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亚当.斯密撰写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奠定了他在国民财富研究史上的拓荒人地位。国民财富研究经历了“性质和原因”、“增长和办法”两个历史时期的研究，现在需要开辟国民财富研究新篇章——开展“国民财富的代价和选择的研究”。
第一节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对生产关系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史称古典经济学，学科名称为政治经济学，经历了创立、结束和分化的演化过程。
一、古典经济学的创立
古典经济学时代，蒸汽机没有发明，工业革命还没有到来，科学技术与劳动生产力还处于隔绝状态，所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间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国民财富研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揭示地主阶级“不用劳力，不用劳心”的本质，破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制度和旧观念，也就是把人们从对自然力的迷信即对天子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中间等级”（农民、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与地主阶级及其整个封建势力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反映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中间等级”的共同利益、愿望和要求。这些就是我们理解古典经济学及其研究成果劳动价值论的历史背景。
二、古典经济学的结束
古典经济学结束于李嘉图学派。李嘉图是劳动价值论的完成者，他的新奉献是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理论。当时的英国围绕李嘉图的学说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反对派利用陈葡萄酒和新葡萄酒价格不一致的矛盾，否定李嘉图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理论，因为新、陈葡萄酒劳动时间一样，价格却不同，说明价值量并非由劳动时间决定。李嘉图学派的坚定支持者詹姆斯.穆勒在他1821年撰写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纲要》中这样回答反对派提出的问题，他认为创造价值的不仅有直接劳动，而且还有积累劳动；劳动是直接劳动，资本是积累劳动；既然劳动创造价值，所以积累劳动也创造价值即资本也创造价值。詹姆斯.穆勒的劳动价值学说面对实际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得出了与劳动价值论反对派相同的结论，古典经济学宣告结束。
古典经济学的结束，表面看是因为李嘉图学派无法用劳动价值论解释和说明实际的社会经济现象，其深层次原因还是因为资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面临着新的历史使命，需要新的理论武器。陈葡萄酒和新葡萄酒价格之间的矛盾并不难解释。劳动价值论说的是价值来源，而价格理论既要说价值来源，还要说价值形成过程和实现过程的条件，说的不是一回事情。价值形成过程的条件，可能是地主占有，也可能是资本家占有，还有可能是劳动者自己拥有。劳动条件不管属于谁，都同劳动一样是价格的构成要件，至于价值实现过程的条件问题即市场供求关系是另外一个领域的研究课题，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就更远了。理解古典经济学结束的深层次原因应当从劳动条件的变化中去寻找。时间进入19世纪，价值形成过程的劳动条件发生了两样历史性变化，一是劳动条件的构成，过去是以自然物品土地为主，现在则是以劳动物品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为主；二是劳动条件的占有者，过去是地主，现在是资本家。资产阶级如果继续讨论价值的来源，不但是没有必要，还会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关心的只会是价值的增值和价值的实现，可这又不是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内容，所以古典经济学结束已经是历史的必然了。
三、古典经济学的分化
古典经济学的分化根源于社会各阶级在国民财富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不同遭遇。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国民财富越是丰裕，供他们消费、享受的物品也就越多，面对创造国民财富的生产方式，研究生产力对资产阶级才有意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虽然同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又一同参与国民财富的创造，处在生产的“中心”，但由于生产条件为资本家所独占，他们的消费却“边缘化”了，沿着古典经济学开辟的道路，继续开展“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研究生产关系成为无产阶级的迫切要求。以农民为主体的“中间等级”（小资产阶级）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生产和消费同时被“边缘化”，维护、坚守自己拥有劳动条件又自己参与劳动的生产方式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主张。于是国民财富研究就分化为影响至今的三个流派：一是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侧重点是生产力；二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侧重点是生产关系；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的现代社会经济学，研究的侧重点是生产方式本身。
第二节 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办法的研究
“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办法的研究”既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起点，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对象，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经历了一次“突变”，就是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形成，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学科名称为经济学，早期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现在人们习惯称为西方主流经济学。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及其基本分析工具
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有个历史过程，代表人物众多，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马歇尔，他1890年撰写出版的《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形成的标志。“经济学”的对象马歇尔是这样界定的，“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我们说古典经济学分化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的侧重点是生产力，是关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办法的研究”理论，应该说符合实际。为了适应新的对象所需，新古典经济学创造了两项新的分析工具，一是边际分析方法；二是均衡价格理论。
1、边际分析方法
边际分析方法就其基本原理来讲比较简单，比方说，原来水稻亩产1000斤，第一年增加1000斤肥料，多产水稻500斤；第二年再增加1000斤（共计2000斤），多产800斤；第三年再增加1000斤（共计3000斤），多产200斤。3年来水稻亩产分别为1500斤、1800斤、1200斤，说明施肥并不是越多越好。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是寻找边际产量，施肥多少才合算还受边际成本的约束。这个摸索过程就是边际分析。边际分析方法一般农民也晓得。边际分析方法之所以叫边际革命，是因为学术理论界把这种实践经验经过高等数学处理过后，变成了可以学习、可以操作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现在，不用说一般农民不懂什么是边际分析方法，众多的知识分子也不懂了。
2、均衡价格理论
理解均衡价格理论，不能把平衡和均衡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平衡所描述的是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和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结构状态，成比例，不能畸形，不能扭曲，是平衡的基本要求，而均衡仅仅是对系统内两个相反量的关系描述。所谓市场的均衡状态，就是在技术不变、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下，供给和需求两个相反的量相等，通俗的说法就是一家伙把东西卖完了，也买到了，学术上叫“出清”。所谓均衡价格就是商品的供求处于均衡，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一致的价格。懂得边际分析方法就懂得均衡价格理论。均衡价格理论是新古典理论体系的核心。
二、新古典“市场神话”的破灭和国家干预主义的风行
新古典经济学经历了一次“突变”是指“市场神话”的破灭，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和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1、新古典“市场神话”破灭的标志
新古典经济学制造“市场神话”，主观原因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否定工人大量失业的制度因素；客观原因是当时还没有信息技术，对市场的不确定性问题束手无策。新古典“市场神话”破灭的标志：（1）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建立，“市场神话”变成了“市场罪恶”；（2）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经济大危机，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市场神话”变成了“市场缺陷”。
2、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渊源
国家直接参与物质生产活动过程资源的社会配置，这就是国家干预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首次提出：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谁能克服这个矛盾呢？当然是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虽然反对把国有化与社会主义混淆起来，但他还是认为，国家所有制代替资本家私人所有制是历史的进步。所以，对未来社会经济结构的设想，《反杜林论》就明确主张，“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进一步强调了恩格斯的理论观点，他主张政府扩大机能，直接投资，干预市场，“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二战”前后的历史经验，又为国家所有制是社会化大生产必然产物的论断，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在1929—1933年那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面前，不但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的国家直接干预，使国民经济快速复苏，就是崇尚自由主义的美国，在罗斯福“新政”的干预下，国民经济也很快好转。至于苏联，不仅仅是挫败法西斯的主力，而且在“二战”后迅速崛起，成为敢于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所以，熊彼特认为，当年（1926）主张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哈耶克败在凯恩斯的脚下，是因为哈耶克写的书“枯燥”，政治上“逆水行舟”，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有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验证，国家所有制是社会化大生产必然产物的结论，不仅写进了东、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而且，社会主义国家还把这种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写进宪法，硬说这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国家所有制在意识形态作用下，谁也不能说半个不字了。
3、国家干预主义的两种方式
第一种，国家干预是社会资源配置的补充方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是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补充方式，其基础理论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前提是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灵活偏好导致市场需求不足。这个假设前提虽然缺乏科学性，但是，国民财富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观察物质生产活动并相应地考察了不同活动主体的不同功能，这确实有着不可估量的革命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二种，国家干预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体现。以前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干预是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体现，其理论基础是“唯生产力论”和“基本矛盾论”。“唯生产力论”否认生产关系的确立是个选择问题，否认人的价值观念即人的利益判断对于确立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主张“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性质”的机械唯物主义；而“基本矛盾论”又认为“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国家所有制是社会化大生产必然产物”。“唯生产力论”和“基本矛盾论”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历史进程中，曾经起过革命的作用；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特别是面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问题，其非科学性的内在本质曝露无遗，除了误导人们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了。
三、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动态与评说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个突出的优点和长处，不墨守成规，与时俱进，他们会根据资产阶级的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研究内容和分析方法，所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动态，值得我们高度重视，需要认真分析研究。
（一）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选择，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开始走向融合
老凯恩斯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认为，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已经开始融合。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列茨撰写的被西方媒体评价为第四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经济学》，对这种融合趋势进行了具体描述，“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对政府‘微调’保持经济达到充分就业而又没有通货膨胀的繁荣的能力，不像凯恩斯主义前辈那样乐观。他们倾向于赞同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这就是政府干预得太多，政府会得到比它干预较少时所得到的更坏的后果。”全面了解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融合的历史过程，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8世纪，科技落后，生产规模小，社会化程度低，所以亚当.斯密主张“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资源的社会配置（1776）。19世纪，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社会化程度提高，供给与需求平衡的不确定性增大，经济周期频繁发生。恩格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不相适应矛盾的内在表现（1885）；新古典为袒护资本主义制度，否认这个矛盾，认为市场自己能够解决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问题（1890）。20世纪上半叶，1929—1932年那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危机，新古典的“市场神话”破产，主张国家直接干预以保持充分就业而又没有通货膨胀的凯恩斯主义诞生了（1936）；同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的祖师爷哈耶克主要根据前苏联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无视人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通向奴役之路》为题否定国家直接干预，扛起了反凯恩斯主义的大旗。20世纪60年代，因为美国把凯恩斯主义捧上国学的宝座，凯恩斯主义红极一时，7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面临滞胀的困扰，一筹莫展的凯恩斯主义又威风扫地；同时，因为信息技术革命使社会各种活动主体（家庭、厂商、银行、政府等）决策指挥系统的物质条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进而使人类认识能力、调控能力的提高出现了质的飞跃，传统的大起大落的经济周期现象可能不再出现，供给和需求的不确定性问题可能被化解，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理论失去社会实践的支撑；另一方面，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老的“搭便车”问题没有解决，新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又让社会伤透了脑筋，这样，家庭、厂商发展必要的抑制和约束被提上议事日程，政府必须从舆论、道德、法律等间接的方式积极参与市场活动，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就是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融合的历史过程和主要内容。
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融合是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高度概括总结的那样，“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二）为适应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融合的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追求宏观与微观分析方法的统一
萨缪尔森1948年撰写出版的《经济学》，西方媒体誉为第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按照斯蒂格列茨的说法，萨缪尔森的功绩在于：第一次成功地把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但是，他认为不应该把宏观和微观当作没有内在关联的两个理论体系，他主张：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的理论只有一套，而非两套。于是，斯蒂格列茨就运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所谓“均衡理论”把两个领域的基本原理统一起来了。斯蒂格列茨认为，宏观就是“大”的意思，微观就是“小”的意思；而宏观经济学就是集中于研究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差额，微观经济学就是集中于研究构成整个经济制度的各个单位的行为，如厂商、家庭和个人的行为。他还特别强调说这两种经济观察角度是观察同一事物的两种方法，微观经济学代表由下而上的视角，而宏观经济学则为由上而下的视角。萨缪尔森说了同样的见解，还特别提醒我们记住：宏观经济学是将整个经济运行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考察的是整个国家的产出、就业和价格；相反，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单个产品的价格、数量和市场。
作为调控手段，作为社会经济运行机制，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融合是历史发展趋势，问题在于具体怎么操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不是宏观行为主体和微观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能不能规范为“大”和“小”、“上”和“下”之间的关系，问题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1、宏观观念与微观观念学理基础质疑
单就字面看，把宏观与微观解释为“大”与“小”的关系，或者解释为“上”与“下”的关系，没有问题。但是，马克思在建立剩余价值学说的过程中，再三向我们强调了理论研究必须遵守的学理基础，只有质相同的事物才能进行量的比较和分析。厂商、家庭看作是微观经济的活动主体，这个没有分歧，问题是把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活动主体，就十分地莫名其妙了。厂商、家庭属于经济系统，政府属于行政系统，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独立系统，怎么能进行量的比较和分析呢？何处来的“大”与“小”的关系？又何处来的“上”与“下”的关系？
2、宏观目标不是微观目标的简单相加
系统与要素之间的联系贝塔朗菲区分为两种关系。一种是简单的、直观的叠加关系，比方，一袋马铃薯，知道单个马铃薯的重量，加起来就是总重量；另一种是相互依存、相互竞争（斗争）的组合关系，比方，单个劳动者同企业的关系。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应当是第二类组合关系，“组合性特征不能用孤立部分的特征来解释，”“复合体特征与其要素相比似乎是‘新加的’或‘突现的’”。对组合关系，艾仕比说得更为生动而具体：某村庄100个男人中有82个是已婚的，那么，0.82对全村男人组成的集合来说是有意义的，但对个人来说就毫无意义了，因为单个人的婚姻状况，要么是已婚的，要么是未婚的，不可能是0.82。显然，0.82是一种系统性质，而不表示单个人的性质。但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目标的设计，因微观存在销售收入、招工计划、裁员行为与进出口活动，于是一一对应，宏观就有GDP增长速度、通胀率、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恐怕太简单了吧？一袋马铃薯的重量是单个马铃薯重量的总和，正如恩格斯对杜林的讽刺，“人不吃饭就会饿死”，这也算作科学命题？
3、宏观经济目标是比例问题而不是利润问题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涉及宏观经济目标与微观经济目标的关系。马克思探讨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所运用的两大部类平衡理论，人们可以说出千百条不同意见来，但是，马克思提出问题的角度，学科对象和理论边界的划分，却无懈可击。
第一，微观经济目标，马克思指出“是生产剩余价值”，改变为现行东、西方学术理论界都能接受的普遍命题，是利润最大化。
第二，宏观经济目标，是社会总资本的运动。马克思说“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我们把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运动直接理解为宏观经济目标，符合前面的两个学理规定：一是同质比较，二是组合关系。
第三，宏观经济学对象，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所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补偿问题（实现问题），是比例问题，是结构问题，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利润最大化问题相比，其研究内容是“新加的”或“突现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经济系统内部宏观与微观，结构不同，功能不同，运行机制不同，不可能有统一的分析方法，而厂商、家庭与政府是“井水不犯河水”两个独立系统，统一的分析方法更无从谈起。既然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融合是历史发展趋势，怎么又说厂商、家庭与政府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呢？说“融合”是指它们是此种水和彼种水的关系，而不是油和水的关系；说“井水不犯河水”是指它们的成分和形成机理不一样。简单说来，宏观和微观是同一系统的两个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比方政府系统，微观是指县人民政府而宏观则是指国务院。
（三）为了维护市场强势集团的既得利益，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人在做“经济学帝国主义”梦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为了维护市场强势集团的既得利益，正在做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梦。
1、贝克尔的经济理论是为了维护市场强势集团的既得利益
我们说贝克尔的经济理论是为了维护市场强势集团的既得利益，看看他的代表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关于“有效歧视”理论的分析结论就一目了然了。歧视问题，国家之间有大国对小国的歧视，有宗主国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歧视；种族之间有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在中国曾经有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阶级之间有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歧视，有少数富人对多数穷人的歧视；男女之间有社会对妇女的歧视；生理状况有健康人对残疾人的歧视；等等。贝克尔的“有效歧视”理论通过高等数学的复杂运算，得出了如下结论：用W代表资本家或富人或白人，用N代表工人或穷人或有色人种；贝克尔说：“虽然W的歧视使N蒙受损失，但是，N的歧视会使N蒙受更大的损失。”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W对N的歧视是“有效歧视”！按照贝克尔的理论逻辑，W对N的歧视（宗主国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的歧视、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富人对穷人的歧视等）是“有效歧视”，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证明W对N的剥削是“有效剥削”，W对N的压迫是“有效压迫”，W对N的强奸是“有效强奸”，如此等等。贝克尔经济理论代表谁的意志，维护谁的利益，应该是一目了然啦。
2、贝克尔构造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梦
“经济学帝国主义”一词是1930年由拉尔夫.威廉.苏特在经济学讨论中提出的。贝克尔按照以下思路，“将理性选择理论或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传统上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处理的问题”，把“经济学帝国主义”思想系统化了，他认为，“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 贝克尔构造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理性选择理论混淆自然法则与价值判断的界限，到处贩卖“私有制万能论”不可取。理性选择理论包含两个基本点，其一，所有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其二，人为了自利的目的，会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向行进。据说这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主张推演出来的，故曰“新古典”。可是，熊彼特说这是“胡言乱语”。自私自利的价值观，亚当•斯密是这样痛斥的：“完全为自己不为他人，这似乎是一切时代为主子者所遵守的可鄙格言。”准确说来，自私自利是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及其代言人的天性或格言。“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运用偷梁换柱手法，把自然法则与价值判断混为一谈，同样无济于事。诚然，自然法则与价值判断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婴儿需要吃奶，这是自然法则，有奶便是娘是价值判断；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是自然法则，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这是价值判断；如此等等。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第二个基本点利润最大化原则，这对物质生产领域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超出这个范围，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市场机制“泛化”。理性选择理论的科学性本身就值得怀疑，以它为基石建一座理论大厦就更没有多少价值了。
第二，用一种理论观点“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古人没有成功，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也不可能成功。创造一个“无所不包”的科学体系的祖师爷是黑格尔。黑格尔的科学体系虽然破产了，毕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特别是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至今还是我们科学探索道路上的一盏明灯。第二个追随者是孔德。孔德创造的企图包括一切社会现象的社会学破产了，但他毕竟创立了社会学这门学科和可以借鉴的实证哲学。贝克尔标榜的“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方法一文不值，但他提供了我们对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反思的又一个案例。大师们为什么会犯这种常识性错误？武学中有“走火入魔”一词。“走火入魔”告诉我们，任何人（当然包括大师们）只要对某种事物过分痴迷，必然会闹出违背常识的笑话。世界无限，人的生命和精力有限，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把握，只能从某个时段或某个侧面入手进行研究，谁想挑战这个常识，除了破产不会有第二个出路。
3、贝克尔“经济学帝国主义”梦想破灭给我们的启示
加里.S.贝克尔为了维护社会强势群体的利益，直面现实，勇于挑战传统，寻找理论研究的新起点，开创理论研究的新局面。贝克尔把历史上传统的国民财富研究领域区分为两个时代并给出了否定性评价。一是“基于物质产品的经济学定义十分狭隘和乏味”。为什么？他说“目前美国物质产品的生产所提供的就业量不到市场就业总量的一半，劳务部门的产值高于物质产品部门的产值。”二是“基于稀缺资源和各种可供选择目标的经济学定义过分笼统”。为什么？他认为“根据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定义经济学，内容包罗之广泛远远超出了市场领域或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为难之际，便将非市场行为一挥而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出路何在？贝克尔认为，“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我们十分赞赏贝克尔的洞察力、危机感和使命感，但是，我们不同意贝克尔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否定性评价，尤其不能同意他关于学科划界的轻率结论。首先，说古典经济学“基于物质产品的经济学定义十分狭隘和乏味”，列出的事实根据不能服人。“目前美国物质产品的生产所提供的就业量不到市场就业总量的一半，劳务部门的产值高于物质产品部门的产值。”这有什么奇怪？马克思阐述劳动价值论时就指出，随着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生产力，“直接的体力劳动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但这与劳动是价值唯一来源的结论并不矛盾。我们现在不再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是说劳动价值论“十分狭隘和乏味”，而是说这个问题已经研究清楚了，是国民财富研究史的理论基石。其次，说新古典经济学“基于稀缺资源和各种可供选择目标的经济学定义过分笼统”。不应该“将非市场行为一挥而去”。我们认为，“将非市场行为一挥而去”，这恰恰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所在；“基于稀缺资源和各种可供选择目标”如何配置，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类关于国民财富研究课题的新奉献。再次，说学科界限“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贝克尔太轻率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不同的研究对象形成不同的学科，这是科学常识。可是，贝克尔不这样认为，“我确信，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贝克尔确信的观点如果有事实根据，当然可以向这种属于常识性的学科建设问题提出挑战。
所谓方法无非两种，一是研究方法，诸如辩证法、实证法，归纳法、演绎法等，这种方法是以人的思维为对象所概括出的规律性认识；二是分析方法，诸如经济分析方法、管理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物理分析方法、化学分析方法等，这种方法是对研究对象（客体）运行机制的概括和总结。比方物理分析方法，宏观天体世界运动轨迹有序、测得准，微观基本粒子世界运动轨迹无序、测不准，我们只要真正弄清了这种差别及其因果关系，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当然可以借鉴物理科学的这种宏观、微观分析方法。再比方贝克尔的自私自利价值偏好的经济分析方法，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这似乎是一切时代为主子者所遵守的可鄙格言”。这就是说，贝克尔的经济分析方法同样是他对自己研究对象资产阶级价值偏好、行为轨迹的概括和总结。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学科对象的学科方法，贝克尔“挑战”失败。
四、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的两个流派动态
19-20世纪，国民财富研究的主流是侧重研究生产力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长达两个世纪的影响，人们就习惯于把国民财富研究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等同起来了。其实，还有侧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研究生产方式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动态
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包含科学和庸俗两部分内容，《资本论》沿着科学的方向，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创造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三位一体”，这既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20世纪末期，前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实践中受到严重挑战，但“三位一体”理论还是政治经济学的灵魂，至少在中国还是这样。
（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发展动态
1819年，西斯蒙第撰写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化运动并没有使广大劳动者获益，反而把他们推进了历史的深渊。西斯蒙第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坚持和维护劳动者自己拥有劳动条件又直接参与劳动的小生产，对于大生产，他主张“一半利润分给出资者而一半利润由参加合作的工人平分”。西斯蒙第期盼和追求的是在社会变革和发展过程中劳动者不受伤害的那样一种生产方式，所以马克思高度评价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在社会变革和发展过程中劳动者不受伤害的那样一种生产方式，这是社会经济学的对象，也是社会经济学的来源。只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西斯蒙第在国民财富研究上开辟的这样一个时代不但没能变成现实，反而淹没到福利经济学的体系中去了。
第三节 开展国民财富的代价和选择的研究
21世纪，我们主张开辟国民财富研究新篇章，开展“国民财富的代价和选择的研究”，创造国民财富研究新理论，是因为现代社会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无法回答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无法接受的历史事实
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经典定义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叫生产力。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国民财富确实以我们预料不到的速度呈几何级数快速增长，那么在堆集如山的国民财富面前，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森林、矿山被毁，河水、溪流干涸，草原沙漠化，南极、北冰消融，海水上涨，全球气候变暖。一切生命有机体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人类已经尝到对自然不计代价、不给回报、进行掠夺式开发的苦果，终于明白，自然既不能征服，也不能改造，只能平等交易，创造性地适应自然，友好相待，和谐共处。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观念和立场的根本转变，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无法接受这个严酷现实，开辟国民财富研究新篇章，创造国民财富研究新理论是历史使然。
二、重新评价“中间等级”是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无力承受的历史使命
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一致认为，社会化大生产一定代替小生产，而“中间等级”（农民、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从事的是小生产，所以“中间等级”是落后、保守甚至发动的阶级，被“边缘化”是“中间等级”唯一的前途和命运。“中间等级”成为历史发展的代价和牺牲品。现在，小生产不仅是解决社会就业与再就业的主渠道，而且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提高综合实力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创造国民财富的生力军，迫使社会对“中间等级”不得不刮目相看，且公认集中化和分散化是并行不悖的两股历史潮流，资本集中和资本集聚相得益彰，优势互补。显然，重新评价“中间等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无力承受的历史使命，需要我们开辟国民财富研究新篇章，创造国民财富研究新理论。
三、无产阶级彻底解放是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包容不了的理论内容
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价值取向不一样。政治经济学主张官僚资本神圣不可侵犯，经济学主张私人资本神圣不可侵犯，无论是哪种资本神圣不可侵犯，工人在企业中没有管理者任命权，没有重大问题决策权，没有收益处置和分配权，工人地位没有什么不同。放眼古今、纵观世界，工人还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开辟国民财富研究新篇章，创造国民财富研究新理论。
四、“中间等级”和无产阶级创造的新的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未曾遇见过的新课题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中国的“中间等级”和无产阶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不丧失独立性为前提，在竞争和协同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创造出一种适应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方式。农民创造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创造的是个体工商户组合，中小企业主创造的是中小企业集群。这些新的生产方式是归类为小生产，还是大生产？都不合适。因为这些生产方式既具备大生产的规模效应，又有小生产适应性强的灵活性特征。再说无产阶级创造的工人具有“三重身份”（生产要素、合作者、投资者）权益的职工持股会，这样的企业价值取向是私人资本神圣不可侵犯，还是官僚资本神圣不可侵犯？都不是。因为这样的企业，价值创造过程的劳动条件提供者只能获得他所作贡献应该得到的回报，而不能凭借提供劳动条件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这里没有剥削，不存在雇佣关系。创造国民财富的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我们观察生产力，发现是以组合的方式在与自然进行交换；观察生产关系，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用组合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把此种生产方式定名为组合生产方式。组合生产方式也实用于大型企业，欧洲的“空客”和美国的“波音”就是以组合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组合生产方式代表着现在也代表着未来。组合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未曾遇见过的新课题，开辟国民财富研究新篇章、创造国民财富研究新理论是唯一选择。
结束语
开展“国民财富的代价和选择的研究”就是开辟国民财富研究的新篇章，创造国民财富研究新理论就是重建社会经济学，具体体现在：研究的重点既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也不是国民财富的“增长”，而是在两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侧重研究国民财富的“代价”；所谓“选择”就是选择组合生产方式且配置相应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是尽可能地降低创造国民财富的代价和成本，另外一方面是使参与创造国民财富的市场行为主体，贡献与回报保持对称，基本均衡。
（本文选自作者所著：《社会经济学》第一编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