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的“重农学派”与“重商主义”之争，到近代的“唯工业化论”向“均衡论”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农业与工业在经济总量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更多地强调农业生产和生产率的增长对总量增长的重要性，并日益关注研究如何实现农业的持续增长，使之成为现代化工业生产体系结构中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使其远离现代增长沦为边缘化的产业。如何处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便成为发展理论与政策所研究的重点。

 

　　1954年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他把整个经济分成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传统的、人口过剩的生存部门。他指出：不应将资本主义生产等同于制造业，资本主义部门可能是工业，也可能是其他行业；生存部门也不仅仅是农村或农业部门，虽然传统的农业构成这一部门的主体。在刘易斯之后，费景汉和拉尼斯把二元结构归结于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并存；乔根森模型的分析框架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相同；迈因特则提出了“组织二元结构论”，认为二元现象首先是一种不发达组织框架的产物，存在4种类型的二元：产品市场的二元性、资本市场的二元性、劳动市场的二元性、政府行政和财政机构的二元性。对二元结构的各种表述实际上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二元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仅仅是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并存。我们认为，就中国而论，最能够集中体现各种二元现象，又准确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二元结构表述无疑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本文的分析即以此为框架。

 

　　以阿瑟·刘易斯的《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为起点，由戴尔·乔根森和费景汉与古斯塔夫·拉尼斯发展而形成的二元经济理论（又称动态二元论），便成为试图探索两个部门在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加的相互影响问题最著名的模型之一。根据动态二元经济模型的观点，有着大量农业人口的南亚、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上的共同点是两个部门共存：一个是相当大的，停滞的生存农业部门，在该部门中，制度确定工资率；一个是较小的但不断增长的商业化工业部门，在这个部门中，市场是竞争性的。农业部门往往有以下特点：（1）大量的隐蔽性失业和就业不足；（2）制度确定的农业劳动工资率接近农业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3）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于工资率；（4）土地投入是固定的。在上述基本前提条件下，如何实现动态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动态优化，摆脱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正是这一模型研究的要点。这一模型的基本设想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会减少农业产出，也不会提高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农业生产的剩余随着劳动力的转移而同时被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作为发展的资金来源。在这一体系中，农业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既贡献劳动力，又贡献剩余产品。在动态的二元模型中，经济发展会出现两个临界点。第一个临界点发生于农产品的边际价值开始上升到零以上的这一刻，该点被称为“短缺点”。在这一点上，一个劳动者从生存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将不再能产生相应的农业剩余以支持他在工业部门中的消费，结果是只有通过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或降低工业部门的增长率实现平衡。另一个临界点是当农产品边际价值超过制度确定的农业部门的工资率时，该点被称为“商业化点”，在这一点上，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工资率相等，工业部门要想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竞争，必然会导致工资率的上升。在这一阶段，如果农业部门生产率获得快速增长，则经济的“二元性”特征趋于消失，农业就会日益成为一元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分支。（见图1所示）

 

说明：Q₁Q₂表示工业部门的总劳动力，从Q₁至右计量，农业劳动力从Q₂至右计算，曲线O₂BA为粮食总产品曲线。W_i为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如果农业劳动力大于Q₂L（短缺点），劳动的边际产品为零。如果农业劳动力小于QL₂（商业化点），劳动边际产品超过不变的制度工资率（y=Y/L₁）

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农业自始至终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任何试图加速工业化的国家，如果忽视了农业部门先行的或至少是同时进行的革命，都会发现难以前行。因此，我们强烈认识到这个事实：任何只集中于工业部门劳动吸收能力的成功标准，仅仅是一个指标，它暗含地包括了农业部门同时释放劳动的能力。”[1]（第186页）尽管动态二元经济模型存在着种种局限，但不可否认的是，该模型对部门的划分，即一国的经济部门分为现代-传统或工业-农业部门，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本质差别，为我们正确理解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一直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态。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的一元化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核心。1978年中国开始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改革过程中首先在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弃农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并逐步在其它领域放弃行政性指令计划的干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78-2004年，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计算）几乎增加了3倍，农民的收入也从1978年的人均133.60元上升到2004年的2936元，基本实现了粮食等农产品的自给，供应给市场上的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也大大提高。然而，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从1985年开始，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平均8-9%突然下降到3-4%，而1997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增速的减缓，工业品结构性供给过剩的来临，农业的增速更是低到2000年的2.4%，与整个国民经济增速的差距达到5.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虽然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同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速相比，差距依然很大，甚至呈扩大趋势。上述数据分析的结果是令人不快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在GDP中的地位下降趋势是正常的，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巩固而非弱化了二元经济结构。

 

 

　　根据比较劳动生产率与二元对比系数的定义，计算出1952-2003年农业、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见表1。

 

 

 

　　一般来说，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别越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就越强。通过构造出二元生产率对比系数指标，即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两部门的差别越大。从上述表1及图2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基本情况。

 

　　1、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从总的变动趋势来看是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一点在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的变动中表现得较为明显。我国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1，从1950年代初的3左右上升到1960年代末期的3.4左右，然后转而下降，到1990年代末下降到1.63左右，从总的趋势来看则是呈下降态势。从二元对比系数来分析，中国经济的二元性在1970年初最小，在这之后二元对比系数逐渐上升，到1990年中期上升到0.25左右，之后又呈下降趋势，至2003年降到0.18左右。从这两个指标的变化情况来看，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形成和加强，到缓解和改进，随后又有所加强的过程。

 

　　2、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还很明显。反映在比较劳动生产率上，农业部门与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还有较大的差距，2003年中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0.30，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68，这反映在二元对比系数上则表现为二元对比系数依然较低，2003年二元对比系数平均为0.18，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任务还相当严重。

 

　　3、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是在波动中进行的，说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还不稳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我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一般趋势有较大的背离，表现在我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从总的趋势来看还呈现出一种下降的态势，虽然1980年代中期与1970年代相比经历了一个由降低到逐渐升高的过程，但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以来，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反而出现了下降的情况。这说明这一时期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使我国农业产值结构转换与就业结构转换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其原因主要是农村工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二是21世纪之初我国二元对比系数较1980年代中期有所下降，与1980年代中期相比二元经济结构又出现加强的迹象。

 

　　4、尽管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上升，但非农产业的发展显然更快，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并未导致农民收入的相应增长，相反却呈下降态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2004年城乡收入差距达3.2倍）。

 

　　5、我们还发现，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化同国家农产品收购价格变化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980年代初期农产品的大幅提价，使粮食、棉和油料作物、糖料作物以及生猪的收购价格分别比1977年高15-20%，27%、26%、30%多和27%，提价的结果是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城乡收入比在1982年-1985年间缩小到2倍以内。1989、1990年农产品收购价格的降低，则使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降低到了1991年的3.25%，随后1992-1996年国家政策的调整，农产品大幅提价，尽管有同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农民收入仍然呈快速增长势头。1997年以后经济进入紧缩期，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下滑，棉花价格在2000年仅相当于1996年价格的60%，农民收入增幅跌至改革以来的最低点。而在2004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特别是粮食、肉蛋类农产品），直接带动了农民收入增长达到1997年以后的最高幅度。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农业实际生产率的增长并不一定会导致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业名义总产值的增长，而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及体制特征对农业具有强烈的影响。国家的干预强烈地影响着农业的衰荣兴废，它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又是人为农业衰退的根源。一方面，正确合理的政策虽不能增加资源，但可以改变资源配置的基础，提供一种适当的激励，从而带来农业的繁荣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失败的农业政策可能对农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从而直接影响到经济的一元化进程，对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副作用。

 

　　（一）赶超型发展战略是二元经济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改革开放以前，为了支持跨越式的重工业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家对农业实施了超强度的剥夺以积累资金支持工业，特别是重点支持重工业的发展。其结果是虽然建立了比较齐全的重工业体系，但这一战略所导致的农、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的严重扭曲，又极大动摇了工业化的基础。中国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化战略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把农业中的资金强制地转移为工业化积累。建国以来，在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现代工业在城市迅速扩张。1952-1970年，中国工业产值增加了6倍，而农业产值只增加了2倍。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工业使用的是先进的设备和管理技术，因而成为中国经济中技术较为先进、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部门；而农业则主要使用人力和畜力，并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的主要特征，因而成为中国经济中技术落后、生产率水平较低的部门。由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引起的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二）传统经济体制对二元经济形成具有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形成和实施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城乡分离的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城乡居民之间的互相往来和自由迁徙尚无限制，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无节制地迁入城市，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加剧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增加了城市生活资料、住房和基础设施供给的负担等。基于这种情况，国务院于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并严格规定，没有城市管理当局的许可，农村人口不得流入城市，农业户口不得转为非农业户口，城乡分离体制最终形成。传统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已经从根本上拉开了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率距离，农业中大量的劳动力呈现为过剩和多余的状态。按照资源配置本身的要求，过剩劳动力必然要求向城市和非农业部门转移，然而城乡分离体制却限制了这种转移，致使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和农业中，并成为农村经济的一个鲜明特征。由城乡分离经济体制造成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滞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二元性[2]（第150页）。

 

　　（三）农产品流通领域的价格管制导致农业剩余的外溢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主要是依靠定价、收购以及相关措施来影响农业。政府的目的在于增加农业收益，提高农业吸引资源的能力从而激励生产。政府对农产品市场的干预并维持一个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水平，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的普遍特征，中国也不例外。在主要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每个方面，政府都深涉其中。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提价成功地促进了农业增长，但是它们也导致了政府买卖农产品的预算开支不断增加，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源于农产品的价格补贴预算亏损已经到了很高的水平。在持续的财政预算赤字压力下，包括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政府迫于财政的压力表现出更强的愿望是降低而不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业增长的速度便开始大幅下降。

 

　　而另外一个打击农民的措施则是地方政府对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强制干预。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开始上升，地方政府便往往以人为干预的手段阻止市场自由流通；而在通货膨胀时期，中央政府却对农产品的市场供应价格做出限制；而在农产品供给过剩的时期，政府则更愿意放开市场来形成低价格的农产品供给，而不愿意增加额外的财政负担。

 

　　（四）非农产业发展政策扩大了二元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赶超愿望，希望通过加快经济步伐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一目标在政策上表现为对进口替代型工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大量投资，通过税收、关税、外汇、价格政策的支持对工业实施全面的保护和控制，并从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上对农业实行歧视政策，以便实现农业剩余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大量的国家投资集中于高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对促进农业发展的科研开发、新的生物化学和机械的技术开发投入却严重不足。无疑，我国的工业化政策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增长是引人注目的，但是却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快速增长，相反还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大量的国企不能适应市场竞争而破产，导致了城市失业率的上升，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战略及政策措施是导致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数十年来中国实施的一系列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农业和非农业政策措施，在某些方面或总体上存在着对农业的负面影响。这些发展战略与政策措施直接推动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发展。

 

 

　　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和资源从农业向这些部门的流动，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随着非农产业对劳动力和农产品需求的扩大，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应该上升，即农产品以更高的价格吸引投资资金回流到农业领域，而农业收入的增长则引起对农产品和工业品需求的上升。我国工业发展的事实表明，我们可以建立一些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尤其是建立一些过去依赖进口的工业生产部门，但是似乎没有建立一个能够对收入流做出持续贡献的工业体系。如果产生于农业部门的收入转移将导致对经济增长的累积性贡献，那么，这些转移建立起来的新部门，也必须能够促进部门间的转移。这些新部门必须能够产生维持农业发展过程所需的工业物质。它们必须被组织起来增加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影响必须反馈到农业部门，或者通过部门间的劳动力市场反馈到农业部门[4]（第88-89页）。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工业体系似乎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担这些责任。21世纪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是现代化战略中的重要环节。更为重要的是要改革对农业的歧视性政策，为未来农业所面临的更为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奠定基础，这将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一，土地节约型和劳动力使用型技术的开发与扩散。就中国而言，高比例的农业劳动就业人口和大量的隐蔽性失业，即使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的增加也不足以带来农业劳动力的稳定或显著下降。应充分认识到，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农业劳动力的相对规模将会呈现的只能是缓慢下降。因此，土地节约和劳动力使用型技术的开发是必要的。

 

　　第二，非农业部门就业的迅速增长。一旦非农部门劳动力就业充分扩张吸引农业劳动力到非农产业，就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如前所述，由于偏好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企业而严重扭曲了生产要素的价格，对劳动力的吸纳有限，改变这一政策是增加农业就业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三，行政性负担的减少和农业科技体制的创新。试图保护农业免受经济力量的影响来提高农民的福利，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在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不现实的。提高农民的自我积累能力，首先就要提高行政机构的管理效率，基层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将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其次，对市场环境变化的自我调整能力是促进农业持续增长的根本源泉，对提高农业部门对经济力量的反映能力的制度和机构进行投资，提高农民对现有的新技术做出反应的能力，是农业发展成功的关键。

 

　　第四，教育资源的投入。赋予农村的后代人以平等的教育机会，这将是保证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卓有成效的方式。在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现实情况下，政府持续而巨额的教育投入是必需的。从过去20多年的发展经验中所得到的教训是，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消除政策因素对市场机制的影响，可以获得效率的提高。由于政策不当而导致的农业生产资源效率损失是很大的，更严重的是有可能丧失由于技术和制度变革可以带来的潜在利益，这些利益在一个适当的市场和农业政策体系下本是会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