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导论

    社会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的一门学问。西斯蒙第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是社会经济学的奠基著作，可诞生之日起就不为社会主流观点所认同。资本主义不认同，社会主义也不认同。社会经济学需要重建。提出“理论勇气、理论素养、理论准备”三个问题，一是说明重建社会经济学，这三个要素不能缺少，二是想借这个机会，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来一个简单的疏理。

    一、理论勇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蒋南翔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提出了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办学方针。贵州省委党校为适应党校教育正规化的要求，于1982年招收了一个理论研究班，以备师资之用。我是那年招考进的理论研究班，是理论研究班班长。

    1982年放寒假前，学校要求学员搞社会调查。我带了5个学员到贵州息烽县调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状况。当时息烽县有个区委书记正在贵州省委党校中青班学习，由他安排我们的食、宿和调查访问对象。调查结束向县委汇报的时候，我提出再到息烽县比较偏远、最穷的乡村调查。县里说，最偏远那个乡没有通公路，到了区里还得走30多里的山路。我说没有关系。县里派了一个文书带路，我们去了两个人。

    写到这里，读者或许会奇怪，我为什么这么“钻牛角尖”？这得从我的人生经历说起。1960年，我初中还没有毕业，母亲在饥寒交迫中离开了人世。老师给我们的解释是，老百姓这么困苦，是因为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1976年，我大学毕业工作7年了，春节回到四川达县江陵西湖村探望姐姐和兄长。一天清早，我到姐姐家，看见两个外甥从牛圈旁的草堆里面钻出来。我问，你们两个昨天晚上就睡在里面？老大回答：到了冬天，我跟弟弟就一直睡在里面。老二还说：幺舅，睡草窝比睡床上暖和多了。好半天，我无言以对。这不由得我又想起在贫病中去世的母亲。中国农民苦难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现在突然听说，农民不愁吃、不愁穿了，当然很高兴；可是，我们过去学的理论认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每时每刻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搞承包制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呢？劳动人民会不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呢？我坚持到偏远的乡村找农民直接了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状况的心情应该可以理解了。

    我们一行到了调查的目的地，既没有找干部座谈，也没有搜集任何统计资料，而是直接住在农民家里，晚上坐在火堆边烤火拉家常。听说来了省城的记者（文书给村里介绍说我们是来搞采访的记者），当晚到了很多人，大家七嘴八舌闲聊开了。我们自然会朝着调查的主题上引。一位姓徐的大娘到是快人快语，她说：“记者同志，往年你们这时来，我们都背着背篼到公社领救济粮去了，今年你看，我们周围几家都在杀过年猪喂。”我问：“现在吃、穿不愁了，还愁什么呢？”徐大娘想都没想就回答到：“现在就愁没有钱花。”她的话让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回到党校我执笔写了1、7万字的调研报告并直接寄给了杜润生同志。调研报告有如下基本结论，什么是好政策？什么是科学理论？能让8亿农民吃饱、穿暖的政策就是好政策，能正确反映这个政策实践的理论就是科学理论；过去任何理论如果与当前政策实践不相符合，就要修正、补充、丰富那个理论；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我们就应该根据新的政策实践创造出新的理论。能让8亿农民吃饱、穿暖的政策给我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不再迷信理论了。从事理论研究工作，面对活生生的现实，有现成的理论作参考，当然很好，如果没有现成的理论，或者现成的理论说明不了现实，我们就毫不动摇地创造出新的理论。重建社会经济学就面临这种考验。

    农民与城市居民比较，工人与老板比较，个体工商户与商业巨子比较，中小企业主与企业集团的董事们比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前者处于十分不利的弱势地位是客观事实。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为改变他们的弱势地位，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也是客观事实。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创造出一种介于小生产和大生产之间、既不伤害小生产者和其他劳动者利益又能适应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要求的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职工持股会、个体工商户组合和中小企业集群，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对于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还是客观事实。可是，反映这个群体利益和要求并为之服务的社会经济学至今仍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中国主流社会的研究视野。

    重建社会经济学需要认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勇气和胆识。

    二、理论素养

    讨论理论素养意在说明重建社会经济学的能力问题。我不是来自书香门第，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最高学历是大学本科毕业，未曾受过名师的直接指点，出境考察也只是到过香港，与见多识广无缘，唯一的本钱就是喜欢读书，所以，我的理论素养其实就是“读书素养”而已。

    1、因好奇而养成的读书习惯

    我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0岁从二年级开始读书。所谓好奇是指读书或看报过后，我总爱一个人遐想，人家文章怎么写得那么好，不用说没有错别字，就是标点、符号也找不出毛病，自己如果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就好了。读高中正值“中、苏大论战”。“玖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一是播音员气势磅礴的播音水平，二是严密的逻辑推理，听得真是如醉如痴。读理论书籍的习惯就这样慢慢养成了。

    1982年进贵州省委党校之前，所读书籍基本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范畴。《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还有就是鲁迅先生的杂文，马、恩、列、斯的著作。夫人不只一次心疼地问我，用又用不上，成天看书把自己弄得那么疲惫，这是何苦呢？的确，当时看书已经没有青少年时的好奇心和冲动了，可是，不看书心里面还难受，总感觉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

    2、因使命感需要而研读的书

    第一，想为改变中国管理落后面貌出力而读书学习。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在胡耀邦同志支持下，马洪同志组织专家编译出版了“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本人在车间当了两年工人并带了两个徒弟，对我国企业管理比较了解。受当时社会气氛的影响，想为改变中国管理落后面貌出力，我认真研读了34套“丛书”中的11套。读完书感觉就两条：一是这些书写得真好；二是我们也可以写出这种水平的著作。

    管理理论与我们过去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管理理论涉及到控制与反馈、信息与熵、决定论与不确定性等我们过去不熟悉的知识领域。特别是不确定性与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遇到的是哲学上的同类问题，就更显陌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沉下心来，硬着头皮学习维纳的《控制论》（科学出版社，1963）、艾仕比的《控制论导论》（科学出版社，1965）、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及其他相关著作，接着学习前苏联院士瑞德尼克写的《量子力学史话》（科学出版社，1979）、《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及一些讨论文章，随之又通过学习《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论》（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了解“热力学第二定理”，认识“熵”理论是怎么一回事情。以上就是我同中央党校艾绍扬老师合作主编《当代经济管理学概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一书所涉及的背景理论。

    第二，想探索经济体制改革深层次问题而重新研究经济理论。通过一段时间的系统学习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思想上形成了以下看法：管理学是在给定条件下，管理者如何把事情做好的理论，不对条件本身进行评判；管理学不涉及深层次问题，经济学必须讨论深层次问题；中国经济改革一直停留在管理体制层次、浅层次、运行机制层次，没有进入经济制度层次、深层次、社会结构层次。理论经济学是我的专业，为了探索经济体制改革深层次问题，又回过头来重新学习和研究经济理论。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及可控性》（《经济学周报》1988，51、52）、《略论商品经济运行机制》（《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1990.1）和《结构经济学》（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全国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科研丛书），表明我的研究方向已经由管理理论转人经济理论了。

    3、因挑战而学习西方经济学

    挑战就是向传统经济学挑战。本书的传统经济学是指以“私有化”为核心理念的西方经济学和以“国有化”为核心理念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农民在东、西方经济学的体系中是被征服、被改造的对象，没有社会地位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工人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似乎不低，但这是假象。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只要是以“国有化”为核心理念，工人地位问题就永远是一个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所谓挑战传统经济学，就是力图发现或寻找一种运行机制，社会经济发展能不能不以牺牲农民、工人及其他社会下层群众的利益为代价、为成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除了深人社会生活实际，及时发现和了解改革开放中的新生事物之外，还必须像对待管理学一样，认真读书、学习，熟悉和了解西方经济学。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系统学习过西方经济学理论，包括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也没有认真研读过，现在只得补课了。学习西方经济学获益匪浅的是下面两部书，一是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二是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一、二、三卷）》（商务印书馆，1996）。

    三、理论准备

    坦白地说，开始我并没有重建社会经济学的“野心”，这是“逼上梁山”没有办法的事情。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特别是“价格双轨制”引发的属于政治腐败的“官倒”现象，更是招致群众极大不满和普遍反对。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人试图用“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制度框架使这种不合理、不公道的社会现象理想化和合法化。他们利用黑格尔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的话说，“人们不应幻想：既获取高效率，又不出现任何形式的社会不公。”（王锐生：《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光明日报》1993.3.8）我不赞成这种主张。我认为“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前进的前提和保证，不是什么幻想”，工人、农民及其他社会下层群众总是成为社会发展的代价和牺牲品，太不公道，就在《哲学研究》1993年7期上发表了一篇叫“也谈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商榷文章。这就是中国学术理论界1993—1997年关于公平与效率展开大讨论的起因（林娅：《回首十九年：理论交锋》，《中国经济时报》1997.9.12）。后来，“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写进了“红头”文件，我深知这是一个时代形成的固有观念，希图改变它，必须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进行艰苦而又漫长的探索。

    1996年，看见汤敏先生的文章“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扶贫模式”（《改革》1996.4》），并得知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四川仪陇县农民中推广试验，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就立刻到仪陇县实地考察了一个星期并写出了调查报告“小额信贷模式调查”（《经济研究资料》1997.3）。与此同时，城市中小企业融资难也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我们试图探讨把农村小额贷款的基本经验（原理）运用到城市中来的可能性。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小额信用贷款的调查给了我们一个信念，只要社会公道即机会均等，农民（穷人）依靠自己可以富裕起来。农民比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差多了，小额贷款都可以解决农民融资难问题，这个方法为什么不可以运用到城市中来呢？于是，“小额贷款追踪调查”作为四川2001年软科学重点课题获准立项（《小额贷款追踪调查》，《天府新论》，2002.5）。后来发现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工人和农民不但面临一个融资难的共同问题，而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不公道地位，历来如此，到处如此，于是我们就从制度、观念和历史变革方面寻找问题的根源。时间到了党的十六大（2002），一方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任务的提出，另外一方面是《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概念，当时还有一个情况，中央银行等4家单位出台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2002.12）。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思维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从生产和交换的实际活动中看，农民融资难、中小企业主融资难、工人融资难、个体工商户融资难，客观事实摆着，怎么概括和归纳？说成是“弱势群体融资难”，可是，老、弱、病、残、妇女和儿童等人们也习惯称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但他们需要的是社会救济而不是融资。我们讨论涉及的“弱势群体”应该锁定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市场活动主体，这就是四川省规划课题“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融资难问题研究”（2002）申报并获准立项的思考过程（《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融资难问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4）。中共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2004），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改变几代人形成的、对这个群体固有的、不符合当代现实实际的传统观念，构建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必须搞基础理论研究，搞学科建设。这就是“国家社科基金西部资助项目”“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研究”（批准号05XJL001）的思考和立项过程。“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研究”课题确立了两项研究任务：一是“确认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是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二是通过重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过程，证明科学发展观是时代潮流和国情需求在观念上的正确反映，或者说是为科学发展观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问题的另一面是理论上的探索。

    1995年樊刚教授的“‘苏联范式’批判”获得经济学理论界的共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被抛弃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又不能照抄照搬，怎么办？“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是上个世纪90年代整个经济学界的中心议题（于光远 董辅礽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围绕“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我写了《创建中国经济学难点透视》（《经济学家》1999.3）、《经济科学三次革命与三大教条背景透视》（《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2.5）、《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后一道难关透视》（《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4）、《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价值目标》（《远东中文经贸评论》2005.4）等几十篇学术论文，在理论上的探索过程中得出了三点认识：

    第一，从新古典（马歇尔1890《经济学》为标志）开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主题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已经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庞大体系，尽管这个知识体系存在着为了财富不惜牺牲子孙利益（非可持续发展）、不惜牺牲社会利益（负外部性）、不惜牺牲劳工利益（血汗工资制）的倾向，但要撼动、改造它没有现实可能性。

    第二，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即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指望在主流经济学的知识体系里面占有一席之地也是不可能的，学科分离势所必然，在所难免，以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为对象的社会经济学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形成据有自身特色的知识体系。

    第三，西斯蒙第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是社会经济学的奠基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时间过去差不多200年了，社会经济学仍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主流社会的研究视野。看看偌大一个中国，没有一所社会经济学研究机构，没有一份社会经济学学术刊物，没有一本社会经济学教科书。社会经济学的生存环境就同它的对象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一样，没有社会地位。

    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一方面，社会实践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社会经济学；另外一方面，这个学科在科学殿堂却没有立锥之地。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现在别无选择，不管是“地狱的入口处”，还是龙潭虎穴，也只得硬着头皮去潇洒走一回了。这就是不归之路。

      （作者为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