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不会是最后一次，但美国并不会因此而禁枪。答案在于美国《权利法案》的第二条：“……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对这种代价昂贵的权利，美国人在支付了有目共睹的惨重代价之后，为什么至今没有放弃呢？这是因为他们始终坚信两百年前建国者的理论：对于“政府”这样一个人类所创造的“怪兽”必须时刻“防其失控”。这是美国的建国者对于政府有可能发生异化而建立的一种制约。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其他国家时有发生的情况：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对政府军队的镇压束手无策。如果美国的统治者试图改变民主政体，就会出现象杰弗逊所说的“我喜欢不时有一场小暴动”、“自由之树必须时常以爱国者和专制统治者的鲜血使之更新常青，这是它的天然肥料”。
公众持枪的另一个理由是警察对犯罪预防和控制的能力存在漏洞，由此使得人民必需持枪自卫。美国曾出现坐在轮椅上不能走动的八十多岁的老太婆拿出轮椅底的手枪击毙进来抢劫的身强力壮的年青歹徒的典范，也曾出现六岁的小孩在他父母被闯进家中抢劫的歹徙打昏在地后拿出手枪击倒歹徙的奇迹。当人们在生活中突然遇到暴力或威胁而公共安全组织及人员又不能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时，持枪可以增强人们自卫的信心和能力。当老弱病残者遭到强者侵害时，有助减少强者的优势，增加老弱病残者的反抗能力和信心。
全面禁枪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解决军队可能带来的比入侵者更危险的后果。这就是：
不合法军事命令的自我毁灭机制
民主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重要区别就是军队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君主或少数寡头统治者。但是，人民不可能直接控制军队，还得委托给少数几个人进行管理。在人性的贪欲和邪念的支配下，这几个人可能试图成为传统方式的统治者，特别是在民主刚刚建立并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军人集团用暴力手段比用和平手段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一来，所有的选举、宪法、议会，在枪杆子面前都将不堪一击。
如何才能确保军队遵守法律和秩序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军队内部建立一种约束机制，所有的军队必须清楚地知道军队的责任除了防御侵略外，就是维护宪法规定的自由选举，当指挥官的命令超越这一原则时，也就是当指挥官下令向和平示威的民众开枪时，任何向指挥官开枪的人即可取而代之，这就可使违背宪法的军事命令自我毁灭。
因为专制的产生首先要取消定期的选举，当选举到来的时候，便是检验将军们对民主的忠诚度的时候。所有的士兵在这一问题上将不再“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只是以维护宪法为天职。任何试图取消选举的政变行为必将引起公众的抗议示威，政变者在公众面前要么投案自首，要么动用军队镇压。而这一天，也将是士兵们的革命日。公众将持枪权授予了士兵，不能保证所有的士兵都能信守保护公众安全的承诺，但只要有一个士兵信守承诺就够了。他将立即行使最高法官的职能，对政变者处以死刑。政变指挥官们不知道这个被人民安插在军队中的“最高法官”将会是谁，不知道那颗对其执行死刑的子弹会从何方射出。“取而代之”是一种巨大的利益诱惑，也是一种绝对的威慑力！
通过这样一种安全设置，对掌握绝对暴力的政府的制约而产生的持枪需要将消失。民主之树将长青，而无需“时常以爱国者和专制统治者的鲜血使之更新常青”。
全面禁枪的第二个条件是社会对犯罪的预防与控制能力达到极高的水平，以至犯罪率大幅下降到千分之一以下，而这就不仅仅是警察部门的事了。这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充分就业及对丧失劳动能力者的充分救济。生活的贫困会扭曲人的灵魂，会降低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评价，也就使得人更有可能铤而走险；
2、有效的法律确保对犯罪的惩罚力度足够大，快速有效的案件侦破及审理能力，以使犯罪的成本远大于犯罪的收益；
3、确保每个公民都能熟知法律。国家是一种组织，人们按照事先的约定生活在一起。这种约定就是法律，对于新加入这种组织的人，包括新移民和即将成年并取得公民资格的人，他们需要熟悉这个国家的法律，他们应该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否则便可能导致犯罪。如果因为无知而犯罪，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所以，国家需要对新公民进行公民资格考试，合格者方可发给公民身份证，就象驾驶汽车要考驾照一样。而对准备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人，也应该就其所从事的事务领域的相关法律进行考核，通过考核以后方可批准其行动。比如开办企业，就必需进行相关的公司法、合同法、环保法、劳工法等考核，确保其明确在公司行为中哪些行为可能侵犯到合伙人、交易商、公众、员工等相关人员的利益。
4、建立所有公民的心理及行为监控系统，以预测可能发生的不良行为并加以疏导。
什么是足够的竞争，那就是一个朴素而简单的程序：执政者要为发生的灾难性事件辞职，而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的人应取而代之。在校园枪击案这一事件中，联邦政府总统是首当其冲的执政者。但是，我们的制度不能让布什总统因为这样一件“小事”而辞工，因为同等程度的公共问题经常存在，按这种政治逻辑行事的话，美国一年可能要换好几个总统，这样做的政治成本太高。而且，总统还有更重要的事在处理当中，比如“伊拉克枪击案”。总统在其它很多领域都干的不错，也不能因此而赶走他。所以，人们只好忍受类似这些“小事”的不断出现。
既然没有人会因此事件而受惩罚，也就没有人会因试图解决此类事件而受益。包括在新一轮的总统竞选中，候选人也不会因为潜心研究并设计出一套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案而当选下一届总统，因为这个问题只是整个联邦事务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由此，美国人民的公共生活的许多方面就始终得不到解决，直至某个问题危害如此严重以至于成为国家的首要问题。用经济学的逻辑来看，这就是由垄断而带来的捆绑销售，如果美国总统为美国人民提供一百种服务，只要能做好五十一种服务甚至更少，剩下的其它便可蒙混过关。
不作为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执政者存在道德缺陷，而是执政者作为人皆共有的能力限制，无法对所有公共政策都达到最佳认识，从而在所有公共事务上都作出最佳决策。而选民，即便认识到执政者的这一缺陷，也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只能接受现实。选民无法因为总统和议员们没能解决校园枪击问题而罢免他们，因为他们做了另外一些好事。由于存在这样一种有缺陷的公共选择机制，导致公共政策供给的严重不足。这种不足表现为社会问题大量存在，却很少有人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方案。有能力的人从商以实现自我价值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远大于投身公共政策研究和开发所能获得的好处。而缺乏天赋的人即使写了十本书来讨论这些问题也无济于事。从政的门槛太高、投资回报率太低、风险太大。当公共政策供给不足时，即便问题成堆，执政者也无需担心受到批判，因为没有一个更好的政策。久而久之，人们开始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不断发生的校园枪击案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在下一次校园枪击案发生时，依然不会有官员对此事件负责。
对于社会，危险的不是校园枪击案，而是对于枪击案不断发生的现实的接受。
一个怎样的体制能让社会变得更安全呢？
那就是要使得相关部门更富有创新力，既然一个庞大的联邦政府无法实现这一要求，那就要对联邦政府进行分解。既然总统忙于伊拉克枪击案而无暇顾及校园枪击案，那就把校园枪击案相关的政府部门从现有的总统权力中分离出来成立新的独立的政府。以便人民能找到更有能力的人来管理这些事务。联邦政府至少可以分为七个政府：
负责国与国之间安全的国防政府，包括与之有关的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中央情报局、和平队、选征兵役系统、军备控制与裁军局等部门与机构；
负责个人（团体）与个人（团体）之间安全的治安政府，包括内务部、司法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劳工部、教育部、交通安全局、全国劳工关系局、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卫生及公共服务部、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州际贸易委员会、环保局等部门的相关机构；
负责人与物之间的环境美化的环境治理政府，包括环保局及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部门与机构；
负责对自然界进行深度开发且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的太空开发与基础研究政府；
负责经济要素的平衡稳定的经济调节政府；
负责预报和控制各种自然灾害的灾害预防政府；
负责集合共同力量防止个人陷于经济困境的社会保障政府。
既然是一个政府，自然有各自对应的议会和财政税收等行政部门。这样的政府将拥有更为专业的议员和行政首脑，公共政策的竞争将更为深入，人民的公共生活质量将大为提高。
事实上，美国人民对政府分权带来的良好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是有切实的感受的，八万多个地方政府的存在正是美国活力的源泉。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以地域来分权，而是以公共事务的终端消费的性质来分权，从这个角度看，这有点类似为教育事务而建立的学区制。
当联邦被分解为若干个政府以后，原来被看作小问题的个别部门所管辖的公共事务就变成专司其职的政府的大问题了。当下一次的校园枪击案继续发生时，人民最迟都将会在下一个选举日到来时表明他们的不满。当国内安全各部门成为独立的政府后，校园枪击案会引起公众的重视。在对一个一般性政府的总统和议员进行选举的时候，公众的注意力会集中在当前的热点问题上，比如“伊拉克枪击案”，而其它问题则被淡化了。公众跟候选人人一样，精力都是有限的，只能关注到一些较大的问题。而当人们不再只选一个一般性的总统时，而是选举按不同的公共事务建立的政府的首脑及其议员时，校园枪击案将成为治安政府的重大问题。一个候选人取胜的主要条件将是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案。
政府的非一般化也将是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成为美国总统是许许多多精英人物的梦想。但在一般性政府时代，每四年只有一个这样的殊荣，社会的进步需要杰出人物的创造精神，在私人物品供应领域，无数的案例证明了这个规律，在公共物品供应领域，我们也熟知这一准则。我们也深知，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不是因为其道德高尚而造福人类，而是因为杰出的成就能换来个人的光荣和财富。这也就是说，对光荣和财富的追求是杰出人物产生的动力，这也就是说，社会是否存在一种能给予杰出人物以光荣和财富的机制将决定社会的进步程度。我们已看到，二十世纪的私人物品供应在具备完善的这种“给予”机制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创造了无数的奇迹。每年的财富榜上都会增加许多的亿万富豪。但我们也看到，在公共物品供应领域也就是政府行为领域，虽然有很大进步，但相比经济领域的成就却有很大差距。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每四年才允许产生一个总统。而当政府非一般化也就是事务化以后，如果我们将联邦政府一分为七，那未来的每个四年将会允许产生七个总统级的人物。公共事务的竞争将成七倍地扩大。由此而来的公共生活质量水平也就将成七倍地提高。我们将可以找到一个能全面消灭犯罪的治安政府首脑，我们也将可能找到一个能使国家间边界消失的国防政府首脑……
“传统代议制下的极少数的几名当选官员无力对日益增多的公共政策进行正确的有效率的决策。现代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规模单考虑其支出方面而不考虑其许多不能以货币来衡量的管制活动方面，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一个很大的比例，如美国联邦政府20世纪90年代的支出规模占其GDP的20%左右。如此庞大的一个机构，每个公民只是通过选举一个总统和几位议员来控制，总统和议员的竞争者便无法对成千上万项的决策进行逐一了解，找出其中缺乏效率的决策。那些被任命的成百上千的各部门的官员，实际拥有了信息非对称的优势，那些钱该花，那些钱不该花，哪些事可以做得更好，哪些事不应该这么干，竞争者不会知道，公众自然也就无法知道。结果，民主的竞选就成了一种模糊的选择，最多也只能对若干个重要且敏感的政策进行评判，无数的决策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作出的，由此，政府的效率便缺失了。
当代政府是一种典型的规模不经济系统，庞大的规模导致了竞争的不充分，少数几个竞争者不可能对政府系统的运行进行全面专业的分析，找出可以改进的地方，全面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虽然政府依然会进步，但这种进步只是每个选举周期进步一点，进步的程度限于竞争者个人能力所能做到的那部分，而这部分只是冰山的一角，无数的资源在浪费。要提高政府的效率，就只有将一个政府分解成十三个或更多的政府，让公众去选择更多的执政者。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通过竞标选一个人采购一万种商品和选十个人每人采购一千种商品，后者的方案会是一个竞争更充分性价比更好的方案。
当竞争和选择的层次降到具体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应上时，绩效评价体系就能发挥作用，我们很难对整个中央政府建立一套绩效评价体系来衡量总理的工作，但对一个环保局长、一个国防部长的绩效评价就可以更好地做到。这样，当原来对总理负责的部长级的行政官员通过相当于部级的议会成为对公众负责的政治官员后，他就必需比原来更努力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因为竞争者将有可能对这个部门的所有运作进行更直接的分析，找出漏洞并告诉选民。竞争将在具体的政策和具体的实施方案的层面上展开，像竞选总统般的政治表演，很难再取悦选民，执政者的创造力将在竞争的压力下被激发出来，公众可以选择到真正有能力的执政者。
企业型政府也解决了民众的选举能力的问题。在每个居民只能选举一位总统和几个议员的代议制制度下，很多时候竞选者都很难用明确的公共政策主张来赢得选举，因为要一个人熟悉所有的公共政策问题是不可能的，参与普选的民众就无法选择最优秀的领导者，结果使选举成了一种政治表演和政治交易。但在企业型政府制度下，每个居民将选举数十个政府的议员，这时候，政治选择将接近人们熟悉的经济选择，竞选者必须是他所要竞选的政府领域的专家，必须提出其政策的绩效比较，公众就可选择那些能用更少的钱带来更多的公共福利的竞选者，经济选择的能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这样，一个传统国家的民众即使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新教改革、工业革命，他也能有效地进行正确的政治选择。
从管理科学的角度看，政府的规模也不能过大，因为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组织需要有一个最高管理者来设置组织的各个部门并任命各部门主管，这就要求最高管理者必需熟悉整个组织的运作程序，这样才能进行科学的分工和选择最优秀的主管并监控各主管的行为，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使用，这样一个组织才是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当一个组织规模过大的时候，管理就不能科学地进行，只能是靠最高管理者个人的模糊感觉去操纵，这就势必导致浪费和腐败，这时，被其任命的各主管即便是最优秀的，这些主管也不会总以最佳效率来工作，因为主管们拥有了与组织规模成正比的信息非对称优势，除非人是天然而本能的具有永远的利他主义欲望，否则他将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事方式，偷工减料、拖延、为私人目的而进行的资源配置甚至是盗窃，将是组织内官僚系统必然出现的问题，即便最高管理者受到组织的所有者的完全的监督或其天然就具有利他主义精神，他也没有力量来战胜他所任命的那些官僚，在改变人性的利已主义欲望之前，最高管理者或统治者永远都在受下属的愚弄，而利已的精神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之一，所以，这样的组织就只能走向没落。
那么，一个庞大而无效的一般性政府的构造是谁造成的呢？从整个人类世界众多国家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存在同样的问题，那么，它的根源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代一般性政府，起源于古代城邦国家，在城邦国家时代，政府主要从事军事活动，政府的拥有者以军队来阻止侵略或进行掠夺，城邦民事事务的管理是基于军事目的的需要，城邦政府的规模对于首领个人的能力来说是可以承受的，在城邦国家不断发展为民族国家甚至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中，这种统治习惯被继承下来，这就是导致现代规模不经济政府存在的直接原因。”
在人类的生活中，对安全的需要正如对粮食的需要一样重要，但粮食的生产已完全社会化，也就是通过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来实现，而对安全的“生产”，在美国这样的社会中，则处于半社会化状态。既有专职的军队和警察，也有公众的广泛持枪。这也许是现代社会唯一残存的半自给自足领域。如果以上方案变为现实，那将是人类社会分工专业化的一个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