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中，除了几个短暂的特殊时期，美国传媒的战争报道明显呈现出负面为主、意见多元的状况。这种倾向得以形成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一是新闻理念和职业伦理的引导，二是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三是传播环境所提供的活动空间。本文讨论的是第一个方面。

 

 

　　伊战中美国传媒做正面报道的时候很少，只有战争爆发初期以及擒获萨达姆、击毙扎卡维、伊拉克两次大选等少数时间段。这样的正面报道应当说是实际情况的反映，例如战争初期美军的进攻的确如入无人之境，表现在报道中就是美军长驱直入迅速挺进的图景。以后负面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其实也同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里所谓的负面报道，概而言之，就是和美国政府战争政策和战争需求呈反方向的消极性消息和批评性言论，是对战争目标的消解；其外延涉及与战争相关的各个方面。[1]

 

　　美国传媒左右分野十分明显，除了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形而上的层次外，在内政外交诸多方面的主张都是截然对立的。支持布什政府战争政策的右翼传媒在美国是少数，更多的则持左翼或中左立场，两者分别贴近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立场。美国新闻界历来和大学、律师界、演艺界一起，并称左派荟萃之地，由于这样的结构成分，伊战以负面报道为主不难理解。

 

　　2003年3月20日伊战爆发初期，正面和负面报道大体持平，但随着局面的恶化，从6月份开始负面报道就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并且一直延续下来。2003年10月14日～15日，FOX台的全国调查[2]表明，有60%的公众认为战争报道是负面为主，认为正面为主的只有19%。皮尤中心的调查[3]发现，60%以上的报道是批评政府战争政策的；密苏里新闻学院等机构所做的内容分析[4]，可见报道中对总统布什持批评态度的三倍于支持者。类似的调查结果还有很多，不再赘引。

 

　　美国政府和政界人士对此十分不满，批评、指责不绝于耳。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曾抱怨说，传媒无视伊拉克重建“成就”，美军修复了许多桥梁不见报道，只要有一座被炸就要上头版。[5]布什本人对主流传媒也十分恼火，他将主流传媒称为“过滤器（filter）”，指责说美国人民无法通过这样的过滤器得知事实真相。[6]直到2006年3月，布什和拉氏还指责传媒“夸大”了负面消息。[7]政客尤其是一些共和党议员也是如此。2007年4月1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参议员麦凯恩率团访伊时，就批评美国传媒忽视巴格达安全局势的改善，只注意负面消息而没有给公众提供完整报道（full picture）[8]。类似的指责举不胜举，然而在美国政治体制架构下，公权力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只要没有直接的制约手段，对传媒的批评就只是批评而已。曾任美国驻伊最高文职行政长官的布雷默，愤懑之下有句话点到了要害：战争期间的批评报道，源于美国“新闻自由的制度性缺陷（structural defect）”[9]。

 

　　如此报道倾向，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公众对战争和政府支持度的不断下降。开战时布什的战争支持率一度超过了70%，以后不断下滑，据《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联合调查[10]，到2007年5月，公众对布什伊战政策满意的只有23%，对布什的总体支持率为30%。

 

 

　　这种报道倾向之所以能够产生，原因之一，也是最根本的，就是作为报道主体的传媒所崇奉的新闻理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业伦理精神。前者属于抽象层面，突出反映在对传媒性质功能的认识上；后者是形而下的，是前者的具体化，并且可以进一步物化为新闻业务。

 

　　然而，这种理念在2001年“9·11”事件后的美国曾受到巨大冲击。这一时期，负面报道和对政府的批评都会被看作是不爱国的表现，读者、观众的抗议电话、邮件会像狂风暴雨般扑向编辑部，有过半数（53%）的公众甚至认为政府应当实行新闻审查制度[11]。这种舆情如同泥石流般，一时甚嚣尘上，沛然莫之能御。其中，对传统新闻理念的最大冲击，来自 “首先是美国人，然后才是记者”这一口号。换句话说，即认为反恐战争中的新闻界，首要义务就是支持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否则就是不爱国。众口铄金，这个说法一度迫使新闻界在无形压力下不断自我审查，不断向公众道歉。口号的始作俑者已难查考，但在新闻界，鼓吹最力者是右翼传媒FOX台及其首席阿富汗战地记者瑞弗拉（Geraldo Rivera）。瑞弗拉具有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和极端个性化的色彩，他在阿富汗战场采访时罕见地佩带了一支手枪，报道中多次宣称，绝不在美国和它的敌人之间保持中立，自己首先是作为一个纽约人来向恐怖分子复仇的，如果遇到本·拉登就要亲手将其击毙。

 

　　对此，新闻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从2001年9月29日到12月15日，有线新闻网（CNN）由著名传媒评论家克兹（Howard Kurtz）主持的节目“可靠来源”（Reliable Sources），邀集新闻界名人进行讨论，至少播出了8期访谈。一些报纸和新闻学刊物发表了相关文章，新闻界的几次研讨会也触及很多深层理论问题。这些讨论往往从FOX台、瑞弗拉及“首先做美国人”开题，然后转向传媒社会职责、同政府的关系等问题。后期的讨论十分尖锐，火力集中点是瑞弗拉和FOX。论者普遍认为他们混淆了记者和军人的界限，记者遇到本·拉登时，首先应当去采访他。对瑞弗拉的批评更是登峰造极，有论者直接称其为军国主义分子、沙文主义者、牛仔、怪人、小丑等，还有人表示要用椅子砸断他的鼻梁，反感和用语之刻薄在新闻界绝无仅有。

 

　　到2002年4、5月间，这场讨论基本结束。美国热心记者委员会（CCJ）主席科沃奇（Bill Kovach）在4月30日的盐湖城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提出：“新闻业和自治民主的社会荣辱与共。……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是质疑当权者的所作所为。”[12]5月26日，他又在《芝加哥论坛报》上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首先做美国人”这一说法就是企图让记者不去挑战公权力，不要怀疑政府的决策，但记者为了公共利益披露真相，“没有比这更爱国的了”，否则“那些自恃为精英的官员就会为所欲为（free to exercise），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13]响应科沃奇的文章不少，而且角度各异。例如美国第五大都市报《新闻日》（News Day）就从爱国主义定义辨析入手，指出在狂热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压力下，记者应当懂得，“爱国主义不是对某一政策或领导人的盲目支持，而是对美国自由民主理念的忠诚”。[14]

 

　　这场讨论从批判入手，把为公众利益披露真相、批评政府，巧妙地转换成了记者作为“美国人”的先决条件，从而将右翼鼓吹的两者对立的关系转变为两者一致的关系，改变了两者的排序。经过讨论，这一说法在主流传媒话语中遂成为贬义，正像右翼小报《华盛顿时报》在《传媒的死神之舞》一文中不得不承认的，每当新闻界提及这个话题，“人们的共识（consensus）已通常是‘首先做记者’了”。[15]没有这场讨论，没有传统理念的复归，负面报道的大量涌现是不可能的。

 

 

　　新闻职业伦理是新闻理念向新闻工作领域延伸的中介，美国不少专业社团和传媒都有关于职业伦理的规定，在伊战报道中作用最为突出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与公权力之间的关系，即职业伦理中所要求的独立于报导对象、成为权力的独立监督者。美国传媒在这一点上，总的来说底线十分严格，至少在价值取向上如此。2006年9月8日《迈阿密先驱报》披露，佛罗里达州有10名拉美裔流亡记者接受美国政府薪酬，在美国对古巴广播的马蒂台担任嘉宾或主持，攻击古巴政府。[16]对此，各大传媒纷纷提出批评，认为接受政府报酬就混淆了记者和政府公职人员的界线，违背了职业伦理。随即这几名记者多数被所属传媒开除，个别接受报酬数量不大的虽然留职，但都向公众公开表示了道歉。[17]2005年发生的有记者接受美国教育部津贴做教育项目宣传、有的地方台不公布消息来源播发政府的“预制新闻片”，这些事件均引起传媒一片反对，参与者的下场和马蒂台事件如出一辙。

 

　　所以，美国传媒特别是占主流地位的左翼传媒，对于官方说辞接受与否都要经过自己的衡量，有一致的时候，也有不一致的。2006年下半年，由于教派冲突，伊拉克有大量平民遇害。对这种局势，美国政府坚持认为不属于内战，但传媒对此表示反对，2006年11月底，NBC、《洛杉矶时报》先后发表声明，认为使用“内战”一词是对现状的准确反映，随后CNN、MSNBC、《纽约时报》、美联社等多家传媒均表示开始使用“内战”进行报道。[18]类似的差异不少，例如在伊战和越战是否下场相同、伊朗武器流入是否属于国家行为等许多问题上，传媒和官方说法都是针锋相对的。

 

　　其次，在具体业务上，职业伦理所要求的公平转换为平衡报道，即不同声音的充分反映。平衡有大中小三种，一是大平衡，即由于不同传媒所有者政治倾向的差异乃至对立，而导致报道和言论倾向的不同，这样受传者总可以通过不同渠道了解到各种信息和意见。《华尔街日报》老板班克罗夫特、FOX台和《纽约邮报》老板默多克是布什政策的支持者，而甘内特报系、论坛报系等，又是布什内外政策的坚定反对者。用传媒常用的表述来说，就是相互制衡（check and balance），所以左右翼传媒时常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左。如果说这种大平衡还属于国家宪政体制调节范围的话，那么后两种平衡则主要来自传媒内部。其中，中平衡指的是各家传媒版面、不同节目、编辑部人员组成等等的不同。建立这种不同倾向之间的平衡，是很多有影响的传媒刻意追求的。大报都有社论版对页（Op-Ed），所刊登的文章和来信常常同本报社论立场不一致。聘用的言论版作者，其倾向也往往有所差异，如《纽约时报》社论版专栏作者中，弗里德曼、萨费尔同多德、克里斯托弗对伊战的观点就不尽相同。第三种平衡是小平衡，指的是具体到某一则报道时，如果各种消息来源冲突或观点有争议，传媒就会尽量将不同声音都反映出来。这种手法的应用相当普遍。例如，2006年12月8日，美军宣布在一次空袭中击毙基地组织成员20人，但次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美伊有关死亡20人的空袭说法相悖》[19]和《空袭中军队击毙20人  伊拉克人称其中有儿童》[20]报道，就不仅引用军方的说法，而且采访了伊拉克目击者，并且转引当地传媒关于空袭中有平民遇难的报道，其中《纽约时报》头版还专门配发了一幅遇难平民照片，以证明军方的说法不实。传媒不会因为军方处于“权威”地位而径直接收其说法。

 

　　第三，职业伦理在业务中的另一个反映就是消息和言论的分离。其结果就是在言论版和谈话节目具有鲜明立场和倾向的同时，消息却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全面和真实。即使右翼传媒，对重大负面消息，如自杀性爆炸引起的伤亡、美军的重大损失等，也是不能不报，否则漏掉了重要消息，失去了读者和观众，其自身的存在就会受到影响。这里，我们举一个战争报道之外更能够说明问题的实例。

 

　　2006年9月20日，在第6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对布什给予了外交场合罕见的激烈抨击，次日他在参观纽约哈莱姆区时又严厉批评了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从20日起，美国各传媒连续数日详细报道查维斯的一举一动，主要言论用的都是直接引语。从报道中公众可以了解到：查维斯面对联大各国代表，指着前一天布什发表演说的讲台说：“昨天，我称之为魔鬼的美国总统就站在这儿，……今天我面前的这张桌子仍然散发一股恶魔的腐臭（sulfur）”。[21]在哈莱姆一家教堂演说时，查维斯又把布什称做“酒鬼和病人”，走起路来“像约翰·韦恩”[22]。相关报道可以说巨细靡遗，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情况。但言论版或评论节目不同，对于查氏的激烈言辞，美国传媒包括左翼在内很少有赞成的，因为查氏的用语在特定场合下毕竟有些过分。

 

    查维斯联大报道是一个极端然而也十分生动的实例，有这样的例证，我们就不必再举美国传媒如何密集报道国内外反战活动以及向到访的美国政要示威之类，这样的报道已经过于平常，因为连恐怖组织头目向美国示威的言论，外国政府对美国人权状况的批评都可以见报，更遑论其他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闻理念和伦理对美国传媒伊战报道倾向的影响。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显然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但是，对战争性质的价值判断不能取代对美国传媒报道倾向的事实性判断，这是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不能想当然地认定传媒一定是摇旗呐喊者。负面报道占据主流地位，在美国战史上不乏先例，其原因也不宜简单推论为党派性作祟。不少亲民主党的左翼传媒在“9·11”事件后都曾支持过共和党的强硬立场，现在激烈反对布什共和党政府的，如《纽约时报》等，在民主党的克林顿、卡特当政时同样是负面报道的主力；近几年美国传媒发掘出了四五十年前朝鲜战争和越战时期美军屠杀平民事件，也很难和党派性挂钩。有些价值取向是超乎党派性之上的。负面报道本身是美国式宪政体制下的一种纠错机制，从19世纪末的进步运动以来，传媒通过这种对公权力的制约，一次次地调整、改变着国家的内外政策，延续着美国的现行制度。只有在这个长远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美国传媒是美国利益的卫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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