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读了靳毅民的文章《劳动价值论存在的严重缺陷和矛盾》，觉得作者是一位认真的思考者。那时就想写点东西，但后来搁下了。在中国，真视学术如生命的，是极难碰到的。就以“经济学家”网站及其他地方看到的一些文章为例，先容我作点评论。

 

　　黄焕金写文章是够勤快的了，他的文章理论基础并不差，认为市场化能解决几乎所有问题即使过于偏颇，以我之见，他有条件作更深入的思考，但肯如此吗？

 

　　巫继学是够能写的了，他有自己的网站，文笔也不错。但“自主劳动”恐怕难说是理论上的东西。这不过是以往常讲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文雅说法而已。如果说，公有制为主导的中国的经济成份结构，合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那么确实，从根本上讲，公有企业中的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为社会的劳动两者是统一的；但是，以往的实践已经证明，那也决不是直接的统一，相反地，企业的资本包括公有企业的资本，和资本雇佣的劳动者必然有着利益冲突的，在这一层面上，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并无重大差别。当制订政策的人们认为这样的经济成份结构、经济运行体制适合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里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时，那是因为，以往的历史在教训着人们：这是必经的历史阶段、必然的制度形式。

 

　　但作为对策性文论或经济时评文章，巫继学的大部分作品可称得上出类拔萃了。曾试图与他联系，但联系不上。人一成为或大或小的名人，往往很难保持清醒的。

 

　　再看众多的英雄好汉，大话炎炎，自认为草草的几句话就已经把马克思驳倒了。如果真的如此，马克思花毕生精力研究经济学，结果却是根本上错误，他不是最大的白痴吗？请看一看萨缪尔森，他在第十二版《经济学》中，还是尽可能客观地讲劳动价值论，对马克思的评价也很高。——这是老话了，当社会主义走霉运的时候，就难从萨缪尔森的著作中看到马克思的正面了。

 

　　我以为，造成这样的局面，不怪天不怪地，不得不承认，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和目前中国的学者们太无能了。就如恩格斯早就说过的：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地得出结论：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们，很长时期在社会科学上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学术成果，这就证明，事实上不会理论思维——社会主义事业又怎么可能不遭遇巨大挫折呢？

 

　　现在，在学术上可以说是比过去宽容了。如果回顾一下历史，似乎对重大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成了执政党领导人的专利，这是多么地荒谬！不由使我想起，四十年前的1966年，彭真喊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既有巨大的勇气，更表明他见解超群。

 

　　但是，即使社会环境已较宽容，也并非就能保证出重要的学术成果。对马克思视之如仇敌的人是不必说了，即使是后来的转向者吴敬琏及同道者，学术上仰当代西方鼻息，毫无自己的新见；政策上的见解其实几年前就已远不如经济实务管理部门及大公司中的研究人员了。——只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他们的呼喊才撩人心魄。现在他们所谈，除了政策建议之外，内心的想法，一言以蔽之，“私有化”而已。可惜他们至少在某些场合又没有这样喊出来的勇气，况且这也不是学术问题；对经济政策的研究，在情况的掌握上又难和实务部门、大公司相比。

 

　　不妨在此申明：对于我国改革的取向，鄙人的看法是，中共中央目前仍坚持的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共存这一条确是重要的，此外，西方的具体的经济制度几乎都可以为我所用。当然，这样的为我所用也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条件。

 

　　左大培可称得上新左派或非主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了，看他的演讲录，真是滔滔不绝，从政治层面讲，不可谓不深刻。但看他的经济政策的要点是：国有企业只要管理得好，就不会有大问题。——有心思考的人们却至今不悟：平均主义和小农式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有着怎样深刻的联系。更加无可奈何又发人深思的是，左大培的经济学学术研究，立足点同样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人们并未看出，当代西方经济学，真正取得出色成就的，其实是应用经济学，现在所讲的，却是作为基础的理论经济学啊！

 

　　中国老一辈的学者如刘国光、卫兴华，以及后起的程恩富，我相信他们坚持站在马克思立场并试图作出适当解说的态度是真诚的。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学者们并未证明什么新东西。就如马克思当年爱说的，他们甚至提不出一个新命题。

 

　　就说劳动价值论吧！有多少学者、准学者喋喋不休地说：劳动价值论在当代必须考虑到科技因素的巨大作用。

 

　　假如他们讲的是同一生产部门中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各个企业因劳动生产率差别（科技因素此时决不是独立的，而是成了决定各个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要素）而导致被社会实际承认的新创造价值量差别的关键因素，这自然是对的。但是也请不要忘记，对于企业等生产单位说来，科技因素怎能离开资本而独立存在？

 

　　或者他们讲的是实物资产量同义语财富的生产，那当然也是对的。但是关于这一点，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学者及经济实务人士的看法并无什么重要的分歧。

 

　　如果他们说的是某个生产部门整体，——或者再进一步，说的是全社会整体的新价值的创造，那就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了。而他们所议论的对象，往往又恰恰是同一生产部门整体或全社会。这就成了荒谬的东西了。黄焕金就知道得很清楚：价值量的大小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成反比；劳动生产率越高，同量商品所费劳动就越少，所以价值量也就越小，反之结果也就相反。这些曾经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者们，怎能忘了这样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呢？如果说，当代社会科技发展飞快，学者们又怎能忘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不是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吗？如果真像众多的人们所想象的，价值量就是和财富即实物资产量成正比，那么马克思的价值论也不成其为反映经济本质的价值论了；——要知道，只有当劳动生产率不变时，价值量才是和产品实物量成正比的，人们却往往在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上犯胡涂。

 

　　新产品的价值形成机制，总的讲是一个需要阐明的新问题，靳毅民文章中与此有关的问题，要单独分离开来。因为虽然从根本上讲，新产品和成熟产品的价值，都取决于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但在形式上两者有很大差别。请看拙文《生产创新与价值创造》。但该文中的表格，因为发给“经济学家”网站时是采用普通粘贴，原有的表格线条粘贴时被删除，所列数据不易看清。此外，对劳动创造价值问题的综合性论述，请看拙文《为什么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着商品的价值》。

 

　　现在，谈谈靳毅民文章的核心问题。

 

　　如果撇开同一生产部门内各企业的劳动生率差别，也就是假定各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同，那么显然，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量越多，产品的价值量也就越大。——人们往往不理解，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假定——不作这样的假定，根本无法看清问题的性质。人们总是企图一下子跳到包含了全部影响因素的实际生产中，要求直接回答这一类问题：某企业竞争失败、破产，他能创造出什么价值？再多的劳动也是白费！所以劳动价值论根本错误。

 

　　那么，怎样把实际生产中的新价值创造和基础研究中的价值问题联结起来呢？就全社会整体讲，只要新加劳动量没有变化，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就并不会使新创造价值量发生变化，社会劳动消耗量和新创造价值量的关系，并不会因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非常重要的是，这实际已经告诉我们，由于劳动生产率的重大差别导致某个高水平企业劳动者人均创造的新价值显著高于全社会平均水平，就意味着有相应的企业劳动者人均创造的新价值必定显著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

 

　　不仅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对新价值创造的影响如此，供需关系现状及供需关系变化对新价值的创造、其他各种因素对新价值创造的影响实际也是如此。

 

　　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先阐明基本问题，即先阐明一般条件下的新价值创造问题，然后才能阐明供需关系、竞争等因素对新价值创造的影响问题。

 

　　如果不是这样，以似乎新颖的主观因素或表面化的供求变化来解释新价值的创造，就成了相当任意的事，也难以真正客观地作出定量分析。相反地，看一看各国实际情况，就可以明白，各国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也就百分之几或百之十上下而已，而利润是新创造价值中的一个十分重要部分。尽管这些实际经济数据属于现象范围，但利润率和新价值数量上的限制足以发人深思。所以，诚如靳毅民的文章中所讲，美国的人均创造新价值或人均利润——更确切地是生产部门从业人员人均创造的新价值或人均利润，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巨大的价值额。但是，这正是商品的价值和新价值的创造问题，而不是什么价格问题。当我国的生产发展水平——最根本的就是劳动生产率水平达到或接近美国水平的时候，我国生产部门人均创造的新价值也才会接近于美国。

 

　　再通俗地谈这个问题。就如我们从实际生产中所看到的，某个行业中的两个企业，原来技术装备和对工艺的掌握情况基本相同，当他们的管理水平也相差不大时，通常企业的人均创利或人均创造的新价值也相差不大。当其中的一家企业经过技术改造达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时，如果仍能有中等水平的管理，该企业人均创造的新价值或人均利润必定显著增加。十分重要的是，另一个企业如不进行技术改造，再好的管理也是没有用的，因为社会的物质技术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该企业的人均创利和人均创造的新价值必定显著减少，直至发生亏损，继续下去，再不作改变，难逃破产命运。国与国之间的新价值创造问题，和这个例子并无根本性的差别。

 

　　但是在作基础分析时，通常先假定是在一国之内，这在许多情况下确是必要的。其实先把问题限制在一国之内并无什么不妥；当今世界，全球化是必然趋势，国内市场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国际市场；只要略为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当把联系日趋紧密的世界各国作为一个整体时，各国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就和原来为研究方便而把问题限制于一国之内并无重要差别了。

 

　　但是实际的经济关系，比任何的理论分析必定要复杂具体得多，新价值的创造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虽然实际生产包括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总是一个基础性的原因。而且，从包含了各种影响因素的竞争结果看，各个企业的产品在市场完成销售的过程，其实就是它们所生产的产品被社会所衡量的过程，正是在这样的交易过程中，决定着各家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被社会实际承认消耗了多少劳动——这些商品有多大价值，而新价值是包含于商品的价值总额之中的。在实际的交易中，价格偏离价值、商品实际价格的波动，从总量上讲必定是互相抵消的。因为归根结底，各类社会主体都只能以商品交换商品，因而一方之所得必定是另一方或另几方之所失；反之，一方之所失，必定是另一方或另几方之所得。

 

　　一方面，当某个生产部门因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使某类产品的生产成本普遍降低时，和过去相比，生产同样数量的该类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相应减少，这部分商品的价值量相应降低。另一方面，该生产部门内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各家企业，当它们还在继续生产经营时，就表示着它们的存在是为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所需要的，所以这些企业的劳动消耗就是为生产这些产品所必要的劳动量。这些社会劳动是体现于相应的产品，这是该类产品的生产总量与生产它们的劳动总量的关系。从生产该类产品的各家企业之间的关系讲，各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是表现为先进企业生产相同种类的产品只需要较少量的劳动；落后企业生产同量产品则要消耗较多的劳动。所以，当该部门生产的这些产品完成销售时，先进企业的劳动者人均被社会承认为消耗了更多的活劳动、创造了更大的新价值；落后企业的劳动者人均只被社会承认消耗了更少的活劳动、创造较小的新价值。

 

　　多少学者、准学者，天马行空似地以为，价值有好多种、价值是主观的东西、价值决定于人们的主观体念与判断、决定于人们的评估系统等等。人们要否认的是价值的客观性质。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决定价值的关键，而效用是个人从消费物品中所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由此还在生产资料产品与消费品之间砌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墙。

 

　　确实，现实社会中各种政治的、思想的、心理的以及其他的社会因素，它们都是构成社会整体的很重要、较重要或较次要的因素，社会的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又怎么能离得开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在具体的某一类对象的范围之内，必定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运动。这样的相对独立的运动必定有其自身所特有的运动规律。

 

　　我们来看各个企业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管理上的种种动作都只是手段，所有的成本性支出，必须在销售的商品价格中或营业收入的相应部分中得到体现即得到补偿，这是不容商量的、对于各家企业平等制约和尺度统一的价值量。巨大的市场力量制约着它们，没有回旋的余地，和人们的喜好之类也无什么关系。新价值的创造是以原有价值的转移、商品销售、再重新转化为同样数量的货币额为前提的，而不管企业使用的是怎样先进的设备、多么高的技术含量——它们都只是资本的载体而已。

 

　　人所共知，如果企业持续大额亏损，就难逃歇业、破产的命运。因此，新价值的创造正是在原有价值的维持即价值转移的基础上进行的。实际生产已经提示着我们：除社会生产持续进行的基本条件的原有价值的保存，与部分企业劳动者人均创造的新价值显著较多相对应的，是另一部分企业人均创造的新价值显著较少。不同国家的生产劳动者的关系实际也是如此。如果说，这还不是客观的价值，那还有多少客观的东西呢？

 

　　至于商品价值的衡量范围，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今世界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趋势，就是以往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经济和文化交往的延续。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以中国而论，鸦片战争前，虽然和某些国家也有一些经济上的交往，但外国的商品生产状况，对于中国的农民和小商品生产者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此后的中国，列强逼迫式的门户开放，外国商品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以棉纺织业为例，外观漂亮、价格低廉（低成本为基础）的机制洋布（棉布）大量进入中国，给手工织布业以沉重打击。这就是典型的商品价值衡量范围的扩展。机制棉布未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之前，中国的土制棉布的价值衡量范围就限于中国。这时候，外国的棉布同样是低成本生产，但此时的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是隔离的，因而中国的手工织布和作坊式土法织布反映劳动消耗的棉布价值，就是投入国内的各区域市场土制棉布价格的基础。机制棉布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土制棉布的价值衡量势必受到机制棉布劳动耗费状况的影响。换言之，对于中国的土制棉布而言，这时候的价值衡量一定程度是变成国际性了。土制棉布被迫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结果是土制棉布被迫退出市场。如果某个专门生产土制棉布的作坊仍企图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下继续生产和经营，必定破产无疑。无情的事实是，土制棉布此时的低于自己成本价格的市场交易价格，大体说来，正是这些土制棉布的真实价值的反映。因为，对于市场范围已经越出了中国的棉布生产与交易，机制棉布的生产才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法，土制棉布生产中的劳动耗费，已不可能继续成为土制棉布价值的基础，自然也不可能成为土制棉布的市场交易价格的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衡量机制下，中国的原先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的土制棉布的生产急剧衰落。当然，另一方面，由此也催生出了近代中国的棉纺织业，这属于另一话题了。——这就是无情的市场经济的巨大力量啊！商品价值的社会衡量或决定机制，实际正是市场条件下失败企业的退出机制有序运行的客观基础。

 

　　再以当今世界比较封闭的朝鲜为例。正因为该国相当封闭，其国内交易的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受国际市场同类商品交易价格的影响也就很小；就朝鲜国内的流通讲，商品价值的衡量就几乎限于国内的生产小平。但是，当中国的商人在朝鲜开店营业，并且销售的商品额日渐增大的时候，就会对该国的部分商品的交易价格发生影响，这意味着商品价值衡量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对于朝鲜说来，还不止如此。尽管该国相当封闭，它总要参加国际上的一些活动，也要购买一些国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还要进口一些其他商品，为此它就要有外汇。出口本国的商品则是获取外汇的主要手段。如果朝鲜的经济的进步——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明显比国际平均小平低，这时候，朝鲜销售给其他国家的同类商品，和以往相比，所能得到的外汇就将减少。这说明朝鲜经济的国际地位的相对降低。当然，如果本国经济比起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好，结果也就相反了。有一点也不用多说了：闭关锁国态势下，该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是快速进步者。

 

　　不过，当后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日益加深时，并非后进国家的所有行业的产品都处于不利地位，依赖手艺技术的某些工艺品的价值，就会从价值衡量的国际化得益。这时候，从国际范围讲，某些行业普遍较低的劳动生产率状况，反而成了对后进国家有利的因素，因为这时候，这些行业的国际差距并不大。这也就是所谓先进国家的劳动力很贵的深层含义。因为，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相当高，先进国家的劳动者人均创造的新价值远远大于后进国家，其中的人均工资也是如此。而先进国家相对较落后的个别生产部门劳动者的工资，主要取决于本国企业的一般工资小平。对后进国家压力最重的是先进国家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强大开发能力。——请注意，无论那一类生产部门，国际化衡量的都是生产这些产品需要耗费的劳动量。

 

　　商品的价值衡量的日益国际化，其影响所及，并非单方向地体现于后进国家，而是同时地既反映于后进国家，也反映于先进国家。对于先进国家的企业说来，它们的产品通常将比只以本国生产条件衡量时卖得更高的价钱，企业的利润额将因此而增加。先进国家企业的生存和竞争条件因后进国家企业的存在而变得更强有力了。也就是说，两者现实地位的形成是互为条件的。

 

　　另一方面，从上面对历史的回顾中也可看到，商品的价值衡量的地域范围的扩展、竞争的普遍化，决不是非此即彼的要么完全隔离，要么充分竞争。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是这样，一个国家之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易实际也是如此。否则的话就无法理解，即使当代发达的西方国家，商人们为何也能赚取地区差价。至于目前我国的国内市场，某些产品相当大的地区差价，只要迈出自己的居住地，消费者都会有直接体念。商品的价值衡量的地域范围的扩展、商品的价值衡量的国际化，是一个必然的总趋势，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无论商品价值衡量的全球化程度怎样，也无论对于某个具体国家说来，与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如何，商品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基础，这一点并没有发生变化。

 

　　至于马克思所讲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撇开生产价格作为不同行业的资本对利润率平等要求的实现这一载体的特殊性，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商品价值的偏离，与其他种种原因如供需关系变化引起商品交易价格的高扬或低抑，就最终的结果而言，具有相当大的共同性。因为都是商品价格对商品价值的偏离。共同的、本质上隐含的特征是：种种原因引起某种商品的交易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与之相对应的必然是其他种类的商品的交易价格低于其实际价值，反之情况也就相反。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想不想或会不会以这样的价格与之交易，而是因为，归根结底，交易的双方所持有的都是商品，因而交易的额外得利与另一方的让渡利益必然是并存的，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这同时在提醒着我们，新价值的创造决非因为这个原因。

以上所述，关于商品的价值衡量问题，至多是概要说明。更严格的论证，离不开数学和图表形式。而且还要有前置性的研究。价值问题的其他方面，也需要进行研究，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使人一目了然的。鄙人是想在这方面做点工作，并将所得公之于同好。但遇到了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大约是我在电脑操作上太不行，在此发点牢骚。经济学家网站算是比较开明的网站了，但本人花很多时间写成的带有图表的文章，以普通粘贴方式无法包含图表，在网站留言簿上告知工作人员从邮箱寄发，只有一次由网站处理后粘上了图表（即《固定基金蓄积价值的取用》），后来再邮寄带图表文章就无人理睬了。还有一家也颇有名气的网站，虽也发了几篇鄙人的文章，但对有些基础性理论研究文章，其实还是无耐心、无容忍的气度。人们还是喜欢图一时之快、看耸人听闻的东西。在此呼吁一下，谁来帮帮我？有心者请联系。

 

　　商品价值的社会衡量机制，就其性质而言，不是告诉或提示企业和消费者，他应该怎样定价；不是告诉他们，在怎样的对己有利的条件下以买者的身份接受市场价格。这个衡量机制，是以客观的必然性，以实际已经形成的经济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耗费，决定着各种商品的价值——进而转化为实际的市场价格，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200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