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产生在文革浩劫之后，国人痛定思痛，对社会惨剧心有余悸，对其产生的历史原因始作深层思考, 企望籍此刷新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更变社会的价值取向，达到中华文化的自我超越。反思观念文化是确立新的人文-社会坐标，促使社会转型的基础工程。我国近代150年来曾有两次契机进行这种社会系统工程。前者为始于清末民初即所谓新文化运动，后者系发轫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文化反思。二者均以有数十年社会变乱的诱因和凝重的时代背景，前者迫于外祸，后者源于内乱。

 

　　持续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正是基于前述背景的思考与表达，他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展示。第四代文化精英们渴望继续五四先贤的未竟伟业，透析传统文化的基因和国民性，以外来文化作参照系改构中华文化，实现民族的文化超越。或如诟病者所言，大讨论初始似与政事相连。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政治超强的特点所致。西方即使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因信仰高于世俗，神权高于王权并能制约后者，文艺复兴和文化启蒙时怀疑与批判理当集中于神权，世俗王权既非最高也未成一统，次之可也。而我国两千年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王者是世俗与精神的双重主宰。中外国情不可同日而语，岂可泥古不变？彼时论者述人祸之惨烈是为中的，究惨剧之因缘堪称穷理，摒弃个人恩怨且多无功利驱动，尤为可贵，只是春光不再。

 

　　引发文化反思的内因系从上层发轫。七十年代末期，决策层称拨乱返正，为文革中冤假错案平反。改正了阳谋中的右派；叶帅等初称文革为浩劫，后在官方文件中改称内乱；鼓励“思想再解放一点, 胆子再大一点, 步伐再快一点。”俟《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往日禁区已可作部份探讨其中。“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撼动了“两个凡是”的阵脚。正本清源就得清除中西合一的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对毛的评价便成为第一个社会情结。毛本人自我认定“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其中第二件发动文革因天怨人怒已为其后继者否定。官方倾向宜粗不宜细，将其请下神坛即止。对此朝野双方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一致。因为此前最高决策者实为毛一人而已，逆其者亡，凡持异议者必以反左反右来制裁。对被整肃者既没设酒宴，也未赐良田。社会就是一部疯狂的政治机器，在我国求同重和的文化传统中本不存在另类生存的时空，自然地沿用了皇权时代,斩尽杀绝和连坐的传统，叫你必须付出本人的生命和家人的年华。“老子改造, 老婆改嫁,儿子改姓”。国之兴衰，家之存破均系老人家一念一情之间。朝野对此当今的古典政治均有切肤之痛，因此人心一致。评说中虽偶有越禁，官方也给予了难得的宽容。笔者早年遭受迫害而陷身囹圄，12年后方作错案和冤案两次平反，对此感受殊深，恐彼时和当今非亲历者甚难体悟。

 

　　文化大讨论中文学界首先小试锋芒。以伤痕文学为先声，陈国凯、丛维照、张贤亮、谌容、刘心武等以亲历的社会生活揭示了当年人性失落、尊严无存、生活无助、前景的渺茫，刻划了社会和人们自觉奴化的可怖。〈〈天云山传奇〉〉等影像作品更直观地展示了人世的黑白混淆离乱之痛；稍后有琼瑶等台海作家的言情作品涌入。因其取材于市民生活, 抒人情之常而有别于内地长期盛行的运动文学，有别于“三突出”英雄模式而显得清新，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看了八年，无书可读的内地人先睹为快；舒婷,北岛的朦胧诗在八十年代初传遍大学校园，年轻人开始超脱那固化的审美框架；陶斯亮的信和大量写实性作品又唤起社会激情，为文化讨论浇注了社会的情感基础。

 

　　稍后信息论, 控制论, 系统论等西方社科新作经翻译引入，尼采、萨特、伏尔泰、弗洛依德、洛克、哈耶克、亨廷顿等上世纪人类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渐为人知。社科领域首次出现马列经典之外的理论和方法，有了较多的文化参照物和武器的批判。社会初被激活的思想迅速向理性升华。《中国青年报》载潘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冲破个人功利的禁区。正如文艺复兴前西人不敢公开表达个人对财富的追求一样，人性人情在我国除了为群体，为革命斗争牺牲之外第一次被注入了新成份。论者谨慎地表达了与传统文化“君子言义，小人言利”相悖的价值取向，触动了重义轻利的千年古训和几十年所宣传的大公无私的理念。哲学界开始研究马克思的青年和晚年时期在人道观念的差异。今日视之，这只是哲学的一个专题研究，但当时却是天下第一雄关。它关乎集体与个人，奉献与回报，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关系和总设计师关于诚实劳动致富的方略能否推出。八十年代前三年文化讨论的特点在于不同以往由立言者定调，少数.政治精英钦定专题，御用 策士独家注释并教化社会的套路而是各家争鸣，走出了我国 “圣人天子立言, 士大夫诠释, 百姓接受“的注经传统 。

 

　　八十年代中期后，文化反思逐步超出政治层面进入了“形而上“的领域。针对传统文化的观念层面即国民性展开了思考和剖析，以柏杨那本出名的小书为引子，中央电视台推出那部著名的专题片后，学人仁者见仁，就中国文化的概念、要素、成因、特性、影响、利弊等方面作理性而平等的讨论，涉及的领域甚多。主要有农耕文明与水域文明的差异的学理研究；爱家重土、求安隐忍、男尊女卑、科举取仕、游民社会、改朝换代频仍但社会停滞的怪圈、人的个性组合，孤独的美学境界、仕子的人格依附、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复归与外圆内方的个性；社会官本位意识和权力崇拜、民族的忧患意识、敬老与论资排辈；愚民政治和民众的参与意识；阴阳裂变和失序、传统性道德虚伪对伦理的影响，人的原罪意识和自我超越等二十余个专题，基本函盖了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全部领域。论析之深比之五四前后有过之而无不及！恰似五四文化断层延续和补足。

 

　　在研究方法和语体文风方面，论者作跨学科研究并以浅近简白文字将其理念展示给社会而不仅是本学术界同人。今人对此有浅薄之讥，而我以为正是这两点使之具备文化启蒙的特征而独具深义。实为中国文化史上首创，应彪炳史册。笔者当年有幸跻身此流，铺陈中西文化之间二十余种差异及大致原因，深感艰辛深奥，个人皓首穷理难敷其事，曾于1989年6月妄提“建立文化学”【1】。今天思之确有偏颇与浅漏，然耕作二十二十年后，尤有“年少万兜懋，坐断东南战未休“的不悔之情。

 

　　那次文化大讨论社会反响大，因而被誉为文化热。显然得益于各种媒体。除中央电视台等人所共知的几大家外，《光明日报》连续刊载的《学者访谈录》，《中国青年报》、《文汇报》及许多报刊的专栏文章和出版机关的新书构成了专著、报纸、杂志三大类载体。《雨花》、《读书》、《作品》和而今已不为人知的《青年论坛》、《国情研究》、《人世间》等刊物都功不可没。李书磊、许纪霖先生的最初研究就由此走向全国并奠定了其学术地位。金克木，庞朴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化丛书[2]，初涉者可由此入门。当时我国还处于前电脑时代，也许这是言语和纸质媒体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时期。

 

 

　　近有论者以为那时谁都可以谈文化，实际不然。当年最热衷的受众乃是大专学校师生和中等文化的公民。发言者亦以资深的党内人士、学界宿儒泰斗和中青年学者为主体。较大规模的交流座谈每年均有且不拉商业赞助。北京上海杭州烟台青岛等地尤为活跃。1986年7月青岛的中西文化讲习研讨会的规模与规格，会风和影响都令人惊叹。会议邀请了各派学者张岱年、常任侠、梁漱溟、周谷城、李泽厚、陈中英、陈鼓应、方励之、杜维民等十二人，每天上午主讲，下午答问讨论。与会者八百余人，当时我国已毕业和在读的人文社科类博士仅一百六十余人，与会者竟过百人，三分天下有其二，硕士两百多人，大学教授讲师不下四百，集学界一时之盛。海外媒体赞为“名流荟萃，高论爆棚”。会议没有官式开幕典礼而代之以选举大会临时学术小组。当时已离休在青度假的李锐先生也受邀前来听会，在与会务人员同吃工作餐时就“干部第五梯队”（3）各抒己见。会议没能集中开餐和住宿，更无娱乐旅游安排。在海风习习的夏夜，海滩和招待所的草坪花坛旁处处有自组的博士沙龙、硕士沙龙、教授沙龙、讲师沙龙散布其间；名重齐鲁的刘泽华、刘蔚华先生以民主政治为题的讲学，所拟民主政治十数项特征言犹在耳，对西方政治文明在中国的知晓确由启蒙意义；杜维民先生所作的新儒学的讲演历历在目。半月研讨会座无虚席，偶一晚，会务小组包了场电影，不期军招放映厅内仅廖廖三十余人。笔者原攻近代史，欲谒康有为墓，多方打听后几经辗转，乘长途车只身前往。寻至墓地只见荒草凄凄，无墓庐楹联,，唯有九十三岁的国画大师刘海粟为其恩师敬镌玄色墓碑一尊，康公为我国近代蓝图的描画者，身后如此落寞，继悼南通张謇墓后，我再次感悟了这革命的健忘和社会的价值取向。世俗人情的不公使我悲从中来，瀣然长跪不起.，作为后学和劫后余生，我深感羞愧和无耐。

 

　　至文化讨论中后期，理性趋势日显。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科学理念与民主精神遂成主题。主自由者为远虑而重学理，主权威者因易行而求速成。此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已为后者左证。正当启蒙方兴未艾，思辩后涌出新的观念可能积淀为社会认同的文化坐标时，又是我国近代独有的学运传统使然，热血青年称反腐而背离主流。这不合时宜的举动受到官方制裁。与前代相比，虽未株连，但千古一时的社会文化启蒙却嘎然而止，只留下深沉的余叹。

 

　　谈及那场文化热，毁誉参半，褒贬兼而有之。有文化新锐羡慕北大师兄师姐，有人淡忘，更有人贬责。或讥其缺少学理与深度，或诟其游谈，泛化。诚然，诸如服装文化，酒文化，龙舟文化，彩灯文化之类的狭义文化随后登台唱主角，委实繁荣，但大都生于九十年代，与当初的大文化概念相去甚远。将商业大潮中的“政府搭台，文化唱戏”与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撮合实为张冠李戴。此处的文化乃指某种行业技艺或某门类的知识.，与大讨论中的广义文化大相径庭。

 

 

　　此种混淆源于对文化的概念理解不同。中外对“文化”的释义本有数十种。从语义学和词源学看，西方的“文化“culture词干为culte, 本意为栽培繁殖，意指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生殖即生存与繁衍。汉文中的“文”与“纹”同义，本喻斑纹与印迹即人类的栽种繁殖活动在自然界存留的印痕。二者均指与自然衍生或固有存留相对应的人类社会在某个时空范围内存留之物。对后者汉语称之“人文”，英文呼之civilization。两种表意都与”人居”有关，可见中外理解相近。有些学人乃至工具书将文明与文化混用，其实二者并不同义。差别就在”明”与“化”字。明者系黑暗蒙昧之反。无人类文明之前谓之为“暗”，有人文存留后便有了光明，是为文明。中文曰“化”有固化、泛化之意。英文表达“化”的含义则用后缀lization，即普遍化之意。可以说，那些阶段性的局部的单一的某种文明只有在经过积淀、固化、普遍化之后，成为了文明的综合体时才能称之为文化。由此可知，文化的内函大於文明。多种文明才组合成文化。

 

　　文化的结构从外至内依次可分为器物、典章,、观念三个层面，即通常所说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大板块。20年前笔者曾妄作此诠释，但学界未及认同。各以自身理解的概念为是，颇多岐义。笔者就曾领悟过中医博导和工学博士谈文化，因各自所指不同而难以勾通。至于文化大讨论后人们言及某种器物并使之与社会心态相连，既然属于某种器物文化便不应以偏概全。文化热中的论项多为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今人如未亲历也无可厚非，但不可强差或误解前人。

 

　　上世纪我国出现的两次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化反思的另一特点是领军人物多为合成式学者。尽管有些为顶尖自然科学家，前次如任鸿隽先生的科技救国；此次有周培源先生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等都极具深度。他们以本学科的学理或规则奉献社会，成为了新的文化资源而不是宣示其专业研究的过程和结果。文化启蒙需要的是思想资源和价值取向而非单纯的学术材料与成果。只有先进的理念方可成为社会-人文目标。科学精神是人类最重要的思想资源。爱因斯坦说过：正直的科学家遇大事应当表态，否则，不是帮凶就是背叛。这其实是西学重人文的传统经爱默生等人提炼后在美国主流学界形成的人文关怀和普世价值。我国高校素有此不足，读书人作为社会中坚和民族理性的传承者，首先应发挥反思历史、解析现状、规划未来的三大社会功能，承担起保持民族理性的史命，其次才是使用信息符号系统即专业知识的功能。我国久有范希文的“先忧后乐”的明训和明儒的“匹夫有责”浩气，在家国一体的国度，天下即朕，忧乐也好，负责也好，均系对国君而言，因而不曾形成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西方苏格拉底自比蚊子，自觉独立于政治强权之外，较多地思考的是社会而不是帝王个人。后有基督教文化中的“先知”概念的存续，知识精英对社会和民族认识功能较易发挥。我国至近代才有康梁舍弃自身功名而在松筠庵上书。可见古今中外知识精英于此大不相同。这便是国情的不同。

 

　　我以为，近代人类社会的栋梁系由文化精英、权力精英和实业精英三部分构成，对应着文化的三个层面，缺一不可且不能互代。文化精英的使命在探究社会的人文坐标，给社会以思想和灵魂即良知；权力精英的责任是制定游戏规则并按规则管理公共事务，在政治文明中有所建树并使之修明；实业精英的价值在于创造和发展物质文明作为社会文化的支撑与载体。上世纪文化热中的话语者堪称文化精英。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是我国近现代社会文化沧桑的黑匣子。比之前人后人和外人更有深切体味，因而显示出更多的人文关怀。人类文明史表明，社会改革是系统工程，新的理性与观念是体制改革的前奏和序曲。二十年前的文化热为改革开放贡益良多，正是在那次思想大解放中，我国新的社会—人文坐标开始确立，改革开放得以破冰，实质性的方略得以制定并付诸实施，社会开始转型，文化得到了振兴。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