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1980年代的确是存在一个中学生诗歌运动的，它是中国新时期现代性诗歌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它显然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遗忘了。

 

　　要感谢姜红伟先生，那个时候他主办《中学生校园诗报》，是主将之一，现在，他又重新打捞这些写诗歌的兄弟们，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1980’中学生诗歌运动的参加者跟姜红伟先生联系hz_jhw@126.com，他正努力出版1980’中学生诗歌运动参加者名录及作品选。

 

  

　　多年前，1984年，算起来，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还在海门师范读书，对于诗歌，我的热衷，是现在的学生们无法理解的，我们把诗歌当作粮食，也的确，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更没有金钱可以用于消费，甚至即使有了一点钱，也没有可以消费的地方，我们的县城闭塞极了，处处是衰颓的，但是，我们有诗歌。诗歌是我们的通行证，让我们可以在精神上出游，能走出那个狭窄的空间。那个时候，诗歌就是粮票，无论你到哪里，诗歌是相互认证的依据，只要你是诗人，你就能在诗人那里找到安慰和招待。《中学生校园诗报》就是那个时候走进我的视野的，我已经不记得我第一次是在哪里看到这份报纸，又在这份报纸上发过哪些诗歌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离开了文学，也离开了诗歌，我积攒的那些报纸乃至我全部的诗稿都散失了，我想那些的确是我的不成熟的作品，但是，他们是美好的，激情的生动的华彩的，每每想起至今依然会唏嘘。我和《中学生校园诗报》的朋友们也很多年没有联系，我们像是失散了的亲人，姜红伟兄，他有唤起了我对诗歌，对这些“亲人”的记忆，那个时候的一些朋友，江熙、南岛、葛亚平、叶宁、左靖、郁舟、夏季风、徐玉昆、北极、景旭峰、邱华栋、洪烛、周劲松、马萧萧、欧宁、苏婷、雷霆、李作明、邓凯、李阳泉、师永刚、田晓菲、毛梦溪、叶斌、符马活、左春和、周瑟瑟、邱正伦、曾蒙、袁遐、赵立群、海啸、半岛、冯桢炯、洋阔、叶剑峰、胡永齐、小海、他他、郝建荣、高峻、裴戈、宋瑞秋、陈东、刘晓瑜、汤松坡、陈亚军、周兴顺、朱浩等等啊，我们活在历史里，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作为“诗歌”的“存在”以及存在的“意义”。后来，我和他们中的许多人有过交往，甚至一起大醉不起，夏季风、洪烛、邱华栋、郝建荣、南岛、葛亚平、叶宁、左靖、李阳泉、周瑟瑟、小海等等，景旭峰后来还成了我的大学同学，但是，我们几乎都没有谈起过诗歌，诗歌似乎是一个秘密，它隐匿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他们是诗歌史上的失踪者——一方面是自我放逐，另一方面是，诗歌史真的把他们给忘记了，尽管他们是80’诗歌运动的一部分，尽管他们用最少年、最单纯、最热烈的声音给80’诗歌运动歌唱过。

 

　　那个时候，17岁，我想做一个诗人，希望我的眼光能透视地上的万物，并且那样的看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那个时候，我喜欢的刊物是《诗刊》、《星星》、《诗探索》、《诗歌报》等等，喜欢海涅、普希金、歌德；但是，直到27岁，我都没能写出一首哪怕是稍微像样一点儿的诗来，我想可能做不成诗人了。那个时候我已经阴差阳错地成了一个批评家，忙着看很多小说，写一些读后感，每每想到自己再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诗人了，便感到莫名地痛苦。在现实的生活中，也没有人知道我对诗歌秘密的热爱，我说，我曾经是一个校园诗人，听的人都回报以哈哈大笑。如今在诗面前我依然是自卑的，正如在和诗人交往的时候我的自卑一样。诗人们隐身于大众看不见的地方，秘密的观察着这个世界，他们守护着诗歌语言就如同守护着自己的身份。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写的文字，和诗比起来是低人一等的。我得承认这一点：我还没有找到那些具有穿透力的文字，它们还在远离我的眼光和笔墨的地方。

 

　　现在想起来，就像1997年的时候，我还没有理解新生代“断裂行动”的意义，只是一个热烈的签名者一样，关于那场运动的意义，我是在时过境迁，近乎10年之后的去年才开始慢慢地在反思中体会到的，而20年前，中国大地上，那场轰轰烈烈的现代派诗歌运动以及作为这个运动的一部分——中学生校园诗歌——它的意义呢？也许今天，在它过去20年之后，我们才能慢慢地依靠回忆来体会，——我想那个时候，1985、1986年，我们的确是没有理解中学生校园诗歌的意义，我们只是历史的被动参与者。

 

　　然而，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群体，尽管因为他们在诗歌本体上的成就相对不足，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年轻幼稚，他们的经典作品很少。然而，他们依然可以说是奇迹，他们张开了深情的眼睛，带动了周边的人群，他们是86’、89’的缔造者，尽管是不自觉的缔造者——他们自己培育了自己， 86’、89’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已经从少年的懵懂中醒了，他们的青春正好可以和86’、89’呼应。

 

　　他们是诗歌制造出来的小小的奇迹，那出其不意的寓言的底座，那缄默不语的语言的宝藏，是怎样将诗人们的灵魂哺育得如此丰富的呢？他们解除了禁忌，仿佛地心深处的隐秘已经敞开，透明、毫无杂质地彻入事物的核心，歌唱深藏于睡眠中的乡村和城市，那些灵魂的事体。

 

 

　　80’诗歌运动作为新启蒙运动的一个部分，以89’为高潮，催生了中国的现代派诗歌潮流。但是，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运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运动，前期新启蒙主义者主要走的是客观人本主义的思路，主张人有一个统一的常态的本性，这个本性是由理性主导的，人应该从非本性的生活向本性的生活复归，这是早期新启蒙主义者的主张，而后期新启蒙运动则不同，它开始向主观人本主义转向，后期新启蒙主义者并不相信人有一个统一的可以客观衡量的本性，而主张人可能是没有本性的，随着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在国内的兴起，这种思潮渐渐地占了上风。80’诗歌运动正好处在客观人本主义向主观人本主义转型的关口：文艺理论界，李泽厚与刘晓波的争论在这个时期发生，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在这个时候出台，鲁枢元的“向内转”观点也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注１）。在这个关口，80’诗歌运动同样也沾染了过渡性、杂糅性等过渡性思潮的特征。有的诗歌团体宣称，“我们的诗歌不再是艺术而是我们全部新思想的一部分。”有的诗歌团体则相反，认为“诗歌只能表现无意识的生命流动”，80’诗歌运动中，理性诗歌和非理性诗歌杂然纷呈，矛盾交织，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造成一个统一的诗歌流派。

 

　　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否定80’诗歌运动的意义。这场诗歌运动对颠覆中国诗歌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大叙事传统，颠覆中国当代诗歌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单一局面具有重大意义，它凸现的向内转方向，重建诗歌家主体性的努力，掀起的技术探索和突破的热潮，在诗歌观念上的反权威、反传统、反制度、反习俗以及反意识形态强加的特性都值得我们纪念和汲取。

 

　　不过，当然这场运动并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和完成，而是在它的高潮中突然终结。它还没有完成自己的逻辑任务，也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就终结了，所以，我认为它也留下了许多等待我们超越的问题。一、客观人本主义、主观人本主义的融合与超越？既要克服客观人本主义忽略个体价值、感性存在的弊端，又要克服主观人本主义官能化、非理性化的弊端，我们既不将诗歌的本质归因于社会实在，也不将诗歌的本质归因于个体主观，而将之归因于一个中介性的概念――激情，完成诗歌上的激情本体论对主体本体论和客体本体论的双重超越。主体由自然人向社会人再向审美的人过渡的最终标志维度是激情。激情不是别的，“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是人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是一种成为我的本质活动的激情”，是主体社会化、历史化同时又审美化的原因又是结果，体现人作为类存在物由异化向自身归复，由不自由的主体向自由主体，由社会人向审美人的彼岸世界迈进的概念。人是如何被放置到某个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去的？它因为理性积淀的群体化作用而在什么样的层面上由这个文化的传统所决定，进而为这个文化的传统所同化构成了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又如何因为感性冲动的个体化作用而偏离了这个文化的传统，成为这个传统的的否定和新生力量，进而又如何导致了这个传统的变化？在这过程中，激情作为两者的中介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如何平衡群体化作用和个体化作用两种力量并最终形成了人和文化环境之间的显性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如何体现在艺术作品中的？这些都是要我们进一步探索的，艺术应当在此承担先锋的作用。二、第二次“世界化”。上世纪初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诗歌第一次世界化，我们从西方盗来了“启蒙”圣火，“新启蒙”性质的1980’诗歌运动，同样如此，这些都是我们向西方学习，但是，进入21世纪，我们纪念和回顾1980’，所要面对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化”局面：这次的世界化应该是一次真正的交流过程，是一次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可以和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交流，是中国诗歌向世界展示“中国经验”、同时也将“世界经验”引入中国诗歌的过程，我把它叫做“中国经验的世界化”与“世界经验的中国化”的双向同构过程。中国诗歌已经渐渐地具备了必要的世界视野，已经渐渐地拥有了对世界性经验的表现和概括力，同时中国的现代生活经验也已经渐渐地有了世界性，中国的现代生活经验通过诗歌途径世界化也已经具备了可能。中国经验具有了世界性，世界经验在中国也可能找到民族表达。“民族的”开始可以用“世界的”来衡量，即我们的诗歌是否独特地提供了不仅仅是对本民族，同时还对全人类来说都是有价值的东西，这是

 

　　“本土诗歌经验世界化”的要义；反之，人类所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应该在民族诗歌中得到关注，如果我们关注的只是民族经验，我们的诗歌就太狭隘了，全球化时代，我们的民族诗歌应该关心世界性问题，让世界经验得到本土化的表达，这是世界经验本土化的要义。在这之中，可能特别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重新发现“都市”。随着中国都市化进程加速，中国诗歌应该解决好“发现都市”、“提高诗歌对都市的表现力”的问题。上个世纪，我们在西方成功的诗歌家，都是乡村题材诗歌家，或者说，他们都是因为中国的乡村题材创作获得西方承认的。事实上，中国诗歌一直存在着乡土与都市的矛盾。中国诗歌中，一直充斥着这种农业文明的感伤乡愁以及这种乡愁的自我美化，乡土被描述成充盈、慷慨、生机、梦想、拯救之地；相比较而言，都市文化一直是他者，悲伤的乡愁使都市他者化，常常，它被建构和表述为匮乏、糜烂、退化、失禁的汇集地。80’中国诗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相反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纪念80’，就要解决80’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中国诗歌如何呈现当代中国的都市经验？发现都市的美学价值？第三、重建社会关怀。20世纪，启蒙诗歌以传统儒家文化为假想敌，发动了一场中国社会的去儒家化文化运动，革命诗歌以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为假想敌，发动了一场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化文化运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诗歌运动之后，个体话语渐渐地占据了诗歌主流，诗歌关心个体性生命经验、关心直觉、幻想等等都是没有错的，但是，诗歌对社会的关照力度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诗歌应当“回到社会关怀”。启蒙诗歌、革命诗歌分别以解放、牺牲、劳动等为价值中枢，强调社会关怀和道德理想，但80’后中国现代诗歌则在消费社会背景下产生了以个体、感性甚至非理性、无意识为价值中枢的表现理念。

 

 

　　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诗人。即使是在我成了一个批评家、一个小说家、一个编剧家之后。我依然坚持认为我自己是一个诗人，并且热衷于参加各种各样的诗歌活动。在我的精神世界，中国现代诗歌之神有穆旦、海子、曾卓等人，前两者，我们已经知道得很多，但是，后者，对于我们这些80’校园诗人来说的意义，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徐鲁说，曾老最喜欢的诗是休斯的《老水手之死》：“我们把他葬在多风的山顶，他的灵魂却走向海洋。”现在，曾老的灵魂已经走在溶向海洋的路上了——谁都知道他是那一代人中泪流得最多的一个，因为胡风案的牵累，有无数的日月，他是在过着非人的生活；但是，磨难只是使这位诗人更坚强、伟岸，他像悬崖边的树：

 

　　——这一切都很好！这一切都很美！

 

　　——我终于没有被打败！

 

　　他是中国的雪莱。他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

 

　　“它独孤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1970年他在《悬崖边的树》中说。

 

　　“老水手坐在岩石上/敞开衣襟，像敞开他的心面向大海……老水手在歌声中/怀念他真正的故乡。”1981年他在《老水手的歌》中说。

 

　　“不是悲哀，——是温柔，温柔使我的眼睛潮润。”诗人说。

 

　　我也想说。

 

　　诗歌是什么呢？许多人以为我们对此问题已经问得太多，而关于此问题也已有无数的回答，所以不值得再问，但是，我不这么看。过往，我们对此给出的回答，大多是从智慧的角度、知识的角度，在我看来，诗歌既不是知识也不是智慧，而是信仰。

 

　　诗歌首先是对诗神的信仰，是对大地的信仰，是对苍穹的信仰。也只有这样的诗歌，才能让我们的身心更加坚固，得到造物主的祝福。我的一个朋友说， “诗有着它崇高的目的与使命，担负着沉重而深远的道义，揭示着真实的丑陋与丑陋的真实……”，“诗，是受到致命伤的真理的居所。”诗歌应该是高亢的、高原性的，可惜，我们当中没有出现很多这样的诗人，那个时候，我们太多地关心政治，关心地上的国，我们还没有学会做“旷野诗人”。用高亢的、嘹亮的、昂扬的声音，向着远方和天穹歌唱，而不是盯着自己的脚面或者匍匐在生活的地低浅吟低回，——把人引向那高高在上的苍穹以及苍穹中居住着的真理的诗才是真正的诗：它紧紧地贴近旷野那些朴素的永恒的意象，并提炼了那些意象中独特的精神质素；在旷野上行吟，在抒情性之上追求精神高蹈和孤绝，追求痛苦的黄金质地，追求在旷野中独自面对诗神，聆听真理悠远的圣音，而不仅仅是属人的沉思和抒情；它当仰望，视线所及是太阳和星辰，它当谛听，那些时间背后永恒的“石头、土块和长长的流水”等等，听懂那些事物的秘密。旷野是迷惑之地，基督在旷野遇见试探，羊群常常在旷野走失，但是，旷野也更是神性之地，从年幼时起，约翰就离开了他的母亲，隐退到了旷野中，将自己的全部热情投入到对神的爱上。在旷野中，约翰首先听从他的精神导师法尔姆蒂乌斯的指导，这位导师受到上帝的喜悦，以至于上帝派来的天使每天都带给他面包。杰出的诗人，应当如此：他把语言和旷野结合，追求语言为“被击伤的真理的栖居之处”，在死亡、哀鸣、谋杀、痛苦中穿梭，承担悲伤，某种必亡的痛楚，某种绝望三抗争，同时，它又应当是明媚的。

 

　　　　　　　　　　　　　　　　2006-6-2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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