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反映农村的文学创作的一种观察
社会的发展变化需要我们对农村进行深刻的反思，农村的发展变化需要我们对反映农村的文学创作进行深刻的反思。
其目的是希望从中吸取艺术创作的经验和教训，提高文学创作的自觉性，向文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这一反思的范围，限定在建国以后文学反映农村的文学创作；反映解放以前的农村生活的文学创作，或是反映历史上的农村生活的文学创作，不在此列。
这种反思，在文学反映农村生活的矛盾和农民的精神状态的层面上展开，看其反映是正常的还是扭曲的，是内在的还是外加的，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
我们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代文学反映农村生活的矛盾和农民的精神状态是肤浅的、扭曲的、臆想的和指令性的，从而制造出了一个个浮在生活的表面，并不符合农村和农民生活实际的“农村神话”。
建国以来，文学对农村生活的反映可以划分为几个明显的阶段。这就是
第一个阶段，20世纪的“十七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后；
第二个阶段，八十年代延续到九十年代中期；
第三个阶段，九十年代中期及其以后。
上述各个阶段的文学对农村生活的反映各不相同，但在制造“农村神话”方面却是惊人的一致。
没有悲剧的群体和廉价的浪漫主义
文学反映农村生活的第一个阶段，即20世纪的“十七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后。
这个阶段是农村由互助合作到集体化、人民公社化延续的时期。在这个阶段，文学反映农村的观念，是从“五四”时期的“为人生”，到“怀念乡村”，转换为 “改造农民的文化心理”， 着眼于“政治任务”，从而使文学成为宣传集体化及其政策的最有力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个体的主体性和个性逐步被剥夺，只是充当“割资本主义尾巴”、 被批斗、被改造的角色。在文学作品中，农民成了被动的、没有自主意识的群体。
这阶段又是不允许悲剧，无须悲剧，只要英雄的时代。因此，在这个阶段，反映农村和农民生活的作家们在审美心理上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英雄战胜一切”的审美视角。农民，不能成为英雄，因此而在文学作品中成了丧失主体意识的没有悲剧的群体，其善良、坚强、传统、信义等等优良品德，被落后、自私、小农意识等等所代替。这也导致作家们在文学创作的观念上，没有深刻的审美意识，只有廉价的浪漫主义。因而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可以不费力气，只要借助于“阶级斗争”的威力，寻找在走集体化道路过程中落后的农民与先进的农民之间产生的矛盾，并且在批判落后农民的过程中，塑造出“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喝一声，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样豪气勃发的英雄，塑造出无往不胜、攻无不克的廉价的虚拟的“与风车作战”的“巨人”形象，以为这样就可以“得胜回朝”了。作家们本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情感被压抑和退缩到很深的角落，无法表达，或者说别无选择，有，也只是一种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可以获得改造的感恩意识和观念的流露。他们的作品在描写连续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的“穷过渡”的过程中，总是选择按照时事政治、政策条文的宣传作为表述的方式，充满乐观、自信、通体光明，而在农民生活的苦难和心灵的苦难面前闭上眼睛，对农民充当着训导者的角色、教育者的角色，让农村和农民在英雄巨人的率领下鲜明地烙印上“集体化”的符号，从而抒写了一个个粉饰现实的金光闪闪的“农村神话”。
这个阶段的文学创作以《创业史》为代表，包括《三里湾》、《山乡巨变》等等在内的小说都没有深刻地反映出农村变革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心理上、思想上的和生活上的深刻的影响和巨大震撼，有的只是被作家扭曲了的农民的落后、自私、愚钝、颟顸和对正在发生的不理解的精神状态。其价值判断在固定的政治层面上徘徊。即如被人们盛赞的“中间人物”梁三老汉、亭面糊、邵顺宝、糊涂涂等等，在性格的鲜明的描写上、在思想的落后的描写上虽然都称得上是十分成功的形象，但都因为小说作者站在审视的立场、训导的立场，批评他们的“私有观念”的立场而站错了位置，因而并未深入这些农民的精神世界，只是让他们在接受教育，转变思想的过程中，被动、勉强地走上集体化道路，对他们的精神品质作了表象的歪曲的反映。
而那些英雄人物则无一不是当时政策的执行者、实践者的代言人。他们只有向前冲的蛮力和强力的作风，最后发展为“高、大、全”式的人物。
这种文学观念的形成，是历史条件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造成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建立。中国人民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开始了建设独立自主、繁荣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的伟大历程，开始了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意识形态和各个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激发了中国人民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巨大的热情，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在人民的手中结束。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这座大山被彻底地打倒，虽然吸收其先进的文化，抵制和批判其腐朽思想仍然是重大的时代课题，但从以此后，如果帝国主义还想向中国伸出政治侵略、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的魔爪必将被无情地斩断。这是中国人民伟大胜利。
“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毛泽东1947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这句话，具有战略家的远见。
然而，在新的社会、新的形势、层出不穷的新的问题面前，任何战略家都会有认识的偏差。对于社会主义阶段认识的偏差，造成了对资本主义这座大山估计的偏差，高估了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发展。资本主义在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结果资本主义被妖魔化，甚至把资本主义引入到党内的矛盾和斗争里来，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概念，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以至长期徘徊在贫穷落后的道路上。
对封建主义也有清醒的认识，提出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注重了农村的政权建设和经济改革，注重了农民精神面貌的改变。但是却没有也可能是无力，或者说是无法一下子打碎千百年来作为政体基础的农村的宗法关系，无力或者说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农村的宗亲关系和宗法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以传统的强大堕力向政权、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渗透，侵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可以说，今天的腐败分子的思想意识的根源也是小生产者暴发户意识在作祟。
腐败分子的思想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抨击的“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今天的腐败分子，也如马克思、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所说，他们是“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辞，屈身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他们充当着 “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洞吓”的封建的社会主义者的角色。他们是利用权力捞一把的投机主义者，具有典型的小生产者的思想特征。
因此，从思想根源上来说，不客气地说，作家们在思想的深处、潜意识中仍然是按照小农意识“乌托邦”的理想来观照农村和农民而制造“农村神话”的。
丑陋的展示和个性的迷失
文学反映农村生活的第二个阶段，即八十年代延续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
这个阶段是社会大变革时期。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仍然看不到农村变革的图景，看不到农民参与变革的热情和积极性，看不到农民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和主动性。相反，我们在反映农村的文学创作如《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系列、《桑树坪纪事》等短篇小说；《远村》、《老井》、《狗日的粮食》、《红高粱》、《伏羲伏羲》等中篇小说中看到的都是以消解悲剧为特征的，是“以乐境写哀境，以鹊笑鸠舞写伤心惨目，以轻快写紧张，以洁净衬肮脏，把小说中的悲惨和悲壮、坚韧和崇高推到令人震骇的极境。”（参见雷达《蜕变与新潮·游魂的复活》）。
但是，这种悲剧的消解仍然停留在揭露和谴责的层面上，热衷于将观察的视角投向丑恶和污秽来表现农村和农民的苦难，深陷在对过去苦难的愤怒的批判中，深陷在对生活的苦难的无可奈何之中，因而只是凄惨与丑陋的展示。在审美观念上是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摇摆，仍然是“没有悲剧”的英雄的演出，因而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悲剧。
这种企图超越过去的“英雄神圣化”、农民思想净化和社会生活美化的观念，超越道德伦理的描写，由美化走向丑化的描写，在文学进步的意义上是一个大踏步的跃进，但在揭示农村和农民精神面貌的真实性上却大打折扣，并且走向农村生活和农民精神状态的虚无。
首先，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苦难虽然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也表现出了如李顺大、如陈奂生的某种主动性，但是如李顺大充当“跟跟派”的思想、陈奂生没有彻底的“阿q精神”，在面对社会生活时的被动状态，表现出的仍然是无法超越生活的苦难和无法超越精神上的粗俗和粗鄙，表现出的仍然是精神上的“矮化”。这种“矮化”相对于农民的主体意识来说，仍然是缺乏对生活的信心和对生活的主动性，仍然是作家主观意识的载体；相对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彻底”来说，甚至没有阿q“我的祖上阔的多啦”“儿子打老子”这样的观念。
其次，部分小说在生命本体和生命意识的张扬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现代派那里趸来的悲剧意识并未上升到美学的高度，显得审美趣味低下，并且在反文化的倾向上陷入了尴尬。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在摆脱了频繁的政治运动之后变得多疑、冷漠和观望。作家们的眼光不是关注这种变化的深层的社会的、文化的原因，反而转向农民的原始性和生物生存的欲望方面，去寻找农民生存的动力，即使其中残存一点的“文化”也是腐朽的宗法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再现。因此是，一方面是对传统的对抗的无力和迷惘，究竟怎样击破传统的惰性心中无数，另一方面又要在描写丑陋上追求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这样的结果，当然无疑是缘木求鱼。
这些描写和叙述说明，作家在对农村生活和农村变革的理解方面并不深入，并且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他们“以丑审美”的追求，表面上显得很大胆、很解放，但以丑化农村和丑化农民生理需要和生理缺陷为代价的描写，以生命意识的张扬特别是以性意识的张扬为创作的驱动力的结果，必然要付出道德审视和道德评价的质疑与追问，从而把自己放到十分尴尬的位置上。
个体的张扬、个性的张扬，性意识的张扬都需要在社会学的层面上进行，才能具有科学意义上的价值。有人认为，人类脱离了动物界，仍未完全摆脱兽性，仍然如同动物一样，需要吃、喝、住、性交等等。这是大错特错。人，作为社会的人，即使是吃、喝、住、性交等等，也不完全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重大的社会行为。吃、喝、住，个人无力也无法解决，需要社会通力合作，需要社会的给与。具有动物性的性交是为了延续后代，而人类的延续后代（包括对后代的生育、抚养、教育和培养等等）更是需要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完成。因此，在人类社会里，个人的行为不能不涉及到社会的利益和社会的需要。社会当然要排除那些包括上述那些消极的、腐朽的、丑陋的现象。那种随心所欲、一意孤行、寡廉鲜耻的行为必然要受到社会的制约和谴责。这样说，与张扬个性、发挥个人才能丝毫不矛盾；恰恰相反，社会需要每个人张扬个性、发挥个人才能，做出积极的贡献。
因此，在这些暴露的性的描写中缺少了社会学的、美学的和哲学的提升，就不能不受到展览人的动物性的诟病，并且遮蔽了必须继承和发扬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农民的纯朴、善良、道义、礼仪种种优良品德等方面。而后者恰恰是中国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支撑和动力源泉。
只有《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浮躁》等长篇小说在揭示悲剧的人生方面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芙蓉镇》反映了农民面临“左”的路线和“左”的倾向中所遭受的苦难。胡玉音这个农村歌手在1958年的赛歌堂上尽显才能，在三年灾荒过后因为卖米豆腐而被划为富农，成为富农婆，被管制的坏分子。她遭受到的完全是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胡玉音与秦颠子在被管制的恶劣环境中的相互关心、相互鼓励、同心同德，表现了患难之中见真情的人间至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对农民的主动性作了叙述和描写。许茂是一个注重实际的农民。作家赋予他深刻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在他身上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农民最讲求实际的思想特征。当社会变革能够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时，就会调动起他们热情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性；当他们的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受到侵害，遭到打击时，他们就会采取消极的、失望的态度，转向自己维系生存的角落。《浮躁》则对农民潜在的和自觉的变革要求作了形象化的反映。农民身上在社会变革中激活的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被形象化地表现出来，同时，农民的小生产意识和狭隘的胸襟也都得到了生动的描写，是不可多得的自觉表现农民主动性的长篇小说。
对农村和农民精神状态的忽视
文学反映农村生活的第三个阶段，即九十年代中期及其以后。文学中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的命运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而且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的状况也在文学中没有位置，更谈不上深刻的反映了。钱玉贵是较早关注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和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生活的作家。他把他的浪漫和热情投向主流社会生活之外的都市边缘人、在社会上流浪的边缘人以及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边缘人。这些边缘人形象包括附着在城市肌体上的精神流浪者如《坚持》中的阿贵、尤娜、大毛、仨儿、小顺等一群在城市里淘金者形象，《雨打浮萍》中的阿仔、毛子、疤子、阿妙这些在城市底层挣扎的形象，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如《遭遇城市》中的小芳、二翠形象、《城市》中的王小保形象等等。在所有这些人物形象身上，他交错地采用公务员视角和公民视角、都市视角和农村视角，以深刻的思考和侠骨柔肠，热情地关注他们生活的苦难，关注他们的生存的艰辛、痛苦、挣扎和奋斗，歌颂他们的自尊、自立和自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顽强不羁的生命力。因此，钱玉贵的小说集中表现出对底层人群的一种强烈关怀的人文精神。
2007年，终于有“打工妹”郑小琼凭借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新浪潮散文奖”，受到主流的认可，敲开了精英文学的大门。
然而，从反映农村和农民的深刻性来看，这仍然是不深入的，原因是他仍然只是站在都市的视角去看待这些边缘人的生活状态，还谈不上深入到农村和农民的内心深处。
我们注意到，按其描写方式和叙事视角来划分，反映农村的文学创作可以分为“都市视角下的乡村”、“都市中的乡村”、“乡村中的乡村”几大类型。
“都市视角下的乡村”，是指以都市视角观察乡村，表现农村或小城镇人的苦难，为他们的苦难悲泣呼喊。这种同情和怜悯是可贵的，也是作家社会责任心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但不能不指出，仅仅停留在这一步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尖锐一点说，这仍然是停留在俯视乡村、同情乡村的层次，并没有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去表现乡村的变化和现代化必然在乡村到来的趋势。
“都市中的乡村”。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大量农民成为“农民工”、“打工者”，成为都市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在都市中生活的艰难和不公正待遇，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反映都市中这些边缘人的生活状况和遭受痛苦的小说不在少数。这些小说展开了都市底层的混乱、污浊、血腥、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为争夺生存而进行的欺骗、斗殴、厮杀的种种图景。生活其中的人们各种各样，或是主动进入城市的，或是被社会、被家庭抛弃的，或是混入其中的。然而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无一例外地遭受着一般人难以忍受的被侮辱被损害的折磨。这样的描写当然符合现实情况的。
但我还是要是说，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寄予深切的同情停留在揭露与痛斥的层面，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从文化层次上说，这还只是充当了都市边缘人的代言人，仍然缺乏的是现代观念的烛照，因而影响了创作水平的提高。从文学反映农村的广度和深度来说，这仍然是远离农村和农民生活特别是农民工生活的努力，仍然是以鸟瞰的、同情的视角去观察和描写这些边缘人的生活状况，因而对农民工的问题的反映仍然是不深入的，甚至是视而不见或者说无力反映的。例如，对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村的“留守人群”，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农民工和城市的关系等等仍然难以进入文学的视野。
现在，对于农民工这个两亿人的问题还只是在调查材料和理性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其严重性。例如，对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时有发生，作为“超时劳动力”的工作时间长，超负荷地从事繁重工作等等情况，例如，如何看待农民工“假日无休”、“夫妻两地分离”的现状，仍然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加以解决。在当前就业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的背景下，就业不足、上班不足(上一天歇几天)是很多农民工的共同烦恼。对他们来说，而且农民工最现实、最直接、最关心的问题依然是如何实现充分就业、多上点班、多挣点钱，如何及时足额地拿到薪水。所有这些，在反映农民工的文学作品中仍然难以见到踪影，更谈不上对农民工情感生活和情感世界的关注了。
“乡村中的乡村”。专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企图开掘地域文化对于农民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但成功之作不多。这与对地域文化的认识缺乏深刻思考有关。因此，虽有追求表现地域文化特色之意，仍给人以力不从心之感。
总之，上述这些小说站在乡村之上或以乡村视角来反映现实生活，仍然难以看到现代观念对于乡村现状的反思。
这种状况当然不能令人满意。
这种种局限清晰地告诉我们，都市的发展水平不高，直接影响到反映农村的文学的水平。都市的农民意识和市民意识仍然十分强烈，甚至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思维，让他们仍然停留在田园诗的视角去反映农村。这是小说创作特别需要警惕的。
其次，由于都市文明发展的程度不高，也影响到小说的取材偏重于关注乡村生活。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是大量的个体农户的存在。小块分割，小打小闹，是制约农村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些也制约着小说创作的视野。小说创作题材方面的这种偏向，正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一种反映。摆脱这种局限，是提高小说创作水平的当务之急。
其三，迷惑于地域文化的表面，停留在地域特色、风俗民情、自然风光的层面上反映和描写地域文化特色，是远远不够的。建立现代观念，对地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熟悉和了解，以反映其深刻内涵，是表现地域文化特色的有效途径。
其四，地域地域文化仍然是小说创作取得较高水平的动力和源泉。沉浸其中，以现代眼光加以审视，跳出窝臼，摆脱局限，进行新的创造，可以结出硕果。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地域文化思想缺乏自觉的认识、理解和研究，就不能不深刻地影响到对地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的深度，也就不能不影响到小说创作的深度。
据说，“农民工”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文学反映的中心，可喜可贺。但愿作家们深入到生活中去，真正体验农村文化的发展和农民心理的变化，而不是浮在表层，用外在的视角制造新的“农村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