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说：“一旦他可以频繁地外出远行……，他的视线就会从身边的各种事物中间转移开来。他所关注的生活中心已经不局限在生他养他的地方了，他对他的邻里也失去了兴趣，这些人在他的生活中只占了很小的比重。”我今天与大家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名字叫农民工。他们生长于农村的广阔天地，工作于并不陌生的城市。据农业部统计, 2001 年我国有 7 800 万农村劳动力外出工, 2002 年外出务工农民增加到 8 900 万, 2003 年竟增加到9000 多万人, 并且每年仍以 500 万人的速度增长。另据有关统显示, 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总数当在 2.1 亿以上。如此庞大的支农民工队伍,他们的命运牵动着社会的每一根神经。

    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对缓解我国农村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对城市和工业化地区的发展和带动农村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在城市地区，由于农民工在服务业就业，使城市居民享受到更好的服务，提高了生活质量。为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们同时也是向农村传递现代文明观念、技能、技术和资金的重要载体，是带动农村实现小康的重要力量。

　　然而，农民工在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由于我国二元户籍体制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信息不畅、利益关联度不够大、政治效能感弱原因的影响，使的应该随着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提高而提高的农民工参与政治的权利，却在日益走向边缘化。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严重影响了我国民主政治的质量，也是对农民工的政治权利的侵害，长此下去将影响农村的乡村民主和农村政权建设的社会主要性质。

    对于农民工问题，人们早已习惯站在城市发展和市民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却很少有人从农村建设和农民的视角来分析问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弱化导致村级治理出现危机。

    一、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

    农民工大多数都是农村精英。从年龄和文化程度上看，农民工大多是农村中有知识的年青人。其文化程度较一般农民要高。 而且身体状况和劳动技能都是好的，要不进了城也找不到工作。农民工通过打工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也是农村中经济条件较好的一群。 据有关统计，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过了一般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换句话说，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有较为充分的收入保障。可是，农民工在农村的乡村选举中却成为了边缘人，其政治权利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

　　首先，农民工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比例比较低。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但是农民工一是没有时间参与村委会的选举，二是即使参与选举并且被选上了，也没有时间和意愿参与村民自治政权。

    其次，村民自治选举的形式和方式不利于农民工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在参加选举的农民工中，有的也亲自回村参加选举的，有的请别人代投票，有的用信函的方式。尽管村委会选举允许委托投票，但是亲自参加选举比其它方式能够更为真实的表达农民工的选举意愿。直接参与表达选举意愿的农民工较少，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程度，进而影响乡村政权的民主程度。

    最后，农民工参与乡村政治存在很大的服从性。服从性参与是一种被动型参与，主要是由于受到他人命令、动员或暗示等而形成的。农民工服从性参与乡村政治，减少了其参与的利益驱动性，这种被动的才参与造成了其对政治参与的不热情，对选举后的乡村政权缺乏监督热情的消极后果。由以上原因，使农民工这个农村中的强者正日益成为其家乡政治参与的边缘人。

    二、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性造成的村级治理危机

    危机之一：阻碍了农民向现代公民转化的进程。农民工消极政治参与, 实际上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民主权利, 而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农民, 在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主导作用, 是构建和谐农村的主体。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选举制度实行的目的就是要让农民通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手段提高其民主管理能力, 学会现代民主技术, 认识现代民主制度, 逐渐培养其宽容、理性的现代民主精神和民主政治观念,并在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民主实践基础上积累政治参与的知识、技能和资本,减少制度外参与的可能。当前农民工消极参与的大量存在, 消减了农民工转化为现代公民的自主意识。阻碍了农民工向现代公民的转化, 从而阻碍农村民主政治和谐进程。

    危机之二：村干部短期行为造成的危机

    农民是村级治理的主体，这无可否认，但在农村的政治实践中，村级治理主要靠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来运作。可以从很多层面讨论乡村社会的危机。而构成当前农村总体严峻局面的一维因素即为乡村干部短期行为。由于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在村庄社会关联度很低的时候，村干部不能从村民中获得有力支持，他们就会求助于乡镇。恰恰乡镇一直离不开村干部这条“腿”。乡镇在与村干部们博弈时，他们有足够的办法来让村干部为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服务，人民公社的制度记忆则为当前乡村关系提供了最为方便的传统资源。面对散漫而互不关联的村民，村干部失去了抗御乡镇过度提取以保护村民合法权益的内驱力。村民则因为缺乏一致行动的能力，他们不能阻止乡村干部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短期行为，他们至多会消极抵制。乡村组织面对缺乏积极抵制能力的村民，便可能以牺牲乡村社会未来发展的基本潜力来达到自己的短期目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高息借贷。在缺乏政治参与的背景下，有些时候，短期行为的乡镇政府与得过且过的村干部们合谋，在村民的沉默中，造成了农村治理的危机。

    危机之三：话语权缺失导致利益表达危机

　  普通村民在政治上是村级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者，在经济上也是自主经营的自由主体，然而细碎分散的农村市场经济中，农民就象马克思所形容的“马铃薯”，处于分割的原子化状态。目前，由于外出农民增多，农村青壮年人中减少，使得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他们既无力把握村政，也无力把握市场。高度自由经济带来的高风险使村民感到了自身的经济脆弱性，同时他们接受政治信息较少、利益渠道狭窄、组织化水平低，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在村级公共事务中的无力感。经济资源的缺失与政治地位的低下决定了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中的“棋子”角色，他们在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时往往受到村庄精英的裹挟，被动或主动地依附于村庄精英进入村庄政治生活，且形成了一套自身经济利益与政治态度的策略性表达方式。

    危机之四：农村社会动荡危机

    农民工的消极参与, 直接损害了农村基层政权的权威, 个别地方恶势力掌控基层政权, 使村级组织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政治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和谐, 和谐是积极持久的稳定, 是稳定的最佳状态。正如亨廷顿所言“ 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比例关系, 当政治参与程度高而政治制度化程度低时, 扩大的政治参与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农民消极参与扰乱了农村安定有序的政治局面, 甚至引发了农村局部政治动荡, 尤其是宗族恶势力对基层民主政权的掌控, 他们以自身利益取舍现有的民主法律制度的做法 ( 如贿选的增多, 使民主选举的合法性大打折扣等) , 破坏了现代民主政治建设所倡导的公平意识、平等意识和竞争精神, 极大地破坏了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环境。另外消极参与也不利于上级政府对农村实际情况的把握, 导致民主决策出现偏差和失误, 对我国农村的民主制度化建设也是一种破坏。

　　三、解决危机的措施的思考

    综上所述，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导致了村级治理危机的出现，我们采取的措施也应该从这些方面入手，防止其政治参与边缘化，以维护广大农民工的政治权利，扩大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 为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和村级治理提供政治保障。

    首先, 发展农村经济, 奠定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人们的政治参与。整天为生活忙碌的农民工自然不会关心和参与政治。经济的贫困是制约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首要因素, 也是产生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为此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提高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水平, 改变农民工整体的弱势地位,减少农民工在利益受损后的消极参与或制度外参与的可能; 壮大集体经济,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强大物质动力。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提升农民工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自主地位, 培养农民工市场主体人格以及农民工自由平等竞争的现代观念。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农民工独立平等的民主意识和公平竞争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

    其次, 畅通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渠道。“ 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 扩大政治参与的一个关键就是将乡村群众引入国家政治。” 建立满足农民工政治参与愿望和利益要求的政治制度, 推进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程序化建设。如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和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制度, 减少农民工参与的制度性障碍, 减少参政的中间环节。修改现行不适宜的制度, 制定出一系列的有中国特的制度化参与机制, 为农民工有序化参与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建立保障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法律保障体系。法律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措施，也是法治国家的要求。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利是一种宪法保护的权利，我国宪法有明确的规定应该保护，但是，由于法律执行和实现与法律条文的差距，加之法律执行环境不很理想和法律具体规定存在某些漏洞，所以造成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保障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权利也必须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立法部门应该修订有关法规，为农民工参与城市政治生活开辟途径。 用法律保障农民工能够有条件地参与城市社区选举和人大代表选举。

　　第四，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可以在农民工流入比较集中的社区建立农民工自治组织。充分利用农民工中现有的自组织。这样做，既有利于表达和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又方便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农民工流入地和流出地可通过工、青、妇等社群组织加强沟通和协调，切实保障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利，并及时提供各种信息。要探讨使农民工组织化的方式，使他们利益和意见能集中起来，便于政治参与，也便于对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管理。

    村级治理的危机与农民工现象有关，但从目前的政策安排来看，不让这个群体出现是不可能的。总之，只有想法设法激发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这村级治理的危机才有可能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