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纵观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历史，可以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科学认识和基本历史事实，即根据不同国家执政者在执政过程中所由其实际掌握和行使的国家横向权限大小的不同，可以将其执政方式，大体划分为两种不同的基本类型。一种是全面执政方式和人治执政方式；一种是有限执政方式和法治执政方式。所谓全面执政方式和人治执政方式，主要是指执政者在执政过程中所采取实行的那样一种由其对同级国家行政（决策）权和立法（监督）权这两种具有相对独立地位和不同职能性质的横向国家权力，实行集于一身抓全权的执政方式。同时，由于这种执政方式具有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特点，所以，这种执政方式又可以说是所谓议行合一的执政方式。所谓有限执政方式和法治执政方式，主要是指执政者在执政过程中所采取实行的那样一种由其对同级国家行政（决策）权和立法（监督）权这两种具有相对独立地位和不同职能性质的横向国家权力中的某一部分权力抓重点，即执政者只是重点直接掌握和控制其同级国家政权中的某一部分权力，特别是其中那一部分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政方式。同时，由于这种执政方式具有议行分立的权力结构特点，所以，这种执政方式又可以说是所谓议行分立的执政方式。

 

（二）

 

　　通过上述分析，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事关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即执政者的执政方式和不同社会国家政治制度性质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和直接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具有某个特定政治制度性质国家的执政者，是否在其执政过程中的执政方式选择上，就只能是选择和使用能够与其特定国家政治制度性质相适应的那样一种特定的执政方式。否则，如果选用错了执政方式，就必然会影响和危害其既定的国家政治制度的性质。我认为，如果这个思维方式是正确的话，那么，按照这个方式来思考问题，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凡是主张和适合实行那种所谓议行合一权力结构形式的执政方式的国家，都是实际具有着由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在其执政过程中实行全面执政和人治执政方式的国家政治制度性质的国家。同时，凡是主张和适合实行那种所谓议行分立权力结构形式的执政方式的国家，都是实际具有着由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在其执政过程中实行有限执政和法治执政方式的国家政治制度性质的国家。 

 

（三）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在当今现代社会，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再凭借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设经验总结中曾经说过的，即“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决策）权和立法（监督）权的工作机关”，并被后人完全脱离开马克思的原意以及他们国家现实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而加以胡乱解释和发挥的那样一句话，继续把那种具有议行合一权力结构形式特点的实际具有着横向全面执政和人治执政方式性质的的陈旧执政方式，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所要实际采用的一种基本执政方式来固守，并把那种具有议行合一权力结构形式特点的陈旧的人治执政方式硬要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性质直接挂起钩来的认识和做法，已经是很不适应新形势下当代中国所要追求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任务的客观要求了，已经是十分僵化和极其有害因而也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认识和做法了。

 

　　因此，我们要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和现代法治社会，我们要在当代中国确保使党的执政方式实行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转型，就必须要彻底废弃那种关于将实际具有人治执政方式性质的议行合一的陈旧执政方式硬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性质直接挂起钩来的僵化观念和错误做法，同时牢固树立起一种具有法治执政方式性质的议行分立权力结构形式的新的执政方式观念，并大胆的改用能够与当代中国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的客观要求相适应的能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真正确保使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使同级党委组织都能严格依法执政的那样一种议行分立的新的现代法治执政方式。只有真正从这样一种新的视角来科学理解和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关于议行合一执政方式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性质之间的关系问题，才能有利于确保使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顺利地健康地向前稳步推进。

 

　　　　　　　　　　　　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