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曾经指出：“符号是一切人类行为和人类文明的基本单元”。从广义上来说，文字也是一种符号，所以小时候，大人们特别是那些不识字的大人，总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多学文化，否则，将来出去不认字，那是要受罪的。法治建设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文化建设，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文盲、半文盲的社会，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普法、知法的前提是人们要能理解、通晓法律的含义。

 

     但是，世界上有如此众多的语言，不可能谁都会所有的语言，当一种语言的国民到另一种语言的国家去时，怎么能使他在不了解该国法律、也不认识该国文字的情况下，以最简便的方式来让他遵守该国的游戏规则，进而做到国家、社会和个人几受其益呢？我认为，此时狭义上的符号可起到文字所起不了的作用。以我最近在德国的体会为例，虽然我不认识德语，但借助于一些恰到好处的符号，使我在走出学术圈外，仍然不致遇到太多的麻烦。例如，看到机动车旁的两条路，一条划着个人的符号，就意识到这是人行道；一条划着个自行车的符号，就意识到这是自行车道。再如，进礼堂或会议室，看到门口的墙上有打着红叉的手机和香烟形状，马上就意识到应当关上手机、不能抽烟。还有，进厕所，看到门上的男人、女人形状，就知道哪个是男厕所，哪个是女厕所。停车，看到轮椅的标记，知道这是专为残疾人准备的。倒垃圾，看到这个箱子上画有绿色的酒瓶、那个箱子上画有棕色的酒瓶，知道各色的酒瓶该往哪里扔。这使我意识到，在一个日益开放的时代，各国应当更好地借助符号的力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事实上，国际上的各种标准化行动正是朝此方向作出的努力，因为如果各国使用的符号五花八门，就达不到统一认识的结果，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阿拉伯数字的流行，不管何种语言，你写1、2、3，没有谁会不认识。

 

符号除了具有一种跨语言的功能外，它还具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优势，如形象生动、给人的直觉感强。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从西班牙旅行回来，他告诉我那里的厕所由于没有用通行的男人和女人形状作标记，而是分别用S和C来标明，这位朋友会一点西班牙文，知道西班牙语里的“先生”是“Senor”，所以情急之下也来不及多想，就进了标有“S”的那一间，谁知里面女士哗然，原来进了女厕所！细一打听，才知这里的“S”是“Senoral”(女士)，C才是“Caballero ”（骑士，引申为“先生”）。为什么男厕不用“Senor”的S而用“Caballero ”的C呢？因为你要是也用S，就出现了两个S，男女就无法区分了。可见，不光是对外国人，就是对于本国人而言，此时使用男、女形状的标记也更为可取。

 

符号有时比使用语言更省事。我在德国的厨房同时有几个灶，哪一个开关管哪一个灶呢？只需看开关上几个圈中哪一个标成黑色的，便知道它是管对应部位的那个灶。试想：如果要用语言来描述，该怎样才能说得清呢？

 

当一个人对某一种语言和某一种符号都不认识或不熟悉时，符号由于其象形性，可能更容易被推知。德国的垃圾分类相当细，除了酒瓶要分不同的颜色扔往不同的垃圾箱，对别的生活垃圾等也要分门别类，我刚到时提着分好类的垃圾到地下的垃圾房，不知道该分别扔往哪个垃圾箱，当时文字根本无从猜测，但一个循环的标志使我猜测，这里面放的是需要通过“再循环”来处理和利用的，于是将塑料瓶之类的扔进去，回头请教房东，说这是对的。

 

应当说，我国近年来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对符号也给予了必要的注意，如将警察服装上的“Jingcha”改成“Police”（虽然它是一个英语单词，但已经成了世界上几乎人人都能明白的警察符号），将法官服由过去的制服式样改成法官袍，对过去一些地方实行的游街示众等执法方式予以禁止，这些变化代表了法治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基本方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和空间，如我们不少公共场所包括电梯、停车场、剧院、公交车等都缺乏残疾人的入口和通道以及相应的明显标志，还存在“电子眼”埋伏有余、提醒不足的陷阱式执法，与这种缺乏和不足相对应的是，有些场合符号又有过多过滥之嫌，如各种身穿制服的执法队伍涌上街头，使人们分不清谁是谁，到头来减损了制服的威力；又如，一些地方关于计划生育、打击犯罪的宣传标语和口号出话太狠，甚至不符合法治的要求。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值得我们引起注意和警惕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德国马普所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