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教师，特别是教授们，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身份优越的“精神贵族”和“社会精英”，社会舆论诸如什么“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誉，“红烛”、“园丁”之类的称颂，加之传统文化“尊师重教”和“师道尊严”的文化遗传，都强化着这种社会认同感。

    十年“文革”对于高校教师的精神来说是难以愈合的创伤，但是随后“科教兴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高考规模的不断升级，包括倡导设立教师节，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形式上为高校教师恢复了社会地位和尊严。

    然而，中国高校教师更大的精神劫难出现在高等教育事实上的产业化过程中。在这个势不可挡的进程中，高校教师一方面被管理法则还原为“打工者”；另一方面被市场法则还原为知识交易的“卖方”。传统“师道尊严”的根基正在被一点点掏空。眼下高校日益严重的“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也与这两种趋势有极大的关系。这一劫如何过去，的确成了难以预测的问题。

    如今，中国高校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像夹在三明治中的馅，咀嚼着越来越严峻的上挤下压的滋味。他们正在丧失原有尊贵职业的身份，也许将来的中国高校教师与“卖东西的”不再有什么区别。

    被监管的“打工者”

    中国高校的管理正在经历着由传统的“以人为本”向“规范化管理”的急速转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传统高校的“以人为本”。这个“人本”并不包括学校的学生和教辅管理人员，学生在传统高校的教学与管理中没有多少发言权，教辅管理人员也是如此。高校的管理是“围着教授转”。“上什么课”；“讲什么”；“如何讲”；“讲多少”；“如何考试”；“要谁做助手”；甚至“在哪里讲”都是教授一个人说了算。这个所谓“传统”其实也是从西方高校移植过来的。那时的教授可能不被官员看重，但却为社会舆论推崇，成为引领时代精神潮流的标志性人物。“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吸引了众多青年学子献身其中，一批大学教授的言传身教功不可没。例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闻一多、陈寅恪等等。这种大学的人本传统在“文革”中饱受摧残后，终于到20世纪90年代，香火中断。大学教授终归成为凡人的普通职业，迅即由“自我良心型”职业改造成“被监管型”职业。

    但是，许多大学教授并没有意识到大学教师已不再是道德优越的“良心型职业”，仍然觉得自己占据着民族和时代的精神制高点。客观地说，宣传舆论在此起了一定的误导作用，致使部分大学教师以为社会上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是尊重大学教授。部分教授心理错位比较严重，常常借一些管理上、机遇上的一些小事把无名火撒在校长或院长们头上。比较说来，越是大牌教授或“海归”学者与学校管理系统的磨擦越多。

    什么是规范化管理呢？

    从目前各高校的管理模式来看，所谓“规范化”就是把所有的考核与管理指标做定性与定量化处理，试图建立一个“客观公正”而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甚至可以直接用微机和软件来管理和考核的体系。说到底这更多考虑的还是管理者的方便。在这种规范化管理模式下，不仅一般教师的职业自主空间越来越狭窄，就是教授的个人选择空间也被大大地压缩了。

    国家教育部是高校规范化管理的积极推动者。在兴师动众的对各高校的评估过程中，教育部拟定了定性定量的三级考核标准体系，其针对的就是高校的管理模式，并根据评估结果对所在院校进行多方面的奖惩。除此之外，教育部利用控制在手里的稀缺资源和权力资源，如科研立项、学位点授予、新专业建立、招生调控等手段，促使各高校向规范化管理的方向趋近。

    教育部对高校教学与学科管理的控制权到了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来说：一个本科专业的所有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都由它所控制的专业委员会规定好了，少开一门都不行。

    对高校教师精神生态影响最为关键的专业职务晋升一途，当下也完全操控在所谓规范化管理过程中。有如下已经被量化或正在被量化的因素深深介入了对大学教师的晋升评价体系：

    1. 教学工作量：

    这是最容易量化的指标。各高校对教师的周课时都有明确的数量要求。一般在6—12学时之间，越是地方大学、新建大学和民办大学，教师的课时定额越高。据说有的已经达到20节以上。而在10年前，大学教师的工作量定额很少，许多教师可以隔一个学期上一门课。教师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写文章，同时论文与著作的成文时间很长，可以用千锤百炼来形容。那时也是学术泡沫较少的时期。教师工作量的直线上升，其内在动因当然是降低教学成本的经济性驱动力。当教师的劳动实际上已被视为学校运行的成本因素后，加大教师工作量就成了各高校的必然冲动。

    2. 论著数量和等级：

    按照教师的职称，规定每一个教师一年必须发表若干篇论文(大部分院校还有字数要求，一般是在3000字以上)和著作，否则在考评与晋升过程中将受到惩罚。高校教师发表论著的数量与质量，与高校的声誉息息相关。高校的声誉则是吸引考生和学校向社会推销毕业生的主要依托。

    论著等级与质量又是一件令管理者头疼的事，特别是人文与社科论文，就论著本身的价值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出来，简直比登天还难。于是，在规范化管理的大政方针指导下，不得不对其进行简单化处理：按刊物或出版社的级别确定文章的等级。那么刊物和出版社的级别又如何界定呢？不得不再进行简单化处理：按刊物的隶属关系分成中央级和地方级。已经嗅到市场化的气味的刊物和出版社，自然不会放过赚钱的机会，大部分刊物和出版社开始收取版面费。这个收费标准自然也按中央级和地方级“自定”了。据说有的所谓“国家权威级刊物”的版面费已经达到一个字一元钱的地步。

    众多地方刊物不甘心收费的边缘化处境，刊物编辑行业推出了“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标准，很多地方院校在评价体系当中采纳了这个标准。

    出版社卖书号的问题一部分就表现在这里，但由于学术类书籍没有政策性风险，出版社往往乐于出售他们的书号。

    3. 科研立项的等级与金额：

    科研立项不仅在高校教师考评体系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是学位点申报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由此成为对相关学校声誉最具杀伤力的指标。各大专院校对国家级课题的争夺已到白热化程度。因此，每个评委都负有为本单位拉项目的神圣使命。各类国家级评委会明里暗里的“灯下黑”和“老鼠仓”现象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有专家对近年国家级“863”计划进行了分析对比，发现80%的“863”项目都给了“863”评委所在单位。

    数量很大的边缘院校和非评委所在院校，不得不为争夺所剩无几的项目而费尽心机。每到评审季节，各评委住处车马盈门，各种邀请、礼品纷至沓来。一些院校的科研管理部门甚至在北京租房设办事处，专门跑教育部和评委关系。

    可以说，如今各级科研课题的评审已经不是单纯学术水平和学术梯队的比较。高校教师已经无法按照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方式一门心思做学问。“懂关系”、“有门路”是时代对高校教师提出的新要求。对此十分不适应的教师还是很多。

    近两年科研经费标准又像山一样压在教师头上。相当多的高校出台了许多政策，没有高等级科研立项或立项经费少的教师，不能招研究生；不能当博导；甚至不能晋升职称。

    那些拿到项目的教授在精神上也不得不认同单位“学术品牌”的前提因素，无形中强化了单位对高校人才的精神控制力量。

    4. 获奖情况：

    评奖过滥以及暗箱操作等弊端时人多有揭露，在此不想多说。只是这样一个结果仍对高校教师的升迁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特别是省、部级以上的专业和政治奖励对教师的个人前途会产生重大影响。这已经成为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引导干预高校教师行为心理的重要手段。

    用经济手段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已经是高校的常规管理办法，所谓“奖勤罚懒”。就这一点来说，眼下的高校管理与公司管理已没有多大区别。每一个高校都有一本厚厚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文件汇编，对教师的日常“规训”不仅表现在课堂纪律方面，而且越来越侵入教师的精神心理层面。

    范化管理从目前运行的情况看，无论是微观效果，还是宏观前途都问题多多，对高校教师的精神心理更是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人文科学的传统个性与个人化研究，几乎被挤压成了生产流水线。在高速膨胀的日益宏大精密的管理体系面前，作为个体的教师相对变得渺小无助。高校教师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打工者”。

    传统教育理念认为：知识的代际传递有不可抹杀的个性与个人特征(尤其是人文知识系统)，因此，教授是中心；现在的高校管理理念则认定所有知识必定有一个客观周密的体系，所有从事该知识教育的人，都必须服从其无可置疑的客观性要求。因此，管理是中心。北京大学前一段闹得沸沸扬扬的改革风潮，大约就是这两种理念激烈冲突的结果。

    中国高校教师在多重社会原因的作用下，已经告别了学术的大师时代，现在充其量说有一些技能高手。这反过来又给了高校管理者在“规范化管理”大帽子下钳制教师学术与思想个性的机会。

    教育部和各高校管理者，一方面高举“规范化管理”的大旗；另一方面又追随主流舆论唱响“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我实在看不出这两者有多少调和的余地。事实证明，凡是在“规范化管理”的地方，“以人为本”都是虚而又虚的装饰。就像有了生产流水线的工厂就不可能以工人为本一样。

    随时会被投诉的知识商品的提供者

    新中国的大学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是不必缴费上学的；相反，家庭困难者国家还给予补贴。那时的大学生都知道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跨进高校的门槛不仅意味着未来有了十分稳定的工作，而且还成了令人羡慕的“国家干部”。他们把对国家和社会感激的一部分献给了自己的老师，那是高校师生关系最密切，教学关系最和谐的一段时光，至今让人怀念。

    从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上看，教师被尊为“师父”，是扩大了的传统人伦关系中的“三父”之一，享有学生及其家长的充分敬重（就连太子也要在形式上行拜师礼）。知识的接受方绝没有购买知识服务的想法，钱财与礼物不过是报答老师“授业”、“解惑”之恩的“小意思”。学生只能也只有感激一种方式可以表达，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也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专制等级社会中心理平衡的一剂重要补药。

    大学改成收费制之后，学生及其家长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花费了“巨资”(对中国大部分家庭来说，大学学费和杂费是一项巨资)上大学的学生，自然觉得自己是教育资源和教学产品的购买者；作为购买者他们自然要求产品质量；对于他们觉得不合格的教学产品，他们自然有了要投诉的冲动。最近，南京艺术学院的一个研究生，将母校告到鼓楼区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她索回所缴学费。诉讼理由是：读了3年，却没学到应有的知识。法院已经受理了这个案子。看来社会主流舆论已经将高等教育视为一种市场契约关系。教师成了卖方市场的知识产品的提供者，这对传统的师生关系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颠覆。遵循市场法则，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应该是平等的，而且作为教育服务的购买方还在心理与权益上优于教育服务的提供方，不是有“顾客就是上帝”的市场服务格言吗？

    对教学质量的监控已经是高校管理中一个很棘手的难题。谁来评判教师的教学质量呢？依靠职能部门和院系领导听课，覆盖面小，标准依然难以精确。很多院校于是用学生打分的办法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评定。这有其很公平的一面。但是也要看到，学生对教师的授课水平未必能形成客观完整的理解，特别是在课程刚刚结束之际。对一位老师教学水平的评判学生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咀嚼，甚至毕业后走向社会之后才会有更深刻的体会；而不少讲课内容肤浅，但课堂气氛活跃的老师往往在当时得了高分，更不用说那些为讨好学生而在讲台上油腔滑调的教师了。这种事例其实很多。据说陈寅恪曾经把一门课讲得最后只剩下一个学生。如果老先生在今天的中国高校，早就被解聘了。

    学校作为教学的监管者和教学产品真正的卖方，自然很关注教育服务购买方的情绪。他们并不反对由学生来主导对教师的评价。武汉工学院新近作出决定：新教师能否上岗须由学生投票决定。“5名武汉工业学院计算机系的新教师日前通过公开授课，接受计算机系30名学生代表和院系领导、专业教师组成的评委会评审。若半数以上的学生代表认为‘不合格’，无论其他两部分评委的评价结果如何，该教师都不得上岗。”校方表示此项改革措施今后将适用于对所有教师的考评。[1]将高校教师职业生杀予夺大权直接交给学生，这在中国教育史上称得上是“从来未有之变局”。一旦铺开，对高校教师精神冲击之剧烈可想而知。“文革”期间，工农兵大学生对所在高校实行“上”、“管”、“改”式改造，受到当时权力意识形态的强力支持，并最终因这种意识形态的解体而消解。当下初露端倪的大学生对高校教师职业评判，则导入了方兴未艾的市场消费主义法则，一旦实施恐怕再无回头之路。

    在关注学生对教师的考评这一市场力量形成的回路时，我们还要关注另一个同样是由市场力量形成的回路，即学校对毕业生的推销。10年前，中国的高校几乎不必为自己学生的毕业出路操心。那时由于国内总人口的毛入学率很低，大学生属于供不应求的“紧俏商品”。然而随着高校迅速扩招以及国内人才市场的形成，大学毕业生寻找自己认为合适的工作越来越困难。学校的品牌和学生质量成为高校人才市场的中枢神经。“从严治校”成了从教育部到各高校管理者的共识。而所谓“从严治校”具体操作起来，就是利用各类考试和考级将学生的等级和合格标准用分数加以标记。

    为了使本校毕业生的分数标记取信于人才市场，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强化考试制度。有的学校将英语过级与学位证书相连；有的学校规定考试作弊勒令退学；有的学校规定每门课的考试成绩必须有一定比例的不合格率；更多的学校规定了学生不合格课程门数的惩罚措施：从失去学位证书到退学。这当然是为了生产合格产品的必要手段。问题是这些严格措施不是在教师认同的基础上由专业或学术角度自主实施的，而是教师在制度的压力下被迫实行的，这使相当多的教师在精神上有强烈的不被信任感。于是相当一部分压力又转移到教师身上。不配合学校规定的教师也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学校对教师和学生的这种双重规范化管理，客观上加剧了师生关系的摩擦，是当今师生关系冷漠化利害关系化的重要原因。

    何去何从

    虽然教育部一再否认教育应该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产业化的浪潮已势不可挡。

    把责任都推在教育部身上也不公平，中国高校教师的身份危机主要是时势使然，中国作家头上的光环消退得比高校教师更早，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主动或被动地丧失了“单位”(各级“作家协会”)人资格，成为文化市场的自由“打工者”。与其相比，高校教师的身份失落很可能更彻底。作家毕竟由此摆脱了单位管理权力的控制，教师则面临着市场法则与权力宰制的双重精神压力。

    张鸣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文章中对中国高校有一个苛刻的比喻：“有些大学就像一个衙门，教师不过是三班衙役，跑腿站班都归你；机关人员是书吏，多少有点收发文牍的权力；而学生则是那些交钱送粮或者调皮捣蛋的良民和刁民。这里既没有多少赢利的问题，也基本用不着讲究效率和办学质量问题。领导虽然说是要爱民如子，但实际上打板子挨处罚的都是老百姓。”[2]

    显而易见，中国高校教师无法摆脱单位的控制。他们或许应该及早放下精神贵族的架子接受单位——大学“打工者”的身份。

    从国外高校的管理模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大学来看：大部分学校仍然坚持了以教授为中心的教学科研管理方式。英美德日等国大学主要以定岗的“责任教授”为中心，组成学科梯队。责任教授集人事权、财权于一身，既是教学科研的带头人也是微观教学管理的枢纽，同时为教学质量对学校和公众负责。在聘在岗期间，责任教授享有很大的管理权力。由在岗责任教授组成的学校教授委员会则对学校的重大决策，甚至对校长人选行使监督与否决权。为了保证权威教授或大牌学者的学术地位，不少欧美大学特别设立了“终身教授”的岗位。其用意便是让这部分精英学者超越于种种以时间为单位的考核式管理，保持其学术精神的独立性与完整性。

    这种模式自然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比如可能出现对中青年教师的专业压制；出现精英学者的学术专制与僵化现象；等等。但欧美大学之所以仍然坚持这种制度，显然是认为这种负面影响不足以瓦解它所带来的好处。

    曾在美国访学的学者在比较两国间的高等教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美国，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都是基础学科性质的，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三大领域，以数理化生为主的自然科学，以社会政治经济心理为主的社会科学，以及以文史哲为主的人文学科。而现在国内所谓的热门专业，在国外都是属于‘职业学院’，比如商学院、新闻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等。”[3]美国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在大学二三年级单单只分文理两类，学生要经过类似的“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之后才能选定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显然，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家长不答应。他们在社会急剧市场化的背景下处心积虑地设计子女的职业出路，已经形成了社会上什么职业热门就逼着子女报考什么专业的心理定式。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的设计者已经丧失了对抗这种短视“民意”的勇气；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强大的人伦关系使大多数的高中生仍被社会视为“孩子”而不得不听命于家长的安排，尽管他们已经到了或者接近法定的成人年龄。

    应试教育与市场化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考试经济”、“教育产业”在没有行政命令的支持下如此的势不可挡，很能说明问题。如今，从上到下谁都看出了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可就是拿不出改变这种局面的好办法。这就使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改革陷入两难之中。而这种无所适从的惶惑感注定要传递到教师身上。

    我们要问的是：

    这是中国高校可能的发展形式中最好的一种吗？

    为了规模的扩张和毛入学率的提高我们应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

[1]新华网武汉2004年12月5日电讯稿。
[2]张鸣：《是什么让北大教授们集体不满》《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1期
[3]孙向晨：《大学教育何以为大学教育》《文景》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