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民币大幅升值，扭转中国资源型产品贵买、贱卖的局面，把输入的通货膨胀输出到欧美国家，结束这些国家用中国廉价资源过好日子的局面。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全球通胀，不是孤立的国内通胀；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不是什么“热钱威胁”，而是扼杀实体经济的“后全球化”危机。目前形势下，人民币升值是保护中国实体经济的代价最小的手段。
大幅提高中国资源型产品出口关税或外销价格，削减出口数量。日前调高焦炭、煤炭出口关税的措施，是正确的，但幅度仍不大。中国的稀土等资源，必须立即由国有控股公司统一外销，大幅提价并缩量出口。中国应明示，如果澳大利亚铁矿石明年继续高幅涨价，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将相应高幅涨价。
这两项措施，将立竿见影地使欧美国家受到巨大通胀压力，预见到“后全球化”危机。他们会同意与中国联手，促使资源输出与输入国谈判，就全球资源供求平衡及价格调控缔结条约。输入国要严控每年资源消费增幅，输出国要限制每年资源价格增幅。国际组织应有相应的控制、调节手段。由于铁矿石控制在少数国家及公司手中，较易谈判；石油价格尽管由市场调节，但只要欧佩克等组织配合，也不难动态调控。当然，中国要承诺并带头严控石油、铁矿石进口增幅。
如果这一条约在2010年前后缔结，人类可能避免一场大灾难；经济全球化进程依然可持续进行，只是各国发展速度将大大减缓。
6、无论上述目标能否实现，中国都要做最坏的打算。这就是要在2010年前做好这样的准备，即在进口资源零增长前提下，能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显示：中国以全球30—40%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消耗，创造出不足全球4%的GDP。这个数据未必准确，但中国增效降耗空间很大却是事实。这就使中国具有在石油、铁矿石消耗零增长的前提下，保持经济若干年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为此，中国必须重新审视现代化发展目标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城市农村发展规划。近期，则要采取若干非常措施，其中包括：
——加大资源能源储备力度，出台强制性的节能措施，加快核能、太阳能、风能利用步伐；
——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基础上，理顺国内煤电油价格，并大幅提高粮食价格、提高享受性资源消费税，用市场手段最大化地节约资源；
——加快钢铁行业优化组合、淘汰落后产能步伐，把全国钢产量严控在5亿吨之内；
——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探索建设以能源（沼气）、肥料（有机肥）自给为中心的新型自然经济，以便中国能在能源缺口严重的情况下，保证粮食安全、农村安定；
——大幅减少非生产、生活必须性质的资源消耗。全国公车应采用小排量车型、用油数量减半。坚决停建豪华型楼堂馆所、文化设施、景观广场。
以上内容，大多已包含在中央关于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中。但以笔者考察所见，目前地方仍在与中央博弈，其大干快上模式仍是“投资—项目”拉动型的。西部小城市在建的大广场、宽马路甚至超过东部大城市。科学发展观教育是必要的，但时间已不允许我们坐而论道。因此，中央必须尽快把石油、钢铁等消耗零（低）增长作为考核地方领导的硬指标下达。一个地方能节约出多少资源，才有多大（上新项目）的发展空间。这就促使地方政府把增效节约真正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省长市长坐公交车、骑自行车上班，便不再是作秀表演；停建豪华面子工程，非不想也实不能也。
在这个事关经济政治安全的大问题上，中国只要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采用果断经济、行政、政治手段，是一定能在“后全球化”危机到来之前，把中国经济发展转移到提高资源效率的轨道上来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减少经济对外依赖度的问题，此处不展开讨论了。前述的大幅提高粮价措施，便与此相关。
作者系青岛社科院 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