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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的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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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2-10-9 文章来源：本站 文章作者：萧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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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似乎很习惯用“史诗”一词来赞扬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而是否够得上史诗的标准往往又是看这部作品的情节是否悲壮，场面是否宏大，人物是否众多……的确，惟其有悲壮的情节与宏大的场面，作品才会有诗的沉郁与豪俊，惟其有众多的人物，才更能从纷纭的人际关系中抽象出若干社会、人文现象的内蕴，从而使作品具有一些“史”的意味，但我以为这并不是史诗之为史诗的全部。
《白门柳》和《尘埃落定》都是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白门柳》获奖无疑是因为它那“全方位”的史诗特质，《尘埃落定》的获奖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它那具有哲学意味的思辨，恐怕是其间重要原因吧。
《白门柳》绘出的是一幅宏伟历史画卷，让我们看到的是明朝这个肇基于秦淮河畔的帝国是怎样以一出闹剧又在她的定鼎之地悲凉地拉上了大幕，从中，我们不只是看到了国破家亡之际，帝国的子民们，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腹有诗书的才子还是风华绝代的佳人，在仓促之间，无奈地做出的多元的生命选择，而且，透过这些凝结了每一个人人生价值取向的选择，作者表达的是让我们警醒的思辨：当一个王朝的思维工具，也就是他的知识阶层，从整体上和它隶属的政治体系一起腐败下去，甚至成为这个腐败的政权倒行逆施的帮凶和工具（这中间有积极和消极的区别，积极的如马士英、阮大铖、钱谦益，他们为了个人的得失，把经纶道德全部抛弃了，消极的如复社内部的名位之争、政见之争事实上抵消了他们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努力）的时候，那么，这个王朝也就无药可救了，即便有刘宗周、吴应祺那样的殉国者，有黄宗羲那样的执著者，有钱谦益那样的猛醒进而用行动去忏悔的忏悔者，也无法挽救它必然要灭亡的命运。
《尘埃落定》描绘了一个“桃花源”，它出自那个有些痴呆的藏族土司的儿子眼中。这是怎样的一个桃花源啊，有那么多让人心惊胆颤的血腥，有那么多的蝇营狗苟，有那么多不能为那些向来以聪明人自居的人们承受的事物。但这一切只是表象，这些表象全部笼罩在一个让聪明人看起来似乎有些无聊的话题之下：我到底是个聪明人还是一个傻子？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这个似乎一点也不傻的傻子不知道，聪明的老土司不知道，土司太太不知道，傻子的哥哥，也就是未来的新土司也不知道，深爱傻子也为傻子深爱的并因之而对傻子一点也不忠诚的傻子那美艳绝伦的妻子也不知道，至于那些奴隶们、自由人们就更不知道了。最后，聪明人的代表、为这个与世隔绝的“王国”的引来了鸦片与现代化的枪炮的傻子的哥哥死在了仇家的刀下，为个“桃花源”引来照相机、银行、贸易集市，同时也引来了妓院与梅毒的傻子也死在了仇家的刀下。因为傻子的哥哥是个聪明人，所以他注定死得有些龌龊，傻子是个傻子，所以他死得没有一丝痛苦，尽管他们同样被仇家的刀捅进了肚子……不必再作更多的复述，“千古贤愚俱尘埃”的哲学命题，在放进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之后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成为在一种特定文化体系中对生命个体的一种认知：个体的生命是如此的渺小，面对巨大的历史的变革，向来被目为伟大的生命竟轻如尘埃，而对生命的这种似乎有些宿命的理解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高的思辨高度，但达到这样高度的人竟是一个傻子，这似乎是一种“黑色幽默”式的反讽，但让我们感到这是一种反讽的原因正是我们从来都是以聪明人自居，因而我们也就从来不能认识到：在历史面前，个体生命的无奈与渺小。尽管偶发感慨我们也有如许牢骚，但一旦进入特定环境，我们便又忘记了自己的感慨，像傻子的哥哥一样去作聪明人了。
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叙事方式，可是为什么都让我爱不释手，玩味再三。就个人阅读习惯来说，我更喜欢《白门柳》，不仅是因它那偶尔点缀着现代艺术手法（如塑造柳如是这个形象时恰到好处地采用了“意识流”等）但却以中国传统叙事方式为主导的艺术格调，更因为刘斯奋是基于对个体生命（如钱谦益、如冒辟疆、如黄宗羲……）的考察，所做出的则是对于社会与民族整体历史归宿的思辨，从而使我们看到了反复在中国的历史中上演的帝国更迭悲剧的重要症结所在（魏晋、宋元更替之际知识分子们与明清之际的知识分子是何其的相似啊，前者翻开《世说新语》触目皆是，后者可参看张宏生教授的《感情的多元选择》）。捧读《尘埃落定》我也无法遏制我心中震颤，因为，阿来从对一个特定历史环境的回眸入手，表达了他对个体生命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的关照。“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重压在太多社会使命与责任和个体欲望之下的人啊，有时候竟弄不清自己到底是个聪明人还是个傻子，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刘斯奋笔下的钱谦益不是忏悔了吗，洪承畴不是胆怯了吗，黄宗羲不是流泪了吗……，这就是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的个体生命，一个个竟孤弱似一个傻子，阿来笔下的傻子对“我是谁？我在哪里”追问中也同样流下了热泪。
重新回到开头的话题，若单以情节的悲壮、人物的众多来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是史诗，那么，在中国最有资格称为史诗的当是那部洋洋三千余卷的《二十四史》，然而鲁迅只以“二十四家帝王家谱”为其定义。身兼文学家与思想家二任的鲁迅此语中固然不无偏激，但除去《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能在思辨层面上有所献替的确实不多，不过是中华五千年所走过之路的账册而已。
《白门柳》、《尘埃落定》，这两部无论在题材还是在叙事方式的取向上都完全大相径庭的作品，都能引发我们心灵共鸣，它们共同的魅力是什么？无疑是蕴藏故事话语之后作者的思辨，尽管作者所表达的思想的价值取向也完全不同。王国维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若用文学理论结合具体作品条分缕析地来解释这句话，那是可以写成一部博士论文的，但如果简单地从阅读的接受心理来体味之，是否可以说叙事主体蕴藏在叙事客体上的，无论先进还是落后，但却是代表着一定人类群落的思想，被阅读主体接受并由此激发出阅读主体新的思辨，并因之使阅读主体产生心灵的震撼，就是观堂所谓之“境界”，《白门柳》、《尘埃落定》无疑都是具备这种“境界”的，这是否才是史诗的魅力所在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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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员：the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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