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16届5中全会确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学界精英和地方政府官员合伙掀起了一场“培养新农民”的导向性讨论，试图通过他们把现在的“旧农民”培养成“新农民”。

 

　　“培养新农民”论点的前提，是把现在的农民当作是“旧农民”，而“旧农民”的素质低，不但不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需要，而且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制约着城乡和经济社会的统筹协调发展。

 

　　“旧农民”的素质低，如果指的是文化水平整体没有城市人口的高，那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要问，造成农民文化水平整体低的原因是什么？谁应该负责？有种观点是归因于农民，于是就不断的指责农民。但是，真正的原因应该从我们自身寻找。我们的教育多年来执行的是城乡不同的政策，即对农村教育重视不够，投入少，形成了基础设施差，师资力量薄弱，义务教育水平不高，技能教育更差。这一情况早已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多次决策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因此，农民文化水平整体没有城市人口高的主要原因，不在农民自己，而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深深自责，而不能由此责难农民。

“旧农民”的素质低，如果指的是劳动技能不高，那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也要分析，是什么样的技能不高，如果指的是种田、养殖等传统农业技能，“旧农民”们可以说是行家里手，我们的学界精英和政府官员肯定不如“旧农民”。但是，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即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在一定时期派大批干部下乡去“指导农民春种秋收”，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派人下去，“旧农民”们是不会按期“春种秋收”的。

 

　　“旧农民”的素质低，如果指的是选育良种、测土配方施肥、网上农场品销售等现代化农业技能，那当然需要有关专家们来进行。

 

　　“旧农民”的素质低，如果指的是不会经营农产品运输与营销、农产品加工及管理、经营资金筹措与运营，那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持有这种指责的精英们和地方政府官员们，并不比素质低的“旧农民”高多少。而且，人们如果从大量的现实数据分析便不难发现，精英们和地方政府官员中“会经营”者，却是少之有少，倒是素质低的“旧农民”中涌现出了为数不少的“会经营”者。

 

　　实践中，理论精英和政府官员中的一些人，之所以总想由他们来把“旧农民”培养成“新农民”，在此是不明白一个常识，即新农民是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磨练出来的，而不是在课堂里、书本里培养出来的。虽然从课堂里也可以听教员宣讲一些理论，从书本里也可以学到一些知识，但是这些理论与知识毕竟是别人的经验，并不一定符合自己的实践。一个农民、乃至于任何一个人，他的成长终究需要在实践中“磨爬滚打”不可。

 

　　我们应该记得，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就曾经开展过人的正确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大讨论。毛泽东针对曾经给我们党造成巨大损失的“唯（斯大林）上、唯书”的教条主义，在著名的《实践论》等文献中一再强调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事实上，一个人、一个组织的正确知识和才能，只能从丰富的实践中来；而且这种实践必需得自己亲自来，别人是无法代理的，更是无法培养的。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的人才，都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提高，不断进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就曾经先后亲自培养过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华国峰等人，作为他的、当然也是我们党的接班人。但是，事实证明不但不成功，反而对我们党的事业前进、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都带来了举世罕见的大损失。这一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永远吸取，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但是，我并不反对给予农民以各种职业技能培训，而且认为这种职业技能培训应该越快越多越好。这是因为，经过培训的农民，相对于没有经过培训的农民来说，以其所学技能，在市场中能够较快的找到工作，能够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能够胜任更多更复杂的工作，因而能够为用工单位、为社会、为国家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实际上，决策层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是很重视的。大家都能看到，大约自1990年代以来，政府的农业部门、畜牧部门、林业部门、水利部门、扶贫办部门、财政支农部门、乃至于农业高等与中等院校，差不多都由政府财政拨款，建设了一大批针对农民的培训中心一类的楼堂馆所。这些楼堂馆所造价之高、装修之豪华，堪与高级宾馆相媲美。但是，这些专为农民盖的培训中心，却很少让真正的农民来接受培训，许多都变成了行政机关的办公楼，或赚钱的宾馆。因此，如果仍然由行政机关为首来搞农民培训，我担心会重复这一过程，变成为新一轮行政机关更新办公大楼和高级宾馆的运动，而真正需要培训的农民，仍然难于接受培训，甚至于连这样的“培训中心”也“进不去”。

 

　　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一些行政机关在自己的培训中弄虚作假，贪污、挪用培训农民款。例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2006年11月8日晚，曾报道了安徽省一个县弄虚作假，把中央和地方财政下拨的钱，并没有用在对青年农民的就业培训上。记者采访当地农民，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更要命的是，尽管这个县的有关官员声称他们超额完成了培训计划，但记者好不容易在杭州找到两位被官方声称的所谓“培训农民”却满脸惊诧，没听说政府给钱这回事，她们在原来县里那家职业学校学习，就是自己交钱上学的学生（引自高小勇“阳光为何没有免费照耀”，经济学消息报2006年12月8日）。据调查，政府财政所拨培训农民之款，或被挪用，或被贪污，并不个别案例。因此，凡是行政机关自己争着要做农民培训，人们不免要问几个问号，多几个心眼，从而把政府拨款“培养新农民”的很不理想的效率，提高一下。

 

　　据我的调查，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的用人单位是十分重视培训的，特别是对于招收的农民工更是把培训放在首位，全部做到了不培训不得上岗。我曾经和我所在的驻地的农民环卫工人交谈，他们告诉我，单位在他们上岗前，已经详细交代了各人负责的路段、清扫的要求、怎么样躲避路上来往车辆、有害垃圾的特殊处理，如此等等。在此，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们自己如果要雇人帮忙，也是会对被雇者进行详细交代的。否则，被雇者是不会知道如何工作的，有可能把事情干坏。

 

　　许多学者的研究者都发现了以下两个这样的事实：一是为数不少的农民工在进城打工一段时间后，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回乡领办、创办了一批乡镇企业，成为带领乡亲们致富的带头人；二是珠三角、长三角的千万家民营企业，实际上承担着培训上千万农民工的重任，是名副其实的农民工大学校。在这些农民工大学校里，农民工们都是免费学习着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几乎所有技能，不少人成为了熟练工人、技术工人、技师、领班、车间主任、小经理，等等。特别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的政府没有对这些珠三角、长三角的千万家民营企业，补助过一份钱的培训费！

 

　　因此，怎么样的培训农民才有效率、效率才高？怎么样把政府财政有限的培训经费用在急需的地方？看来还得好好地研究一番。不过，由地方政府机关垄断着来做，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理性选择。

 

　　我曾经应邀牵头组织对德国政府援助中国云南省造林项目进行评估，发现德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援助协议后，自己并不亲自运作，而是委托给德国复兴银行，德国复兴银行则在全国公开招标，最终选择一家咨询服务机构来具体执行，而德国政府、德国复兴银行专门从事监督。这样一来，就把政府官员渎职、贪污、挪用等的大门全堵死了，而且政府专司监督，也就很有效率。我亲眼看到，中标的咨询服务公司的专家个个都是拼命式的认真工作。

 

　　然而，我们的做法却和德国政府完全不同。在强调重视的借口下，各级政府都成立了德援造林项目领导小组，抽调得力干部组建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购买了先进的办公设备和汽车，由办公室督促项目区乡村干部，具体组织农民去种树栽树。用一些人的话说，我们的模式充分发挥了我们的行政优势。但是，我们的这种模式，由政府机关自己作计划，自己审批，自己实施，自己监督，自己验收，自己总结，各种弊端随之产生，而且不易纠正。

 

　　现在，对农民的培训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和问题，该是改革一下了。而且，这种改革并不涉及新老左派精英们挥舞的“主义”问题，不用怕“主义”的大棒击伤，唯一的“损失”是地方政府的权和利少了，但是却保护了一批干部，真是好得很呀！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