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仅从以下两点来谈：一、问题的提出；二、加强垂直管理。

 

 

　　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腐败和社会黑暗两个侧面。所谓腐败就是指为官者不为民，在官场多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为了满足个人贪得无厌的私欲，侵吞国家、集体和人民的财产，置民生艰苦不顾，只顾个人和少数人的享乐腐化。所谓社会黑暗是指在某些社会领域和层面中，社会主义的道德、法纪、精神文明等全无功效，只有钱权交易、只有私下的人际关系交易和黑恶势力的横行霸道。对于社会这些恶瘤的治理，中央并非不知道，也不是不管，而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治理，但时至今已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征服这些顽疾就如当前治理社会的安全事故一样，是相当地艰难。这说明人们在迷失政治方向大的前提下，为了钱和利，不管是官还是民，官大还是官小，民位是高还是低，总有一些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而走险，做出各种缺德和丧尽天良的事来，违害一方，违害社会，损害老百姓与国家的利益和安宁。

 

　　人们常在思考：其一、为什么中央如此好的政策、政令，一到了某些地方就变了味，走了样，被某些歪嘴和尚当经念，给念歪了。还有什么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与中央相抗衡，另搞一套的。其二、为什么中央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反腐倡廉，打黑，治理社会秩序等，其措施一步步地加强，所见的成效仍然有限，社会混乱根源仍得不到根本的根治，社会不稳定因素仍大量地潜伏着，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音调仍存在着。

 

　　对于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我是这样认为的：关键还是一个管理的体制问题。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体制，作为一个巨大的系统管理工程尚未形成。而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民主与集中的问题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统一，主要体现在中央的集权统治不是强而有力，各级地方权力过分膨胀扩大，又尤其是国有的财权、物权等的保管与利用，由于缺少严密有效的管理机制，由此造成较多的弊病。由于这个原因，我敢肯定地说：国有资产、财物在“黑暗中”源源不断地大量流失，人民的血汗钱在被一些人采用的不合理合法的手段所侵吞，这是造成目前国家中出现贪赃枉法、贪污受贿、贪官污吏、洗黑钱、巨大的灰色收入社会网络形成，不合理的分配普遍存在的主要根源。

 

　　我没有什么深入的调查研究，仅是耳闻目睹、亲身的体验、还有直觉等，从许多所见所闻的现象中感觉到了事情的一些本质。下面我避开社会光明一面不谈，约略地举一些事例，专门揭示我国社会中的可疑现象和黑暗的一面：

 

　　1、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居民储蓄率攀高的国家，据央行2005年公布的数字是14万亿元。在这个巨大惊人数字里面又有多少是属于储蓄者的正当收入？国家统计局可否按照国家的产出、产入、分配的总量来统计一下，这个数字是否合符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

另外，还有不少的富豪，他们的钱财除在国内有储蓄外，有的在国外也有，这是一个未知的数目，其总额也可能会使人伸舌的。

2、由于中国绝大多数人现有的可支配的钱并不多，据有关统计，中国可支配的货币为人均GDP的1000美元，而美国约为4万美元。中国人这样的低的收入水平，按理是不可能有国外样的高消费现象惊人的出现，但客观事实却与理论的思考相反，中国现阶段的高消费水平在某些领域、某些人群中令人乍舌。

 

　　表现一：在全球奢侈品市场低迷之时，中国则逆风而上，成为世界上奢侈品的最为热销的市场。据世界的权威机构永安的研究报告预测，2005年至2008年，中国奢侈品销售额年增长率将达20％；2009年到2015年年增长率为10％左右；2015年，中国奢侈品销售额将突破115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量的29％，将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又据另一资料介绍：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占历峰集团全球总销售额的20%，如果加上中国游客在全球各地的采购总额，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量则占到了历峰全球销量的四成。

 

　　表现二：中国现代饭局开销之大也同样令人吃惊。据统计，２００５年中国餐饮业零售额达７４８６亿元，而２００６年全国餐饮消费预计将突破１万亿元大关。

 

　　表现三：从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指标来说，人们的食品类消费额度比例减少，文化和服务类消费额度比例扩大是说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一种表现。据有关资料统计介绍，2005年中国人文化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总量在8300亿元以上。我还无能力以此从中国的宏观角度来统计出中国人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但8300亿元的文化服务消费的数字是惊人的，由此也可说明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这8300亿元的消费额度是否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消费水平？这种消费又是否是中国大众的正常消费？我认为这里面都有大的疑问存在。产生存疑的原因是因为另一个基尼系数而引起的。据有关资料介绍，19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4 ，目前已达到了 O.45，有人估计还可能达到0.5。收入分配差距，贫富的差距在不断地拉大，不合理的现象在增多，这就是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由此可知，上面的8300亿元的文化服务消费额是由少数人的享受中而产生的，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主要用于子女的教育中（其中还有许多无奈，和教育乱收费所引发的不合理的支出）。

 

　　表现四：据有关统计介绍，我国每年公费出国考察费高达2000亿元，如加上每年的私人出国游，又特别是黄金周中的旅游潮，其数额肯定更是惊人。

 

　　表现五：据有关资料介绍，中国目前的海外留学生总数达数十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为自费出国，据称，学生每年的花费至少几百亿元以上。这些阔少在国外穿名牌，跑名车，有的还一掷万金参加豪赌等。

 

　　现在的中国人手上有钱，用钱阔气大方，这一点连老外也眼红，美国总统布什也看在眼里，许多外国人都看好中国这一消费大的市场。又据中金公司的《成长中的中国消费———中国居民消费总量和结构分析》报告分析认为，估计中国可能在五到七年内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居民消费国，而在十三到十六年内会取代日本第二大居民消费国的地位。

 

　　中国人多，又处于发展之中。在党中央的富民策，全民共同富裕的方针指引下，中国人肯定会越来越富裕起来，因而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指日可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市场是巨大的，潜在的，诱人的，这一点不假。但是，从目前中国所形成的这个消费市场来看，我认为肯定有不健康、不合理的因素存在。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现在的人均财富，据世界银行在第60届联合国首脑峰会期间公布的报告中显示为9387美元，不到美国人均财富的2%。另外，中国人的富裕还只是少数人的富裕，还未形成共同的富裕。因此，中国人目前所形成的巨大的消费市场，又特别是奢侈品等许多享乐腐化的生活市场，并非是全中国人民所共同形成的，只能是占总人口的20%的富裕阶层，又尤其是少数目前的中国富豪阶层所形成的。一些暴发户，钱财来得轻而易举，因而消费自然阔卓。在花花世界中的人生大观园里，就如刘姥姥那样，什么都希奇，什么都想享受的一把，自然大把大把的花费。

 

　　3、中国经济获得迅速发展，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随着经济的巨大发展，必然带来巨大的财富，因而在中国现阶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带动下，有一些人先成为富翁，先进入富裕阶层这是必然的。那么中国现有的富人究竟有多少？从统计角度看，上面已有明示，即中国的富裕阶层约占总人口的20%。如以13亿计算，即有2.6亿人。这部分人主要在干部、企业家和知识阶层中。从现在流行的公布的所谓富豪榜来看，中国最有钱的人，所谓前十位、百位、五百位，乃至千位数富豪，他们的家产都在数千万和数十亿元的水平。这些突显的富豪，似乎都是以先进的知识产业为财富而创业成功的。他们的成功，故然与知识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时机的把握。但也不可否定在少数人中有投机的因素存在，因而有许多非法的收入。其次是在大量的行政干部、科学家、科技人员、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医务人员、律师等等行业中出现的，在他们中，有勤劳致富的，也有投机取巧，巧取豪夺的，因而也有许多非法所得。这就是说，中国的这一富裕阶层，他们的财富来源，其中有一部分是他们凭智慧和勤劳而致富的，但也有一部分是非法所得，是从国家财库窃取的；是从广大贫苦老百姓的生活费用中巧取豪夺的。

 

　　我为什么这样主观地下这样一个结论？这样一个主观结论有否客观的依据？是否就是客观的实际？我认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得此结论的客观依据有如下几个方面：

 

　　1、客观的政治、经济、舆论环境过于松散自由，没有制约的章法和各类措施。

 

　　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开始，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实行改革开放，如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等等方面都缺乏经验，因此社会的发展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无序相对混乱的发展之中。这种无序相对混乱的局面表现在：民主大于法制，自由大于纪律。大开放与大民主式的经济发展与思想解放，使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运动就如一股开闸的洪流奔腾而泻，一泻万里。形象地说，由于两边的河床不够坚固成形，这股凶猛的洪流自然会冲垮一些地方，到处泄溢，水患成灾。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从改革开放初到今天，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中一些混在官场的败类和社会中一些无道德者、另类、社会渣子相勾结，他们官官相卫、官商勾结；他们权权相连，权利交换，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和人民的血汗。

 

　　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20余个年头，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中一边实践，一边总结经验教训，也越来越成熟了。在不断的实践建设中，使之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越来越统一了。在政治思想上，在党内反复地、不断地开展各类思想教育运动，如早些时候的整党整风，以后的“三讲”和“三个代表”的教育等，这些都为党内的反腐斗争起到了一定的教育和警示作用。另外，在体制上的改革，各类有力措施的出台，也为提早防止各类经济犯罪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但是，由于长期对于改革开放中党内腐败作风的滋生与漫延的势头，还有经济领域内的犯罪活动的猖狂性等估计不足，因而每个时期中的反腐斗争和治理经济领域内的斗争都显得力度不够，从而没能从根本上根治和扼制腐败和经济犯罪的发生，至使今天这类问题仍是现今中国阻碍社会进步，伤害百姓感情的大问题。它的存在，自上至下，全国各地，各个行业和单位及部门，都有可能隐伏地存在着，为百姓心疑，但又抓不到把柄，只有在众怒中咀咒。这个问题由于时间长，积重难返，要一下彻底地解决它，肯定有一定的难度。它的难度就是面广，隐藏又深，关系复杂，党内党外，为官为民里外勾结，似乎已形成了一定的既得利益群体，就如现在刚发现的陈良宇一样，发现一个，扯出一大窝。他们的存在，因经济利益、感情关系和每个人今后的前途等，其命运都紧紧地拴在一起了，没有大的漏洞是极不容易发现他们的。在每个社会角落，形成一张张看不见的黑网，社会的各种腐败作风、经济犯罪、暴力、黑色社会等，就是从这些保护伞下，在他们的影响下滋生出来的。

 

　　2、主观私欲的无限膨胀。在有的人心目中，金钱万能，金钱至上，见利忘义，因而人心扭曲。

 

　　在现阶段中国革命新的时期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实行战略重大转移，即由原来的政治斗争为中心，转变成为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战略转变在一些没有自觉性世界观的人的思想观念中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抛弃了过去“坚定的政治方向”和“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乃至传统的中国文化道德观念，转而成为金钱万能，金钱至上，为钱而活而死的拜金主义者。“有钱能买鬼推磨”，在这些人的生活世界里就是奉行这样一种活命哲学，在人们积极向上的“向前看”的语言也变成了他们的“向钱看”的语言了。

 

　　钱对于人既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所谓好事，就是说人有了钱就能使生活变得富裕，幸福。所谓坏事，就是说钱可以使人心变坏，精神颓败。在一心向钱看的坏心眼里，就没有什么社会的公平、正义、道德、节操、爱心可言了。为官的见钱就贪，不管是百姓的养命钱还是防洪用的钱；不管是“高压线”还是什么线，只要有机可图就贪。为商的唯利是图，不管是与民有益无益、有害无害；不管是做此事缺不缺德，只要是有钱赚就做。普通的老百姓也想发财，只恨无门，只有靠国家加工资多拿点钱；靠撞大运，发点财，如卖股票、卖彩票、炒房地产，如有机会也会损人处己等；靠儿女的发展寻找财路，于是就有为儿女不惜血本的智力投资，为儿女一夜成名，于是就有父母支持儿女“歌星”、“明星”、“超女”梦等现象的发生；靠自己掌有一点点物权、财权或技术业务等特权等，在社会中进行仅次于官场上发生的钱权交易，女人还可以卖身等。

 

　　因为钱，由于金钱观念的错位，可以使人的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我这里仅举一例。如我在“人大哲学在线”的“学术沙龙”中，因版主批评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予轼的一篇著作，即《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一段关于批评当前普通百姓中学雷锋的贴子，我看了也极为反感，故也跟了一贴，对这位自命不凡的茅先生，对于普通百性学雷锋加以意义上的贬低和讥讽、挖苦，作了痛快的反击和剖析。我想，这位茅先生在当年的情势中，他在学雷锋的热潮中，肯定有所正确的认识，怎么今日一下就突然变了呢，主要原因就是金钱在作怪，由此所引起的道德观念的转化。我们仅从这位学者意识状态的低位，就可看出目前我国知识界中，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暗淡。

 

　　因为钱，可以使人变得无比贪婪。有人当了官，乃至高官，生活应该相当优越，可是这些人仍不满足，还要昧着良心贪赃枉法。据称中国每年处置贪官20余万，前总理朱镕基拍着桌子大骂贪官，并表示要与这些贪官们决一死战。现在分管中纪委的吴官正，强调也要严惩贪官，要将贪官们刑之以法，要整得他们倾家荡产。这些都充分地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反腐的坚强决心。但是，尽管如此，有些人仍然不惧，为了钱还要以身示法。由此可见，贪心之难阻，要钱之如命。贪心者要钱的方式，有的是暗里贪的，还有一类是明里要的，可以说是要钱不要脸的。我这里也要举一个例子，这就是在网上为大家所熟悉的北大副教授阿亿装穷叫苦的丑态。一个北大教授的年薪与月薪之高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还有四面出击的兼职，加上这各类的外快应该是知足了的。但是还要如此的装穷叫苦，照此标准，那普通的百姓就不需要活了。金命银命，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教授的命就如此的宝贵。此人的亮相，说穿了，就是一个贪字在作怪，他能这样理直气壮的宣称自己收太低，委屈了，说明知识界有些人的收入高到了何种程度；也说明知识界由此可见一般，在部分知识分子中，由过去的臭老九，一下变成香饽饽后，有些人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总之，社会在这个钱的魔棒指挥下，人心思坏，人与人的关系紧张了，社会的矛盾突出了，不和谐了，社会也因此混乱了，这就是我们常在老百姓口语中听到的一句话：“这个社会不像话了”。对今日的中国，给我的直觉，只有在主要新闻媒体中听到、看到党中央一班人在指挥全国有觉悟的共产党员和建设者，在一心一意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并搞得生机勃勃，前途似锦，令国人鼓舞，令外国人称赞。在基层的生活里，就不是这样，在家庭、在社会中，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似乎在为钱而忙碌着。

 

　　正因为是这样，所以社会中许多畸形事物难以根绝，如黄色和盗版出版物、各种各样的假货、各类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各类毒品、赌博卖淫、包二奶、洗黑钱、地下钱桩、传销、邪教活动、封建迷信、欺诈、杀人抢劫、还有各种各样的乱收费，变相的敲诈勒索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中央为此一而再，再而三的治理都未能根本解决。

 

　　为此，普通百姓感到很不安宁，处处都需要提防着；衣食住行，都有可能上当受骗；都有可能受到污染中毒；都有可能受到无奈的勒索；似乎处处都有害人的陷井等等。在一定的范围内，人民的生命财产，似乎没有绝对的得到保障。所以百姓有一句较为贴切的总结语言：“不怕黑社会，只怕社会黑。”黑社会可以远离他们，“惹不起，但躲得起”。而社会黑却是无法逃避的，因为它与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

 

　　3、为普通百姓不可思议和令人存疑的社会现象和它的原因

 

　　就在短短的几年中，因国家重视知识、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国家政策的特别倾斜；科教兴国的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与实行；知识经济兴起；干部中“高薪养廉”舆论的推动等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在一部分干部中，在一部分特殊行业的高层人群中，他们和企业、市场上的富商一样，似乎“一夜”间就暴富起来，成为中国社会高层中显赫的富裕群体，这个群体不仅在大的城市中有，小到一个极普通的县城也有。他们买名车、购豪宅、炒房产、包养情妇、送子女入名牌学府乃至出国留学等等。

 

　　按道理，现阶段中国人的收入分配，有中央统一的工资标准，统一的分配政策，即使这一批人再有能力，再特殊些，也不至于富裕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多，财富的增值就如资本市场那样可以在瞬间暴富。中国的水稻最高权威专家袁隆平，苦心奋斗一生，为推进中国杂交水稻的生长做出了了不起的成绩，为此在中国科技大会上获得的奖励也不过50万元。中国的知识阶层又有几个这样值得尊敬的专家。中国现代的青年文艺家，对社会再有贡献，也不可能抵过像刚过世的巴金一样的老一辈文艺家。共产党的干部，本就是人民的公朴，为人民服务就是本职，拿一份工资就够了，又谈什么先富起来呢？要真的先富起来了，那才是一大怪事。可现在的官场就有这样的怪事，我常听说某某地方官员，在大城市四处购房，因而造成城市楼市上涨不落，而且许多小区的楼房也长期地空着，无人居住。一个普通的处长，有人亲眼见他从学生到同事，再进入官场，不几年就富贵大发，老婆、亲属都从农村转入城市户口，并找到工作。又买房，又购车，至富真够快的。更奇怪的是，此人不仅白天上班，晚上也从不落屋，每晚总是三更半夜回家，一年360天，天天不拉下，他在干什么，公事外，难道有如此多的应酬？

 

　　中国现有社会财富应有的分配不公，社会公正的价值体系的遭到破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财路不明，造成此原因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并非是中央的大政方针有什么根本错误，而是中央在执行这些大政方针过程中力度不够，方法不对头，过分的相信了地方政府，缺少严密的监督。基于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因，就造成了下面地方经济财富管理的混乱。（关于这方面，文章的下部分要详谈）。具体的说，由于中央监管不力，造成了中国经济混乱现象又有以下几方面根源：其一是贪污挪用；其二是行贿贿赂；其三是灰色经济。

 

　　所谓贪污挪用就是指国家行政干部，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并与财会等相关人员相互勾结，在财经账面上做各种手脚，将国有的资产（钱和物等）转移到自己名下，化为己有，或做与自己有利的其他用途。这种犯罪的经济行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历来就有，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所以不足为怪。问题是出在一个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里，这为中国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所不容许。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以清廉的形象树立在广大的人民群众心目之中，所以目前大量地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贪都解决不了，这个不足为怪的问题就成为现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大问题了。

 

　　所谓行贿贿赂是指党的国家干部，为了一己之私利，利用党和人民所给予的权力，与不法商人、企业家等，在经济领域内大搞钱权、物权交易，肥了他人和自己，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种犯罪行为也是古今中外常有之事，不算什么稀罕。同样，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些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身上，它就如上面所指的贪污一样，同样为人民群众所不可饶恕的重大问题。

 

　　所谓灰色经济，这是一种新的变相的罪恶现象，它和贪污行贿一样是损害老百姓和国家利益的，其所得同样是非法的，只不过产生的形式，过程似乎都在社会的情理之中，用法理来衡量，因无依据，所以无可指责。

 

　　灰色经济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一种新的隐形的罪恶现象，人们的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活动等都是在人与人关系的交往中彼此默认中进行，即使是受损害一方不心干情愿，也是“一个要打，一个愿挨”，出于无奈的。灰色经济的出现，使得一部分有特殊能力的中国人有了偏门捞钱的好渠道，就如有人总结的那样：红道挣钱，黑道骗钱，灰道捞钱。在一部分富人，他们的财富来源可能就是出自于上面所说的几个方面。

 

　　灰色经济产生的渠道主要有这样几条：

 

　　一是与利益相关的权力部门，如财权、物权、人事权等等有关。人们要想在社会上不完全凭自己的实力较顺利地，或轻而易举地办成一件事，或是想在社会上获得什么东西，就必须与上属所说的一些行政权力打交道，通过所管辖的权力与你通关，或给予你所需要的东西。权力部门也因此就可以在些非法的行为上面捞到许多外快。这种外快与某一项钱权交易所形成的行贿贿赂不一样，他是一些有心人在长期的交往中所形成的一种你来我往的利益关系，其中有馈赠的礼品、礼金、礼卷、经济情报、开发项目等等许多有利可图的东西。这些馈赠品有的是纯属个人所得，有的则为某一单位或小集体所得。如单位或集体所得，就会形成一个单位或集体的小金库，形成一个单位和集体的工资外的各类补贴、提成、福利和奖金等。

 

　　另外就是执法部门如交警、环保、税务、工商等的罚没收入。还有行政、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等的乱收费。这些收入，有些单位和个人也不会自觉的上交，而是变成为个人或集体的收入。如是集体的，就会为大家所瓜分。

 

　　二是垄断行业（医院、金融、电力、电信、供水、公交、燃气、烟草、盐业、铁路、民航等行业）灰色收入。在这些行业中，除国家的工资发放外，他们因有外快可捞，大肆提高职工的津贴、福利和奖金，并将这一部分费用以原材料涨价、保护能源、亏损等等借口，直接或是变相地提高产品的价格，无形中将其灰色收入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三是特殊的专业和技能，如文艺、教育、医生、律师、经纪人、设计师等等。他们可以凭着自己的本事，在从事一门职业外，还能兼职多门，多捞外快。其中包含有职业的道德，即是否尽职尽责，服务的价值也因需要和急需要的关系，存在着许多水分，另外还有偷漏国家的税收等等。

 

 

　　1、关键在于加强监督

 

　　前面我已经说了，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政令是好的，问题就出在贯彻不力，所以才会产生出上面的种种问题。另外，我还认为中央的方针政策贯彻不力，并非是政令不畅通所造成的，而是出有监管方面，即监督与检查不力。中央的大政方针，每年都是通过“两会”和主要媒体，还有下面的“两会”与媒体公之于众的，除此之外，还有围绕这两会精神贯彻所发出的一系列从上到下，层层都有的督促各级领导行政的文件。因此说，政令应该是畅通的，问题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单位执行得如何？还有在执行过程中有没有打折，或是变换花样？党内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监管如何，我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社会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社会系统是由人和人际关系所构成的各类子系统，其中每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自然人的生理系统和社会人的心理系统的结合。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有家庭、血缘、部门、单位、各种社会和行政组织、社团和政党等等，又会形成各种各样复杂的系统。

 

　　人作为一个子系统，他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他的心理结构的复杂与思想行为的复杂。所谓心理结构的复杂，是指人的心理结构主要是由思想观念、情感与意志三大部分构成，而其中的思想与情感，又常常地相互作用与影响，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异。所谓思想与行为的复杂是指人的思想观念与形成人们行为的动机目的的矛盾运动的复杂性。从更深层次上说，就是人的认识与主体的需要的矛盾运动的复杂。这些复杂的心理系统又是通过主体的需要与人的生理系统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人的整个复杂的系统。

 

　　人作为一个具有高级生命运动的巨系统，他与其它的自然物、生命等系统和巨系统是完全不同的，人的系统中的自控、反馈、自组织等，要受随机和随意两种因素的调控。所谓随机是指人的生命和意识的运动，即各种思想行为的发生机率等，主要受到客观自然与社会规律的支配和约束。而随意性则是指人的生命和意识的运动，主要要受到主观意志的支配与控制。这种随意性是自然物和其它生命活动所没有的。这是人的生命系统与其它自然物和生命系统的最大区别。因此，人的生命系统的自控、反馈、自组织等，在随机和随意因素的调控下，要做到其合理性，即合乎自然与社会规律的发展，这就必须要求人要有高度的自觉自由性，只有在高度的觉悟规范下才能做到。

 

　　由社会人群组成的各类社会子系统，它们比单个的人的生命系统又要更为复杂，因为它是由许多单个人组成的。“人心齐，泰山移”，社会组织的合力要大于部分之和，就必须社会中的人心是统一的。一个社会组织要做到统一、和谐，人心一致，除了社会教育外，只有加强监督管理，才能达到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人的意识活动中，人有自觉性的一面，也有非自觉性的另一面。所谓自觉，它是在理性和意志支配之下才有的；而非自觉则是在感性和意志的支配下产生的。一个有相当自觉性的人，如在一定的环境和舆论氛围内，也会在情感的左右下变得不自觉的，这一点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因此，人是需要经常地加强教育与管理的，各类组织活动，监督机制是不可少的。所以，对人的行为加强监督管理，有人还特别强调要“绝对监督”，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是社会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特有现象。在自然系统中，信息的反馈、调控等，都是在自然规律运动中发生的，虽然也有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矛盾，但都是在随机中显现。在社会系统中，就不仅仅是如此，还必须有监督的机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历史上的人们已习惯形成了许多社会监督机制，其中包括有：行政的、法律的、舆论的和经济的等，其中行政的监督组织应是起主要作用的机构。

 

　　行政的监督机构，在我国自古就有，如古代有所谓的监督御史。新中国一成立，1949年，中共中央就成立以朱德同志为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至1955年，中共中央将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命董必武为书记。在“文革”期间，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和工作才被取消。到1978年，“四人帮”倒台后才又得以恢复，并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选举陈云同志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从此以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机构和工作一直坚持至今天。

 

　　行政监督不仅体现在党内，更主要的是体现在行政部门。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机构在政府部门，除公、检、法外，在国务院就设有许多，如28个部委中就有一个专门行使这一职能的监察部；在18个直属机构中就有海关、工商、税务、质检、安检、统计、环保、新闻、广电等许多部门，它们也具有这种职能；除此之外，还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等等。

 

　　2、目前我国党组和行政的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党内党外的行政监督管理机构是较多的，问题是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管理工程。所有的监督管理机构较为分散，没有形成为一个系统的整体。从纵向来看，条条的状态，没有形成为相对独立的垂直领导关系；从横向来说，没有形成相互一体的机制，因而不可能产生出系统中“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的效果。也就是说，没有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合力。

 

　　具体而言，党内的纪检干部和行政的监察干部，在基层都是直接接受每个单位和部门党组织和行政的直接领导，与上一级组织的纪检和监察机构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样一来，下面的纪检和监察机构和干部形同虚设，完全是聋子的耳朵，是个摆设。党的纪检干部甚至在几乎所有的县团级以上的单位都设有，但起的作用都几乎是甚微的。

 

　　另外，党的纪检与行政的监察与政府的审计、税务、工商等许多的监管部门的职责又有何种直接的关系，也是不明确的。可能干部出了什么大事，如干部分管某项事业经济有问题，或是偷漏税收等，这种部门之间才会不得已发生联系，平常可能就是“老死不相往来”，更不可能有什么预警、提防的管理机制。

 

　　党员有党的纪律的约束，行政干部有行政法规的约束，但目前在群众中感到十分困惑的是，某些党员和领导人有违纪违规现象，普通群众只有在下面私下议论，无门可告，因为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政府的监察部门都离群众太远，得不到党组织和政府的有力支持。

 

　　中央和地方的纪律检查和监察的力度相差太悬殊，许多大案要案都非得中央出面似乎才能解决，各个地方为什么都是如此的软弱无能。中国经济的审计问题，难道就只靠一个李金华吗？各地就不能显露出更多的李金华？中国的环保问题、质检问题、安检问题等等，难道都只有中央出面才能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吗？各地地方自己解决就不行吗？

 

　　中国共产党的党纪十分严明，中国政府的监察部的职责也十分清楚，可惜就是未形成对一些坏人、坏思想想干坏事的震摄力量。回想起过去，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毛主席本人的权威；和他倡导的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尽管政府部门的监督机构设立不多，但对每个人有形和无形的监督性却体现得十分强，又尤其是每个人的自觉性，自已对自己的监督。现在时代和任务都不同了，因而政府部门管理机能中设立相应多的监督机构是完全对的，问题是没有真正地给予这些监督机构以权利与责任，使它们在党内外，在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中，享有无比的权威性，使一些想干坏事的人望而生威、谈虎变色，不敢越雷池一步。

 

　　3、如何加强党的纪律和行政监督的职能

 

　　我的意见有以下几条：

 

　　⑴ 党的纪委和行政监察都必须设立相对独立的机构，独立地行使职权。党的纪委，行政监察，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实行垂直的领导。具体来说，各级别和各地方上党的纪委，在党内行政生活上，可归属于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但纪委的职责和业务，却要服从上一级纪委的领导，直到中纪委。各级纪委干部的组成，均由各级“党代会”提名或选出，其职责不仅要向“党代会”负责，而且还向上级纪委和中纪委负责，向人民负责。从行政监察方面说，国务院的监察部，省级的监察厅和县级的监察局等，都必须从现在的政府部门分离出来，就如现在的法院等“三院”一样，成为独立的行政机构。其成员组成由各级“人大”提名、选出组成。监察的职责直属上一级监察部门的领导，直到中央的监察机构的管理。从横向来说，各级监察部门，又必须保持同各级“人大”的关系。党的纪委和行政监察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也可以形成相互监督的关系。

 

　　⑵  政府的各级业务方面的监督机构，如审计、税务、工商等等，它们既要接受各级政府的领导，同时又要在职责上接受上级和同级的监察部门的领导，是党员还要接受上级和同级纪委的监督。

 

　　⑶  党和国家要给予纪检和监察干部至高无尚的监督权力，既要从舆论上支持，同时又要从法律上、组织和财力的支持。

 

　　⑷  要充分地运用现代信息工具的手段，将纪检、监督的方方面面，从上至下，全国网络化，就如卫生部门对疫病的防控一样，对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组织，以及各个方面的社会行为等，从中央到地方，进行全面、严密、仔细的监控，中纪委和国家监察机构能随时掌握住全国的违纪违规现象的发生和可能发生的苗头。这样就能和疫病一样地极早地防止和根治，同时，又能和平常的舆论监督、反腐措施、体制的不断健全等措施融为一体，充分发挥各自的效能，在全方位上扼制腐败作风的发生。

 

　　⑸  党和国家要经常地、专门化地造就一批批政治觉悟高、作风正派、德才兼备、熟悉监管业务的干部队伍，从组织上保证党和国家的监管能力的长期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