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9月2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正式播出之日开始算起的话，中国的电视新闻事业至今为止已有46年的历史。46年中，新闻的定义被实践着也被改变着，新的表现形式、新的表达手段、新的制作理念也不断地对新闻的理念进行着新的书写和诠释。

 

    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电视新闻的发展在40余年中经历了三次重要的改革。第一次是以1978年1月中央电视台开播的《新闻联播》为首，各地方电视台相继响应的“时政新闻”群或“国家新闻”群。央视《新闻联播》的播出开创了中国电视新闻的历史，它汇聚国内外要闻，成为全国人民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一个重要窗口。1984年起，中央电视台又先后创办了《午间新闻》、《晚间新闻》、《体育新闻》、《英语新闻》和《中国新闻》。在央视的率先垂范下，各地方电视台也相继办起了自己的地域性的“新闻联播”，这一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新闻群突出了“时政”信息的权威性、主流性、导向性和综合性，在党政新闻之外，注重信息的组织和传播，拓展了信息认知的广度和宽度。

 

    第二次改革是以199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创办的早间新闻杂志《东方时空》、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播的《焦点访谈》和1999年5月17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调查》为代表的“调查新闻”群或“深度新闻”群。这一新闻群的崛起在电视新闻的权威性、主流性、导向性和综合性的基础上，突出电视新闻的评论性、调查性、监督性、批判性，打破了简单、平面、单调、僵硬的电视新闻模式，注重塑造电视新闻的人文品质和精神内涵。尤其是《新闻调查》，它在深度报道与评论报道的基础上，将调查性新闻报道的理念引入电视新闻的改革中，极大地扩大了电视新闻的话语空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全国电视台群起而效仿。在央视的影响下，全国的深度类、调查型电视新闻栏目风起云涌，如江苏电视台的《大写真》、南京电视台的《社会大广角》、浙江电视台的《黄金时间》、上海电视台的《新闻透视》、广东电视台的《新闻纵横》等等以“写真”、“透视”、“时空”、“焦点”、“访谈”、“调查”为关键词的电视新闻栏目难以计数，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调查新闻”群或“深度新闻”群，在扩展信息的广度和宽度的基础上，加强了信息的厚度和深度。

 

    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第三次浪潮被认为是“民生新闻”（或“百姓新闻”）的出现，“时政新闻”（或“国家新闻”）与“深度新闻”（或“调查新闻”）的两次改革都是由中央电视台发起和推波助澜的，而“民生新闻”（或“百姓新闻”）的始作俑者则是地方电视台（《东方时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民生新闻”的雏形，如它的口号“真诚面对观众”，采访“东方之子”，讲述“百姓故事”等等）。2002年1月1日，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推出《南京零距离》，打出了“我们就在你身边，我们与南京没有距离”的口号，并率先提出“民生新闻”的理念，反映老百姓的态度、视野和情怀，并因此而成为中国十大名牌栏目之一，也与南京电视台的《直播南京》（替政府分忧，为人民服务）、北京电视台的《第七日》（“心疼老百姓，为老百姓说话”）、东方卫视的《直播上海》（“以平民的视角选取题材，以平民的审美趣味观察生活，取舍镜头，并用平民化的表现方式进行报道”）、苏州电视台的《社会传真》（“关注民生、民情、民意，聚焦热点、重点、难点”）、安徽卫视的《第一时间》（“为劳苦大众服务”）等新闻节目一起构成了中国电视的“民生新闻”群。它们在“新闻反映什么”的层面体察民情、关注民生、倾听百姓话语、视角低、姿态平，对社会底层民众或弱势群体给予极大的关注，迅速赢得了观众的信任；与此同时，它们在“新闻如何反映”的层面注重挖掘主持人的品牌效应，改变新闻的播报方式，主持人由高高在上的“播新闻”过渡到客厅聊天式的“说新闻”，“邻家儿女”、“百姓之子”简直成了所有“民生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形象座右铭，由此，“民生新闻”在一定时期内甚至几乎成为了电视新闻的代名词。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新闻的三次浪潮不是偶然的。“时政新闻”（或“国家新闻”）的出现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政策在刚刚起步的电视事业中的惯性延伸，电视新闻事业也因此成为继报纸、广播之后的又一个舆论平台。进而，“深度新闻”（或“调查新闻”）在九十年代初期掀起的电视新闻改革风暴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三个主要因素，一个是市场经济的进入，无论是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讨论，还是制播分离等一系列广播电视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都是由市场的冲击而引发的，电视新闻的产业属性被发掘；二是党和政府在宣传政策上软性的渐进改革，尤其是对舆论监督的强调极大地鼓舞了“深度报道”（或“调查报道”）的发展。第三个因素则是西方新闻传播理念对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影响，“新闻为什么”、“新闻反映什么”、“新闻如何反映”这类的“哈姆雷特式难题”一直在困扰着新闻工作者。随着信息论的兴起，以及八十年代传播学被译介进中国，中国的“新闻学”和西方的“传播学”嫁接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主义等一系列西方新闻学的理念逐渐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理解和接受，“深度报道”和“调查报道”就是西方新闻理念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唯一不同的是，中国的“深度”、“调查”报道没有在“国家新闻”之外另辟独立的话语领域，而是在原有的宣传体制框架下进行深入开掘，并进行有选择、有原则、有限制的监督。而时下的“民生新闻”（或“百姓新闻”）是当下电视新闻改革的继续延伸和扩展。“民生新闻”用非常具象的理念体现了电视新闻工作者对党和政府工作精神的深刻把握，是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等指导精神的具体阐释和传播。以《南京零距离》为肇始的“民生新闻”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新闻的第三次变革，“民本取向”则代表了这一电视新闻改革现象的根本特征。而在政府、媒体、受众、市场等多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民生新闻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奇观。

 

    从总体上而言，中国电视新闻三次改革的说法虽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却并不准确。时政新闻和继起的深度新闻有着同质性，都是隶属于对国家话语的信息传递式新闻；而民生新闻虽然貌似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但是从根本上而言，它并没有改变一直以来的新闻定义和思想，而只是国家话语的反写。事实上，“时政新闻”（或“国家新闻”）和“民生新闻”（或“百姓新闻”）的区分实际上代表了“国家主义新闻话语”和“百姓主义新闻话语”（而“深度新闻”或“调查新闻”则代表了游荡在“国家主义新闻话语”和“百姓主义新闻话语”之间的“公共主义新闻话语”的雏形），而不论“国家主义新闻话语”抑或“百姓主义新闻话语”实际则都是对新闻信息属性的还原。因此，应该准确地把“时政新闻”（或“国家新闻”）和“民生新闻”（或“百姓新闻”）的改革统称为：中国电视新闻的第一次革命，即以强调新闻的“信息属性”的“信息传播理念”对传统的“新闻宣传理念”的革命。

 

    把三次新闻改革的浪潮归结为中国电视新闻的第一次革命，表明了三次改革的某种同质性，三次改革基本上是在同一种层面上发生发展。中国电视新闻的第一次革命关注的重点还是在于新闻的信息属性，改革的动力基本上源于社会的一元力量特别是国家力量的推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这既造就了中国新闻的大规模的革新和跃迁，同时又成为新闻改革的惯性阻力和瓶颈。对新闻信息属性的理解使我们追求的始终是“单点”新闻的报道、一元声音的宣传、社会利益的单向表达和各种文化诉求的视而不见，新闻话语造就的社会空间也基本是扁平单一的。九十年代初肇始的受西方新闻学影响以调查、揭丑、批判、曝光、舆论监督为主要特征的“深度新闻”（或“调查新闻”）无疑是对新闻公共功能中社会监督功能的具体阐释。“深度新闻”（或“调查新闻”）强化了新闻“舆论监督”的使命，但是，在具体实践新闻的公共属性的同时，沉淀在中国新闻工作者历史记忆中的“精英意识”、“权力意识”、“青天意识”和“封建意识”却往往沉疴泛起，难免假“正义”之名以达成完成“官商媒”的合谋。其根本原因在于，片面强调新闻的“信息功能”（以及娱乐功能等等）乃至“揭露”、“批判”功能，都从本质上导致了“话语主体”的缺席（或不在场），新闻话语也因此是记者在说、是主持人在说，是隐蔽在新闻话语背后的威权力量在说，而非各种利益主体的声音在说。时下正大为兴盛的“民生新闻”（或“百姓新闻”）的出现不仅是对长期以来新闻媒体“喉舌论”、“工具论”的一种反拨，更是新闻话语权力由上到下的实践性流动以及对电视新闻本质的回归；既是对电视与受众关系科学的重新定位，更是新一届中央政府宣传政策的指导方针的具体体现。但是，“民生新闻”决不是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终点，因为它虽然极大地拓展了电视的信息属性，但是其中受众仍旧还只是“百姓”而并非“公民”，仍旧置身“弱者”（弱势群体）以及“被救济”的地位；它所关注的也往往是“Power”（权力）而并非“Rights”（权利）。因此，在全国电视台新闻栏目的蜂拥而上以后随之而出现的一些此类知名电视新闻品牌栏目收视率的回落证明了、无疑也预示了进一步变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那么，电视新闻第一次革命后的出路何在？如果民生新闻是新闻第一次革命的最后产物，凸现了第一次革命的底线，那么“民生新闻”的下一个台阶在哪里？这些问题依然是我们要问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则无可置疑的落到了最本质性的问题——新闻属性的重新辩驳之上，与新闻的信息属性相对立的“公共属性”得以彰显出来。从新闻属性的角度来看，强调新闻的“公共属性”的“公共新闻理念”对“传统新闻理念”的革命，则应该称之为中国电视新闻的第二次革命。而这，也正是江苏电视台卫视频道的《1860新闻眼》的隆重出场的全部理由之所在。

 

    对新闻公共属性的强调毫无疑问首先根植于中国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状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社会转型。多元利益格局逐渐形成，社会成为各方利益主体和多元力量博弈的角逐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处在了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原有利益格局出现了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分化和调整，必须承认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诉求。而整合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成为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的新要求。从这一方面来说，这次“公共新闻”的提出可以说来得恰到其时。

 

    毫不夸张的说，强调新闻的公共性在新闻的理念、传播和制作上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公共新闻使我们对新闻信息的物质性和事实性的关注转移到了对信息相关性和公共性的关注。传统信息属性的新闻理念重视营造“单点”新闻报道的精彩，突出的是单一事实和话语的呈现；但是，公共新闻更加重视具有相关性信息的全面报道和阐释，试图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建立社会的公共话语平台，将人们汇聚到一个能够互相了解、认识和理解的空间，从而增进对现实社会整体的观照和建构。总之，公共新闻的革命表明了新闻业界对中国社会从一元到多元的社会转型的深刻洞察，以及将同质同构的社会转变为异质同构（和谐）社会的思考和实践。

 

    因此，我们可以清醒而准确地认识到，中国电视新闻第二次革命期待着话语主体的由“缺席”到“在场”的根本性转换，而完成这个转换的关键在于，是将新闻话语空间看成是“我们”通过“事实”说话的渠道，还是将其看作是“通”“情”“达”“理”的声音的广场；是将新闻话语空间看成由单一的话语主体主宰，还是将其看作是有多种话语主体的共同在场。新闻的话语空间从“舆论”向“公论”的转化，新闻节目成为多种话语力量互动、对话、交锋和谈判的公共平台，从而从还原新闻的信息属性进而转向还原新闻的公共属性，则就正是《1860新闻眼》所引发的中国电视新闻的第二次革命（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公共新闻”就是中国电视新闻的一次新启蒙）。

 

 

    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开启了中国电视新闻的革命——从还原新闻的信息本性到还原新闻的公共本性的一场革命，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新闻的改革实践与改革主体所处的特殊位置——“省级卫视”也密切相关。

 

    中国当下电视行业面临着重大的发展问题，各个级别、各种类型、区域的电视工作者都感受到了改革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和压力。如何把握新时代电视事业的方向，增强电视事业的核心竞争力，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道路，成为电视业界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在电视台这种文化事业单位进行体制改革的同时，许多电视台特别是省级卫视以一种不同于中央电视台的自身定位确立改革的突破口。在此之时，各种电视剧、娱乐综艺、女性、财富、旅游、MTV等电视频道风起云涌（例如湖南卫视推出娱乐综艺，安徽卫视推出电视剧），带来了电视频道定位的狂潮。虽然这种改革的效果在短时间显得很有效，但是以此为改革的突破口实际上存在着对新闻节目改革的回避，存在着对社会现实和媒体对社会责任的回避，其后果是受众的低档化和边缘化，最后造成的是媒体的同质化和媒体公信力的丧失。避开新闻节目的改革，选择其他的手段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不但各台蜂拥跟进，而且内容很快再次趋同，而且一旦制播分离日益全面实现，就仍旧难逃改革的尴尬。新闻，只有新闻，才是电视台第一甚至唯一的资源。也因此，惟有重新回归新闻改革本身的道路才是正途。

 

    但是，转向新闻的改革在中国并非易事。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具有内在的复杂性，新闻改革的出路依然不是十分明朗，对这条道路的探索注定充满艰辛和困难。中国的电视新闻改革在实践中存在着三个层面。倘若将新闻的内容概括为“国计民生”，第一层面的电视新闻改革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则它以“国计”为主；其次是在城市台，它显然以“民生”为主；第三个层面是各省的卫视新闻，它必须顶“天”立“地”，也必须兼顾“国计”、“民生”，但是由于被夹在中央台与城市台之间，处境往往十分尴尬，既顶不着“天”，也立不了“地”，在“国计”与“民生”之间手足无措。由此，我们看到，即便是从成功的角度来讲，“民生新闻”也只是城市台的一次成功改革，不但无法解决在它之外的各省的卫视新闻所面临的困惑，而且反而令在它之外的各省的卫视新闻更加困惑。

 

    很明显，省级卫视不可能拥有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的独特背景和资源，同时刻板地照搬“民生新闻”只会造成省级卫视的平庸化。大多数省级卫视选择了“民生新闻”的道路，尽管这样的操作很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促进收视率，但也很可能因此而模糊了省级卫视的定位，导致自己自降身份与城市台新闻栏目进行同质化竞争（在国内若干地区就已经是如此，甚至有同室操戈之虞）。也许，这样可以支持一时，但时间一久，暂时的高收视率就无法继续维持。这就因为，“民生新闻”本身不但存在失误，而且对于省级卫视来说，还存在着严重的错位。不难看到，夹在“国计”与“民生”之间的省级卫视选择“上情下达”的“联播新闻”的途径固然此路不通，选择走“下情上达”的“民生新闻”的道路最终也仍旧会导致自身优势的丧失。《1860新闻眼》所深刻洞察的恰恰是这一历史契机。确实，在电视新闻媒体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采取另辟蹊径的差异化战略已经成为媒体竞争的第一原则，省级卫视虽然不具备中央台的整体把握的优势，也没有城市台的地区优势，但是却在这种两失的处境中反而赢得了独立于中央台和城市台的“公共空间”，从“信息传播”的理念转换到“公共空间”的定位，正是省级卫视变弱为强，弱势中的优势所在。

 

    江苏卫视的改革不仅推动了省级卫视在当下同质化竞争中的突围，彰显了省级卫视的独特个性、品质和价值，提升了省级电视新闻的核心竞争力。其塑造的“公共新闻”上“顶”着“国计”的“天”，下“立”着“民生”的“地”，在 “国计”与“民生”之间建起一个兼容并蓄、正确把握舆论导向、沟通社会信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既上情下达，又下情上达，心为国所属，情为民所系的社会公共平台。它为徘徊在“国家主义新闻话语”与“民生主义新闻话语”之间的“公共主义新闻话语”最终提供了一个“通”“情”“达”“理”的公共平台。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舆论潮’：一个是老百姓的‘口头舆论潮’，一个是新闻媒体的‘舆论潮’。老百姓从自身的感受出发，他们每时每刻都会关注一些共同的领域、共同的问题，在口口相授之中形成民间的口头舆论场，那些相对集中的社会话题，就成为一段时间的热点问题和热点话题。”但是老百姓的舆论始终停留在“口头传播”的低级阶段，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没有重视这个舆论场的存在。民生新闻就是重视了这个舆论场的存在。但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两个舆论场的存在，必然从客观上要求各自都占有一定的媒介时间或空间，使自己的观点得以表达，并且在两种舆论顺利表达的基础上，实行良性的互动。而这个良性互动的场所，正是“公共新闻”。

 

    当然，这种基于其主体位置进行改革的特殊性丝毫不能掩盖这场改革对于整个中国新闻改革的普遍性。此次新闻改革从某种意义上不再仅仅限于省级卫视的范围之内，相反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具有了深厚的社会意义和内涵。公共新闻为我们树立了电视新闻改革的新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未来走向。首先，“公共新闻”是新闻工作对新时期党的政策、指导方针和精神的具体运用和实践，“公共新闻”是在“情为民所系”的层次上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在电视新闻宣传工作上运用的诠释和总结。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提出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方针。在这里，“民情”、“民权”和“民利”代表着由高至低三个互相联系同时也互相区分的层次：“民利”即“民生”，是新一届政府执政思路的第一个层次和落脚点，它强调关心民众疾苦、为百姓办实事和为人民服务。“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实际上就是“利为民所谋”的“民利”理念在宣传思想中的具体运用。但是，“利为民所谋”的“利”是“利益”，而“权为民所谋”则强调赋予民众以“权利”，这无疑是对“民利”理念的提升，“民生新闻”在很大程度只是“利为民所谋”思想的体现，没有深入地理解并实践“民权”和“民利”思想之间的层次性、联系性和辨证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沦为鸡零狗碎、家长里短的“市井新闻”杂烩。至于“情为民所系”则是新一届政府执政思路的最高层次，它强调对民情、国情、天下情的抚恤和体察，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而“民情、社情、人间情，情情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正是“公共新闻”的根本价值所在。“公共新闻”正是对在“三贴近”精神基础上提出的“民生新闻”的继承与超越，是对党中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指导方针在电视新闻改革中的具体阐释和传播。

 

    其次，“公共新闻”恰好是对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和现实的回应，是推动“社会和谐”的公共平台。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中国的多元利益格局也随之形成，但是目前中国的公共领域还处于离散状态，未能形成有效的对话平台，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来自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努力。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社会和谐”问题，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执政中面对的一个崭新课题，并为十六届四中全会列为总体目标的内容之一，这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对多种利益主体博弈的承认。随之而来的，是阶级对立的革命意识形态转变为利益对话的公共意识形态，社会也由一元走向多元、由单一或对立的利益主体发展为多重利益主体、由传统向现代、由“私德”向“公德”转型，因此，“公共新闻”即意味着在整体性的多元社会中对于多元利益主体的权利尊重、协调、整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新闻”的力量和责任并不在于对错综复杂的新闻事件做是非善恶的评判，而在于对隐含于其背后的多元利益主体的呈现与疏通。它强调媒体力量在公共生活领域的介入与参与，强调培养人民的公民意识以及公民的公共意识，强调协调公共生活，以便达到提高公众面对社会问题的行动能力与缓解冲突、化解矛盾的目的。“公共新闻”充满了改革精神，顺应时代要求。

 

    再次，“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也是对现代社会中电视新闻理念的准确定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在要求。新闻（journalism）、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与民主（democracy）一向被人们认为是最为重要的“金三角”。美国先贤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曾说：信息是民主的流通货币。而借用哈贝马斯“国家——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三元分析观点，则可以说，市民社会通过公共媒介在公共领域中形成舆论。哈贝马斯还认为，商品交换和新闻传播的发展是公共领域形成的两个主要因素。这同样是意在强调：新闻传播在公共领域形成中重要作用。也因此，20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新闻界就已提出了“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的理念，它也被称为“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公共新闻”意在塑造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公共新闻”的特点是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还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在沟通社会信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美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方面，美国新闻界的“公共新闻”理论及其实践的确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公共新闻思潮被认为是美国新闻学继“党派新闻学”和以寻求社会信任为特征的“现代新闻学”以来的第三次革命性思潮。

 

    江苏省级卫视《1860新闻眼》“公共新闻”的推出之初，就禀赋了省级卫视改革的特殊性质，同时又具有与当下社会相应的普遍意义和内涵。“公共新闻”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建立起国家、社会及其公民之间的对话机制和模式，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共领域形成良性互动，从而维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由于“公共新闻”的中介作用，人们会更多地了解其他“不在场”的社会群体及其行为，使公共领域的空间得到充分扩展，从而使多元对话得以可能。而在这种多元对话中，充满了多种力量的博弈，而博弈本身又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我们只能“两善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由此，“公共新闻”的实践作用在现实社会中得到充分的扩展，并且在各种力量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

 

    也因此，“公共新闻”传递着社会理想，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责任，从而架构起中国的具有现代精神的公民意识，促进中国的社会转型。“公共新闻”着力营造“国计”、“民生”话语的交汇空间，融合各种思想观点，建构真正的“公共领域”，充盈其中的不仅仅是事实的报道，更重要的还是各种意见的展示，进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吸引多种社会力量形成健康向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与此同时，“公共新闻”也努力提供尽可能宽广的解释框架，以便使该公民也能够知晓他没有选择的方案是什么。 “公共新闻”的最终的目的是培养乃至提升公民对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批判能力，传媒所传递的才是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的理性的和批判性的声音，而不是社会中非理性的和被操纵的意志。“公共新闻”避免了“自由市场/国家控制”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也不一味地强调“国家控制社会”或“社会反抗国家”的单方向对抗，而是强调在和谐对话中达成的具有建设性的社会理想。

 

    同时，就具体新闻理论和实践而言，“公共新闻”也超越了简单的客观真实报道，进而强调媒介对社会生活的能动性改变。“公共新闻”是对媒体与阅听人关系重新的科学定位。“大众”强调阅听人的无意识，“受众”强调的是阅听人的被动接受意识，而“公众”强调的则是媒体与阅听人“互动”的对话意识，从“大众”、“受众”走向“公众”意味着阅听人本位的回归，也是“以人为本”宣传方针的具体化。事实上，未来新闻存在的价值恰恰就在于面向“公众”而不是“受众”。由此出发，公共新闻更加重视媒体立足公共利益，汇聚社会的多元声音，就公共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设计选题，使公民能够加入到公共讨论之中，不作某个行政部门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是为“揭露”而“揭露”、为“曝光”而“曝光”，而是通过报道新闻事件的冲突场景，展示新闻事件的复杂性和连续性，提供多种解释框架和视角供公众参与讨论，禀赋客观公正、解决问题的立场来报道新闻事件，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新闻”互动性和主动性的优势。

 

 

 

    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自2003年10月28日开播以来不断引发着江苏乃至全国电视观众与业界人士的热切关注。通过一年的创新实践，它为业界和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新闻模式和“公共新闻”的理念，并且因此而获得了一份沉甸甸的收获。

 

    《1860新闻眼》每晚18点开播，每天播出60分钟，栏目故此而得名。其主要版块设置有：“今日头条”（体现重大性）、“张蓓侃天气”（体现服务性）、“绝对关注”（体现互动性）、“生活新辞典”（体现解读性）、“今日聚焦”（体现监督性）、记者调查（体现介入性）、“我爱我家”（体现关爱性）、“法眼无边”（体现警世性）、“律师在线”（体现顾问性）。节目形式集“国计、民生”之大成，几乎涵盖了现代社会的所有公共空间。

 

    具体来看，《1860新闻眼》的理念定位包括下列三个方面：

 

    （一）搭建公共平台，构筑公共空间。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由传统的“私德社会”向现代的“公德社会”、由传统的“百姓社会”向现代的“公民社会”的转变。与这种转型相适应，新闻话语的功能定位也逐渐由“宣传性”、“信息性”过渡到“公共性”。由此，《1860新闻眼》推出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作公民时代的公共新闻”，为公共话语的交流、对话、谈判、交锋提供展示的平台，做公共话语的组织者而非威权话语的传递者。这意味着新闻不是要“走近”，而是要“走进”公共生活，“走进”意味着电视新闻从“走马观花”的“播”新闻时代走向“下马看花”的“作”新闻时代，从“走近”百姓生活，发展到“走进”公共空间，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平易近人；“公共空间”是对“百姓生活”的提升与超越，反映的是那些具有社会意义的公共问题，目的则在于推动问题的解决与社会进步。为此，《1860新闻眼》突破了地区的狭隘性，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用江苏的视角看世界，用世界的观点看江苏”，突出卫视独特的空间优势，力图取得跨区域的影响。与此同时，《1860新闻眼》还兼顾硬新闻和软新闻的平衡，既容纳当今世界的时政新闻，同时又将具有亲和力的新闻提到重要位置。

 

    《1860新闻眼》新闻的制作也遵循着公共新闻的理念。例如《解读高房价》系列、《关注高考》系列、《假币调查系列》、《城市，因你我而精彩》等一系列的报道，在关注新闻事实的同时，发起公民讨论，充分地听取意见，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并促使公共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巧用分时电表，明明白白省钱》、《如何使用医保卡》、《签购房合同给您提个醒》、《公积金集中还贷》、《闹市停车有窍门》、《水电气缴费更轻松》、《解析南京540元最低工资》等一系列讨论公共问题的节目深获公众好评。这类新闻将政府新颁布的政策规定与公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提供各种生活资讯的同时解读政策、引导舆论。新闻反映的不仅是政府的声音，而且同时将其他的多元声音放置进去，重点关注的是搭建起一个能够得到充分交流、辩论和理解的公共平台。凡事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影响人们社会决策和判断的重大新闻和资讯，不论是喜是忧、是善是恶，《1860新闻眼》本着及时、主动、完整和充分的原则加以报道，成为了该节目的一大特色。

 

    可以看到，《1860新闻眼》有着非常浓厚的亲民特色，追求贴近贴心、亲和亲切，追求与受众心理上的无限接近，为观众提供零距离的沟通与服务，但与一般的“民生新闻”相比，《1860新闻眼》更强调从宏观的社会层面以及民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入手展现“公共新闻”的一面。《我爱我家》子栏目每天讲述一个百姓家庭故事，弘扬一段真情，展示美好心灵，迄今已先后走进了十多座城市的150多户家庭，且每周、每月和每季都由观众投票选出一个“最具人气家庭”。观众高兴地评价说，现在不少“民生新闻”节目让我们越看越觉得生活可恶，但是《我爱我家》却让我们越看越觉得生活可爱！该节目不仅激发了观众的参与热情，更得到了国家广电总局的好评，不仅形成了良好的收视期待，而且逐步打造成了观众喜爱的品牌。《亲民服务》和《民情直通》一方面从亲民性和接近性入手，另一方面还民众以知情权和话语权，切实体现了“看世事变迁，问人间冷暖，反映民情，透视民心，关注民生，万家忧乐在心头”的人本理念和公共情怀。《关注贫困生》、《路人昏倒之后》、《寻亲》、《将爱进行到底》、《回家过年》等等感性化的节目都渗透着浓厚的人情味，同时又站在更高层次激发社会认同和关怀。

 

    不仅如此，《1860新闻眼》开始探索自身在社会公众事务中的作用和角色，探索新闻报道及材料收集的新方式和实践。例如，《现场直击》、《民情直通》、《法眼无边》和《今日天下》等栏目则采取以深入调查为特征的整合新闻报道和追踪报道，以及与新闻事件同行的“介入式报道”。 “法律援助”自开播以来，先后在全省各地举办大型法律援助活动26场，接待群众投诉3万多人；“律师在线”开播至今，也已经接待群众咨询5000多人，解决法律问题150多件。显然，《1860新闻眼》的记者所扮演的，不再是一个有闻必录的简单传播者，而是一个睿智的思想者与整合多元时代的多种声音的践行者，他们心为国所属，情为民所系，正确把握舆论导向，沟通社会信息、倾听社会呼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体现的是现代大众传媒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众良知。

 

    （二）把握时代脉搏，汇聚时代声音。新闻是社会生活的建构者，新时代的新闻更应该为公众创造公共话语的空间与平台，引领时代的潮流，与时代共同成长。《1860新闻眼》的栏目定位体现了“新时代、新新闻”的时代意识与创新意识，并时刻将自己理念定位与社会的改革、转型与民主进程的进步紧密地连接起来。例如，1860新闻注意到，每个人到医院看病，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医院都会给你做个例行体检，有的体检项目甚至包括艾滋病检查在内，当然费用一律是由患者买单。医院这么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对患者负责，一方面也是为自己降低医疗风险，可凭什么这样一笔开支都要转嫁到患者身上呢？《1860新闻眼》抓取生活中类似这种人们习以为常却并不公平的现象进行披露，并在医患之间展开讨论，同时在节目的最后将话语权交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由他们来决定这笔检查费是该由患者单方面负担，还是由医患双方共同承担。节目播出后，引起了省内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目前这一表达民意的报道已经被政协委员写入提案列入议事日程。在这里，深入时代脉络，体察民众的意愿，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历程在《1860新闻眼》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近开展的江苏省“公推公选”，是江苏省推进民主政治进程的一大重要举措，开全国风气之先河，也同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860新闻眼》创造性地将这次“公推公选”的全过程进行了现场直播，并且在观众中开展了“投我一票”的活动，不仅大大提高了这次“公推公选”的透明度，还因为观众的广泛参与，大大推进了江苏民主政治的改革进程。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公推公选”的直播不仅是江苏省各级领导支持和指导的结果，而且也是江苏卫视电视新闻工作者努力争取和积极实践的结果。据《1860新闻眼》制片人李建勋的回忆，这次的直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江苏新闻媒体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把握和洞察，建议本身由新闻单位提出，之后得到了中央宣传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新闻”的理论和实践在《1860新闻眼》那里齐头并进，它需要新闻工作者在更高的层次上发掘新闻的理念和魅力，同时更需要新闻工作者紧紧把握时代的声音，立于时代的潮头浪尖之上。只有这样，新闻才能承担起新闻的公共责任，维护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在履践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的同时，保持其能动性。虽然《1860新闻眼》依然有这样那样的曲折和困难，但是正是由于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时代声音的汇聚，《1860新闻眼》始终与我们这个时代同生共长。

 

    （三）诠释新闻理念，营造和谐社会。“我的媒体，我的新闻”是《1860新闻眼》的核心受众理念，其意义在于，以受众的口说出新闻的理念。公众，也就是每一个具体的多元主体的“我”的思想和意见，通过媒体得到展现，真正体现了 “公共新闻”的新闻价值观。在新闻内容选择上是符合公众需求，而不是迎合一般的受众要求。符合公众需求而不是迎合受众要求，正是《1860新闻眼》的最大特点。《1860新闻眼》的新闻理念以公共社会为目标，符合受众需要就是以此目标为导向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我国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在进行深刻的调整、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出现了一些错综复杂的利益交锋，并且因此而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出现了一些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隐患。如何协调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尽可能地扩大群众基础，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闻改革的主要方向。整合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对新闻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新闻的确是为了去除社会丑恶的一面，但是仅仅以此为新闻的理念仍然过于褊狭。《1860新闻眼》社会责任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敢于并善于运用舆论的利器除恶扬善、激浊扬清。《今日聚焦》中播出的“生猪注水”、“医药回扣”、“校园枪手”、“假石灰流向高速公路”，《法眼无边》中播出的“女囚系列”、“贪官系列”，都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与警世作用。但舆论监督又是一把双刃剑，就好像在社会的肌体上挖除毒瘤，一方面疾恶如仇、除恶务尽，另一方面稍有不慎，又有可能会伤及自身，给社会造成不安定的错觉。因此，正确把握好批评报道的导向与度，是《1860新闻眼》自开播以来一直强调并遵循的一个铁的法则。批评报道发与不发、怎么发、何时发，一切都以社会效益为最大取向。则是《1860新闻眼》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在《民工兄弟：天伦之乐的望梅止渴》这则新闻中讲述了一个农民工偷看他人洗澡的事情，在一般的新闻中，这一定是展开对农民工心理幽暗、行为不端攻击的由头；但在《1860新闻眼》那里，本着对各个社会阶层需求的符合以及对和谐社会的建构愿望，相反从新闻中唤起了人们对民工阶层包括生活、精神需求的关注，从而企盼人们对民工兄弟的理解和关怀。

 

    总而言之，以《1860新闻眼》为代表的“公共新闻”的出现，塑造着现代社会的公民素质，进而塑造着公众生活的空间。公共新闻完成了从普及新闻信息到传播新新闻理念的过程，能够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公共新闻的目标是为公民参与到社会生活提供信息和议题，新闻不只是关于单向度的一维平面的信息传递，不只是为一种猎奇和惊叹所书写的方寸现场。公共新闻意味着：1、我们可以使民众相信和树立自身的公民身份，使民众关注事件背后的潜在社会根源，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建立社会的公共道德；2、我们可以从新闻入手关注、理解和沟通各个阶层民众的需求，不再只是为新闻而新闻；3、接受新新闻理念的人们可以更好的与其他的民众融入到一起，从而营造一个和谐社会。而这种良性循环，正是《1860新闻眼》推出“公共新闻”所期待的结果。

 

    “民生新闻”因为自身难以跨越的局限注定其只能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公共新闻”则因为其公共的属性深得政府的支持和百姓的追捧，这一点从《1860新闻眼》一年来不断攀升的收视率和美誉度上可以得到援证。《1860新闻眼》在南京地区AC尼尔森的最高收视率冲高到6.8，平均收视率均稳定在2.5以上，是原来同时段的4倍，刷新了全国省级卫视媒体同时段收视率的多项纪录；央视索福瑞在全省的收视率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创造了非黄金时段的黄金效益。《1860新闻眼》收视率的飙升和美誉度的提高，还使紧随其后的节目收视率水涨船高，并给卫视频道的传播效果带来了明显的变化：2004年，《1860新闻眼》节目中间及前后的广告时段全部排满，广告贡献额度超过一个亿，这个现象即使是在综艺类节目乃至电视剧中也不多见。其在非黄金时段创造的黄金收视率和丰厚的广告效益，正是《1860新闻眼》一年来实践“公共新闻”的巨大回报，是江苏卫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并得到了国家广电总局的高度评价。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共新闻”的理念已经超越了“民生新闻”固有的“民本”诉求而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公共的声音。《1860新闻眼》一年来的改革与实践，已经在品质、定位上超越了“民生新闻”的内涵，取得了社会效益和收视率双赢的佳绩，并得到了国家广电总局的高度评价，因而具备更加广阔深刻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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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教授  博士导师）

邓天颖 彭海涛 （南京大学03级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