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读《资本论》时看到马克思对资本复利狂想的批评，但即使八十年代之后，也仍然能看到这一类的小文章。至于更一般的观点，就是人们喜欢讲的资本的时间价值。

 

　　现在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简单化地否定别人有关按资本复利投资获得巨额收益的看法，而是为了厘清与此有关的某些重要问题。

 

　　首先很明白，不管资本的实际利率是高是低，以银行利率为例，如果借贷期限为一年，当一年借贷结束的时候，这一年期间的资本孳息，作为新的借贷期间资本本金的一部分，无论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并无障碍存在。新的借贷期间的本金多少和利率高低是取决于资本借贷的供需关系，而从性质上讲，复利正是利率的一般形式。因此，决不能说复利的计算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复利本身是客观的。所以，如果说某些关于资本复利的看法有毛病，问题一定出在其他方面。

 

 

　　先摘引二十几年前《解放军报》一篇短文中的话，是那时剪下来保存的:“前些时候，有人掘得一罐两千年前的古币，考古学家十分欣喜，而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却令人遗憾和痛心。两千年前一元货币，假如一直经历着流通，按年平均利率10%计算，现在其价值则为10的83次方！这是一个极为可观的数字。假如我们的老祖宗当时就懂得充分利用资金的时间价值，这一罐古币到今天就可以买下世界各国的全部资产。”（朱松春《千年古币引出的话题》1985-3-25）

 

　　确实，仅仅一元钱，年利率10%，两千年之后，1.1²⁰⁰⁰，即按复利计算，就变成了6万多亿元的庞大数字。照此推算，一罐古钱币按10%的复利计算，过了两千年之后的现在，买下全世界的资产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不仅我们的老祖宗没有照此方法达到巨额致富的目的，西方的先人们同样如此。这就已经在实际上表明了，不是古时候的人们不够聪明，而是一定有其他起限制作用的因素，导致社会事实上无法按10%这样高的资本利率获得收益。

 

　　如果只从表面上看，即使2000年前实际利率的直接证据很难找见，但1000年前后实际利率的例子就很多了，例如我国敦煌地区唐前后的借贷包括利率资料留存至今就颇不少。当时的利率水平无疑属于高利贷，因而似乎高利借贷很快即能变成巨富，但事实上当然没有。因为那时存在着根本性的限制因素：

 

    （1）那时的生产增长极慢，大多数年份社会能比简单再生产略好些，略有提高，那就相当不错了。

 

　　（2）社会生产呈剧烈起伏变化，社会生产力大幅度下降的情况相当常见。典型的情况是，基本生产设施遭严重破坏的事屡见不鲜，与此同时，社会人口也是许多次地经历急剧减少。

 

　　（3）上述情况说明，在那样的社会状况下，，借贷资金在来源上必定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4）同样重要的是，那时的借贷，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生活上的需要。穷人借贷是为了维持很低甚至低于极限的生活需要；对于某些富人，借贷往往是为了挥霍。

 

　　（4）就借贷本身来看，那时候的借贷必然是非连续的、高度间断性的，因而由借贷实现的收益实际相当有限。分别地观察各个具体的借贷结果，往往不过是一部分资产在借贷双方之间的转移而已。

 

　　由这些情况可知，古代社会并不具备形成充足的借贷资本和连续的资本复利的基本条件。当时的社会，实际也不可能通过资本的借贷而持续生利。当时的高利率状况，则反映了资本的借贷具有很高的风险。

 

　　从更深层次讲——上面的分析实际也已经表明了这一点：稳定的巨额借贷资本的形成，意味着社会每年新创造的价值，除了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消费之外，已经可以有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用于社会的积累。社会的借贷资本形式，撇开其中又转用于社会成员生活消费部分，正是社会的各个生产单位，从而各生产部门以生产资料为实物形态的基础资本的积累得以实现的重要社会机制。

 

 

　　现在看看资本主义兴盛以来的情况。可以把美国作为典型例子。

 

 

　　先作点计算。1869年至1999年的130年间，每年平均递增多少，才使美国的国民收入从1869年的68.3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74697亿美元呢？68.3x¹³⁰=74697，x=1.055300196，即年均递增率约5.53%。再算算1899（1900）至1999年的100年间，就业者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递增率：570x¹⁰⁰=55958，x=1.046935372，即年均递增率约4.69%。

 

　　美国是后起的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的发展实际是相当快的。正是兴盛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才为资本的借贷提供了稳定的增长基础。虽然这篇短文只能纲要式地列出若干重要方面，但发达的商品生产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毕竟更应是资本的供需与利率限制问题的关注重点。

 

　　（1）劳动者新创造价值的相应部分，是资本供应的原始来源。很明白，如果不是指短期现象，而是指长期关系，借贷资本的净增长总是受制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状况；资本利率则受资本总的利润率水平的限制。不过，有两点必须指出：前面已经讲到，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虽然借贷总额相对于社会生产总量是相当微小的，但利率则是高利贷。现在是讲发达的或较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一个隐含的前提是，资金的借贷也已经由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生活性借贷为主，转变成了生产性借贷为主。这时候，经济上的合理性、可持续性也才成了一般趋势。其次，过度投机性资金需求或为渡“难关”的资金需求，当代社会仍然会有，其性质仍属高利贷或接近于高利贷，从香港的影视剧中不难看到这一类例子。我国目前民间借贷中的一部分，利率也相当高。现代形式的高利贷或准高利贷，其生存空间是满足10天、半月这样短期间头寸需要，长期高利率成本终归承受不下去，高息吸储难逃末路，同样表明了这一点。现当代社会的高利贷的需求与供应，实际是片断形式的、各个主体之间的短时间借贷，这是它与古代的高利贷的共同之点。不过，这也是它所以在社会借贷资金总量中所占比例实际比较有限的直接原因。

 

　　（2）资金供应形式的变化。社会资金是以借贷资金方式供应还是以自有资金方式供应，这和具体的社会经济体制及多种其他原因相关。自有资本可以转变为借贷资本，借贷资本也可以转变为自有资本。很明白，撇开其他因素，当一部分自有资金转变为借贷资金时，社会的借贷资金总量也将增加，借贷资金在社会资金总量中所占比例随之增大。更常见的另一种变化方式是，已有的资金存量中借贷资金与自有资金比例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新增加的社会资金的比例关系则与原来的格局显著不同。这个问题本身是相当重要的，还是举一些例子：上市公司形式，使相当大数量的社会资金采取股东投资的形式，从全社会整体讲，这意味着企业的资金来源中，自有资金所占比例的增大，负债资金比例相应降低；大量小资本企业，很难获得银行的支持，这在西方和东方国家几乎是相同的，这些小企业经营的着眼点通常也只能是自己投入的有限资本；以欧美西方国家为例，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变化，也会对资金供需的社会形式产生影响，例如前些年日本金融改革快速展开，一改以往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是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我国目前已渐成气候的基金投资形式——欧美则早得多的时期就已大规模地采取基金投资方式，就是影响社会资金供应形式的重大因素。

 

　　这个问题具有直接的重要性，性质上与随着社会新创造价值量的增加、积累增加使借贷资金供应量增加，是并不一样的。另一方面，这和下面就要讲到的利率变化引起了资金供需关系的变化，也不是一件事。

 

　　（3）利率的高低及变化是影响借贷资金量的重要因素。人们从日常社会经历中就已知道，企业经营者时常盘算着，银行贷款利息压力大不大？是更多地贷款合算还是自己投入资金合算？企业要不要增加资本金？这一类问题归结到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企业利润率与资本利率的关系，更一般地，就是总的资本利润率中资本利息占多大比例。实践中，各生产单位的经营者往往是以估算毛利的方式反映出来的。例如，他会这样衡量：本企业设备工艺和管理属于该行业的中等水平，产品的市场供需基本平衡，此时，当扣除了加工成本、管理费、缴纳税金之后，利息与企业利润的对比，是决定他借贷资金采用程度的关键因素。企业的毛利扣除贷款利息之后，企业本身的利润要说得过去。如果支付的是高额利息，剩下的企业利润相当有限，只要他能从其他渠道动用自有资金，势必减少借贷资金额。与此同时，人们会更愿意作为资本的出借者，而不愿意成为资本的使用者。这就成了限制实际生产的直接因素，实体性投资会因此而放慢。社会的平均利率低企时情况正好相反。

 

　　但是，社会对利率反应的敏感程度取决于有关的社会条件。以往我国管制型经济及其后遗症还较重时，资金的盲目需求导致对利率极不敏感，现在不必再说它。现在要指出的是其他重要类型。当社会经济整体或某个生产部门处于平稳运行状态，利率的变动对借贷资金供需的调节比较敏感。事实上，这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资金需求者此时的自主处理能力较强，能从多种渠道筹得资金。从资金的运用结果看，暴利机会反而并不多，实体投资者和金融投资者都能较理智地作出选择，是自己投资办实业之类，还是购买收益较低但不必冒较大风险的金融资产。

 

　　经济运行处于峰、谷阶段的情况正好相反。当经济处于高峰阶段或投机盛行时，各类投资主体对利率的反应也异于常态。导致这样结果的原因也多种多样，如经济处于峰顶附近各产业部门普遍高盈利也抬高了利率，资金需求者承担得起较高的利息成本。发生危机时或投机接近失败时，为渡过难关，人们会不计成本。投机现象及对正常的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但很明显，与投机现象相联系或其他原因引起的高利贷，毕竟不是正常的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所能长久维持的。零星的高利率不必说它；当某个具体的短期间，种种社会条件凑成了较普遍的高利率局面时，无疑，那也决不可能持久的。不过，此时众多的当事人却正陷于当局者迷的境地，而且往往希图投机获得暴利的强烈欲望就成了直接的动力。只是，梦，总归还是要破的。

 

　　这里附带要说明，资金的借贷，首先要从净借入或净贷出的角度来理解，然后才好分析更为复杂的抵消性借贷。就实际情况讲，各个社会主体，往往是既有借也有贷。例如企业等生产单位是资金的主要需求者，但它同时又是资金的贷出者。别的不说，当它借入一笔大额资金之后，通常不会正好一次全部用光，尚未用完部分就成了企业在银行的存款即又借给别人了。同时，企业的经营所得，或多或少会在短期间变成在银行的存款。这些情况是人所共知的。分析某个主体是净借入还是净贷出以及具体金额多少，可以知道他究竟是资金的需求者还是供应者以及融资净额。

 

　　（4）通胀率导致名义利率的相应提高。这是清楚明白的，不必多说了。此时企业名义上的利润率也相应较高。撇开其他因素，名义上的高利率实际是为了相应地抵消通胀率，举例讲，上世纪七十年代不少国家的通胀率就相当高，我国八十年代的通胀率也很高。即使现在，世界各国绝大多数年度的物价总还是上涨的，只不过上涨幅度较小。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已有比较实用可靠的物价指数统计。

 

　　（5）非正常损失。资金的借贷，如果借贷双方采取直接融资如公司债券方式，借入方一旦破产，此时贷出方不仅得不到利息，而且本金也会部分或全部损失掉。此外人所共知，债务纠纷、法律纠纷等都可能导致借贷资金的损失。

 

　　无论那一个国家，凡是实行了上市公司制度的，与全国数量庞大的全部生产单位相比，上市公司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无论那一个国家，翻翻历史资料就可以知道，累计有多少曾经上市的公司破产、退市，相应的股本投资者和公司债权人大都血本无归。至于与非上市公司的庞大企业群相联系的各类社会主体，每年有多少融资债权难以追讨直至最终损失，可想而知。只是，人们往往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津津乐道的是某某人的发迹史，却懒得去理会未曾由此发达、也不可能由此发达的大众。

 

　　现在可以对资本的时间价值问题作结论了。所谓资本的时间价值，其实不过是说，只要将资本适当地加以运用，资本就会生利。对资本中等水平的运用和管理，就将得到平均利润；作为借贷资本，就可得到平均利息。这些，在现当代社会，无疑是客观的事实。但人们往往忘记了、或者不屑于提起，这是以具体的、实际的生产过程为前提的，是以相应数量的新价值被创造出来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