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独特文化场域中的产物，其产生、发展与变异始终密切关联着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尤其与意识形态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并从而形成了自身独异的美学形态。可以说，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对1949年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也产生过直接的甚至是具有主导性的影响。作为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和审美文化现象的左翼文学，具有着重大的研究意义和巨大的阐释空间。

 

　　综观左翼文学的研究历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的巨大诱因曾一度吸引了颇为壮观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也不可谓不丰富。然而，左翼文学研究也走了一条波折起伏的道路，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还很薄弱，评价也较为简单化和片面化，并且曾经出现了两种极端化的研究倾向，一种是将左翼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唯一合法化的文学样式，这一种思维模式导致的直接现实结果是，一大批非左翼的作家被强迫地排斥于研究视野之外。第二种极端化倾向出现在新时期以后，随着学科视野的开阔、研究范式的转变以及现代文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许多在此前没有受到学界充分重视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得到了阐释与重新阐释，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诸多非左翼的边缘的自由主义作家浮出了历史地表，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使得研究的重心又出现了新的偏移。对这些作家的关注是必要的，也昭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重要创获，但是，在这些作家被“重新发现”的时候，研究的又一偏颇出现了，部分研究者认为只有这些作家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才真正具有文学性，从而也才具有更切实的研究价值，而左翼文学意识形态意味过于浓烈，文学意蕴相对匮乏，距文学的审美形态较远，因此逐渐淡出了研究者挑剔的视野，甚至于还有些过激者将左翼文学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对其进行整体性的否定。这是一个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现象。在这种以所谓文学性为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尺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取舍时，左翼文学的独特价值受到了不应有的遮蔽，左翼文学所具有的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悲壮昂扬的力的美，在特殊年代，以艺术的形式介入当下问题的艺术精神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政治文化史乃至民族精神史和心灵史的宝贵资源，这些却没有受到重视和认可，这种研究是有失公允的。左翼文学研究理应得到新的更多更高的关注，对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变异及其精神的源与流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阐释是一件大有可为的事情。对其进行整体性肯定与整体性否定都不是健康的学术研究，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局限性，更要看到它的合理性，尤其要看到它在21世纪的今天仍未失去固有的价值，它与当前文学创作和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在帮助我们把握与理解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对文学之功能进行多元的复合式的阐释与强调等方面仍然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即便是从文学性入手对左翼文学进行观照，其中亦不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可喜的是，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左翼文学研究已经表现出了充分自觉。以王富仁先生为代表的众多学人，以一种深蕴现实关怀的学术态度与艺术精神，重提左翼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他们满怀真诚与忧患地指出，在今天这个时候，“重提左翼对我们来说是有价值的，并且可以成为一个学术的生长点。围绕左翼我们会作出各种各样的判断，正是由于大家对它的文学道路、它的教训经验作出各种各样的判断，我们才有争鸣，我们才有讨论，我们才不会自说自话，才不会一片歌舞升平。”^[1]这些学者们为之身体力行，成果赫赫。

 

　　在新世纪左翼文学研究的成果序列中，《红色意义的生成——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红色意义的生成》)便是有着相当分量的，是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之一。方维保先生静守书斋，破读典籍，不倦探索，勤于笔耕，“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斐然的学术成就，《红色意义的生成》便是他继《迷乱的风景：新时期文学现象论》、《当代文学思潮史论》之后的又一学术力作，在这本凝聚了作者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达20年持续思考的专著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人文学者开阔的研究视野、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以及富于历史纵深感的敏锐眼光。可以说，这本厚重的学术著作，以宏阔的学术视野、独立的文学立场、高远的理论识见、整体的研究观念以及建构阐释模式的创新意识，对左翼文学的精神传统进行了考辨，发掘出了其巨大的阐释空间，向学界充分彰显了左翼文学研究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面对左翼文学这一说不尽的老话题，若想有新的发现与新的阐释殊非易事，恰当的视角选择至关重要。综观左翼文学研究的既有成果，政治的、文化的、文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等多种视角得到了尝试，无论采用哪一种研究方法，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所指对象，既将左翼文学限定为1928年至1936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五四文学之后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文学运动和文学现象，亦即我们通常称之为狭义的左翼文学，在这种理论前提之下，所做的研究大多是集中于对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进行梳理与阐释，对其思想资源进行探寻，对其中的重要文本进行解读，对众多文学史料进行挖掘。当然，这些工作无疑都是功不可没的，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考。然而，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现代文学研究学科视野的不断开阔，尤其是对中国现代当代文学整体观照思路的提出以后，用整体的而非分段的割裂式的眼光来看待这百年文学已逐渐为学界接受并不断尝试，《红色意义的生成》就是这种整体的宏阔的学术视野下的重要创获。该著对建设整体文学观进行了审慎思考，在确立如何看待和公允评估左翼文学、如何剔抉20世纪左翼文论的学理资源，爬梳其现代意义，以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理论的有机组成等方面，提供了相当新颖而又切实可行的视角和诸多启示。

 

　　该著共分十个部分，著者首先采用关键词条清理的形式对左翼文学进行了独特的界定，对左翼和左翼文学作了有新意的阐发，提出了广义的左翼文学的理论限度。他以其所具有的较强的考证与辨析能力，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深入爬梳，对左翼一词作了词源学考证，认为“左翼”本是一个模糊的比喻性修辞，但当它与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的时候，“左翼”之“左”和“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就具有了所指的同一性的关系，并共同构成了运行于中国近现代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著者并进而提出左翼就是革命，并认识到这样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仍然是具有巨大差别的。著者是这样来认识左翼文学的内涵的，“从本质上来说，左翼文学就是革命文学，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是‘普罗纳塔尼亚（Proletariat）文学’（简称普罗文学），它是与布尔乔亚（bourgois）文学（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文学）相对立的。在革命文学的理论话语中，它还有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三突出等多种命名称谓。”^[2]作者倾向于从有限的广义的角度来定义左翼文学，把它看作是20世纪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另一个名称，用它来指称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20年代到80年代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有关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甚至还包括那些在80年代对左翼的红色意识形态表分歧但实质上又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创作活动。因此，著者认为，无论是就形式还是内容来看，狭义的左翼文学都是单纯的，而广义的左翼文学则是复杂的，因为历史时段过长，中国共产党革命在不同历史时段中变化巨大，都使左翼文学呈现出复杂的态势。这是研究者不能不全面面对的问题，假如不是这样就很难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合理性的描述和透视。

 

　　应该说，广义的左翼文学这一宏阔的视野和论断，不是著者一时兴起的刻意求异，也不是顿生感悟的神来之笔，而是经过长期深入思考和研究得出的，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超越了既往狭义左翼文学视域的诸多囿限及其带来的理论遮蔽，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理解和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无疑会抓住左翼文学的某些根本所在，能很好地挖掘20世纪中国文学独特的底蕴。在这样的论述的逻辑起点上，作者勾勒出了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的叙事框架，从左翼文学发生的历史与文化契机，革命文学的浪漫主义话语原则，30年代左翼叙事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革命话语与现代知识主体，家族伦理与阶级神话，革命话语与性别政治，革命语境中的神话与鬼话，革命与叙事，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叙事等多角度、多层面地剖析了左翼文学的复杂内涵。这种梳理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左翼文学作了源与流的考据与辨析，而且，这一研究成果在深化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作政治文化解读的同时也对文学的内涵有了新的体认，在文学观上给人以新的启示。

 

　　如果说《红色意义的生成》的理论构架充分显示出了著者视野的开阔，目光的高远的话，那么，对文本的细察则彰显了其洞幽灼微的能力，深刻的理论识见与切实的文本考察合理结合，更见其思想的穿透力与可靠性。著者在展开理论推演时总是紧密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从特定话语场域中寻求思想资源，文学生产、文学机制、作家作品等文学外部和文学内部的诸多因素统统被纳入到论述框架之下，这样使得论述异常缜密。尤其是对文本的重视则充分显示出了著者批评的机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文学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正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而文学作品则是真正能窥视到作家的内在心灵的，离开了具体的文学创作和切实的文本分析，理论往往就有被架空的危险，往往变成了为理论而理论和唯理论而理论的循环论证，离开了对于以作家作品为依托的文学现象作为考察对象的理论描述，其实际操作的有效性则更值得怀疑。《红色意义的生成》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那就是尽量做到理论推演与文本阐释相结合，历史描述与现实考察相结合，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观察、思考问题，在品评作家作品是非得失时采取历史的观点，在还原历史真实时持客观、冷静、宽容、发展的眼光和乐观的态度，对左翼文学的过往、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确当的认识和公允的评估。

 

　　还有一个问题也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那就是左翼文学研究的理论限度问题，这也是《红色意义的生成》的整体观念带给我们的又一启示。历史已经无可阻挡地进入了21 世纪，新世纪初的几年里，中国社会依然在经历着持续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的文学也正经历着意识形态的回归。“许多作家不再像上世纪末一样对现实表示冷漠和回避，而是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注意识和批判精神，而且，作家们的政治意识更加明确，不同思想、利益的创作代言和思想冲突色彩更为明显。”^[3]当然，这种意识形态的回归背后隐含着诸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解释，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这一回归既有充分的积极意义，也有值得反思之处。这是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多元化的一个产物，同时也体现出文学经历了自上世纪末以来自娱自乐与大众狂欢的喧哗骚动之后，又增加了“为人生”这样一个重要维度，意识形态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回归亦即意味着文学对大众、对民生、对社会现实的贴近与体认。这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比如这两年讨论较多的底层经验与底层写作便是其中的典型，底层话语已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不少论者将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建立起了联系，认识到底层写作从左翼文学精神中汲取了养分，是左翼精神的当代介入，是一种对中国历史特殊性的表述与实践，其真正的话语意图在于试图以此不断地推动和创造着有关社会公正、道德回归和价值重建的民族寓言，深刻地反思与借鉴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的历史经验，不仅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现代社会结构、政治文化、历史演变、革命实践以及民族心理的理解与把握，而且能够更好地直面现实、反思当下，并对其中的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从而提供更多具有开拓性与启发性的思想资源。左翼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样性，它的理想、浪漫、批判、战斗的品格，它对社会生活的强烈感应，对底层大众的密切关注，对苦难的积极切入与体认，所有这些都理所应当能够成为当下中国文学创作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在变化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更应该以开放的研究心态去重新反思、检讨乃至转化左翼文学的经验与教训，比如上述所及的底层写作，实际上与左翼文学传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只有充分而合理地借鉴左翼文学的经验与教训，底层写作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文学创作关注三农问题，关注“农民进城”，关注其他底层经验，批评也将底层写作与左翼传统和精神联系起来，这作为研究的思路和视角，当然也无可厚非，我们只是要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万能的，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总有一个限度。更何况，左翼文学毕竟是文学，它与政治，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但终究不是政治，更不能等同于意识形态，所以，我们在看到应用广义的左翼理念来解读文学的有效性时，也千万不能无限泛化和任意比附，那样将会导致另外一种新的极端化倾向的出现。包括《红色意义的生成》在内的诸多左翼文学研究成果也还是可以继续讨论的，这样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真理越辩越明，尤其是面对如此丰富、复杂、多样的左翼文学的时候，更应该谨慎而为。我们期望更多有价值的左翼文学研究成果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