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频频见诸官方媒体。各地党委、政府都争先恐后，纷纷将其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好坏的标准。一些司法部门也大张旗鼓地宣称“‘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是司法工作的标准”，“司法必须考虑群众要求和社会效果”。作为一个法律学人，笔者对此不禁有些疑虑：司法工作的标准究竟为何？法律抑或是民意？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本身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体现。因此，从理论上讲，法律与民意本不应存在矛盾。但在近年国内几起重大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法律与民意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凸显，使我们的司法官都难以厘清和取舍。这表明：在现实社会中，法律与民意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究其缘由，或者法律未能真正反映民意，或者民意确实落后于法律。针对前者，我们应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以正确的民意为指导，适时修改法律，以使制定和执行的法律是真正反映民意的法律。而对于后者，我们的法律工作者应通过各种渠道，加大法律宣传的力度，普及民众的法律知识，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引导民意走入理性的法律轨道。

 

 

　　民意本身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变动不居，不好界定，更不易判断。多大数量民众的一致意见才能算作是民意？民意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可能各地有各地的民意，各时有各时的民意。

 

　　据笔者看来，并非所有民意都具有正当性。因为：首先，民意中的感性成分往往大于理性成分，情绪化色彩较浓。刑事司法中所谓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是其表现。其次，民意具有多变性。随着个案的不同，民意会起伏不定，难以捉摸。譬如关于刑讯逼供的民意，在“刘涌案件”中，即使不排除警方对刘涌实施了刑讯逼供，作为当地身受其害的老百姓也会容忍并赞成判处其死刑；而在杜培武、佘祥林的两起杀妻案中，由于警方的刑讯逼供造成了惊天冤案，为己权利忧，民意又倒向反刑讯逼供一边。总之，在法治建设刚刚起步、民众法律意识不高的我国，民意中盲目、非理性的一面实难避免。

 

 

　　“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可以作为我们整个司法工作的指导思想，但它不能充当司法工作的具体标准。

 

　　法治社会的第一表征是法律至上，法律是司法工作的唯一标准。在司法过程中，我们的司法官们考虑的除了法律还是法律，政策、长官意志当然不能代替法律，民意同样也不能代替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