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是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国家。发端于14世纪意大利、昌盛于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思潮，极大地推动了意大利和欧洲各国思想的解放，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随着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和发展，意大利思想家围绕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如怎样看待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所在，通过何种方式和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强盛，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应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目标等，进行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探索，形成了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发展观，并不同程度地打上了人文主义的烙印。

 

　　1．坚持人道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

 

　　人道主义是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对近代西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作用。尽管人道主义（Humanism）一词，在西方出现较晚（有人认为它是19世纪初期由德国教育家提出的），但人道主义（当时称人文主义Humanitas）作为一种以人为中心和出发点来看待社会问题和政治经济问题的主张，在欧洲封建制度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便提出来了。人道主义针对中世纪以神为中心，贬低人的地位，蔑视人的尊严和轻视世俗生活的主张，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观点。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尊重人，尊重“人性”，尊重“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意志”，提倡重视人的世俗生活和物质享受。这种思潮，对于启迪人们开展反神学、反教会、反封建统治的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时意大利著名的人道主义思想家有彼特拉克、皮科、伐拉、庞波那齐等人。

 

　　意大利人道主义思想家认为，人高贵而富有尊严，具有理性和非凡的智力。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所特有的，人有理性才有聪明才智，才有德行，才庄严高贵。人的理性，主要是指人的理解能力、自制能力、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和主持正义公道的本性。庞波那齐指出，人类皆分享三种智力：理论的、实践的、生产的智力。人类依赖着三种智力，可辨认美丑，识别善恶，维持生存。人类能辨别是非善恶，人类才有德行；有德行，才显出人的高贵。“世间再没有比德行本身更可贵更幸福的了，所以人是万物中的上选。”[1]意大利思想家用人兽之分替代天人之分，用人的理性来对抗神性、反对兽性，甚至把人放到与神同等的地位，这对上帝无疑是一种亵渎，对教会无疑是一种异端，对神学、封建统治和蒙昧主义无疑是一种嘲讽和打击。这是思想的巨大解放，是历史的重大进步。

 

　　人既然是有理性和有智慧，就可以改变世界和左右自己的命运，人类的幸福将全赖自己的努力。为此，许多意大利思想家极力提倡自由意志和主张个性解放。伐拉在《关于自由意志的对话》中提出，人虽然因祖先的犯罪而有罪，但人没有失去为善的自由，上帝的预言和先知亦无碍于人的自由意志。人具有个人的意志，为善为恶可以自由选择。他还认为，现在和过去已经成为事实和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但将来是可以改变的。皮科在《论人的尊严》中强调人可以自我塑造。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自由意志，能按照个人的欲望自己塑造自己，“我们愿意成为什么就成为什么。”[2]自我塑造是人类的特征，选择的自由是上天赋予的。近代意大利思想家不承认“命定”说，否定上帝预言和先知的存在，主张命运可以自己掌握，生活的道路亦可以自由选择，这不仅与神学相对立，而且与蒙昧主义不相容。这种提倡积极人生的理念，对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思想家还提倡世俗享受，反对中世纪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要求人们重视现实的肉体的物质生活的价值。彼特拉克提出，人应该热爱生活，应当追求世俗的荣誉与幸福。他歌颂爱情、欢乐，主张顺应自然，坚决反对禁欲主义。他宣称：“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只要获得人间的那种光荣我就够了。这就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己的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伐拉在《论作为真正幸福的享乐》一书中认为，任何使人愉快的东西都是善的，脱离现实生活需要的抽象的美德对人们没有实际意义。一个善良的人应该追求个人的愉快，追求对人实际有用的东西。人只不过是动物，死后便不再存在，人的善，就是今天的快乐。意大利人道主义者肯定人类追求现世的、有用的、使人愉快的东西的合理性，打破了长期以来基督教神学禁欲主义对人的禁锢，人类社会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多彩。

 

　　总的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发展观，更多的是强调人自身价值的人道主义发展观，其思想的产生和传播，开始动摇了人们对上帝和天堂的信念，动摇了基督教的教义和各种清规戒律，对打破迷信，打开眼界，启迪人们解放思想、探索真理，进行反封建统治斗争，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由于历史的局限和思想家们自身的局限，这种人道主义带有一定的缺陷。他们脱离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来看待人和人的需要，把人看成一般的、自然的、生物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的人。不仅如此，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道主义者一般都是有神论者，他们只是用宗教来反对宗教，用《圣经》来反对神学，他们并没有摆脱宗教的束缚，没有完全抛弃对宗教和教会的幻想。他们虽然赞美人的高贵，但不是要把神变成人，而是要力图把人抬高到神的地位。尽管如此，他们毕竟已经认识到了人的价值，有力地冲击了基督教宗教神学的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从而对欧洲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2．政治上的强力是实现国家统一的途径

 

　　欧洲社会由中世纪进入近代后，意大利城邦国家正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当时的意大利分裂为五个国家，即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北部的米兰公国，东北部的威尼斯共和国，中部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五个国家相互抗衡，不断发生纠纷和战争，各方在争斗中无所不用其极，道德与和平几乎成为奢谈，意大利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重重的阻力。与此同时，英、法等封建国家在与教会的权力斗争中巩固了以国王为首的君主统治，并依靠强有力的君主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站在世俗权力一方的意大利理论家，敏锐地把握当时政治权力演化的动向，认识到意大利的统一以及由此而来的和平和秩序，是推动意大利社会发展的最根本任务。而要实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的强力和决断。

 

　　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他向往英国和法国的强大，对阻碍意大利社会经济发展的纷争状态表示极大的忧虑和愤慨，并把教会追求自身利益而采用的各种阴谋视为导致意大利分裂割据的根本原因。他认为，结束意大利分裂混乱局面的唯一出路是建立专制制度，只有专制君主才能对付教皇的挑拨，压制贵族气焰，制止教派纷争，才能使意大利获得统一和安宁。在马基雅维利看来，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首先要有政治上的稳定，而政治的稳定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因此，一位以促进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为目的的共和国睿智的立法者必须把权力全部集中到自己的手里。”[3]

 

　　马基雅维利相信，要从无序中创造有序，从动荡中求得稳定，除了寄希望于一位强有力的君主之外别无他途。他所信奉的这一理念同他对人性的悲观主义理解密切相关。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谁要是想建立一个国家并为其制定法律，就必须假定所有的人都是恶的，只要他们一有自由，就会按照其思想中恶的一面行动”。正因为人性恶，所以必须把他们置于某种强力之下，需要强有力的君主对他们进行统治。应当指出，马基雅维利主张建立的君主制和封建的世袭君主专制制度是不同的，其区别在于前者趋向民主，而后者趋向长期的专制独裁。马基雅维利只把君主政体看作是挽救意大利的临时性措施，认为君主的专制和暴力是政治的“药物”，它的使用是为了治疗病态的国家，不能视为常态下的最佳政体。

 

　　马基雅维利强调政治上的强力和建立君主制的必要性，从一定意义上反映当时意大利追求国家统一和强大的时代要求。同时，代表新兴市民阶级的马基雅维利开始用人的眼光，而不是用神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他主张依靠强有力的王权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建立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有其积极的进步意义。但也应当看到，马基雅维利虽然强调国家的发展需要统一和秩序，但他把统一和秩序更多地寄托于政治上的强力与权谋，向往君主制的统治，这使得他的思想缺乏一种理论和道德上的感召力。

 

　　3．社会发展是少数精英对大多数民众的统治

 

　　19世纪末期，西欧各国的代议制民主得到广泛发展。针对这样一种新的制度，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考察，并得出不同的结论，其中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就是当时两种最典型的理论体系。多元主义认为，通过社会政治制度的多元化，可以在代议制民主框架内尽可能地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精英主义认为，代议制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民主，因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表明，真正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永远只可能是极少数，真正的民主也因此成为一种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精英主义在意大利具有深厚的土壤，其思想影响非常深远，意大利著名学者帕累托、莫斯卡等人是其中的代表。

 

　　莫斯卡认为，“在所有有组织的社会中权力都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精神和道德进行控制的权力，另一种则是物质的力量。这两种权力分别由有组织的少数两批人行使，他们一起形成了统治阶级。”[4]为了论证自己的理论观点，意大利精英主义者大胆否定了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理论基础的自然法或自然权利学说。他们认为，所谓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纯粹是一种虚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在国家出现以前人类社会存在着这样一种自然状态，当今世界也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处于文明早期而又能够保证其社会成员享有绝对的自然权利的社会共同体。同理，作为民主政治基础的共同利益或者说“公意”这样的东西也根本不存在，因为没有一种政治上的善对于任何人都是善。精英主义者进一步指出，即使是自由和平等也是相互矛盾的，人如果被赋予自由，那么他们便不可能平等；而如果要求人们相互平等，那么就必须剥夺他们的自由。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是，人并不平等，也不可能平等。无论在什么时代和在什么地方，总有少数人由于他们所占有的财产、拥有的知识或者美德脱颖而出。这种精英与大众的不平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也是必需的。

 

　　精英论者进而分析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莫斯卡指出：“在人类所有社会中都没有例外地存在着两个阶级——一个阶级进行统治而另一个阶级被统治。第一个阶级通常人数较少，执行着所有的政治功能，垄断着政治权力，并且享受政权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利益。与此同时，第二个阶级，人数较多的一个阶级，却只能被第一个阶级所控制和领导。”[5]莫斯卡区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标准不是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是他们在一个特定社会中所占据的政治地位。在莫斯卡的理论中，统治阶级就是由社会不同行业中占支配地位的人共同组成的精英群体，从这一点上讲，统治阶级就是社会各行业的精英，警察有警察的精英，盗贼也有盗贼的精英。社会之所以被少数精英所统治，是因为民众没有能力进行自治，他们从心理上存在着一种对领袖的需要和依赖。按照帕累托的说法，社会只能由少数精英统治的原因，是作为一种社会基本事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仅表现在人们的社会地位上，同时也表现在人们生来所具有的各种特性和能力方面。他认为，统治者必须具有一定的基本素质，勇敢和狡诈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不具备这些素质的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统治者。莫斯卡进一步指出，少数精英不同于一般民众，他们拥有独特的政治和社会资源，而且这种资源本身是可以积累的，通过掌握政治权力，统治精英使他们所掌握的政治资源不断增加和凝固化。统治精英较小的圈子和他们之间的密切的相互联系使他们比起人数众多、差异明显、缺乏想象力和目的性的民众来说具有突出的组织与行动的优势。用莫斯卡的话来说，“有组织的、协同行动的少数，将永远战胜无组织的、没有共同的意志和动力的大多数”。精英论者相信，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是一条人类社会中不可逾越的社会学法则。无论是家庭、教会、俱乐部，还是政党、国家，都可以发现一种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趋势。

 

　　然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精英不可能永久地垄断自己这种统治地位，必然会有新的精英集团产生出来并与原有的统治精英争夺统治的权力和地位。政治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精英集团不断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的过程，而精英的循环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帕累托认为，精英集团以外的其他社会集团可以被视为产生新的精英的“黑暗的坩埚”。它们对于上升的精英就如同树根为绽放的花朵提供营养一样，只要树根不受损害，就能够花开花谢，代代相替。他在论述人类社会早期贵族政治时代的精英循环指出：“贵族阶级只有通过不断地自我更新并且从下层阶级中吸收那些最突出的个人进入自己行列才能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作为一条规则，任何封闭的贵族等级在有限的几代人之后就会迅速衰落。这一事实对于整个社会进步来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6]

 

　　精英论者还就近代的代议制民主和现代工业社会的精英循环方式及特征进行了的分析。他们认为，近代代议制民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精英循环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的垂直和水平流动，从而加快了精英循环过程。莫斯卡指出：“民主的倾向，只要行动不是太极端和太排他的话，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用通俗的语言说的保守力量。因为它通过吸收那些愿意并且能够行使控制权力的新的因素而为统治阶级补充新的血液，从而避免了依靠出身的贵族在耗尽其内在的潜力之后导致的社会灾难。”[7]帕累托意识到，代议制民主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为精英的流动和循环带来了一些新的特征，社会中的新贵，即所谓的“财阀”与民众结成一种由他们所操纵的联盟，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大众财阀统治”。这种针对传统的财产占有者阶级的联盟构成了近代代议制政治的社会基础。

 

　　意大利的不少精英论者把精英社会视为自己的社会理想，这一点在帕累托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他对墨索里尼的上台表示欢迎，把他看成是代表了团结、秩序与纪律的民族英雄，并且相信他能够复兴意大利国家的道德基础。莫斯卡虽然不像帕累托那么极端，但也把一种精英的统治与社会道德的更新联系在一起。莫斯卡认为，近代民主制的结果之一，是由于一些政治精英为了操纵民众而导致了社会道德的堕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虽然不能取消民主制，但有必要呼唤新的政治精英出现，他们将“形成一种人数较少的道德的和知识的贵族，使人类在自私自利和物质欲望的侵蚀下避免堕落的命运”。不仅如此，而且在制度上也必须保证这种精英能够切实占据统治地位，其方法就是采取一种不同权数的投票方法，使那些“贫穷无知的人的票数”不同于“那些有教养的人和那些能够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财富的人的票数”。

 

　　4．福利最大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

 

　　社会经济发展的理想目标是什么？一直以来，各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意大利经济家帕累托则鲜明提出了社会经济发展应以追求最大满足或福利最大化为原则的思想。在《政治经济学讲义》等著作中，帕累托采用艾奇渥思的无差异曲线作为理论分析工具，用无差异曲线在座标位置上的高低去比较消费者偏好程度，由此形成序数效用理论，并据此分析社会最大满足原则或最优状态。

 

　　帕累托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即在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未发生根本性冲突的情况下，终极评价标准——增加还是减少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的原则应当是“不损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帕累托指出：“我们看到，要取得一个集体的福利最大化，有两个问题待解决。如果某些分配的标准为既定，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标准去考察哪些状态将给集体的各个人带来最大可能的福利。让我们来考虑任何一种特定状态，并设想做出一个与各种关系不相矛盾抵触的极小变动。假如这样做了，所有各个人的福利均增加了，显然这种新状态对他们每个人是更为有利；相反的，如各个人福利均减少了，这就是不利。有些人的福利仍旧不变亦不影响这些结论。但是，另一个方面，如这个小变动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并使的别人福利减少，这就不能再说作此变动对整个社会为有利的。因此，我们把最大效用状态定义为：做出任何一种微小的变动不可能使一切人的效用，除那些效用仍然不变者外，全都增加或全都减少的状态。”根据帕累托的这一标准，如果资源的再配置至少使一个人的处境变好而不能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才算是社会福利的增加，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Parato Improvement）；如果资源任何方式的再配置，都不能使任何人变好同时不使至少一个其他人变坏，这就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被称作“帕累托最优”（Parato Optimum）。然而，帕累托的上述标准尚未明确肯定这种最优状态是指某种单一的状态，还是指某一幅度内的若干种状态。不过，他在后期著作中对这两种类型的效用最大化状态做了明确的区分，认为一种是单一的“全社会效用最大化”状态，另一种是由无限达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点，亦称“社会的许多效用最大化”状态。帕累托指出，根据这种区分，政府可选择不同的政策，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在一个很富裕但其成员的收入极不平等的社会中，政府应采取使全社会的效用最大化政策；在一个贫困而又近似均等收入的社会中，政府则应采取为社会的许多效用最大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