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是什么？元是根源、根本 [source；origin]。如元本(根本)、元序(最根本的秩序)；元极(万物之本原)等等。

 

　　经济学意义上的元是什么呢？元是一定社会制度的性质、本质，如公有制、私有制。

 

　　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即处于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得不到有效转移，二元经济特征非常明显，迟迟不能转化为一元经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于是，这些学者提出了市场化改革的方案。这种观点不了解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公有性质和本质，而把它们之间的差别看成是性质本质的不同，混淆了本质与现象，性质与形式，泛化了元概念，因而是错误的。二元经济结构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它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以西方经济学的这种观点分析中国问题，是犯了洋教条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①]一定社会的性质，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而生产方式的基础或主要方面就是所有制。所以，社会的性质，归根结底是由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这个所有制的性质，就是我们所说的“元”。资本主义是私有制一元社会，社会主义是公有制一元社会。

 

　　 （2）一化三改与一元双层结构的社会主义社会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一化”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三改”既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一方面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使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有决定意义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要求把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支持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一化”和“三改”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辨证统一。因此，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形成了一体化的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战略。”[②]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即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由于生产力性质和水平决定，产生了两种形式：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是生产关系的一元双层结构；生产力方面，就其性质而言，无产阶级当家作主，成为自由人联合体，农民成为农业工人，[③]无产阶级队伍空前壮大。

 

　　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公有制就是无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公有制生产关系有机体，就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④]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样的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这个社会是靠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依托和保证的。中国1956年后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公有制问题，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这种社会主义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性质和落后的生产水平基础上的，由于生产力的基础和决定作用，公有制的形式采取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也就是一元双层的公有制，即一元双层的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在一元双层的公有制，即一元双层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条件下解决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公有制，即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所以，1956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性质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为发展目标的一元双层的社会主义社会。

 

　　一元双层的公有制：先进的工人阶级（工商工人阶层和农业工人阶层），性质和觉悟以及真诚的团结；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互相联系与结合：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为基础，为工业提供资金和市场；工业为主导，为农业提供机器、技术支持，城乡之间形成了互相联系、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有机联系，共同形成一元双层的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绩效如何呢？也就是有没有什么历史成绩呢？这样的制度经得起历史的考问吗？

 

　　美国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莫里哀•迈斯纳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成就是这样评价的：“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⑤]

 

　　这样的评价是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是比较公正的。这样的历史成就说明，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的，是正确的，是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的。即使外国学者，面对这些实际，也不得不予以承认的。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虽然从性质上讲，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与共产主义相区别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形态，但是，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先进生产力需要保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着一些不成熟和不完善的环节和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存在着一些不成熟和不完善的环节和方面，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这种认识，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以上思想概括起来，就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根据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政治思想领域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这种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因此，可以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求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革命性变革，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规律。否则，资本主义就必然会产生，条件成熟就会发生复辟。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必然产生的，否则，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巩固的。这是普遍真理。

 

　　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不同，形成了左派、右派。刘邓坚持八大的主要矛盾论，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要矛盾论。比较忠实地按照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做事的“四人帮”，容易夸大打击面，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是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这也是毛泽东所不允许的。如“打倒一切老干部”，毛主席则要他们“团结大多数”；打击知识分子，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等，几乎在所有的方面，“四人帮”都是按照主要矛盾的理论办事，加上自己过于片面的理解，在实践中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因此，犯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打击面大，积怨过多。在“四人帮”的影响下的人们也是这样。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左派和极左派。毛主席是左派。刘邓是右派。“文革”中，比较忠实地按照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做事的“四人帮”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属于左派和极左派；基本上按照毛主席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做事情的，属于左派；刘邓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属于右派。极左派的人们把主要矛盾绝对化，容易扩大化；真正的左派是把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化，不赞成激化矛盾；他们的派性斗争由此而生。只有毛主席本人才能使他们“革命大联合”。只有毛主席才能发动和结束这场革命。而右派根本不承认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把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多数是以批评教育为主，他本人并没有要把他们打倒的意思。[⑥]至于刘少奇本人至死也不承认是走资派。打倒刘少奇，主要是由于所谓“历史问题”。因此，总的看，毛泽东对党内资产阶级，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基本上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他们是批评教育。要求文斗，反对武斗。主张斗私批修，灵魂革命。

 

　　正是由于“文革”的这些特点，“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⑦]“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 [⑧]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首次制造了“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在《邓小平文选》中多次说文革十年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这是与当时历史实际完全不相符的。应该还历史真相。

 

　　深深地了解“文革”的情况的毛泽东对于“文革”的评价始终是“三七开”。三分缺点，七分成绩。

 

　　邓小平上台后，抓住主要矛盾论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的主要缺点，轻易而举地否定了文革。[⑨]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做得最成功的事情。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但是，他不赞成毛泽东搞社会主义的具体办法。对于毛泽东的政治遗产，邓小平是肯定毛泽东最基础的东西，推翻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套具体办法，自己另外搞一套。这就是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希望通过他的办法，可以比毛泽东的办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由此而制定的基本路线，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存在着矛盾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前者是需要的程度，后者是生产的水平，因该说，二者都是生产力内部的关系，而不是一对矛盾，实质是生产力的水平问题，这就忽视了生产力的性质，忽视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对于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和手段，反对问“姓资姓社”，搞“不争论”。正是由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所具有的形而上学色彩，决定了其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具有片面性，在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上，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当分离”，先“承包”，后“股份”，再私有化；搞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到取消计划经济为主；搞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等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乘机钻了空子，从不学无术的权力者手里，骗出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的功能，就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促使两极分化的产生，就是在公有制条件下瓦解公有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提法，逻辑上自相矛盾，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市场经济，都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前，既然如此，就不能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而国家宏观调控只能是事后调节。因此，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欺欺人的说法。这实际上就是自由市场经济，至多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所谓“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瓦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了两极分化。[⑩]这就是1990年来的所谓改革。私有化的结果，促使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论和由此而制定的基本路线随之失去现实基础。

 

　　早在1992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美国，现在有人估计已超过0.5。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在1993年9月，邓小平说，“我们提出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作为改革开放的发动者已经承认改革失败。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一开始就是错的，解散集体经济，实行家庭小农经济，实践证明是错的。如果中国像小岗村那样人少、地方小的村实行家庭承包，也许好些；但是作为国家基本政策，实际上是不可能正确的，尽管宣传上如何成功，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从后来的材料上看，小岗村的办法，不只是小岗村人的发明，而是小岗村人和党内以万里为代表的领导人共同发明的。当然，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积极推广。而小岗村根本就没有富裕起来，而是贫穷和严重的两极分化。[11]从中国人民大学陶行知研究会主办的《现代陶子》得知，在上个世纪末河北省农村有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跪在田地里拔草，期望有好收成。中国人民大学陶行知研究会发起人鲁风老师很是同情她，托到那里实践的同学把一件棉衣和一件新买的毛裤捎给这位中国老人。后来，得知，由于棉衣送给了处境相似的老人而没有送给她，这位中国老人竟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山东某村一位王姓老人也因为农村负担过重而喝药自杀。农村居民吃饭难，上学难，看病难。农村真穷，农村真难，农村路有冻死骨。农村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走到债台高筑的崩溃的边缘。

 

　　把一个本来就是错误的办法，当作城市改革的办法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办法，其错误是很显然的。其处境必然和农村在形式和过程上形似。国企改革的办法从承包到现在的私有化（民营化是虚构的概念，不具有科学内涵），逐渐取消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础，即公有制为主体。

 

　　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富裕起来的人要发展私有（营）经济；私有经济发展起来了，资本家不满公有制经济的竞争和制约；国有（含集体）企业领导人羡慕资本家，要求获得最大的个人收入，国有企业不能满足其要求，国有企业领导人和资本家就要结合，资本家通过赎买国有企业领导人或者直接赎买权力者使其为己服务，而这一切需要经济学家制造他们所需要的理论，从而主流经济学家迅速崛起。他们不是与人民为盟，而是“成为资本的盟友”，[12]（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在最近出版的《社会科学报》上的发言。）彻底丧失了人民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立场，因此，其观点只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对于中国改革失败起了巨大的先导和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政治和知识精英逐渐结成巩固的联盟，通过若干次大规模的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运动逐渐取代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以至于邓小平于1993年不得不说：“我们提出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而邓小平的话并没有人听，“改革”即大规模的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运动继续强力推进，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不仅如此，信仰危机，高度集权，腐败丛生，文化教育学术空前腐败，中国现在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家庭联产承包的小生产，脱离了毛泽东的一元双层结构的社会主义，使得国家工业化失去广阔的不断发展的农村的市场，农村经济的衰败，造成了农村购买力的降低，加上对农村的种种剥夺和集资，农村实际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工业化和现代化与农村的衰败，形成了真正的工业和农业的分离，而由于打断了先进农业生产的继续发展和失去了本来逐渐活跃起来的农村市场的支持，国有企业逐渐陷入困境（请注意，任何企业失去了原来的有机市场都会死亡。社会主义企业也不例外。改革后不断萎缩的农村市场与国有企业不断发展的趋势之间形成了对抗性的矛盾，必然造成国有企业的衰落与农村的衰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国有企业的困境造成了对农业技术物资支持的短缺，原来的有机联系，被改革后的相互分离所代替，一元双层的社会主义社会被毁灭。中国社会形成了两极分化的社会（城市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分化，农村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分化，城市与乡村的分化）。这才是真正的二元经济结构，这才是真正的城乡分割。

 

　　这就是中国改革内在的轨迹。这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必然苦果。

 

　　其实，毛泽东早就对身后的历史很担忧。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13]只要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农村就必然会崩溃至少会发展到崩溃的边缘，而整个工业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必然会或迟或早地发生根本性质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就会发生质变，最终必然要“仰人鼻息”。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特别是1989年以来的历史，基本上就是毛主席这个担心现实化的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

 

 

　　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世界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时代。[1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逐步进入当代资本主义阶段──垄断竞争资本主义。[15]1975年印度支那战争结束，标志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到来，社会主义革命模式和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模式需要与时俱进，锐意改革。

 

　　全面与协调的社会主义改革和改良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基本道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对形成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历史条件下的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占首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首要的主要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核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16]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革，不是主要地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而是改革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即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充分的党内民主和充分的人民民主互相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7]但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阶层蜕变和叛变，不是大力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是发动了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由此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这是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既然如此，中国改革，就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坚持计划经济，坚持按劳分配，改革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切实提高管理水平，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化生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就是坚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充分发展党内民主，让党员群众在党内民主制度的条件下当家作主；充分发展人民民主，让人民群众在人民民主制度的条件下当家作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一个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领导力量，一个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和依靠力量。这两个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一元双层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保证。在全民所有制经济组织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中，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业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民主经济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具体体现，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民主经济的基础。”[18]“只有搞好了企业民主和基层民主建设，整个国家的民主化才有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才能得到切实的加强和巩固。”[19]企业民主是是调动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最有力方式。同时，加强党和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和对社会主义企业民主的指导。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一元双层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双层（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城市民主和农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互相结合起来，就是符合中国实际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式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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