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无用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思想,每当这种思潮出现时,知识分子总是要对它们进行批判和驳斥。所以,这类思潮在公开或主流观念中不占主导地位。但是,潜在的状态却有很大的市场,甚至成为人们心照不宣的基本决策依据。从何谈起?笔者最近观察了我国的劳动力就业形势,发现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而且相当严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现在,我国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形成这样一种格局:高层知识分子如科学院、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泰山学者等专家、教授和博士等高级人才是供不应求,各大学都在不惜重金聘请他们;另一种现象是各种技工、实际操作人才也供不应求,他们的工资收入也很高。这种需求格局是由我国的经济结构的类型决定的。因为我国的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制造业大国。这种经济的特征是国内市场疲软、消费不足,因而需要大量出口才能拉动经济的发展。大量的物质财富不是自己享有,而是为经济发达国家生产,是经济发达国家加工工厂和生产基地,国内百姓享受不到经济繁荣的成果,国家成为外汇的守财奴。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决定下,为了生产和加工,必须培养大量的实际操作和应用人才,到生产第一线去生产操作,所以导致技工、操作工、农民工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在科技文化上立于不败之地,又大力倡导和鼓励高层知识分子,形成高层知识分子供不应求的状态。因此,我国的人才需求形成了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型结构,这种人才需求结构是我国出口加工性经济结构的反映。整个社会的人才过剩、大学生就业难是由于投资者压缩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空间造成,是资本的本性和本质要求。
这种人才需求结构和经济结构导致的结果就是新的“读书无用论”,事实上也是如此,现在农村的一般学生都是上职业中学,甚至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就不再上学,直接去打工。他们算这样一笔帐:在目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他们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出来可能找不到工作(他们在社会的低层,没有社会关系,付不起潜规则的灰色成本),不如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七年下来,不但不用付十几万的教育成本,而且可以养活自己,可以挣一笔钱帮助家里减轻经济压力,甚至能积蓄一笔办自己终生大事(结婚、生孩子、砌房子)的钱。在工厂或企业里锻炼七八年,也可以学到一两门实用技术。等他们的同学本科毕业出来,工资不一定就比他们高,甚至还找不到工作。只要结婚、生孩子、砌房子三件大事完成了,他们的这一生任务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周期:新生代重复父辈的道路:初中毕业去打工、挣钱、结婚、生孩子、砌房子,这就是农村下层的生存模式。一旦父辈有改变这种模式的想法,他就必须多挣得子女上学的成本,同时要冒没有结果、找不到工作的危险。因为从经济学上看,他们投入子女的教育成本,在其子女本科毕业出来后,与不上学就去打工相比,是没有回报的,这一进一出的差距就是几十万。对于一个有头脑、会思考的下层农民来说,打工是他们必须选择的安全的道路。这就是新读书无用论的现实的经济基础。虽然它不是报刊媒体的主流思想,却是八九亿农民的实际的思维决策过程。有学生说:“我读研出来拿了张硕士文凭,找的工作还不如本科毕业,我读研投资有何用?”本科生又想:“我花几十万来上学投资,结果还不如初中毕业就去打工,现在他们反而有工作,且工资不比我大学毕业工资低,我上学干什么?” 投入和回报是每个学生和家长必须考虑的实实在在的问题,他们不能像富家子弟那样去花钱装门面、用文凭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因此,我们不要像那些带着近视眼镜的官老爷责备大学生时说:“你们为什么不改变就业观念到基层去呢?行行可建功、处处能立业、劳动最光荣。”其实这些官老爷自己当了外国人的奴才,还在责备他的子民你怎么能不当奴才呢?人才需求的鞍型结构就是奴才型人才结构。
现在人们对教育畸形发展是由我国出口加工型产业结构决定这一认识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没有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合理不合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产业结构显然是不合理,生产者不能享受到自己生产的物质财富,而是为经济发达国家生产。中国人是不是不需要?不会去享受生活?还是过惯了勤俭节约的生活、不愿去享受?答案很明显,不是,而是因为制度的缺陷使得中国人不敢去享受、不敢消费,住房、子女教育、生老病死、潜规则的成本支付使得中国人不敢去潇洒和享受,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储蓄、储蓄再储蓄以备不测。中国人不是天生喜欢做守财奴,而是制度的不公、不全、不稳,使得中国人不敢消费,这才导致内需不足、国内市场疲软,只有出口加工才能拉动经济发展,保证8-9%的增长速度,形成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成为“世界加工厂”。这种局面的最终根源在于我们的政治制度本身,在于我们的政治制度能否让老百姓放心消费、安心消费,甚至提前消费,只要我们的政治制度能否让老百姓安心消费和放心消费,国内市场就会繁荣,出口加工就变成自产自消,老百姓就能享受到经济繁荣带来的成果。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就是以增加内需的办法解决,他们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消费主导型经济。国内市场一旦繁荣起来,产业结构就会转变,美国人也就不会在中国的人权和汇率等问题不断敲打中国,人家就是看到中国的政治腐败而又削疮怕痛不敢动,所以才不断捏你的这个软疖子。
因此,现在看来谈论经济的改革发展是次要的,即使现在改革成功,巨大的物质财富为经济发达国家创造,老百姓享受不到经济繁荣的成果,这样的改革有什么用?政治改革才是第一位的中心工作。只有搞清财富为谁生产、让谁享受这个根本问题,才是改革的方向问题,才是现在的当务之急。否则,中国的改革就偏离方向,中国人就从“船坚炮利”的大棒下的奴隶变成巨额外汇这根“胡萝卜”下的奴隶,仍然得不到解放。所谓的“稳定”、“谨慎”都是维护从现有政治体制中获利的既得利益者的托词。只有理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个核心问题,社会上的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正常的人才需求结构应该是什么结构?应该是高层和低层人才需求小、中间人才需求大的正态分布结构。这类似于经济上的中产阶级。这种需求结构能保证人才的正常晋升和稳定。而目前鞍型人才需求结构是畸形的。管理者们认为只要用重金养住高层人才,中等人才就会争取成为高级人才而努力工作和奉献,科学技术水平就不会下降。其实,国家应该花大力气维持中等人才的稳定,只有大量的中等人才的存在,才能为高级人才的培养提供充足的后备力量,否则,中等人才不稳定,一种倾向就是往高层涌,形成高层的滥竽充数,明显表现是到目前为止大陆还没有诺贝尔奖这样的大家出现;另一个倾向是低层劳动者不愿意投资教育和读书,产生新的读书无用论,直接导致国家人才总量的减少和人口素质的下降。虽然国家强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贫困和落后地区上不起学的孩子还是很多。
不要责备这种新“读书无用论”,它是下层无奈的选择,我们应该追问导致这种新“读书无用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根源,只有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华民族才能从人口大国变成人才强国,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真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