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是毛泽东的名作，编入中学语文教材，在当代中国大陆几乎人人诵读，家喻户晓。由一杨一柳两位烈士的姓氏生发诗意，人间天上展开想象，构思十分巧妙，一向为粉丝们乐道。

 

    选用《蝶恋花》这个缠绵的词牌，不会是漫不经心的，而应该是与词作的主题相一致，表达着作者对于骄杨那朵落花的追恋。不过，由于未能固守词律，一韵到底，下片的后三个韵脚，转用另韵，留下明显的破绽，也为词林所病。胡适1959年的一篇日记就记载：“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①]毛泽东以湖南方言押韵的填词倒是有的，但不是这一首。[②]

 

    有人说，词中转韵，古已有之，无伤大雅。这是为尊者讳的强辩之辞，不足与论。《蝶恋花》之词自北宋创始以来，止此一格，别无转韵之体。自柳永、欧阳修、苏轼一直到清人纳兰容若，所有《蝶恋花》词，概莫能外。毛泽东对自己这首词的转韵问题曾有批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可见，作者也承认这是一处缺憾，是“只得”，是不愿因韵害意，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有意破格，以显示狂放不羁。如果真是故意转韵，那也应该是下片四韵全转，而不应单单留下一个“袖”字沿袭前韵。

 

    然而，如此这般前五后三上下两韵，真的不可以更改吗？有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改法，使之一韵贯穿到底呢？如果当年毛泽东在此词填出之后，不急于发表，而是依照惯例，交郭沫若等词臣去“加以笔削，是为至要”[③]，郭沫若等有没有办法，使之回归《蝶恋花》的定律而不出轨呢？

二〇〇八岁末，笔者闲来无事，忽然想起这一诗案，试着动手改其韵脚。几经冥思苦想，终将下片换韵的“舞”“虎”“雨”三个字改掉，使之一韵到底了。

    可以预料的是，由于先入为主，由于这首词在人们脑子里的根深蒂固的印象，这样的改动肯定是很难被接受的。（其实，任何改动都不大可能为人们接受，就像给残肢的维纳斯重塑双臂，任何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一样。）

 

    把“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改为“仙乐一支，且为忠魂奏”，恐怕最难被接受。《诗经·鹿鸣》云：“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有客自远方来，奏乐相迎，这当然没有问题。但人们不免要问，嫦娥会弹琴吗？光听说嫦娥怀抱玉兔，不曾见她怀抱瑶琴呀！问得有理，我自己也曾有此疑虑。以嫦娥弄琴，替换嫦娥起舞，为的是要用“奏”字做韵脚。这一韵部可供遴选的字太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用的“奏”字，就只好请求嫦娥姐姐改变一下迎客方式。至于嫦娥的琴艺，应该是不大成问题的，想嫦娥闲居月宫几千年，寂寞难耐，为打发时日，学学抚琴，也在情理之中。君不见，吴刚本是一樵夫，职业是砍树（伐桂），他业余不是也学会了酿酒，还为客人捧出了自酿的桂花酒吗？如果一定要说嫦娥不会弹琴，那谁又能肯定嫦娥就会跳舞呢？《淮南子》只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恒娥窃以奔月。”并不曾说嫦娥（恒娥）还长袖善舞呀！

 

    “伏虎”，制伏猛虎，比喻降伏凶恶之人。《封神演义》八十二回：“伏虎降龙为第一，擒妖缚怪任纵横。”改“伏纣”，仍是比喻。“伏纣”作为韵脚，倒是有点天成。用“武王伏纣”的典故，纯系技术考量，与政治褒贬无关。何况毛泽东自己也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它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④]

 

    “金秋后”三个字，是状语后置。如果把这一时间状语改为前置，整句则是：“金秋后，忽报人间曾伏纣，泪飞如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登上皇城天安门，正值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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