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错误倾向是右，那么现在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左”。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开辟了人类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是防右批“左”的强大思想武器。

 

 

　　“左”派说，“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活动，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是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了，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明白。

 

　　当代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单位，是改革开放实践活动的人才培训基地，又是改革开放决策过程的智囊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被批判并边缘化了的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制结构，放弃“一大二公”，选择多种所有制结构同时并存；资源的社会配置，放弃由政府统包统配的计划经济体制，选择由老百姓自己说了算的市场经济体制；废除人民公社，选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内容主导着当代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活动，这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能说成是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了。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这是不争的事实。马克思著作中没有系统化了市场经济理论，马克思也不可能着重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自己又不懂，搞市场经济不向西方经济学学习，向谁学？列宁说，谁拒绝向垄断资本家学习现代经营管理经验，谁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没有什么错，学习过程中出现“拿来主义”，或如邓小平所警示的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情况，也很正常并不难纠正，这与“西化”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情。

 

　　至于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重大决策失误，那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创造”，与西方经济学不相干。比如，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口号下，把政府的公共职能分摊到老百姓身上，改革成为掏老百姓腰包的代名词，再看看西方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福利经济学，我们干的与西方经济学说的完全是背道而驰；再比如，在“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口号下，放纵资本原始积累最野蛮、最残酷、最无道的经营管理方式，使社会向着两极分化的畸形方向发展，又看看西方微观经济学所吸收的管理科学中的“Y理论”和“Z理论”，已经从强调优厚工资进化到重视情感交流和核心价值观的塑造，而我们的口号却是“中国人不值钱（工资低）是我们的竞争优势”；还比如，在“重新认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口号下，说私人企业主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共产党员可以当私人企业主，私人企业主也可以加入共产党，像这种匪夷所思的理论主张，西方经济学那些大师根本想象不出来。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就是自己的，错误就是别人的，做学问，做人，这种态度均不可取。

 

 

　　“左”派说，“改革开放的名义和实践，不是1978年以后才有的东西。何以见得？拿‘改革’来说，这个概念早已有之。远的不说，在1919年湘江评论上，时年29岁的青年毛泽东就意气风发地一口气提出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思想等八个方面的‘改革’。”玩弄词藻绝对不是一个严肃的理论工作者的态度，要这么说的话，改革这个概念的出现还可以往前推，晚清的“康、梁变法”是不是改革？是；2000年前秦国的“商殃变法”是不是改革？是；等等。这样讨论问题有意义吗？

 

　　改革开放理论当然有个形成过程，作为历史思想材料还可以往“商殃变法”前面推，但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信息时代要求，结合国际上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经验特别是我们自己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的一整套富民强国战略。真理总是具体的。改革直接针对的东西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照抄照搬马、恩、列、斯著作的教条主义，开放直接针对的东西是闭关锁国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离开时间、离开地点谈论改革开放，这是对正在从事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活动的亿万中国人民的亵渎和嘲弄！

 

 

　　“左”派说，“无论从经济理论的发展史看，还是从经济学发展的层次看，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或者简称为经济学，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他自己说就是政治经济学，斯蒂格里茨、萨缪尔逊等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政治经济学”，“但是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差别。习惯上我们所称西方的经济学是指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从西方来的，所以把西方经济学称做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合适一点。”是和非，对和错，赞成和反对，二中择一，迫使你站队，迫使你表态，这是搞政治、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人惯用的手法。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究竟存在不存在严格区分，我们还是看看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亚当·斯密在“论重农主义”一章中评价道，“这个学派有许多著作，不仅讨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均明确表述道，“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是在研究生产关系。诚然，这些当事人在词语的运用过程之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没有严格区分，但是，我们在确认一门学科性质的时候，是从对象出发、从思想总体上去把握呢，还是着眼于个别词句？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经济学是研究什么东西的呢？马歇尔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斯蒂格里茨和萨缪尔逊则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所以我们说，经济学着重研究国民财富的增长，研究生产力，通俗的说法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

 

　　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一个侧重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一个侧重研究国民财富的增长，一个侧重研究生产关系，一个侧重研究生产力，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是18—19世纪研究国民财富的理论成果，一个是19—20世纪研究国民财富的理论成果，这样形成的两个知识体系不可能没有严格区分。所以，国民财富研究史上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存在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民财富研究史上说有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勉强可以，因为西方经济学就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范畴，说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不通，因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正好比我们说黑格尔哲学是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地可笑。西方经济学，大凡成年人都懂，这不是一个地域概念。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肯定不是自然风。西方经济学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叫富人经济学也可以，其来源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旗号，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收获的1只“跳蚤”，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就是权力政治经济学，叫政府政治经济学或官僚政治经济学都可以；正是从这些现实出发，舒尔茨提出建立穷人经济学，温家宝总理多次讲话，肯定舒尔茨的提议。

 

　　明确了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之后，面对各种国民财富研究理论，我们就不需要站队，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了。

 

 

　　“左”派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注重方法的”，反对经济学教育“以分析工具为主的教育”。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他们的学说是方法，而不是教条。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意识形态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意识形态就是被领导集团强化了的某种观念。政治教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教育，其他科学教育也要坚持意识形态教育，这是变相的政治挂帅。

 

　　即便是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教育的主线和重心仍然是方法教育，是工具教育，把意识形态教育与方法教育对立起来，是科学教育与教条教育的分水岭。教条教育要求教育对象必须按照所教的原则和规律想问题、做事情；科学教育向教育对象交方法，交工具，遇到现实问题，不管权威或导师说过什么，都必须自己进行独立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比如，《共产党宣言》说“小资产阶级是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阶级”，教条教育要求受教育者把这些结论当圣经一样信奉，不但不承认中国“一化三改造”运动存在的问题，还把“一化三改造”运动的成果当“禁区”坚守；科学教育要求受教育者了解《共产党宣言》这个结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条件，承认这个结论所包含的真理性，同时，又要明白当代新的科学技术使许多经济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小资产阶级创造出了适应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方式，所以，现在搞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但没有背叛马克思主义，而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把意识形态教育与方法、工具教育对立起来，没有如何根据。

 

　　五、以讹传讹  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无知”批判

 

　　“左”派说，“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括：第一，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这个假设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第二，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三，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其实这些假设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谓的信息完全的假设就是不可能的，消费者的信息不如生产者，垄断者的信息优于非垄断的大众，两者在市场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这四条的后面三条我们在其他地方讨论，这里只分析第一条“经济人假设”。从这第一条可以看出，中国“左”派不但对西方经济学不盛了了，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也不那么令人信服。

 

 

　　亚当·斯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概念，但学界公认经济人假设的始祖是他。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这就是“经济人假设”的来源。马克思说了亚当·斯密相同的话：“人类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

 

 

　　理性选择理论有两个基本点，其一，人人都自私自利；其二，为着自私自利的目的，人会自觉选择最大化目标。理性选择理论“拓展”了（篡改了）“经济人假设”，因为亚当·斯密十分清楚地指出，“自私自利是一切时代为主子者的可鄙格言。”“拓展”（篡改）的手法就是混淆自然法则与价值判断的界限。自然法则与价值判断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婴儿需要吃奶，这是自然法则，有奶便是娘是价值判断；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主张“经济人假设”，这是自然法则（缘于社会分工），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这是价值判断；人有性要求，这是自然法则，社会应提倡性放纵，这是价值判断；如此等等。“左”派把“经济人假设”与自私自利的价值观放在一起批判，毫无道理，否定“经济人假设”也就否定了经济科学自身。

 

 

　　“左”派说“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喜欢搞索引的朋友千万别信以为真，花工夫去寻找马克思的所谓“人性理论”。先冷静想一想，马克思是黑格尔最好的学生，怎么可能提出这种不伦不类、逻辑混乱的理论观点。什么“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国家所有制下人就没有自私自利的一面？那些贪得无厌、厚颜无耻、丧尽天良的贪官们，属于人的哪一面？用马克思的“社会人”和“历史人”否定“经济人”，那么我们就问，哲学的对象是不是“社会人”和“历史人”？政治学的对象是不是“社会人”和“历史人”？心理学的对象是不是“社会人”和“历史人”？文学的对象是不是“社会人”和“历史人”？……所有人文科学的对象都是“社会人”和“历史人”，学科分类还有可能吗？

 

 

　　新自由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各国政要频繁召开的国际峰会，学界举办的各种国际学术理论研讨会，新自由主义均成为批判的对象。中国“左”派自以为重塑“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的机会到了，主动积极地扛起了批“新自由主义”的大旗。前面“左”派说的不能接受西方经济学的四个方面，后三面指的就是新自由主义。本人无意为新自由主义打抱不平，只是觉得，这场影响深远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全部责任推给新自由主义，十分地滑稽可笑。

 

 

　　“左”派说，“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从凯恩斯到斯蒂格里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强调经济自由放任之危害”。所传恐怕有误。老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赞成新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里茨的判断，西方经济学已经走向融合。斯蒂格里茨具体是这样说的:“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对政府‘微调’经济，保持经济达到充分就业而又没有通货膨胀的能力，不像凯恩斯主义前辈那样乐观。他们倾向于赞同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这就是政府如果干预得太多，政府会得到比它干预较少时所得到的更坏的后果。”我们只能相信西方经济学者当事人所说的话。

 

 

　　中国“左”派有个很不好的习惯，总是把对手看得很愚蠢，设想一些十分幼稚的理论观点，然后上纲上线痛加批判，比如说新自由主义“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就属于此种现象。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把银行比喻为水龙头，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掌管水龙头，控制货币流量，货币发行必须同经济发展成比例增长。从科学意义上说，中央银行只控制货币流量，不监管货币流向，自然不可取，但与放任自流扯不到一起。现在的美元发行同犯罪分子印刷假钞没有区别，美国人要多少拿多少，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当然包括中国在内，又不惜血本地抢购美元，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泡泡终于吹起来了。这是企业行为，还是政府行为？是市场自由化，还是政府自由化？美元泛滥（放任自流）的板子打不到新自由主义的屁股上。

 

　　至于说“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这更是不懂装懂。劳动价值理论研究价值的来源，效用价值理论研究价值的实现即研究供求关。探求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关系，必须假设完全竞争（没有垄断）、信息对称（没有隐瞒）、技术不变（没有波动）等条件，才能发现和确认其变化规律，如果涉及具体运用和描述事物的全貌和全过程，则必须尽可能地把相关因素考虑进去。这叫抽象分析方法。马克思研究剩余价值理论，还是假设技术不变、信息对称、交易公平，香港的张五常不懂抽象方法，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难懂的理论，所以他说“马克思是最愚蠢的”。中国“左”派同意张五常的说法吗？

 

 

　　“左”派说，“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中国“受到危机的严重冲击”，是因为“允许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因素得以在社会主义条件和框架下大量生长起来”，如果不“允许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就不会“受到危机的严重冲击”，“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其实，“左”派用不着舍近求远去寻找上世纪30年代的例子，眼前就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就没有“受到危机的严重冲击”。计划经济体制确实没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没有无产阶级贫困化，但出现的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贫困化（“短缺”），面临的是被“开除球籍”的生存危机！中国人民会重新选择这样的制度和发展模式么？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是《反杜林论》一书中的原话，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范式”的理论来源。按照“基本矛盾论”的逻辑推理，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它的占有方式也必须社会化，在更大范围内调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就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集体所有制比私有制的社会化程度高，国家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的社会化程度更高，所以，“一大二公”或单一的国家所有制，是生产由低向高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客观规律的表现。单一的国家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当然只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分配制度也就是所谓按劳分配了。

 

　　从策略上考虑，“基本矛盾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革命意义，但从科学意义上考察，“基本矛盾论”命题不成立。所有制关系与每个人的物质利益息息相关，人的价值判断对所有制的选择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社会化是个技术或能力问题，与所有制关系选择有关联，但不构成因果关系。马克思说，社会是人类交互的产物。所谓社会化是指交互关系的复杂化，交互复杂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与交互的因素无限增多，二是交互的范围无限扩张，三是交互时间瞬息万变，社会化向纵深发展必然加重市场的不确定性，所以，生产过剩的危机，除了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个内在因素之外，同时也是人类认识能力和调控能力的危机。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贫困化必然会有经济危机，人类认识能力和调控能力低下也会有经济危机，两个问题同时解决才有可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当代社会，由于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个性化，缓解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人类调节和控制社会化生产和交换的能力与19世纪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美国更是信息化王国，然而经济危机还是以空前的规模爆发了，美国还充当爆发经济危机的策源地。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表明，“基本矛盾论”命题不成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归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范式”不可能复活。

 

 

　　“左”说，“放眼世界，追思历史，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确给人类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还借用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的话进行总结：“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如果“追思历史”只谈“阴暗面”，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预恐怕更不光彩。国家干预经济上的表现，资本主义有“滞胀”，社会主义有“短缺”；国家干预社会上的表现，德国出现过“国家社会主义”，苏联出现过“肃反扩大化”，毛泽东说，英、美、法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出现，邓小平说，可惜毛泽东犯了同样的错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浩劫；国家干预人类历史上的表现，凡国家官吏大量霸占土地等社会资源，官场腐败，民不聊生，农民被迫揭竿而起发动革命，在农民革命的打击下，新的王朝把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并减轻赋税，相对而言，官场开始清廉，老百姓安居乐业。新自由主义思潮带来的灾难，国家干预所造成的祸害，是半斤和八两的关系。

 

　　我们这样分析问题其着力点是想强调，观察全球金融危机不能用传统的理论思维范式。比方说经济危机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关系问题，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恰恰不是“无产阶级贫困化”，而是“资产阶级没钱花”。欧、美资产阶级不发订单，我们大批企业才破产关门，即便是这样，中国还是“不差钱”，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主。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是金钱拜物教恶性膨胀所赐，是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危机，国民财富增长依靠牺牲子孙利益（非可持续发展）、牺牲社会利益（负外部性）、牺牲劳动者利益（血汗工资制）、牺牲别国利益（以邻为壑）的发展道路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社会的责任。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有责任，新凯恩斯主义也有责任，新凯恩斯主义没有说明国家干预如果选择牺牲别国利益（以邻为壑）的发展道路，人类应该怎么办；如果说西方经济学有责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责任，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共同的认识基础，大生产必然代替小生产，资本集聚必然走向资本集中，要征服和改造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国有化”，西方经济学主张“私有化”，它们共同的价值偏好是“以物为本”，谁提供物化劳动谁就独占企业收益的处置权和分配权，提供活劳动的无产阶级除了被盘剥没有任何权利，小资产阶级被征服和改造，无产阶级被盘剥，这是近代人类社会向着两极分化畸形方向发展的最为深层的原因；如果说各国学界精英有责任，各国政要责任更大，比如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演变为“以GDP为中心”，在国际大家庭里，中国既是“啃老族”（充分发挥老祖宗留下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所谓竞争优势），又吃“子孙饭”（选择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的非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自然难辞其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则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等等。各国政要战胜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用体育界的行话来说，恐怕得“首先战胜自己”，各国精英要揭示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本质，探索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恐怕不能固守传统的理论思维范式，否则，我攻击你，你攻击我，看似很闹热，对实际社会经济生活并没有多大益处。

 

 

　　“左”派说，“领导权很关键。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高校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还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机构的领导，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的领导权被篡夺了。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各级领导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红皮白芯。”如果领导一词真正说的是服务，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切领域都应该当好领导；如果领导一词还包括权力的支配和使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那么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权只能限制和约束在国家权力机关；如果要问“高校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等于问工厂的厂长、医院的院长、托儿所的所长、家庭的家长等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这不是开玩笑。按照“左”派的逻辑，家长如果是“红皮白芯”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祖国的下一代怎么得了哇？

“左”派既然打出“中央一再强调”这样的招牌，这就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了，我们就提出三个实践问题讨论。

 

　　第一，马克思的遭遇说明了什么？马克思是德国人。马克思既不为德国所容纳，也不为法国等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容纳，最后定居英国。英国政府不仅容许马克思搞一般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还容许马克思给资本主义“敲丧钟”。可不可以提出问题，如果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也跟我们的“左”派一样，用愚蠢和野蛮的办法对待马克思，世界上会有马克思主义吗？我们的“左”派为什么就没有英国资产阶级政府那样的胸怀和气度，允许别人给自己“敲丧钟”呢？

 

　　第二，《哥达纲领批判》是在批判谁的纲领？中国“左”派对《哥达纲领批判》不说是倒背如流也应该说是非常熟悉的了。那么《哥达纲领》是谁的纲领？“哥达纲领”是以威廉·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党中央的纲领。按照“左”派的“思想必须保持一致”的传统要求马克思，人们现在会读到《哥达纲领批判》吗？

 

　　第三，“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是窒息了还是丰富和发展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不但忠实地继承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传统，还发扬、光大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统治经验，马克思主义被放到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从家庭的家长到中央的首长，凡带“长”子的人都要求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马克思主义是窒息了还是丰富和发展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至理名言，“枪杆子里面出真理”，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真理不需要强权的庇护，需要强权庇护的不是真理。任何真理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开辟向前发展的道路，不需要强权的庇护，强权庇护真理是真理向谬论转化的开始。“左”派还是依靠自己争取“话语权”为好。

 

 

　　“左”派说，“我们欢迎西方留学的‘海归’派回来充实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充实我们对市场经济一般的知识，但是对于这些同志要进行再教育，特别是理工科出去的，过去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对那些过去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回来后有必要的也要进行重新教育。不经过再教育的‘海归’派，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但是不能从事教师的工作，不能从事决策研究的工作。”如果说“再教育”是指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不管是“海龟”派，还是“土鳖”派，都十分必要。因为从学校门到学校门接受的知识主要还是书本知识，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从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答案，比方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农村政策，“左”到现在为止还是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种倒退行为，而主流经济学家则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主观动机是好的，但却给农民帮了倒忙，延缓了工业化进程，那么我们应该相信哪种说法呢？显然，我们到实践中接受“再教育”就一定会得出独立的属于自己的比较真实的结论。如果把“再教育”泛化为“洗脑筋”就值得打个大问号了。

 

　　“理工科出去的”回来的“海归”派应接受“再教育”，“过去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回来的“海归”派也要进行“再教育”。这么不自信，既说明“左”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太不成功，也说明“关起门来成一统、哪管春夏与秋冬”的“闭关锁国”政策难以为继了。

 

　　对外开放不仅是学习外国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统治）经验，更不是如“左”派所理解的同外国人做做生意，搞点贸易，这样的对外开放同慈禧太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人走出去，学习别国的文化，学习别国的理论，学习别国的制度，当然，学习既不能像我们过去那样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也不能像现在一些人主张的那样，照抄照搬美国模式，但是，我们强调学习到的东西，既要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还必须接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检验，与“左”派说的什么“西化”、“分化”、“再教育”不是一回事情。我们不能用“冷战”思维看待和对待对外开放。

 

 

　　“肥猪理论”的完整表述是这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多种所有制结构同时并存。“肥猪理论”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演化而来，“翻译”为政策语言的意思是，中国之所以允许非国家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是因为很多地方和很多领域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只能搞非国家所有制，生产力水平由低向高发展是个自然过程，等将来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了，再搞“公私合营”，向国家所有制过渡，因为国家所有制是社会占有制，能适应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这正如农夫年初喂肥猪，现在之所以不杀是因为还是架子猪，等十冬腊月喂肥了再杀。“左”派是否固守“肥猪理论”，企图恢复“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请看他们的“建国60周年感言”：“所有制结构改革的任务，可以说已经基本胜利完成。今后的任务，应该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要强化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且正确引导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农村改革从人民公社体制改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早已成功，特别是以分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责任制，得到事实上的推广。”“经过30年的演变，农村经济已获得巨大发展，现在是不是应该转为着重解决双重经营责任制的‘统’的一面，发展新的农村集体经济”。

 

　　中国究竟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有两种思路供人们选择，一种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另外一种是按“邓小平公式”办事。具体操作是这样。“客观规律”由权威、先哲、领袖和导师发现并总结起来，芸芸众生则按照“客观规律”思维、办事情，“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肥猪理论”等均属于“客观规律”，中国、苏、东（原）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基本是按照“客观规律”建立起来的。“邓小平公式1”表述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群众愿意选择什么生产关系，就选择什么生产关系；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左”派会认为“群众愿意选择什么生产关系，就选择什么生产关系”，是“尾巴主义”，是“新自由主义”思想，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邓小平公式2”有规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现实关系被弄颠倒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共产党员“愿意选择什么生产关系，就选择什么生产关系”，而普通民众则“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至于国家所有制有没有剥削，看看初次分配工人有什么权利，再看看前几年政府用“三铁”（铁手腕、铁面孔、铁心肠）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几千元买断国企工人几十年的工龄，答案就一清二楚了。

 

　　中国6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两种思路都选择过，实践后效果如何？我们是过来人有“话语权”。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年月里，瞎指挥、长官意志、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等最为猖獗；土生土长的“邓小平公式”却给了我们另外一种启示，创造国民财富什么时候比较准确地体现“邓小平公式”所倡导的原则，国家富强，老百姓得实惠，社会欣欣向荣，什么时候背离了“邓小平公式”所倡导的原则，要么是国家和老百姓双双受损，要么是国家富强、老百姓贫穷，社会动荡不安。“一大二公”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产物，不能恢复。

 

 

　　“左”派说，“改革开放后，我们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发展私营企业。1981年我国重新出现第一个私营企业，到2006年就发展到497．4万户，为1956年私营企业16万户的30余倍。这个比建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还膨胀了几十倍的群体，够不够算一个阶级？”“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必须像毛泽东同志教导的，要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权术而言，大陆“左”派与台湾陈水扁一样愚蠢。作为在野党，无论对错，搞街头政治对执政党不利；作为执政党，无论对错，就要搞议会政治，尽量避免街头政治。可是，陈水扁之流在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还热衷于街头政治，自己搞乱了自己，怎么不会狼狈下台。“左”派会振振有辞地说，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敢于承认和正视矛盾。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与愚蠢的唯物主义者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而承认和正视矛盾却有个激化矛盾和化解矛盾的选择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还是取得政权之后，都不愿意激化社会矛盾，因为激化矛盾爆发为社会冲突，吃亏的终究是处于弱势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如果不是活不下去，走投无路，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会鼓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一般而言，只有那些阴谋家和野心家喜欢挑起矛盾和激化矛盾，以便他们在混乱中获利。所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资产阶级学说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范畴内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主张把阶级斗争引向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根除阶级斗争的条件和土壤。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力求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之中，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的利益，不到万不得以，不要率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铤而走险”。

 

　　现在回过头来，讨论如何化解私营企业主与活劳动之间的矛盾。“左”派分析“劳资矛盾”集中到一点是说私营企业主“有剥削剩余价值的一面”。剩余价值被剥夺，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没有本质区别，谁也不能否认。怎么认识和化解这种矛盾呢？

 

 

　　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共同的价值决定是“以物为本”。私营企业主和政府提供物化劳动（生产资料），就独揽收益的处置权和分配权。这种经济结构和财富分配方式，并不是私营企业主和现代政府的发明创造，千百年来人类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是历史的沉淀，希图一场革命或者一次改革就能从根本上扭转过来，没有这种可能性。

 

　　2、“以物为本”形式的改进也是历史的进步

 

　　评价一种制度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不能用一层不变的道德尺度去恒量，生产力状况和人的解放程度是主要标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均是“以物为本”，可奴隶社会把农奴看成会说话的工具，而封建社会的农民却有相对的独立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与农民比较虽然是自由得一无所有，但毕竟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国家所有制，如果不意识形态化，单从社会调控和生产力状况分析，国家所有制的作用不能一风吹。交通不变、信息不灵的条件下，市场的不确定性对单个小生产的威胁特别大，在经济危机到来时，或者在一些重大的关键领域，政府直接干预即建立国家所有制，有利于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结束“以物为本”制度的前提和保证，就中国而言，可以分这样几步化解“以物为本”制度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的矛盾。

 

　　第一，认真反思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变无产阶级为有产阶级，而不是制造更多的无产阶级。就《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消灭私有制”是指“消灭”带剥削性质的资本家私人所有制，而不是消灭任何私有制，这样，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就同马克思向往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统一起来了。

 

　　第二，认真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方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消灭“以物为本”的经济制度，但是，他们在现存的制度框架下，“劳资矛盾”解决得是比较好的，其实，这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长期抗争的结果。

 

　　第三，共产党员要用行动证明“以人为本”的经济制度优于“以物为本”的经济制度。“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员要从自己做起。“以人为本”的经济制度并不否定物化劳动提供者正当、合理的权益，否定的是物化劳动提供者（生产资料所有者）独揽收益的处置权和分配权。所谓“以人为本”的经济制度就是承认普通工人、普通技术人员和普通经营管理者在企业中的“三重身份”——生产要素、合作者和投资者。这样做，不但私有制“消灭”了，国家所有制也“消灭”了，“以物为本”的经济制度“消灭”了，阶级“消灭”了，阶级矛盾化解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妨试一试。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并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阐述这个命题之前，需要简单表述已经获得共识的国情。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很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工业革命使命还远没完成，现在的经济制度，国家所有制占主体，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占主体，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于2004年提出，经历了5年的实践检验。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有三位，亚当·斯密、西斯蒙第和马克思。亚当·斯密对内揭示了皇权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既不劳心也不劳力”的本质，对外揭示了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痴想与不义”；西斯蒙第学说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自己规范为无产阶级解放学说。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立场上，对他们充满同情和关爱。

 

 

　　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留下的难题，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留下的难题，是旧的工业革命留下的难题。资本主义工业化选择的典型道路是“圈地运动”，通过“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家园，进入城市贫民窟，为工业发展准备产业后备军；社会主义工业化选择的典型道路是“二元结构”，“二元结构”的本质是以户口制度为杠杆，通过高考制度、征兵制度和“民工潮”为城市工业化准备人才、劳动力和能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共同特征是以征服、改造农民的方式而展开的，中国农民太苦、农业太脆弱、农村太落后的所谓“三农”问题，实际是旧的工业革命留下的苦果。旧的工业革命要求大代替小，而大的经济制度安排，不管是“私有化”还是“国有化”，选择的都是“以物为本”的所有制结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留下的难题是，生产力发展是不是大一定代替小？而大的生产关系是不是必须选择“以物为本”的所有制结构？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必须先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财富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发生的变化。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发生在信息时代，市场的不确定性得到极大缓解，生产力发展的集中化和分散化成为两股并行不悖的历史潮流，作为社会发展代价和牺牲品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其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估。

 

　　第二，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中国农民继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又创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小企业主创立了中小企业集群；为适应生产领域的这种变化，流通领域的个体工商户又创立了如浙江义乌和成都市荷花池之类的个体工商户组合；小资产阶级创立的新的经济组织，既不能归类为小生产，又不能归类为大生产，我们把它们归类为组合生产方式（详见拙著《中国新的生产方式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组合生产方式既具备大生产节约交易成本和创新成本的优势，又拥有小生产灵活性的特点，有着无限的发展前景和空间。

 

　　第三，改革开放过程中广大职工创办的“职工持股会”，现在基本上都夭折了，这不能证明“职工持股会”不符合中国国情。“巴黎公社”失败了，但“巴黎公社”精神永存。人的内在于“职工持股会”的“三重身份”，其实现只争早晚与来迟（详见拙著《社会经济学（国民财富的代价和选择的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中国改革开放在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出台了。“五个统筹”的第一个是统筹城乡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被征服、被改造的命运结束了；实施“以人为本”的经济制度变革，无产阶级就成为有产阶级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并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

 

　　最后简单谈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自身的科学性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自身的科学性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于2004年提出，如果我们不从那时取消农业税，不采取惠农、哺农等一系列城乡统筹发展政策，不帮助农民工讨要工资并进而制定最低工资制度，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几千万农民工突然失业，社会不可能这样安然无事。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认识，香港的张五常教授说，北京政府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把很有看头的经济搞砸了；北京政府搬起石头，是砸自己的脚，还是为人类铺设了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随着社会实践和时间的不断向前推进，人们会得出自己正确的结论。

 

　　（作者为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