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的一门学问。因此，确认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从分析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地位，以及社会经济运行机制选择两方面入手。
一、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1776年是个标志年。瓦特发明的催生工业革命的蒸汽机1776年投入生产，亚当.斯密撰写的为资产阶级革命呐喊助威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问世，1776年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界碑。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如果以“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为信息社会来临的标志，那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可以看作是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界碑。反观国民财富研究史是如何反映和揭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在整个社会进化中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我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知道社会经济学在当代的使命了。
（一）农业社会中的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农业社会，农耕、养殖是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还有冶炼、制造、 纺织、印染、航运、商贸等，国民财富的生产工具以手工操作为主，生产能力十分有限。土地是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民财富就属于皇室、王公贵族及其社会基础地主阶级，东、西方社会莫不如此。国民财富是谁创造的，应当属于谁，需要科学做出正面的肯定的答复，于是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诞生了。
亚当.斯密是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奠基人。其实，亚当.斯密的答案十分简单、明了，只是由于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为了掩盖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剩余劳动的真相，故意把问题搞复杂化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书名就告诉我们，所谓“性质研究”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属于谁，而“原因研究”就是阐明道理，为什么这么说；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都证明“国民财富”是劳动创造的，这样形成的理论分析工具就是劳动价值理论。
劳动价值理论代表了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很难分开，工人和资本家虽然有矛盾，但共同点是主要方面。当时的资本家一方面他们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剥削者，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是工业战线的司令官，从事的是社会化生产必须的特别重要的管理劳动，他们也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剥削，所以那时候的资本家不反对劳动价值论。
（二）工业社会中的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办法的研究”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开创了工业社会一个时代的文明。
1、人的体力获得解放空前。工业革命用火力、水力、风力、电力、核力等代替人的体力，使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社会，人类只能听天由命或靠天吃饭；工业社会，生产力就定义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了。
2、生产规模扩张空前。大企业、跨国公司成为工业社会的代名词或象征，现在，能否进入“世界500强”，不仅代表着一个企业的实力，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实力，排名第一、第二的美国沃尔玛和埃克森美孚，2007年营业收入分别是3，511多亿美元和3，472多亿美元，学术领域所谓规模经济或规模效应范畴就是这种经济现象的反映。
3、社会化程度复杂空前。马克思说过，社会是人类交互的产物。所谓社会化就是交互关系的复杂化，交互关系复杂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与交互的要素众多；二是交互的范围无限扩张；三是交互的时间瞬息万变。全球化是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化的集中表现。
资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其代言人和辩护士开展“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办法的研究”，进而创立了效用价值理论，这本身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为了掩盖剥削，否认社会矛盾，无视两极分化，就十分地不可取了。面对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的不公道地位和悲惨生活，西斯蒙第站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的立场上，向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庸俗经济学即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于1819年写出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一书，社会经济学问世。马克思基于大生产必然代替小生产的判断，认为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中，只有工人最革命、最先进，代表着未来，创立了无产阶级解放学说，剩余价值理论则是无产阶级解放学说的基础理论。
（三）信息社会中的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国民财富的代价和选择的研究”
信息社会的各种关系既不像农业社会那样简单，也不像工业社会那样复杂，其特征需要从多个角度去认识和把握。
1、各种生产方式呈现出共存共荣的多姿多彩格局
信息革命是在工业革命解放人的体力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解放人的脑力，目的是提升人类的观察能力、协调能力、控制能力和适应能力，因此，大生产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小生产有生存和发展的理由，集中化和分散化互不排斥，互不干扰，通过组合生产方式，实现优势互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尽管社会化程度仍然很高，交互却相对变得简单、明了，因为信息把交互关系变得透明了。
2、共享发展成果与共担社会风险的价值观念取向
信息社会共享发展成果与共担社会风险的价值观念取向是人类付出沉重代价后的被迫选择。
首先，重新认识和确立起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敬畏自然、依赖自然不可取，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更不可取，经过自然力的惩罚和报复，人类终于明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要创造性地适应自然，于是便有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当代当事人要同子孙共享发展成果与共担社会风险。
其次，重新认识和确立起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亚当.斯密确曾说过，生产者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作者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有着鲜明的反对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干预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目的，资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把亚当.斯密的观点教条化，作为他们巧取豪夺的借口，一些生产者坑、蒙、拐、骗、制毒不用说了，就是正常生产所产生的“三废”污染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于是负外部性理论应运而生。负外部性理论就是阐明生产者（个体）要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与共担社会风险。
最后，重新认识和确立起富人与穷人的关系。富人与穷人之间是一个与人类历史一样悠远的扯不清、理还乱的复杂关系，目前在中国流传下来的又比较流行的看法有三种：一是认为中国穷了几千年，是因为穷人不安分守己，剥夺、侵犯了富人；二是认为一部分人贫穷、一部分人富裕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中国人贫困、潦倒，被迫接受低于道德底线的血汗工资制度，不仅仅是企业的竞争优势，还是国家的竞争优势；三是认为“为富不仁”是亘古不变的箴言，穷人要想过上好日子，必须打倒富人。所谓重新认识和确立起富人与穷人的关系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源于马克思主义日益深人人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富人们开始认识到，对穷人敲骨吸髓地剥削，穷凶极恶地掠夺，并不见得就是好办法，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给别人一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自己活得或许还要好些，是曰“双赢”；二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多次失败和挫折使穷人及其代言人认识到，把富人和穷人绝对地对立起来并不科学，劳动致富的富人不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保护，就是因占有劳动条件致富的富人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竿子全打倒；三是社会民主进步势力日益强大和信息沟通方便快捷使各国政府越来越公正、独立，富人与穷人矛盾调解人的身份越来越鲜明。
3、压力竞争与协同奋进并重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统一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既有排他性（斗争性）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性（同一性）的一面，排他性的一面产生压力，依存性的一面形成凝聚力，因此，竞争机制和协同机制是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运行机制。中国计划经济年代，意识形态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只见讲排他性不讲依存性，经济领域又只讲同一性不讲斗争性，只讲依存性不讲排他性，弄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经济则越来越落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意识形态允许多元化，经济领域引入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突出的问题是把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极端化和泛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
市场机制泛化就是把规范市场活动主体行为的各种政策法规用去规范非物质生产领域活动主体的行为，市场机制极端化就是只强调市场经济的压力竞争机制，而不讲市场经济的协同奋进机制，这样，社会就不是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而是向着两极分化的畸形方向发展。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奋斗目标，明确规范了社会各个系统的职能，不仅把市场机制锁定在经济领域，而且通过为农民工讨要工资、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具体政策，彰显了市场机制协同奋进的另一面。
全面考察信息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发展社会生产力需要大企业，但不需要以牺牲农民、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的利益为代价；满足劳动条件提供者的利益不需要牺牲劳动力提供者的利益为代价；满足当代人的利益不需要牺牲子孙的利益为代价；发展经济不需要牺牲社会其他系统的利益为代价；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不需要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这就是说，信息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价值取向重新选择的条件，并形成了配套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社会价值取向重新定位的直接受益者，这个群体既代表着现在也代表着将来，研究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状态及其转化机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二、弱势群体处境转化与社会转化机制的选择
社会学是研究矛盾及其化解机制的一门学科，选择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的转化机制可以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可是，在社会学的思想体系里，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所要关注的困难群体通称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与困难群体并不是一回事情。弱势群体是社会经济学的对象，困难群体是福利经济学的对象。同时，社会学的化解矛盾和转化工作方法是种抽象，不能照抄照搬。
（一）弱势群体与困难群体的区别和联系
弱势群体与困难群体的区别和联系主要表现在：第一，前者具体是指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偏重于对象的机会缺失，后者具体是指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和儿童，偏重于对象的生理特点或生活状态；第二，前者一般都有劳动能力，一部分人还有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其中不乏创造性人才，需要的是公平、合理的机会，后者一般都缺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需要的是社会的救济和关爱；第三，当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破产、失业了，就降落为社会保障所要关注的困难群体，所以研究前者目的是为了发现和创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避免前者降落为后者的可能性，研究后者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分配救助办法，维护人的生存权。从语义学上也能看出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的区别来，所谓“强势”或“弱势”是描述敌对双方或竞技双方力量变化过程的一种态势，“困难”是超过生活常态所遇的问题或麻烦，两者不能混淆。
（二）混淆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界限的困惑
诚然，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的界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目了然，更何况弱势群体一旦“败下阵来”，就立刻就转化为困难群体了，但是，不区别不行，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不能区别理论就没有逻辑起点。混淆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的界限带给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最大困惑是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众说纷纭与莫衷一是。
目前的认识和政策处理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任何社会向前发展的物质基础，效率应当始终如一地放在首位，公平只能兼顾，他们的经典语言是“人们不应幻想：既获取高效率，又不出现任何形式的社会不公。”。
第二种，社会学家们认为，社会财富是供人类享用的，如果绝大多数人不能从发展生产力中获益，那么提高效率就毫无意义，所以他们主张应该把公平放在首位。
第三种，政治家们的操作策略：在社会物质财富匮乏的条件下，他们执行“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政策；可是，“效率优先”政策的实践过程中，两极分化日趋明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需要救济的困难群体越来越庞大的时候，政治家们又被迫把公平放在首位，执行“公平优先 兼顾效率”的政策。社会在动荡不安中前行。
我们把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区分开来，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认识就不一样了。从困难群体的角度看问题，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占多大比例才合适，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中的研究任务，效率与公平确实存在一个平衡问题，实际操作中出现这个“优先”那个“兼顾”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从弱势群体的角度看问题，弄清国民收入是靠牺牲什么、牺牲多少为代价而获得的，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中的研究任务，效率与公平不是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简言之，困难群体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切割“蛋糕”，而弱势群体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更香、更甜，不再含有肮脏的血腥味。化解矛盾的方法肯定不一样了。
（三）两种社会转化机制的选择
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面临的社会问题不一样，要求和愿望也不相同，所以转化机制只能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所确定的目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运用。
1、困难群体转化机制的选择
困难群体是因为受自然、历史、社会的影响或者自身的原因，正常生活遇到了麻烦或问题，需要社会关爱和救济的公民，这种关爱和救济无论是事前、事中还是事后，都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研究领域，以下就是困难群体转化机制包括的主要内容。
第一，分寸适当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通俗说就是抽肥补瘦，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正式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我们这里特别强调分寸适当，是因为“抽”多少又“补”多少才合适，这的确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尺度。财政转移支付不仅涉及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工作难度很大，而且需要在动态中去把握尺度，就难免主观认识跟不上客观变化的实际。
第二，覆盖所有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百姓安居乐业，个人消灾去病，这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曾把社会保障制度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行宣传，由于路线和方向性的错误，这个“优越性”的实用范围虽然把农村排斥在外，多数城市居民得到的其实也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改革开放引进了市场机制，社会保障制度翻开了新的一页，社会舆论和实际政策都已开始把农民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保留计划经济的制度架构，运用市场经济的操作办法，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过程结果常常成为少数有权有势利益集团谋取特权的工具，所以要使社会保障制度真正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还必须从深化改革入手。
第三，提供系统健康完备的公共产品。提供系统、健康、完备的公共产品是政府基本职责所在，困难群体能否平等地享受到公共产品的服务是一个社会进步文明的标志，但在具体操作中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一是享受公共产品服务与“搭便车”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公共产品服务诸如国防保卫、道路行走、普及教育、休闲娱乐、安定环境、适时信息等，都应当由政府无条件向社会提供，西方学者把在物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可能存在着的“搭便车”问题硬搬到公共领域，本质是为精英特权辩护，很不可取。二是公共产品服务效率问题不能成为政府职能部门谋取私利的借口。公共产品服务效率需要提高，从事公共产品服务的个人有自身的物质利益，这些都没有什么疑问，但还是不能成为政府职能部门谋取私利的借口，因为公共职能部门的效率和个人物质利益是个组织、管理、控制问题，利润最大化是物质生产领域的问题。三是提供公共产品服务需要时刻警惕意识形态的庸俗化倾向。意识形态是掌权人物强化的某种观念。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过程中，向公民倡导积极向上的某种信念和价值观念，是完全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借机为自身评功摆好、树碑立传，要求服务对象感恩载德，这种意识形态就太可鄙了。
2、弱势群体转化机制的选择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市场活动主体，其转化机制属于国民财富生产、交换、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消费的研究领域，任务是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补充、完善和再造。
从行为主体的活动过程看，弱势群体转化机制的选择内容可以概括为，起点机会均等，过程操作公开，结果分配公正；从行为主体的活动方式看，弱势群体在生产和交换领域的转化机制，选择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彼此适应、相互提高代替征服与反征服、改造与反改造，“优盛劣泰”和共存共荣代替“优胜劣汰”和两极分化，竞争机制与协同机制并重代替竞争机制泛化和竞争机制极端化；从行为主体的活动规则看，公共政策领域的弱势群体转化机制，涉及到的选择内容一般会有，利益主体是一元化还是多元化，市场活动主体的地位即市场份额的取得是靠权力还是靠公平竞争，经济发展目标是倡导做大做强还是倡导做好做强，公共权力机构是既做游戏的运动员又做游戏规则的裁判，还是只做游戏规则的裁判不做游戏的运动员；等等。
市场竞争中弱势群体转化机制的选择是本书的主题，往后会从不同角度进行具体探讨，这里只强调一点，市场竞争中弱势群体的转化机制，既然叫机制就应该是一套新的制度、新的政策和新的游戏规则，而不仅仅是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
三、社会经济学的确认依据与学科属性
社会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的一门学问。这样定位的依据是什么？社会经济学属于什么学科？这是重建社会经济学不能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社会经济学的确认依据
确认一门学科的存在和研究价值大致会涉及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学科的理论渊源；二是现实是否需要这门学科；三是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是否统一。
1、历史思想材料的延续
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重建社会经济学也不例外。比如，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我们通过学术检索和学术追踪，确认西斯蒙第是社会经济学的创始人，他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是社会经济学的奠基著作，可诞生之日起就不为社会主流观点所认同。社会经济学的尴尬现实是社会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问题，主要还是自身的原因。
2、反映现实社会的需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是社会经济学的传统，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高度评价说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换言之，即便科学史上没有社会经济学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们也要创造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出来。因为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不公平待遇，是历史事实并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现实为改变这个群体的弱势地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这些经验进行科学抽象和综合研究，就存在一个客观的现实基础；把这个群体共同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共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抽象出来进行综合研究，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3、理论与实践的逻辑交汇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劳动者，是创造国民财富的主力军，是人类社会的脊梁，社会发展的成本总由他们承担，历史进步的代价总由他们做出牺牲，太不公道。这是社会经济学不会泯灭而又延续至今的内在根据。但是，社会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历史规律是社会合力的运行轨迹，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个阶级所能左右得了的。今天，历史的脚步已经走入了人类良知的轨道，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地位和作用需要我们面对，需要我们重新研究，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交汇了，社会经济学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到目前为止，社会经济学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我们研究方向的定位是“边缘学派”，其中的“边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讲这门学科的对象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在历史的进程中被“边缘化”了；二是讲社会经济学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开学，而是属于交叉科学中的边缘科学。
（二）社会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学科分类问题，毛泽东曾有明确的论断，“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时间到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又修正了他原来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实践活动“除了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之外，还有科学实验。”这说明人的认识需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改变。学术理论界关于学科属性分类的理论观点，影响比较深远的当首推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见解，他说，“许多年来，罗森勃吕特博士和我共同相信，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这个“无人区”生长出来的新的学科群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交叉科学。
交叉科学中的具体学科一般又分成为三个大类，一是人类把在观察自然、社会和各种实验（试验）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共有现象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比如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人们通称横断科学；二是人类面临一些空前重大的复杂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各种专门人才协同攻关，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人们通称综合科学，比如海洋科学、城市科学和空间科学等；三就是本书所要涉及到的边缘科学了。所谓边缘科学一般是指人类对同一现象从两个侧面观察形成了知识体系后又进行综合分析所形成的新的知识体系，比如，物理学和化学是两门独立的知识体系，当我们的观察进入基本粒子世界的微观领域时，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再也分不开了，物理化学的产生就成为必然，其它的诸如生物化学、核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等均是如此。交叉科学从对象到方法都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特征，需要我们在比较中去鉴别和把握。
（作者为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