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德”是育人的核心与根本，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中，德育是最重要的教育，是需要最先发展的教育。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有了“德”，就会立志为社会服务，就会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感、责任感，就会主动去学习，就会将他的智慧与才能用于为社会服务。如果这个人没有“德”，就不会将他的智慧与才能用于为社会服务，相反，很有可能为了私欲而违害社会，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
那么，“德”怎样培养呢？古人的看法是“外得于人，内得于已”。每个人的“德”都成长于生活之中，在“德”的成长过程中，人们既要受生存需要的影响，又要受各种人的各种不同的道德观的影响，尤其是心中偶像的影响。在别人影响下形成自己的“德”就是“外得于人”。人通过对生活的思考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并站在自己人生观的角度，在各种道德思想的影响下，通过思考选择形成自己的道德观，这就是“内得于已”。在日后的岁月中，每个人都会因环境的影响或生存的需要有意识地对自己进行道德修养，修正自己的道德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修德”。显然，“外得于人”是“内得于已”的前提与基础，只要我们干警在劳教人员心中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帮助劳教人员树立正确的自我塑造偶像，就能使劳教人员产生自觉“修德”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再提供良好的道德氛围和文化环境，就能得到教育挽救所要求的效果。
怎样对劳教人员进行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内容应该是怎样设计？道德教育对劳教干警的要求是什么？这里从“挽救”失足者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
一、道德教育的方法
劳教人员是因为违法才进来劳动教养的，导致每个劳教人员违法的原因都不同，违法的性质与轻重也不同，他们有的违法时并不知道自己在违法，有的违法却是明知故犯，因此，对劳教人员的改造首先应放在教育劳教人员反思自己违法的原因上，其次要教育他们学会怎样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家庭负责，以及人怎样活才有意义的道理，最后教育他们怎样做人，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引导他们养成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负责的习惯。这就是道德教育在劳教工作中的主要方法。
为什么把这些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方法呢？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挽救”这些失足者，使这些失足者能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而要使这些失足者能悔过自新就必须使他们具有羞耻感，感到过去的所作所为对不住社会、对不住家庭、对不住自己，感到危害社会、自私自利的行为是极为可耻的，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保证劳教人员能以正确的态度进行自觉改造。
要培养劳教人员的羞耻感，就要采用感化教育这一特殊的教育方式。我们要让劳教人员多看一看、听一听被偷、被盗、被骗、被打等受害人愤怒的控诉，让他们站在受害人角度体验自己所作所为给别人带来的痛苦，使他们感到自己行为的丑恶与可耻。与此对照，我们还要多给劳教人员看看、听听优秀人物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质，让他们感到只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就会被社会承认，就会获得荣誉和地位，从而在心中树立新的偶像，确立自我重塑的目标。
培养羞耻感和荣辱观的感化教育只能促使劳教人员决心悔过自新，自觉改造自己，并不能使他们知道怎样改造好自己，所以，我们管教干警必须帮助他们改造，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造的方向和方法，创造改造的外部环境，引导他们逐步养成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负责的责任心。告诉劳教人员做人的道理、帮助他们分清是非。教育他们对自己负责以及指出改造的方向与方法的教育主要通过大会进行，这种教育方式称为集体教育或普遍教育。
有了这些措施还不行，因为每个劳教人员都是特殊的个体，每个劳教人员存在的问题都 不一样，在改造过程中，每个劳教人员的改造都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要求我们要重视个别教育工作。个别教育可以及时纠正劳教人员在道德观重塑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从而确保劳教人员自我重新塑造的成功。
使劳教人员悔过自新的感化教育是指出改造途径的普遍教育的前提，而指明改造途径的普遍教育是解决每个劳教人员具体改造问题的个别教育的基础。普遍教育是对感化教育的深化，个别教育是对普遍教育的补充，而感化教育是普遍教育与个别教育的前提和保证。这三种教育方式互为一体，是我们对劳教人员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二、道德教育的内容
劳教人员大都是道德观不正确或有缺陷的人，要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新人，就必须让他们吸收正确的道德思想，修正自己的道德观念，从而成为有正确道德观的新人。感化教育、普遍教育与个别教育只是进行道德教育的手段，如果没有正确的、丰富的道德教育内容为基础，这三种教育方式就会流于形式。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道德教育的重大作用。汉朝的贾谊在比较道德与法的作用时，就说过：“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可见，古人是把道德力量的约束视为与法制相辅相成的制止犯罪的重要手段。我们对道德教育的认识也应该提高到这样的高度，重视对劳教人员的道德思想教育。
因此，当劳教人员刚入所时，我们就要教育他们：人与动物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理智，人有理智的标志就在于能对自己负责，能分清是非，知道什么是危险。学会对自己负责，就不会胡作非为、肆意纵情放纵自己，就不会感情用事，相反，就会认真为自己寻找人生的奋斗目标，使自己的一生有意义、有价值，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能够分清是非，就会知道什么事是可耻的、丑恶的，是不能做的，什么事是好的，对社会有用的，是可以做的。分清了是非，就懂得了羞耻，就会受道德力量的约束。知道什么是危险，就会悬崖勒马，而不会执迷不悟，明知前面是悬崖仍往前走。
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要求他们仔细反思自己进来劳教的原因，想一想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是不是对自己负责，是可耻的还是值得称赞的？想一想如果解教后继续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并告诉他们：如果不愿被世人骂为不想悔改、不知羞耻的人，就应该认真改造自己，学会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负责，彻底杜绝身上的恶习，重新做人。这种入所教育是对自我进行反思的教育，进行了这样的教育，劳教人员才会懂得为什么要他“重新做人”的原因。
要劳教人员懂得“重新做人”的含义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教他们怎样“做人”，对他们进行“做人的教育”。用什么来进行“做人的教育”呢？显然，我们不能用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道德思想，也不能用“仁、义、礼、智、信”的封建道德思想，而只能用共产主义道德思想进行教育。用共产主义道德思想进行道德教育要结合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其内容与形式要让人易于接受，既不能讲空洞的大道理，也不能强行灌输，而应当用生动的事例引导劳教人员思考、反思。我们要用共产主义道德思想把劳教人员培养成：对国家“忠”（即爱祖国）、对社会“仁”（即爱社会）、对工作“诚”（即爱劳动）、对朋友“义”（即团结互助）、对自己“信”（即诚实守信）的有德之人。
我们要使劳教人员懂得：对国家“忠”，就会克己奉公，遵纪守法，一切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从大局考虑，而不会做贪污枉法、盗窃国家财产、破坏公共设施等违法的事。有的劳教人员从来不偷私人的东西，即使给他机会也不偷，可是一看到公家东西就想偷，结果进来劳教，其主要原因就是头脑中没有对国家“忠”的概念。
对社会“仁”，就会爱这个社会，把自己的智慧与才能用来给社会造福，这样的人，人民才会相信他，才会对他感到放心，才会给他荣誉和发挥才能的机会。那些扰乱社会治安、偷盗公私财物、危害社会的人，之所以被劳改、劳教，就是因为心中没有对社会“仁”的道德观念。每个人都有才能，可是这个才能是用来给社会造福还是用来危害人类，却完全看其对人类、对社会的感情。如果我们不希望劳教人员堕落成为危害人类的罪犯，就必须对他们进行爱人类、爱社会的教育，使其成为对社会“仁”的人。
对工作“诚”，是每个人安身立命之本，人只有老老实实地为社会工作，才能够生存，才能够丰衣足食。如果一个人只知为自己工作，而不知为社会工作，那么就有可能象某些人因为做诈骗、贪污、扒窃、贩毒、卖淫嫖娼等工作而成为罪犯。因此，培养劳教人员为社会工作的思想不仅必要，而且还很重要。在工作中，我们只有做到对工作“诚”，才会以大局为重，才会与同事搞好配合，才不会因为私人感情纠纷互相拆台，搞不好配合。有些人就是因为没有做到对工作“诚”，在工作中吊尔郎当，不负责任，结果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导致自己被劳改、劳教。
对朋友“义”，就是要经常帮助别人，一个人在社会上不可能没有朋友，而交朋友的关键就在于能互相帮助。当朋友有困难的时候，就应该去帮助他，当朋友干坏事在走向犯罪时，就应该去制止他、规劝他，这就叫做对朋友“义”。如果不分是非好坏就去帮助朋友，那不是对朋友“义”，而是哥们义气。有的劳教人员就是因为讲哥们义气，帮助朋友干坏事而进来劳教的。我们要培养助人为乐的社会风气，就要提倡对朋友“义”这种道德观。
对自己“信”，就是一个人应当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既要对自己有信心，又要对他人讲信用，做到言行一致。一个人只有做到对自己“信”，才能做到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一个人只有做到诚实守信，才能获取社会的信任，才能在社会工作中受到社会的重托，才能在处于困境时得到别人真诚的帮助。劳教人员之所以会违法，就是因为没有做到对自己“信”。
一个人只要做到“忠、仁、诚、义、信”，就能成为有德之人，因为对国家“忠”，就不会有个人野心，不会损人利己；对社会“仁”，就不会危害社会，人们会相信他，尊敬他，对他放心；对工作“诚”，就会事业有成，就会得到应有的荣誉；对朋友“义”，就能与同事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形成和谐的工作与生活氛围，就会精神愉快，心情舒畅；对自己“信”，就能以负责的态度对待工作与生活，就能得到人们的信任和帮助。因此说，做到这五点的人就是有德之人，幸福之人。
三国时，刘备很相信诸葛亮，死时把国事都托付给他，而司马昭用钟会却始终防着一手，为什么？因为诸葛亮“德”够，而钟会“德”不够，所以，才会有刘备对诸葛亮放心，而司马昭对钟会不放心的区别。我们今天之所以提倡“德才兼备”，把“德”放在“才”的前面，就是因为“德”决定“才”的使用方向。如果一个人不愿把自己的“才”用来为国家、为社会服务，而一心为自己谋取私利，那么，他的“才”再高，国家也不敢用他的“才”，即使用了，也不会放心的。可见，“修德”是何等重要。
劳教人员中有很多人是有才能的，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才能，只有使他们意识到“修德”的好处，才会使他们主动和自觉地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只有通过“修德”，劳教人员才会懂得如何使用自己的才能。如果我们不能使他们意识到“修德”的好处，一味强迫性地进行道德教育，那我们的工作会效果甚微，谈不上“挽救”。因此，我们在管教工作中必须研究道德教育的方法。
三、道德教育对干警的要求
彭真同志在“三象”指示中说：“对待劳教人员要象父母对待孩子、象医生对待病人、象老师对待学生那样，满腔热情。”这一指示要求我们干警要用高尚的爱心对待劳教人员的改造。
一个精美的花瓶碰坏了，只有特别爱它的人，才会费尽心思把它补好；而对这个花瓶毫无感情的人，则会用“破罐子破摔”的态度对待它，这就是爱与不爱的区别。我们“挽救”劳教人员也要拥有这种爱心。我们干警只有具有高尚的爱心，才能对劳教人员做到“爱其人，恨其错”，才能做到象父母、象医生、象老师，才能通过感化教育使劳教人员悔过自新，才能切实做到以“挽救”劳教人员为己任。
有爱心只是干警对劳教人员进行道德教育工作的情感动力。要让劳教人员修正自己的道德观念，还必须创造“外得于人，内得于已”的道德修养环境，这要求我们干警必须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严格要求自己，通过自身道德形象影响劳教人员的道德观塑造。“己不正，不能正人”。要求劳教人员遵纪守法，我们干警就要做遵纪守法的模范；要求劳教人员做到“忠、仁、诚、义、信”，我们干警就要首先做到。
对劳教人员进行道德教育还要讲究方法，如果我们不讲究教育方法，使劳教人员对道德教育产生抵触情绪，那么，干警的教育热情再高，自我道德修养再积极，都没有用。因此，干警必须掌握道德教育技巧和方法，否则，将无法开展道德教育工作。
也就是说，道德教育对干警的要求是拥有爱心、加强道德修养和掌握道德教育技巧。拥有爱心，就会自觉严格要求自己，就会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就会主动学习和研究道德教育技巧；加强道德教育修养就能进一步增强爱心和责任心，就能进一步增强研究道德教育技巧的自觉性；掌握道德教育技巧，就会从工作中获取成就感，从而增强进行道德教育的兴趣和热情。这三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我们干警只有按照道德教育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开展好道德教育工作。
总之，道德教育是劳教教育的核心，是关系到劳教人员能否重新做人的教育，是事关“挽救”工作成败的教育。我们干警用什么态度对待道德教育工作，用什么态度对待自身的道德修养，用什么态度对待岗位大练兵活动，反映了我们干警的道德素质和工作责任心。因此，我们要实现劳教工作的跨越式发展，就应当加强劳教道德教育工作，把“八荣八耻”教育同劳教教育工作和干警素质教育工作实际结合起来，通过广大干警踏踏实实的工作，创造新时期劳教工作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