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先生曾经在湖北省监利县担任过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2000年3月，他在担任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最后一站，直接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说出了一句大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位敢于在谎言和沉默的政治环境中斗胆讲真话的“农民代言人”，随即被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吵得沸沸扬扬，一举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然而直到今天，李昌平先生终于道出了隐藏在“三农”问题背后的深层次体制性根源——“九十年代的三农政策基本是错误的‏”（祥见《三农中国网》，http://www.snzg.cn）。这句话虽然让人听起来感到过激和刺耳，但却是一句大实话——“上个世纪的整个90年代，国家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政策是错误的，党的农业和农村基本政策是错误的，几乎包括了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和乡村企业的强制性改制运动等等诸多方面”。不过，我作为与李昌平先生有过相同经历的河南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对他的心思是最清楚不过了，他现在只是讲出了“上半句大实话”——即把“三农”问题仅仅归因于中央高层决策的失误，而把他最想表达、又不敢和盘拖出的“全部真相”埋藏在心底。

 

    为此，我在这里有必要把李昌平先生想说的话作一补充：“上个世纪的整个90年代，在经济上，国家放任农业、农村和农民；在政治上，中央放任地方政府及其官僚群体，由此造成了亿万农民群众在经济上的贫苦和政治权利方面的缺失，同时又使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出现了退化、甚至异化的现象，最终形成了一个能左右地方政治生态环境变化、且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地方性权力实体’和‘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就在省与地（市）之间、地（市）与县（市、区）之间，县（市、区）与所辖乡镇之间的上下级官员内部衍生出一种具有封建社会政治色彩的地方政治庇荫制关系，以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多次重演的‘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的政治悲剧”。试想，倘若李昌平先生当初能够把他在农村基层工作17年的经历“细说一番”，恐怕对中共十六大以后制定的“农村综合改革路线图”就会产生更多、更大的影响力。当然，在当今中国地方政治势力逐步向群体化、集团化、规模化、半公开化大面积扩散的趋势发展的大环境下，又有谁敢冒着“被人暗杀”的生命危险去做这种傻事呢？最后，但愿已经大红大紫的李昌平先生能够尽快地创作出《监利官场众生相》新作，也许我会步您的后尘写出一部《大别山区一个红色地方政权是如何垮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