923年10月19日曾致电上海事务所：“已委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请孙伯兰密电北京李大钊即来沪会商”。（见《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10页）

 

　　对信中所提诸事及涉及人物可略加说明如下：

 

　　这封信就是商谈有关北京、直隶地区的代表人选和名额安排事宜，收信人是：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

 

　　汪精卫：(1883- 1944)名兆铭、字季新。广东三水人。1903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曾主编《民报》。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1910年3月，刺杀清摄政王载沣，事泄，判处终身监禁。武昌起义后始出狱，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参与南北和谈，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到法国留学。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1922-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

 

　　廖仲恺：（1877-1925），广东惠阳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华侨家庭。1893年回国。1902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任总部会计长。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理财政。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1921年孙中山任非党大总统时，任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1922年底，代表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会谈，发表《孙文越飞宣言》。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3年孙中山就任大元帅后，任命为广东省长和财政部长。作为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致力于国民党改组和促进国共合作，为国民党改组委员。

 

　　张溥泉：张继(1882～1947)字溥泉，河北沧县人。1899年留学日本。1904盺参与创立华举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参与《民报》工作，后与吴敬恒等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武昌起义后，任同盟会交际部主任、国民党参议。1913年当选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长。二次革命参加讨袁后赴日。自1917年后任护法军政府驻日外交代表、军政府顾问。1920年任广东军政府顾问。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委廖仲恺等为国民党改组委员。

 

　　信中提到了励斋先生、于树德、仲远兄：

 

 

 

　　仲远兄：无确证资料，待考。仅知1923年12月31日《晨报》第2版有一条报道，题为《法政学校开纪念会》：

 

 

　　此处提到的“高玉韩”是否是“高语罕”或“高一涵”的误写?查证高语罕生平，1922年至此924年是在德国留学，那就只可能是高一涵了，可是又从未见过高一涵用过“仲远”这个的名字。（蒙山东滨州学院李继华教授代为查找<晨报>资料。）

 

　　信中所讲的“来津讲演”、“指派直隶代表”：

 

　　“来津讲演”：这是指1923年12月30日是校址在天津的直隶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8周年校庆，李大钊在12月23日来到天津。先是应邀在天津学术演讲会上作了演讲，他对青年人说：“历史是要前进的，回顾从前，羡慕从前是无用的；不惟无用，一踌躇，一眷念，反足耽误吾们前进的时间。黄金时代总是站在吾们的前面，作吾们引路的一盏明灯，一直照着他奔去。”12月30日，李大钊作为校友应邀参加庆祝会，并在会上讲话。此次讲话题为《十八年来之回顾》，为邢有森、杨景濂笔记，原载《直隶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8周年纪念特刊》。现已经收入《李大钊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378-386页。

 

　　“指派直隶代表”：依据有关大会筹备之议定，参加代表大会之代表，由各省党员互选3人，总理指派3人。其后，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单中，直隶指派的代表为：王法勤、于树德、李永声。李大钊在北京特别区，张溥泉在别的地区，说明是采纳了李大钊的建议的。

 

这封信只是反映了具体工作中的一个点滴而已，李大钊这段实践活动十分忙碌，一年之中，三赴上海，两到广州，在党内外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说服工作，特别是对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人所做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有着宝贵的历史经验应该加以总结。

 

　　过去限于资料不够完备难以细加梳理，现在则由于有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的出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即共产国际秘密档案的公布，对李大钊与国民党改组和召开“一大”的重大贡献，应该是认真加以梳理和研究的时候了。

 

　　2、网站上发布李大钊楹联一则

 

　　这是笔者从互联网上搜集到的李大钊的一幅书法作品。从文字内容上看，显然是对《山中即景》一诗的阐述。我当即把此书法作品寄给李大钊的亲属，请求给以鉴定。李葆华的子女们商量后给我的回答是：据父亲的回忆文章中所述，爷爷（李大钊）生前所写的书法作品，从来是不在属名下加盖印章的，而这幅书法作品属名下却盖有印章，因此这与他习惯的做法不相符合，家属也从来不知道有过这样的印章（见附件1）。从北京回来后，我认真地查阅了李葆华同志的《我的回忆》一文，文中确实有这样的话：“有一阵，他极好书法，几乎每天都写，写了不少张，大多送给朋友和家乡来的人。他写的字，大多是山水诗，也写对联。他写了不盖章，那时好像都不盖章。”（《李大钊在河北》第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李星华的《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中也有：“父亲虽然写字送给亲友，但上面从没有盖过印章，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未刻过讲究的篆刻印章。有人建议他刻两块图章，在他写的条幅上面打上印章，就更好了；他却不赞成，他说：写字不过玩玩罢了，那有什么意思呢？”（《回忆父亲李大钊》第144页，乐亭文史资料第八辑）所以，对这幅书法作品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和研究，方可定论。

 

　　《山中即景》发表在1918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三号。 全诗为：“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

 

　　五峰山是昌黎碣石山群峰的组成部分。位于主峰东部，临海很近，景色宜人，在京东负有盛名，列为北平郡名川胜境。清新而流畅地表现出幽谷静雅风光，对大好河山真诚挚爱。这是李大钊的第一首新诗。李大钊古典诗词创作修养深厚，这首诗透露出可能受到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的影响。（王维的《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孟浩然的《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但却是的直白的话语，更显露出李大钊在新诗写作中对旧体诗继承和创新的功力。

 

　　网站上发布李大钊楹联，可与下面的李大钊书法对比：

 

 

　　3、网站上发布李大钊书信手迹一则

 

 

　　我们对此信知之甚少，一是还难以断定其真伪，二是其内容，均有待细加考证。

 

从行文上看，这可能是一封信的最后部分。

 

但是，也可能就是这样写好诗作后，特请董卿老弟来教正的。这董卿老弟是何人，也未能查找到有关资料。关于其中的诗篇就知之更少了。

 

   此信为中国书法网艺术论坛2005年9月22日刊出，却一直未能引起李大钊研究界的注意。

 

　　4、李大钊的书法一则

　　

　　1923年，21岁的青年学者萧一山编撰成《清代通史》上卷，这是一部研究清朝从兴盛到覆灭的编年史（全书完成后分上下两卷，共5册，400多万字）。文笔流畅，史料详备。梁启超、李大钊、朱希祖及日本学者今西龙，都为该书作了序，并拟通过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延请孙中山题写书名（李大钊的《<清代通史>序》一文，写于1923年12月20日，现收入《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73—374页）。此时，孙中山正从上海到广州，重建广东革命政府，以及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理万机，行踪无定，蔡元培一时无法和孙中山取得联系。

　　《清代通史》上卷书稿行将开印，而蔡元培尚未联系到孙中山，印书馆一再催促，李大钊、蔡元培和萧一山商议，决定先由李大钊题写书名，下签“孙文署”，印刷书稿和联系孙中山同时进行，到时候换上孙中山亲自题写的书名，并向孙中山说明此中经过。

　　后来，当李大钊和蔡元培见到孙中山时，由李大钊手书 “清代通史  孙文署”的《清代通史》已经面世。李大钊握住孙中山的手，极为歉意地向孙中山说明原委，孙中山微笑着说：“这很好嘛，就保持这个样子吧!我就不再题写了。”封面印有“孙文署”，实为李大钊手迹的“清代通史”一书，一直行世。20世纪6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清代通史》全书，封面改用沈尹默题字，原来的封面题字移入扉页。1985年9月，中华书局根据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本第五版影印发行《清代通史》。2006年3月1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清代通史》全书五卷，延用了李大钊手迹的“清代通史”，仍用“孙文署”字样。（依据古容威文：《孙中山与李大钊一次翰墨缘》）

 

 

　　1、《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五卷出版

 

　　2004年7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在原1999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五卷本基础上，出版了《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

 

　　《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与原《李大钊文集》五卷本相比，新增补李大钊文章共78篇。主要是发掘出了李大钊在担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期间（1925-1927年）直接关乎中国革命进退的一批重要文字20余篇，这批文字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和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弥补了以往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年代，反映李大钊的实际活动和历史功绩文献不足的缺憾。还新设了“附录”栏，对少数文章在编排处理上略有调整。此次再版决定将书名改为《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

 

　　这样，就有了两部《李大钊全集》，另一部《李大钊全集》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共收入文稿577篇。其特点是：一、它是完全按发表和写作日期为顺序排列的。二、收有李大钊在学校读书时，在《法学通论》、《刑答讲义》上所作的批注和《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达550页之多。

 

　　2、李大钊研究组织的建立——山东滨州学院成立李大钊研究所

 

　　2005年11月14日，山东滨州学院李大钊研究所，由院党委书记程竹坤和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秘书长古平揭牌，在高等院校专门成立研究所对其进行研究，在全国高校中尚属首创。

 

　　3、李大钊纪念馆所的建立——北京李大钊故居修缮后对外开放

 

　　北京李大钊故居所在的文华胡同２４号，修缮后的故居将于今年４月２８日李大钊就义８０周年向公众开放。故居将恢复原貌，并设有专题展览厅，主要反映１９２０年春至１９２４年１月李大钊家庭生活、革命活动和社会交往。成为面向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党员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场所。

 

　　4、新世纪出版的李大钊研究著述

 

　　（1）吴汉全著《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该书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日本文化、中国近代文化四个方面探讨李大钊学术思想的渊源，试图对李大钊学术思想的来源作明晰交代。该书认为李大钊是五四时期中国学术的最主要代表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

 

　　（2）钱理群著《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于2004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探讨了周作人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总结了周作人在文学与文化研究诸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对周作人与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同时代著名学者、文人之间的交往，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3）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书中自称：“本书的学术水平将超过中国为纪念中共成立八十周年而计划出版的有关中共创建党史的最新著述”。此书中译本出版后，引起了一阵争论。国内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性的组织是于1920年成立，标志是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共产党》月刊的创刊。更多学者则认为：中共一大召集了全国党员的代表，制定了党纲，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设立了中央局，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是正确的。由此也引发了李大钊为何不出席中共一大的研究。

 

　　（4）杜全忠著《李大钊研读》，2006年5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收集了作者多年来在李大钊纪念馆担负领导工作中积累的关于李大钊研究方面的资料对乐亭县、大黑坨村的简介，对李大钊家世，李大钊遗物等的考证，翔实有据。还收入研究论文二十余篇。

 

　　（5）吴小龙著《中国少年学会研究》，2006年8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历经九年完成了 是迄今所见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著作之一，是目前唯一研究少年中国学会的专著。

 

　　总的看来，近年来对李大钊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对李大钊与同时代人物的关系、李大钊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李大钊的历史学术思想、李大钊与近代中国社会演进关系的研究，由把李大钊定位为单一的党史人物研究在向文化思想人物研究拓展。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尚没有得到重视和系统的研究，就是：李大钊与在中国现代报刊史。李大钊在中国现代报刊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十分重要，报刊是新文化传播的载体，李大钊与中国现代众多的报刊有着关系和联系，仅做一个很不完全的统计，就有：《言治》（月刊、季刊）、《甲寅》、《晨钟报》、《晨报》、《京报》、《宪法公言》、《民彝》、《法政学报》、《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北京大学日刊》、《新潮》、《国民》、《新生活》、《星期评论》、《太平洋》、《顺天时报》、《北京周报》、《向导》、《政治生活》、《中国工人》、《远东问题》、《莫斯科工人报》、《农民国际》、《红色工会国际》、《中央政治通讯》等等，达三十多种。李大钊还写有《报与史》等专门论说报刊作用的文章，这些很值得深入研究，足可以写成一部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