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瞰式地概观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史可知，和谐思想历来就是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精神之一。占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追求社会和谐的理念；道家哲学则讲求自然与人的和谐；周易哲学包含的生命创新、万物并包和天人合一的洞见，也体现了和谐的哲学理想。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厚德载物、贵和尚中”，[1]其中的天人合一与贵和尚中更多的讲的就是和谐。

近代最早明确提出“和谐社会”概念的，当属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803年，他在《全世界和谐》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他提出以和平方式建立和谐制度，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主张。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以“新和谐”命名。1842年，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

 

　　虽然由于经济和政治等条件的不具备、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等因素，注定了这些设想只能是空想，但构建和谐社会却始终是古今中外进步思想家们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

 

 

　　翻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知晓，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都希望未来的社会是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2]并且也基本上都为此作过相应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者的和谐思想强调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注重社会的全面进步，关注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他们也以此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明确提出：“提倡社会和谐”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同时，也深刻分析了他们的理论缺陷和历史局限性，认为他们没有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因而只能流于空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有益思想，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和谐社会模式。他们明确指出，未来的社会形态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

 

　　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党不断探索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正确思想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理论的整个体系都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协调发展和进步的社会，也是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社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如何实现和谐”这个问题上，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充实和丰富：（1）坚持以人为本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2）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观点，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明确了任务；（3）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丰富和谐思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因此可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对这些理论思想的具体演绎和实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依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根据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述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参考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社会出现的新的趋势与特点，可以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界定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和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形成能够不断解决矛盾化解冲突的机制。其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性：（1）全面性。社会发展应该涵盖社会的各个领域，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呈全面发展的态势。（2）协调性。社会发展要保持不同区域、不同领域和不同要素的相互适应与配合，达到优势互补与彼此促进的目的。（3）可持续性。要在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无一不与检察工作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其内在要求对检察工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民主法治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必然要求；公平正义是检察执法行为的最终目标；诚信友爱要求检察机关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地执法为民；充满活力要求检察机关创造性地开展检察执法工作，不断深化改革；安定有序是检察机关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内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职责的同时，应当注重执法的综合效果。

 

 

 

　　检察权是检察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检察理论研究中的原点性问题。对检察权性质的界定,既关系到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和职能,又直接影响着检察改革及检察权的行使。

 

　　检察权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具体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有不同的含义。历史地审视检察权，其初始含义为维护帝王利益的一项权力。如我国古代代表皇帝监视地方政府活动的御史制度和英、法两国在封建割据时期设立的检察机构。[3]检察权的属性在不同的国度也存在着诸多差异，甚至在某些国家，检察权的属性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

 

　　西方政治制度遵循“三权分立”的架构，三权里面没有检察权独立存在的空间。是故，有关检察权的属性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大致上而言，大陆法系国家比较倾向于将检察机关划归于审判机关的范畴，而英美法系国家则倾向于将检察机关定性为司法行政机关。在我国，由于我国的检察制度是从学习前苏联开始，相对于其它权力而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缺乏必要的前提性准备和研究，对定位问题长期处于模糊未决的状态，因而致使关于检察权的性质同样也是聚讼纷纷，呈现出一种“众声喧哗”的场景。[4]总体上观之，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行政权说[5]、司法权说[6]、行政与司法双重权力说[7]和法律监督权说[8]四种。

 

 

　　一如前述，有关检察权的属性究竟若何存在着重大争议。依笔者陋见，将检察权在和谐社会中定位为专门性的法律监督权，是比较妥当的。也即通过检察权对其他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或控制，达到权力之间的平衡，保障法律得以正确和统一的实施，从而使法律内含的价值得以全面有效的实现，为公民权利提供有效保障。

 

　　第一，从我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规范来看，检察权隶属于统一的国家最高权力，是专门性的、独立的法律监督权力。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细心的读者同时会发现我国《宪法》在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诸多职权时，在尽可能地避免使用“法律监督”这个用语，而将其留给了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1979年颁布实施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重申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而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也都肯定了检察机关所行使的职权具有法律监督权的性质。

 

　　在实行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检察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没有独立性，而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我国，检察权是作为隶属于人大的一种独立性国家权力而存在和发生作用的，是国家权力机关法律监督的延伸，具有国家法定性、权威性和专门性。这样，就克服了西方政治制度中把国家权力局限在三种权力之间进行简单分配的弊端，使检察权得以成为一项独立性国家权力。

 

　　第二，从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观之，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是上位机关；而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并行的下位机关，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平行设置，互不隶属。加之多种缘由决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只能是一种宏观上的监督，而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等国家机关的日常事务更多的是具体的执法活动，这样一来，就难以避免出现人民代表大会无暇对这些国家机关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监督的状况，并直接影响到法治实现的程度。启蒙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就作出过十分切合实际的论断：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是故，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有必要设置一个专门性的法律监督机关来承担监督职能，检察机关正是出于这种需要而设立和起作用的。其职责主要在于监督其他国家机关正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规范，以防止权力的滥用，防止国家权力背离其存在的目的和价值。

 

　　第三，从检察权的内容和运作特点来看，检察权本身具有监督法律实施的特点。虽然检察权在内容上和运作方式上兼有一定的行政性质和司法性质,而且司法性质比较突出,但无论是行政性还是司法性,它们都是检察权的从属性的、次要的和非本质的特征。我国检察机关不仅拥有西方国家检察机关的各项监督权力,而且还拥有监督行政执法和审判活动的权力,法律监督的性质更加突出。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主要包括：对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的权力；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的权力；对刑事审判、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力。检察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运用国家权力对遵守和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发生的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检察监督，要求有关机关依法纠正或者提请有关机关依法惩处。与侦查权单纯的工具性相比，检察权具有提请追诉的目的性特点；与审判权的被动性相比，检察权又具有对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主动追诉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检察权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具有其他国家权力所无法替代的监督一切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保障宪法和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独特作用。作为检察权主要权能之一的公诉权的最大特点是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交法庭裁判,其职责仅在于发现、证明和检举违法犯罪行为,一般不直接裁定和处罚违法犯罪行为,具有程序性的特点。[9]这说明其实质上仍然是一种法律监督权,而不同于行政权和司法权。

 

　　第四，从国际视野来看，虽然不同国家的检察制度实际起的作用存在差别，但对于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性质近年来也在较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并可以预计未来在这个问题上将进一步消解认识上的分歧。1990年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11条就明确规定：“检察官应在刑事诉讼、包括提起诉讼，和根据法律授权或当地惯例，在调查犯罪、监督调查的合法性、监督法院判决的执行和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行使其它职能中，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我国社会总体稳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种利益冲突更加错综复杂并日趋尖锐，刑事发案居高不下，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不断增加。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司法机关打击犯罪、化解矛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要深入地探讨各项检察工作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和方式等，深化检察工作改革，建立健全以业务工作为中心，队伍、业务和信息化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10]更好地满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检察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主要发挥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社会稳定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要任务是通过履行侦查、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等职能，惩治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各类刑事犯罪，落实检察环节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遏制犯罪高发的态势，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促进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构建良好的基础。

 

　　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倡导廉洁、维护公益、化解矛盾、促进稳定，进而谋求和谐的重要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也是反映一国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风向标。贪污贿赂和渎职等职务犯罪不仅给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形象，增加了社会发展的不和谐音符。近年来的司法实践有力地表明，各地普遍设立的反贪污贿赂工作机构和反渎职侵权机构在防治贪污贿赂与渎职犯罪方面，正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检察机关不仅在揭露和证实贪污贿赂与渎职等犯罪方面拥有相应的侦查手段，而且依法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并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交付审判，通过强有力的法律监督，实现准确惩治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目的。因此，检察机关依法行使检察权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廉明的政治环境。

 

　　履行检察职能，促进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监督的实质是对司法公正的监督，目的是防止司法权的滥用，防治司法腐败，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地实施，为促进司法公正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11]具体而言，在公安和检察自侦部门的侦查环节，检察机关主要是对有案不立、以罚代刑、不应立案而立案和违法办案等情形进行监督。在刑事审判监督中，主要是对庭审活动特别是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检察意见，对量刑畸轻或畸重的判决提起抗诉以实现维护公平正义。在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方面，检察机关主要是对生效的不当裁判依法提出抗诉，纠正错误裁判。同时对民事行政审判中牵涉的职务犯罪进行查处，有力地防治司法腐败。[12]

 

 

　　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成熟的民主法治建设内在地蕴含了公平正义的因子。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是人民群众的生存之本，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对民主法治建设具有特殊但却是不可替代的促进与维护功能，可以说检察工作始终是民主法治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检察机关通过依法履行侦查、批捕和公诉等权力，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积极维护社会稳定，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立铺设良好的制度实效基础。

 

　　社会公平和正义从法律制度上来讲，就是类似于亚里氏多德所倡导的“体现社会公正的良法得到普遍遵守”的法治状况。从司法制度的逻辑发展历程来看，检察监督权的有效运作既是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又是社会公正得以实现的制度前提。历史一再地表明，法治的实现如果缺少监督和制约机制，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相对于那些被动、消极的制约机制来说，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以其积极、主动的功能特性，赢得了在实现法治要求这一动态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不可或缺。在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中，检察院全面开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审判活动监督和刑罚执行监督，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在对民事诉讼和对行政诉讼的监督中，平等保护诉讼主体的合法权益，重点监督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贪赃枉法和徇私舞弊所导致的裁判不公的案件。

 

　　近年来，检察机关全面推行检务公开，建立了诉讼参与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公开审查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等诸多保障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制度。根据国务院于2005年10月19日首次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中的统计，2004年检察机关对依法不应当逮捕的嫌疑人决定不准逮捕68676人；作出不起诉决定26994人；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纠正2699件；裁定提出抗诉的刑事判决3063件；裁定提出抗诉的民事行政判决13218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4333件；立案复查刑事申诉案件5569件，改变原处理决定786件。[13]从2003年10月起开始在全国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到现在已经逐步扩大至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检察院，且收效甚为明显。

 

 

　　进人刑事诉讼领域的主体——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由于所处的诉讼地位等方面的关系，很容易受到司法工作人员的侵害或无理干扰。为了抵御这种侵害和干扰，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和律师等以相应的刑事诉讼权利。检察机关对于刑事诉讼领域相关主体的权利保障，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施：通过依法行使检察权，对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妥当进行监督，发现问题时及时启动法律程序（如对涉嫌违法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发出检察建议书或纠正违法通知书，对不当裁判提起刑事抗诉等）。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通过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保障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支持和监督人民法院依法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侵权的违法行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当发现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或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时，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依法提出抗诉，启动再审程序，以纠正错误、保障民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这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人权保障职能，对于保障当事人的相关权利和保证人民法院及时做出正确判决，都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作出了错误或不当判决，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检察院有权发动行政抗诉程序，法院对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行政抗诉案件，应当依法进行再审。

 

　　人民检察院对监管改造实施的监督，是诉讼监督活动的延伸环节，其保护的对象是一切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判决的罪犯和被劳动教养的人员。检察机关具体通过对被监管对象的生命权、申诉和控告权、人身安全、正常生活和健康权、通信和接见家属权等权利的保障，来实现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管改造场所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制止监所里的犯罪行为，保障被监管人员的合法权利。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标志着我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把握。文明是社会的进步状态，司法文明标志着司法制度进步的状态，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司法文明的意识，既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的必要条件。

 

　　作为拥有侦查、批捕和公诉等诸多具体检察职能的检察机关来说，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由此也决定了检察机关在司法文明建设中的特殊而又重要的影响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法治理念的各项要求贯穿到检察业务工作、队伍建设和检察改革等各个方面，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发展方向的必然要求，是深入实践“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的应有之义。

 

　　检察工作从转变执法观念入手，以公正执法为目标，既坚持政策攻心体现法律的威慑力，又在执法的方式、环节与细节上体现和注重人性化，坚决摒弃特权思想，积极探索实现司法文明的途径，坚持文明办案原则。在各个检察执法环节，通过从程序上规范办案流程，落实工作责任，健全监督机制，保障诉讼参与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制度体系，保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原则、内容和要求真正落实到各项执法活动中，进一步彰显检察工作的文明化，促进检察工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为社会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立铺垫良好基础。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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