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colen and Razin（1973）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与城乡之间的工资差距呈正相关，并且移民速度的减慢和城乡工资差距的缩小在城市化进程中将同时发生^[1]。按照此逻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应该由快到慢，直到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即城乡工资差距逐渐缩小，二元经济逐步向一元经济过渡，这种发展经济学范式研究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现出一种简洁的逻辑关系，然而对于中国的现实而言，Mas-colen and Razin命题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民工实际工资相对水平不断下降的解释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了。例如，在1994 年到2004 年间，城市职工的实际平均工资从4538 元增长到了11902 元(1994 年不变价格)^[①]，而就在这十年间，一些相对发达地区的进城农民工的工资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张晓晖，2004）^[2]。这一现象说明，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确有所松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规模以每年600万的速度递增[②]^[3]，城乡劳动力市场也的确得到了很快发展，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并未得到大幅改善，反而被赋予了更为复杂多样的特点，即目前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更多地表现为低市场化流动。

 

    基于此，本文将在第二节具体描述我国目前农村劳动力低市场化流动的现状及特征；将在文章的第三节具体分析当前农村劳动力低市场化配置可能引发的危害；在此基础上探寻造成农村劳动力低市场化流动的具体原因是文章第四节的工作；最后，作为全文的总结，文章将在第五节提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流动的制度供给，力求问题的解决。

 

 

　　（一）农村“精英”劳动力的流动以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为主

 

　　理论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要素流动至少存在三种形式：第一，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第二，农村劳动力从城市回流；第三，农村劳动力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在四川省苍溪县2006年的农业普查中发现[③]，该县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第一种流动形式为主，而且流动劳动力的年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局面，即45岁以上，20岁以下劳动力外出务工行为较少，而中间属于壮年的劳动力外出务工行为较多。他们在选择务工地点的远近时，年龄越小或越大的劳动力选择的务工地点离家越近，越是壮年的劳动力选择的务工地点越远（只限于大城市）。另外，农村文化素质越高的劳动力越是集中流向大城市。

 

　　（二）农村劳动力以低成本转移方式为主

 

　　劳动力的流动成本与流动的距离远近、城市大小成正比，流动的距离越远，流向的城市越大，花费的代价越大。外出务工劳动力，大都经济困难，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挣钱，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盖房子、娶妻子、养孩子缺钱的燃眉之急。因经济困难，急功近利的利益目标心理，使他们不重视学习培训，对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技能的积累考虑较少，带有低文化、无技术、讲实用、个人资本存量不足的特点。

 

　　（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信息途径单一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的信息来源，多表现为以亲缘为联系、纽带的流出方式。例如，在对山东济南市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中，抽样总体为济南市15 岁以上已就业的农村外来人口。抽样方法采取两阶段按比例分层抽样，共抽取济南市内4个行政区下属12个派出所所管辖地区的1504 名外来民工。通过在城市或外地居住、打工的亲属、朋友、同乡获得工作信息的，累积占全部调查人数的81 %以上(见表1－1)。也就是说，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他们的社会关系帮助实现的，而不是靠市场机制选择执行的^[1]。

 

 

　　（四）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职业以填充城市就业中“结构性空位”为主

 

　　所谓“结构性空位”，实质上是指城市就业中，城市人都避而远之的工作岗位。外出务工人员在城市大都从事建筑施工、搬运、装卸、修理、道路养护、清洁、废品回收、地摊卖菜等城里人不愿干的苦、脏、累、险等低报酬工作，如表1－2所示，在上海市调查的25223人中，从事重型体力活的比例很高^[2]。

 

　　资料来源：转引自余红，丁骋骋《中国农民工考察》，第89页，昆仑出版社，2004

　　The region of data:Yu-hong,Ding chengcheng.Study on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Page 89,The Kunlun publishing company,2004.

 

　　（五）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多表现为城市的弱势群体

 

    进城的农民工，由于收人低微，经济基础薄弱，处于城市居民中的底层。生活状况差，住所大多是工棚、小房、地下室、工作场所等地方，吃的大都是最便宜的东西。大多数务工人员在城市的所谓工作很多都是不稳定的，而且还有相当比例的人是过着“候鸟”般的生活，即农忙时回家干农活，农闲时外出打工；这也为用工单位不和他们签订就业合同找到了借口。他们在城市里相对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自身文化素质的欠缺，使得他们中相当数量的人在城市被边缘化，这些被城市边缘化的务工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

 

 

 

　　如前文所述，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表现为单向流入城市的模式，且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又多在20～45岁的年龄阶段，这恰好是农村人口为人父母的年龄。由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又多表现为弱势群体，故多数务工人员只能将小孩和老人留在农村，这样在高消费的城市就可以少许多拖累，在物质生活上带来许多方便，也就会给务工者带来更高的“务工净收入”，但另一方面却又产生了严重的“留守儿”问题。

 

　　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林宏在《福建省“留守孩”教育状况的调查》中发现：1～2个周末回家与父母团聚，经常与父母沟通的留守孩子同长期与父母分离的留守孩子相比，厌学的人数较少，学业成绩差的孩子比例较低（林宏，2003）^[3]。农村“留守儿”心理健康状况也比较严重。李宝峰在271名被试中，共有78人有各种轻度的不良心理反应，占总人数的28.8%；有6人有比较明显的心理问题，占总人数的2.2%；两项合计，具有轻度及其以上心理问题者占31.0%（李宝峰，2005）^[4]。这都是父母和子女长期分居的原因造成的，这样农村下一代的素质和城市人口相比，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劳动力素质差异的加剧必然导致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每年600万增长的速度向城市涌入，其主要原因是我国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导致我国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隐蔽性失业[④]。这一现象与托达罗的预期收入差距决定迁移的假说相吻合，即 式中， 表示时间 内的迁移数量； 表示潜在迁移者的相应率； 表示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 表示城市工资； 表示农村工资。 被托达罗定义为预期收入，这种预期收入往往会高于迁移劳动者在城市的实际收入，而他们的迁移决策又是依据“预期收入差”[⑤]最大化目标做出的。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单向迁移的动力很强，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供给过剩。当他们实际进入城市之后，虽然发现在城市就业的实际收入并不像开始做出迁移决策时所预期的那样大，但他们在迁移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如象交通、食宿等方面的成本，如果就此返回农村，所投入的成本将会更多。本来经济承受能力就很弱的农民，在没有任何收益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会选择以低工资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

 

　　农村“精英”劳动力们犹如“鲤鱼跳龙门”般地进入城市获得劳动岗位，一方面的确减轻了农村的就业压力。但另一方面，这些“精英”们的离开使得农业发展更为缓慢，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仍将持续低下，城乡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之前的“预期收入差”也将随之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状况将更为严重，即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供给将更为过剩，农民工为了赢得工作岗位，必然会牺牲更多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最终会达到一个均衡，即“低水平就业均衡”。例如，自2004年以来，我国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劳动力市场，相继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就是“低水平就业均衡”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这种“低水平就业均衡”将极大地伤害了农业和工业两者发展的积极性。

 

 

　　（一）城乡差别的户籍制度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使生产要素在市场上自由组合和流动，劳动力要素也应如此。然而，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在政策上一直严格限制劳动力在城乡间、地区间的流动，极大地妨碍了生产的发展。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城乡隔离体制逐渐松动，劳动力流动得以允许和认可，但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要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交纳各项费用，还要经常面临被清退的遭遇，所以，这种流动是以一定的成本为代价的，并且此成本是由制度性因素造成的。近几年，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开始出台相关政策，积极为劳动力流动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但由于社会保障、农地制度等各方面改革还不到位，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部门仍然要承担相当的经济成本和心理负担，而且一般也只能进入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高交易成本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也降低了社会的公平性。

 

　　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体制在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同时，又在极大地刺激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涌入的决心。因为这种二元体制割裂的不仅是城乡劳动力价格，它同时也割裂了城乡居民的福利水平。这种差异的福利水平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重要动力之一，而且，历史和现在差异的福利水平，使得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原有城市居民在看待由于农民工的迁入所带来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问题上出现了感知差异，由此导致了城市原有居民感知下的最佳城市人口规模（设为N₁）和农民工感知下的最佳城市人口规模（设为N₂）都有异于实际上的理论最佳人口规模（设为N₀），且N₁<N₀<N₂（邓晰隆，叶子荣，2006）^[5] ，按照“经济人”假设，人都将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进行决策，然而，现实中却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陈钊，陆铭，2006）^[6]，这样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二元化程度加剧，农村劳动力“相对经济风险承受能力”减弱[⑥]，以至于无法承受市场化选择所带来的高额的求职成本，故多数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采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低市场化流动方式。

 

　　（二）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技能素质低下

 

　　目前，劳动力要素不仅在数量上失衡，而且劳动力市场在结构上也存在着失衡现象，一方面是低素质劳动力大量存在，很多民工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有较高文化素质、掌握一定技能的工人严重不足。特别是近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对高素质民工的需求增加很快。2004年初，包括珠三角地区在内一些城市出现的民工荒，缺口主要是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⑦]，就恰好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劳动力素质低下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矛盾，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入更高层次的工作空间。现实中，城市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就业在总体上表现为补缺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城市本地劳动力和外地劳动力除了在餐饮等服务业之外，在其他部门几乎不存在着竞争[⑧]。由于农村劳动力本身文化、技能素质低下，决定了他们职业的可选择面狭窄。占全国劳动力总数6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在职业选择时，只能集中在为数不多的部分行业中，竞争的激烈程度不言而喻，这样就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在结构上极度失衡，也因此奠定了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

 

　　（三）农村生产资本的运行效率低下

 

　　农村土地和金融资本要素可以统称为农村生产资本，只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本结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经济效益，但是劳动力在对生产资本选择时通常是根据“最大收益预期”做出的。目前我国农村土地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土地在农村的主要功能是社会保障功能，而不是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功能。既如此，农民自然不愿意把现有的基本保障拱手让与他人，这也导致土地的低流转率。土地流转率低的原因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土地极为稀缺，土地拥有者一般不拿出来流转，这是卖方市场状况下的低流转现象；另一种则是土地不能给拥有者带来可观的收益，因此无流转的需求，这是买方市场状况下的低流转现象。看来这两种低流转率原因在目前农村共同存在着。但总结起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村土地的单位劳动力经济产出太低，更本不能和城市资本相竞争，如果硬要说农村资本和城市资本的竞争是市场化的竞争的话，那么农村资本只能被市场淘汰，农村生产资本市场都不复存在了，农村劳动力要素又如何进行市场化配置呢？

 

 

 

　　由于目前城乡差距巨大，如果要求城市也完全放开对户口的管制不大现实，但对于农村，先放开农村间的户口管制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农村户口管制完全放开后，劳动力将可以在全国所有的农村间完全自由的迁移，可以完全自由地进入任意一个农村社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这是冲破户籍壁垒的第一步战略。

 

　　由于土地制度和户口管制将农村劳动力和土地刚性地固定在一起，使得某一集体成员在正常情况下，不能进入其他集体。在农村户口管制全面放开后，并且在完善土地产权制度的条件下，这一障碍将彻底被冲破，农民包括城市居民可以完全自由地到农村社区承包土地，或者转包他人土地，或者在生态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去承包荒地和森林，将不会有任何的区域歧视。这样土地在流转中将开始集中，当它的规模经营效益开始对城市资本和诸多高素质城市劳动力开始产生吸引的时候，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也将随着城市资本和城市劳动力涌向农村而自动被瓦解，这是冲破户籍壁垒的第二步战略。户籍制度在经济内涵上完全破除了，分割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将会统一，劳动力按市场化流动的格局就会形成。

 

　　（二）努力提高农民素质

 

 

　　本文认为，要做好农民的培训工作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要广义地理解“培训”的内涵，要采用多种方式、多种途径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素质。即在培训的内容上要丰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内容可能不成体系，但是对于农民必须有用；在培训形式上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而是必要时还得和农民共同探讨。这样的培训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被农民所认同。

 

　　（2）在提高农民技能素质上，第一，要以农民的需求为中心，必要时可以做到一对一的服务；第二，要改变传统的学员集体找老师接受培训的教学模式，而是要老师走出办公室到农民的田间、家里为农民服务；第三，以县为单位组建农业技术指导教研室，此教研室的工作人员纳入教师编制，学术教研工作归当地县教育局统一管理。此教研室在全县各乡（镇）设立派出机构，各派出机构在具体的培训指导工作中，可以根据工作需要相互临时借调工作人员。各派出机构没有财权，财权集中于县农业技术指导教研室，即所有农业技术指导人员的工资和福利根据相应的绩效考评制度由县农业技术指导教研室统一发放。

 

 

　　要全面提高农民素质，缩小城乡居民文化技能素质的差距，使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时，不会有文化上的障碍，是一件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工作。在提高个体劳动力素质之后，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出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才能显示出劳动力素质提高后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所以，本文认为做好提高现有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工作，对于解决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问题而言，只是“治标”，而加大对农家子弟的教育工作，使更多或者全部的农家子弟都能接受城市的高等教育或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才是“治本”。而落实这一“治本”的方法只有政府在抓好“两基”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以省级政府教育部门作为管理主体，以市级政府作为执行主体，尽最大努力让所有的农家子弟都能接受城市化的洗礼，以达到提高自身素质的目的，冲破城乡之间的文化障碍。

 

　　（三）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本文认为：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原则和途径都不应该和城市有所区别。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根源是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然而，城乡差别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是户籍制度产生的主要因素[⑨]。现今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时，如果把城市和农村进行区别对待，就等于继续保留和加深我国的二元化程度。但由于目前我国的国家财力还十分有限，在具体的社保标准上，可能还不能一蹴而就地使农村和城市相一致，但逐渐靠拢应是其奋斗的目标，具体构思如下：

 

　　1.将城市和农村社会保障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城市的保障标准不变，农村的保障标准按其农村的生活必须品的物价水平相对于城市进行有比例地下调，即保障水平不能低于农村基本温饱水平。

 

　　2.保险费的组成实行国家补贴和个人出资相结合。例如，从2006年开始全面取消农业税，而且还对农业耕种实行直补，即国家对农业补贴的力度很大，而不规范的农业补贴在国际贸易中极易产生贸易摩擦。所以本文认为，国家在保持对农业支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适当减少对农业直补的金额，将其减少的金额全部用于补贴农村社会保险，即农民只要在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不直接掏一分钱而获得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如果部分农民想获得更高的保额，可以采用自筹保金的方式投保。

 

　　3.尽快提升农村和城市社保体系的相互兼容性。如前文所述，在城市剩余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下，很多务工人员都选择以低工资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这也说明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对社保福利兴趣不大，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城市争取到的社保福利，等到回到农村时就会实效，因为他们回到农村的收入相对城市低了，他们获得稳定收入的不确定性大了，购买社保的强制性外力也消失了，这使得他们不会再继续到城市购买社保。所以，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时，必须制定出合适的方案让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其间所购买的社保，回到农村后可以经过相应的换算方式换算后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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