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黄宗智(philip.C.Huang)，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斯坦福1985年版，此书获1986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年》（斯坦福1990年版，此书获1992年美国亚洲学会勒文森奖）。两书均有中文版。
本文原载英文版《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17卷第3期，1991年7月。文章发表后在美国理论界、史学界激起很大反响。现经作者同意，特在本刊发表（略有删节）。由于文中提到中国经济社会史上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如自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商品化与发展的问题、自然经济与市场的问题、公民权力与公众领域问题、封建主义问题等等。特别是作者以方法论的高度提出在这些问题研究上的“规范认识危机”和一系列悖论现象，向传统的解释提出挑战。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在海内外的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为了使这种探讨深入下去，我们准备围绕黄宗智教授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欢迎海内外的学者参加讨论。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它们才是托马斯·库恩1970年《科学认识革命的结构》中的“规范认识（paradigm）”一词的真正含意。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使大家感到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非通过对立理论间的争论就能解决。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i5东西。
我们应该系统地估量这一危机，并试图探求新的认识，我们不需要倒退到纯粹的考据，或次要问题的探讨，或“纯科学”的技术手段，或极少数人所热衷的政治争论。相反，我们应该把当前的危机看作是反思既有信念和探索新观点的极好机会。
本文先粗略地回顾中国和西方几代人的学术研究，说明近四十年来学术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模式和理论体系。尽管不同辈份、以及大洋两岸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各方应用的主要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一般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无须讨论也不受人注意。学术界的争鸣一般都围绕着各理论体系间的不同点，而不去顾及共同点。然而，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已提示出一系列的与这些信念相悖的现象。规范信念认为不可并存的现象屡屡同时出现。实证研究所发现的悖论现象实际上已经对以往的规范信念提出全面的挑战。本文将列举一些悖论现象，进而分析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并探讨如何研究由此产生的新问题的方法。本文无意对以往所有的研究作一综合评述，相反，讨论将限于若干最有代表性的论著，目的在于说明我个人的看法。
规范认识的危机
一、中国的学术研究
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在50年代开始时认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基本上没有变化的。主导的模式是“封建主义”即与进步的近代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停滞的旧中国。这一模式的基础是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历史发展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五个阶段。
在“封建主义”的模式下，研究中国历代王朝史的学者主要研究封建阶级关系，即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地租、税收和高利贷形式榨取农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他们的研究成果见于编集了大量记载这些剥削关系的资料集。[1] 一些学者亦将封建经济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中国这一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家庭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结合得异常紧密的生产方式，阻碍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离出去而形成集镇作坊，并最终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他们收集了种种证据，证明“自然经济”在明清时期占优势，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2]
早在50年代，上述模式已受到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的非难。这些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决非是停滞的，而充满着资本主义预兆的种种变迁，与西方国家的经历类似。一些研究者致力于收集明清商业扩展的资料，对当时的商品经济作出系统估计，以证明国内市场的形成，认为这标志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另外的研究侧重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松弛和衰落（尤其是土地租佃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3]
“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最初提出者并未关注到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一时阐明了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不言而喻了。然而随着80年代改革时的意识形态由“生产关系”转而重视“生产力”（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生产率等等），新一代学者转向直接探讨经济发展。他们的主要代表尤其强调长江三角洲的新作物品种和肥料的应用。[4]
“资本主义萌芽论”虽然成功地冲击了“封建王朝因袭不变”的旧观点，但无论在老一代学者还是80年代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者之中，它均未能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在西欧历史上，由于19世纪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把这之前的三四个世纪称作资本主义萌芽或向资本主义过渡是有道理的。然而中国的19世纪并无资本主义发展，有什么道理把这之前的时期称作资本主义萌芽呢？再者，经济的相对落后使中国受害于帝国主义。鉴于这一事实，把明清时期等同于近代早期的英国到底有什么意义？
“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企图从西方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为由来解释这个问题。于是，19世纪中国经济的落后归罪于帝国主义，而不是自身的停滞趋势。这一说法虽很符合反帝情绪，却难以令人信服。西方的经济影响直到19世纪末仍是很有限的，而中国经济自数百年前的所谓“萌芽”从来未显示出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向。19世纪中国经济落后的事实重新证明了先前的封建主义与自然经济的研究至少是部分正确的。
“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相持不下使中国的青年学者对两者都抱有怀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辈们的这些模式。有的全盘搬来西方的一个又一个的时髦方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规范认识危机。
二、西方的学术研究
西方的学术研究虽然比较多样化，它的主要内容却出人意外地与中国的研究相似。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同样持有传统中国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观点。当然，这里不再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模式，而是源自近代化理论的“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对立模式。研究的重点不是“封建”中国的阶级关系，而是“传统”制度与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人口对停滞经济的压力。[5] 然而，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是停滞的，或仅在“传统范围”内变化，这与中国同行的见解基本一致。
如果清代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那推动质变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于是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6] 在这个“哈佛学派”倡导的“冲击——反应”模式之下，一些重要的著作阐述了西方在中国的出现及中国反应。[7] 但是这一观点在60年代后期受到挑战；先是政治性的攻击，“西方的冲击”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和美国干涉越南辩护，[8] 继而在史实上受到论证明清之际发生重大变化的学者的批评。
后一倾向在近年来形成一个新概念，中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前数百年的时期被称为“近代早期”，如同在西欧发生的那样。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是明清经济的大规范商品化。有的学者更进而把这一观点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中。[9]
就象“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那样，“近代早期论”学者动摇了过去的“传统中国论”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他们的实证性批评比激进学者对费正清的政治批评有效。然而，就象“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个新的理论也因同样的原因而难以被普遍接受。如果自17、8世纪至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那么象近代早期的西方，为什么在随后的世纪中中国的变迁这么不同？我们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和20世纪的革命？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促进了以前就已在内部产生的早期近代化。但是真是那样的话，又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难道它只是对近代化的一种偏离？另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使中国脱离了近代化的正常途径而导致了革命。目前“近代早期论”的学者尚未提出一个在逻辑上与他们的论点一致的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有说服力的观点。
学术界于是陷入了当前的理论困境：“停滞的传统的中国”的旧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近代早期中国”的新观念尚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模式。其间，中国史研究领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华帝国晚期”来称呼明清时期，尽管此词过分强调了皇权在中国历史整体中的作用。
三、两个理论
中国学术的主要模式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均出自马克思对西欧，尤其是对英国的分析。资本主义萌芽论则是中国特殊的模式。如果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是单纯的封建社会，那么就必须肯定西方帝国主义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但这是任何爱国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公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西方帝国主义到来之前，中国已开始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西方帝国主义打断了这一进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主义”。如此，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协调了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和基于民族立场的反帝情绪。
在另一方面，尽管没有普遍的认可，也很少明白的表示，西方学术的主导模式主要得自两个理论：先是马尔萨斯，后是亚当·斯密。一开始，停滞的“传统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其资源受到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困扰的社会。这一看法是建立在传统中国是前商品化的社会的假设之上的。后来，明清普遍商品化的史实得到证明，马尔萨斯式的观点便受到亚当·斯密理论的诘难。
斯密的设想是由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自由贸易会促进专业化、竞争、更新、高效率，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累的发展。在城乡商品交换的推动下，城乡会进入螺旋形的现代化发展。[10] 这一设想相当程度地在英国得到体现，从而赋于其有力的史实证据。这一设想也得到了现代经济学界论说的支持：它们多以抽象、简单化了的斯密理论出发。
明清时期果真出现了斯密所想象的那种发展，便不会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劳动力会象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根据自由竞争市场的逻辑而达到最合理的使用。这样，马尔萨斯理论便为斯密理论取代而形成了“近代早期”模式。
中国与西方学者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封建阶级关系还是人口压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中的资本形成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阻碍，封建统治阶级盘剥直接生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并用于自己的奢侈消费而不投资于生产。西方学者则认为资本的形成是为人口压力所阻碍，人口压力减少了消费之余的剩余。[11] 争论也涉及了究竟是通过社会革命，还是通过人口控制（以及其他改革）来使中国摆脱落后，走向近代化。
然而，在“近代早期中国”模式向“传统中国”模式的挑战中，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对“封建主义”模式的批评中，争论的焦点转移了。在反对“传统中国”和封建“自然经济”模式时，“近代早期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是站在同一边的。问题的焦点变为：明清经济到底是已经呈现出近代早期发展（或资本主义萌芽）的高度整合的市场经济，还是仍然处于前商品化时期的、本质上停滞的，处于人口压力重负下的经济？
至于帝国主义问题，中国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两个模式当然都强调帝国主义的破坏性作用。“封建主义”学派强调帝国主义如何使封建剥削关系进一步重化，而“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突出了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在西方，首先是用“冲击——反应”模式出来反驳上述观点。例如有的学者争辩说，中国“近代化的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西方的破坏性冲击，而在于中国传统的顽固存在。[12] 随后，有的学者转用斯密的模式：随着西方影响而来的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扩展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如果中国经济反倒失败于近代化，其原因不是西方的影响太强，而是太弱，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13]
这一观点最后归结为新近的公式，它直截了当地以“市场”代替了旧有的“西方冲击”。不象“帝国主义”概念带有种种政治现实和含意，“市场”可以被视作纯粹是良好的客观现象：只要市场得以运行，它会赋予中国象西方那样的发展。这个“真理”见证于种种“事实”：国际市场刺激了中国的工农业发展，直至20世纪30年代。市场的冲击不象以往研究所讲的那样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而是实际上深入到中国的农村和内地，带来了广泛的发展。[14] 照这一观点来讲，中国的不幸在于市场推动的发展被战争、灾荒和革命等畸变所打断。
四、一个规范认识
尽管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有着种种不同，但两者明显有许多共同点。认为中国历史基本上无变化的一些学者均受到强调中国传统本身有着明显变化的一些学者的挑战。中国经济是个前商品化的、本质上停滞的经济的主张受到了认为中国经济是高度商品化、蓬勃发展的经济的主张的挑战。两个学术派别均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经济相联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中国的“封建主义论”学派之所以认为封建经济是停滞的，是因为把它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一样，他们也认为商品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与此类似，西方“传统中国论”学派认为明清经济基本上没有商品化。例如何炳棣1959年的人口著作基本上无视商品化，珀金斯1969年对明清农业的研究[15] 也把低水平商品化作为一贯前提。而威廉·罗维1984、1989年的著作以“近代早期”模式对过去的著作提出挑战，则从种种蓬勃商品化的证据出发。
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是贯穿“封建主义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模式，“传统中国论”与“近代早期中国论”模式的规范信念的一个例证。它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样的信念一般不为学者讨论。学术界所注意的主要是不同理论、模式间的争论方面。于是我们争论明清商品化的程度、或是帝国主义和阶级革命的是非功过。然而我们不去注意那些共同的认识，认为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乃致无须再加以讨论。
正是这样的信念，我称之为规范信念。当前学术界往往过分简单地把规范认识这一词等同于有影响的模式。这一用法其实抹煞了这个概念的分析力量。若用于存在着众多模式的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本文把规范认识性的信念定义为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
于是，我所指的规范认识的危机并非针对某一理论或模式，并非针对学术界的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针对中国模式或西方的学术研究。把当前中国史研究中的危机解释为老一代研究的衰微，或认为只发生在中国，并意味着斯密理论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误解了这个危机的真实含意。当两个理论体系长期地各以对方来为自己下定义时，一方的危机便足以提醒我们去考虑是否是双方的共同危机。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要从两代人和两种表面对立的模式和理论体系的共同危机的角度来解释。
五、多重悖论现象
我认为在过去实证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所证明的一系列悖论现象已经使我们领域的规范信念濒于分崩的边缘。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悖论现象对那些信念的挑战首先在于相悖现象各方的存在的确实性。例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对相悖的现象确实并存。在更深的层次，悖论现象则对既有的因果观念提出怀疑：商品化是否必定会导致经济发展？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和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向为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
但是，实证研究提示出的悖论现象与它们否定的规范信念，一般没有在论著中清晰地披露出来。学者们通常不会讨论未诉诸文字的潜意识信念，即使想讨论的人又可能认为道理过于明显而不必加以讨论。于是这些实际上已为事实所否定的规范信念继续影响人们的思想，尽管许多人已久有怀疑之心。本文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列举一系列实证研究已经披露的悖论现象，进而揭示被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信念。
没有发展的商品化
一、实证研究揭示的悖论现象
明清时期蓬勃的商品化已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在1350至1850年的五世纪中，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改穿棉布了。这反映了商品化的一个最大的组成部分；棉花经济的发展及伴随而来的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贸易。棉产品的交易也意味着粮食商品化的扩展，出现了棉作区与粮作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和棉农与粮食剩余产品的交换。随着这样的发展，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出现了相当多的为棉、粮提供加工和交换服务的商品市镇。把明清时期说成是前商品化显然是不对的。[16]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尽管有五个世纪蓬勃的商品化，农民的生产仍停留在糊口水平。无论生产跟上人口增长水平，[17] 或是落后于人口增长水平，[18] 农村中没有发生近代式的经济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同样，类似资本主义关系的雇佣劳动的出现也无疑问。当时已出现了不少农村雇佣劳动，包括长工和短工。土地租佃关系也在松弛下来，分成租的旧方式让位于定额租。实物租让位于货币租。这些变化进一步肯定了农村经济的商品化。[19]
然而，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农业中几乎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生产。许多长工、短工只是为一般农户雇佣，以补充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在全国各地，包括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小农家庭农业仍占压倒性地位。同时，少数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场比起小农户来并未获得更高的亩产量。[20]
简言之，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两个现象的同时发生是悖论现象。这就对马克思与斯密理论的共同认识——商品化与近代化有着必然联系——提出了疑问。马克思与斯密的理论主要基于英国的实际状况。在世界其余的多数地区，近代化发展来自其他因素（如政权的中坚领导作用）与商品化的结合，并迟于英国。纯粹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基于英国的经验，它被后来建立的许多经济分析模式作为前提，但不应混同于世界其他区的历史真实。
与“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理论相联系，人们认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会同步发展。在斯密和马克思所熟悉的英国确实如此，他们因此均没有把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加以区分、并没有考虑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的可能。
以往的研究已披露明清时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一时期产量的增长一方面来自耕地面积的扩大（扩大了将近四倍）；另一方面来自亩产量的增加（通过提高复种指数及对某些作物增加肥料与人工投入）。[21] 然而，尽管“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致力于论证经济发展，到今日为止尚无人能够证实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的只是土地的生产率，主要由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单位工作日的收益仍是如此之低，小农生产仍处于糊口水平，而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束缚于粮食的生产。
区分增长与发展对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至关重要。尽管有着引人注目的产量增长，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乃是中国大多数人直至本世纪80年代仍困于仅足糊口的食物的生产的原因。[22] 与之对比，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发展，使其4%的人口就能满足其他所有的食品供应。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但它并未在明清时期出现。
斯密和马克思的另一个共同信念是近代经济发展必然是一个工农业连同发展、城乡一起近代化的过程。这又是根据英国的经验而来。他们均没有考虑到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可能。
然而，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正是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经历。当时中国的工业发展是没有疑问的。自19世纪90年代起，投资近代机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的资本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长。上海、天津、无锡、青岛、汉口和广州等城市的兴起便是这一进程的例证。小城镇也有了蓬勃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甚至城镇中的小手工作坊也有了增长。[23]
这些发展发生在商品化的加速过程中。这过程的首要内容是小农家庭植棉、纺纱、织布三位一体的崩溃。机制纱，先是洋纱后也包括国产的机纱，大量取代了土纱。棉农出售棉花给纱厂，而小农织户买回机纱织土布。这导致了乡村贸易的大量扩增。[24]
不过，我们同时也知道中国经济中的新资本主义部分从未达到国民经济总产出的10%。当时也出现了传统手工业的衰败，尤其是手工纺纱，并因此导致长江三角洲不少市镇的衰亡，乃至完全湮废。最重要的是，即使在相对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农民的收入仍处于仅够糊口的水平，随着30年代的衰退就更陷于困境。中国乡村人口的大多数仍束缚于土地，从事仅够糊口的食物生产，经济发展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仍然是不发展的。[25]
二、悖事实的争辩
我们如何解释这些悖论现象呢？我们当然可以无视上述为史实证明的悖论现象，而继续坚持这样或那样的古典理论。过去的一个办法是用悖事实的争辩抹去其间的矛盾。于是，主张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中国学者就讲：如果西方帝国主义没有入侵中国，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会导致城乡的质变性的资本主义化。这样，质变性的资本主义化事实上未曾发生就无关紧要了。这种悖事实争辩的要点在于申明它所认为是应有的历史现象，而无视历史真实。
新斯密学派的美国学者也以同样的方式明确地或含蓄地讲：如果没有战争和革命，20世纪初叶中国张村由市场推动的发展会导致质变性的乡村近代化。[26] 照此逻辑，中国乡村并未近代化的历史真实无关紧要。历史真实成了理论的牺牲品。
类似的论点也运用到对西方如何影响中国的评价。于是西方影响和积极方面被中国这者抹去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中国会发燕尾服得更快。[27] 同样，西方影响的消极方面被新斯密派的西方学者抹去了：如果西方影响更强一点，乡村的贫困就不会再持续下去了；或者，如果没有西方的影响，那里会更贫困。[28]
这样的悖事实争辩往往伴随着另外两种推理。一是封建制或旧传统必然会让位于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或近代化。即使事实上并未发生这样的情形，它应该会发生，或是迟早熟必定会发生。另一推理是一种因素（如商品化）出现，其他有关因素（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也必然出现。如若不然，它迟早必定会发生。很明显，这样的论点不仅是违背事实的，而且是结论先行和简缩化的。一个坚持历史发展是沿着必然的、直线的路线，而另一个把复杂的现象简缩为只含有单一成分的部分。
我们需要做的是从实际的悖论现象出发，寻求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概念，而不是凭藉悖事实逻辑来否认历史现象。学术探讨应由史实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再把历史削足适履。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把两个古典理论与其共享的规范信念造成的认识桎梏放置一边了。
三、过密型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
这里我简短地回顾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以说明我想提倡的途径和方法。在我1985年的书中，我面对矛盾的历史现象，首先企图通过肯定两代学者和两个古典理论各有的部分道理，来寻求一条调和的途径。而只有到1990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悖论现象向以往两代学者和两种理论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提出了挑战。这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如何来解释诸如蓬勃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并存的悖论现象？以及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悖论现象？或是城市工业化与乡村不发展并存的悖论现象？
这使我最后去反思商品化过程本身的内容。我们习惯地认为农业商品化是由经营式农场主的牟利活动推动的。这是来自斯密和与马克思熟悉的英国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也应一样。于是，斯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均企图找出经营有方的富裕农民。然而事实是，这类情况在清代仅占商品化过程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情况是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29] 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来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它不会带来资本积累。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30]
这里有必要指出，过密型商品化可能通过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过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数而带来每个劳动力较高的年收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后者通常唯有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良、技术的进步或更多的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过密化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
与发展不同，过密化所可能带来的增长是有限的，局限于一年中劳动力能够承担附加劳动的天数，而通过资本化（即增加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投入）来提高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则不受到这样的局限。更进一步，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通过资本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被替代的劳动力必须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
应该明确，即便没有其他质变性的变化，过密型商品化也可成为市场与城镇发展的基础，就象明清时期发生的那样。小农的棉花和桑蚕生产提供了这些商品贸易的基础，进而影响粮食经济。这样的贸易与附属的加工成了新城镇的支柱，并进而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新现象。然而尽管如此，农民的糊口经济依然持续。换句话说，我们企图找到的解释历史上悖论现象的答案隐藏于商品化过程自身的特性之中。这一特性并不臆想所有的商品化均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商品化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动力，产生着不同的变化。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坚持讲中国的经验必然是、或应该是与英国的经验一样，而需要去认清中国的不同动力和逻辑，其结果是与那些基于英国经验的理论模式相悖的现象。
我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来分析帝国主义。我不认为世界市场必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或帝国主义只是有害于中国。我试图去找出历史真实，并说明帝国主义所引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同时并存的悖论现象。西方的冲击导致了由外国企业和国内城市企业组成的近代经济部门与过密化的乡村经济部门相联接。例如在国际化了的蚕丝经济中，相对资本密集的机器织绸由美国和法国的工厂承担，它们依靠资本不那么密集的中国缫丝工业提供生丝，而中国缫丝工业又靠过密化的小农家庭生产提供蚕茧。整个体系基于低收益的男性农民的植桑和更低收益的农民妇女的养蚕。在棉花经济中也有类似的逻辑。外国工厂承担大多数相对资本密集的织布，中国纱厂承担相对节省资本的纺纱，而中国农民承担劳动密集的低收益的植棉。于是，帝国主义、中国工业和过密化的小农联成了一个整合的体系。
四、微观的社会研究
从方法的角度来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用权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过倒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
基于同样的原因，地方史研究也是有用的方法。在对一种因素或一组因素的宏观研究中，我们很难对不同因素间的假定联系提出本质性的疑问，而地方史研究通常检阅了一个特定地区的“全部历史”，从而有可能对不同的因素间的关系提出新鲜的问题，避免把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联系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去。在我自己的经历之中，源自第三世界的分析概念比基于西方经历的模式有用。我自己关于过密化的概念就得益于恰雅诺夫(A·V·Chayanov)和克利夫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模式，它们都是基于对非西方社会的微观研究的。
最后，我认为鉴定悖论现象是设计要研究的问题的好方法。既有的理论体系之间的争论和共同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悖论现象。一旦认清了悖论现象，以及它所否定的规范信念，我们便可能对假定的因果关系提出怀疑。例如商品化的性质会不会不同于我们以往的估计？近代化的动力会不会只限于商品化？这些问题引导我们去注意未发现的联系，也启发了可能解释这些悖论现象的新概念。
注 释
[1]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1957年北京三联版；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1911——1927）和《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1927——1937），1957年北京三联版；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北京科学出版社版。
[2] 参见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这方面最出色的研究有徐新吾1981年的《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版）及1990年的《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载吴承明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版）]徐的研究始于50年代，但在80年代之前一直未出版。
[3] 关于明清商业发展的杰出研究见吴承明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1985年北京版）。关于生产关系变动的研究见李文治等的《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4] 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第24—27页；
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历史》1985年第1期，第1—12页；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运用》，《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第150—163页。
[5] 这方面研究的杰出代表作有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1959年坎布里奇版）。此书通过对明清人口变化的估测，企图证明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学说。在1700—1850年的“人口爆炸”时期，消费人口的增长超出了农业生产，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农村危机的背景。
[6]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1958年坎布里奇版；费正清等：《东亚：近代的变革》，1965年波士顿版。
[7] 芮玛丽：《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同治中兴，1862—1874》，1957年斯坦福版；费维恺：《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与官办企业》，1958年坎布里奇版。
[8] 见《关心政治的亚洲研究学者简报》，此刊专门针对既有的理论模式，尤其见帕克1969年在该刊第2卷第1期上的文章《言辞的背后：美国的中国观察家的职业性政治立场与观点》以及费正清在同卷第3期（1970年4—6月）上的答复。库恩1984年的《对中国历史的发现：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纽约版）对论战双方加以综述，尤其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以及传统—近代化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评。
[9] 罗维：《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1984年斯坦福版；罗维：《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团，1796—1889》，1989年斯坦福版，韩素瑞和罗斯基：《18世纪的中国社会》，981年纽黑文版。
[10] 亚当·斯密：《国富论》，1775——1776原版，1776年伦敦第4版。
[11]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57年北京三联版和利比特：《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1974年纽约版；对照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及艾尔温的《中国过去的形式》（1973年斯坦福版）。拙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年斯坦福版）第14—18页对这方面的争论作了概括性论述。
[12] 芮玛丽，前引著作；费维恺，前引著作。
[13] 邓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近代经济》，1975年斯坦福版，第19—47而；墨菲《外来人》，1977年安阿伯版。
[14] 罗斯基：《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1989年，伯克利和洛杉矶版：布兰特：《商品化与企业发展：华中与华东，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1989年纽约版。周锡瑞对布兰特一书的评论，待刊于《经济史学报》，参见迈尔斯：《中国小农经济：河北与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1970年坎布里奇版。科大卫的《中国解放前的农村经济》（1989年香港牛津大学版）较为合理地认为积极作用仍限于出口农业地区。
[15] 帕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1969年芝加哥版。
[16]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1985年北京版。
[17] 帕金斯，前引著作。
[18] 何炳棣，前引著作：艾尔温，前引著作。
[19] 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20] 黄宗智，前引著作；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1990[]年斯坦福版。
[21] 帕金斯，前引著作。
[22] 帕金斯和优素福：《中国的乡村发展》，1984年巴尔的摩版。
[23] 迄今有关中国工业发展的最好研究是吴承明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1990年人民出版社版）。参照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 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1933——1939》，1965年普林斯顿版；罗斯基：《战前的中国经济增长》，1989年伯克利和洛杉矶版。
[24] 吴承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10—121页；徐新吾：《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载吴承明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
[25] 罗斯基在前引著作中和布兰特在《商品化与农业发展：华中与华东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1989年纽约版）中，试图修正刘大中和叶孔嘉（前引著作）以及帕金斯（前引著作）的广泛为人们接受的估计，认为本世纪30年代前的几十年中乡村有显著的发展，我在最近的书中（上引著作，第137—143页），详细讨论了罗斯基的论据，在此不加赘述，周锡瑞在他的评述中也讨论了布兰特的论据。目前没有理由否定刘大中、叶孔嘉和帕金斯原先的估计，即生产的增长仅勉强赶上人口的扩展。罗斯基声称在1914/18至1931/36年间的近20年中，人均产出每年增长0.5%至0.8%（前引著作第281、329页）。即使如此，全期间累计增长不过15%至16%，这样的幅度不足以改变小农生产仅处糊口水平的整体状况。这样规模的变化也很容易用过密化来解释：通过每年投入更多的工作日来增加年产出和年收入，但同时实际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在缩减。从乡村发展的观点来看，重要的年代是本世纪80年代（见后面的讨论），在只及罗斯基提及的一半时间中（10年）却有了15—16倍于罗斯基的增长速度。那样幅度的变化正好说明了两种现象的不同：一是通过资本化（即增加单位劳动力的投资）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另一是通过密集化而来的过密性增长。
[26] 迈尔斯：《中国小农经济：河北与山东的农业发展，1800—1949》，1979年坎布里奇版；罗斯基：《战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布兰特，前引著作。
[27] 甚至在吴承明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中也含蓄地保留了这一论点。
[28] 侯继明：《外国投资和中国经济发展，1840——1937》，1965年坎布里奇版：艾尔温，前引著作；邓伯格，前引著作。
[29] 即“involution”。拙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文版1986年）译为“内卷化”，现改用“过密化”。
[30] 为把我的过密化区别于过去的马尔萨斯的论点，我应指出我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博塞拉普1965年的《农业增长条件：人口压力下农村变化的经济学》（芝加哥版）。博塞拉普把马尔萨斯的观点颠倒过来：马尔萨斯把食物生产看成是独立因素，在人口压力下供不应求；而博塞拉普则把人口看作独立因素，推动食物生产。博塞拉普认为人口增长推动了种植业的密集化，尤其是通过提高种植频度，由25年一熟的林木火种制到5年一熟的灌木火种制，到一年一熟和一年数熟制。我在博塞拉普的框架上增加了这样的概念：在固定的技术条件下劳动密集化的过程是有极限的。长江三角洲在南宋时已接近其极限。在明清时期出现的主要是过密化，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而不是收入与劳动投入同步增长的单线的密集化。我还增加了这样的概念；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商品化农业生产是过密化的一种形式。
史学理论研究 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