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建基于古典的“经济人”假设，“经济人”是被赋予了完全利己的行为动机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完备理性主体[1]。这样一种预设前提实际上是将利他行为排除在理性之外。因为在正统经济学家看来，利他行为对经济学而言是一个多余的假设，其存在可能导致经济活动的帕累托无效率[2]。然而我们认为，在正和博弈的场合，利己行为是可以导致利他的结果，正如斯密的那只将“经济人”利己的算计和行为引导为增进社会福利的利他的结果的“看不见的手”（斯密，1974），这为利己的利他行为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对于利他的利他行为，或者利他动机的利他行为，则被认为是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负相关，而会在自然选择中被无情的淘汰掉的（汪丁丁叶航，2003：322）。从这种划分来看，利己的利他行为与主流经济学是相容的，而利他的利他行为则是被排斥的。

 

　　从最新的文献综述来看（弗罗门，2003：172-73；叶航，2005；叶航 汪丁丁 罗卫东，2005），现代生物学和经济学将利他行为划分为3种典型表现形式。

 

　　其一，是在Hamilton（1964）的“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概念基础上的亲缘利他行为，这是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作出的某种牺牲行为。在有性复制上，父母平均而言各享有他们的后代一半的基因。因此，亲缘利他可以被解释为最大化“包含性适应”（inclusive fitness）的利己或自私的行为倾向。生物的进化取决于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而能够提供亲缘利他的物种可以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从而在整个生物界成为一种非常稳定和普遍的行为模式。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遗传基因的包含性的降低，亲缘利他行为的强度是递减的。

 

　　其二，是Trivers（1971）提出的互惠利他行为，即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期望在将来被一些相互的善意报答，而对他人友善地行事的相互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利他的提供者或施惠者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获取远期更大的收益，因此这种暂时降低个体自身适应性的行为，显然可以被认为是利己的自我服务的行为。从语境来看，颇似西尼尔的“忍欲论”。由于施惠和回报存在时间差，从而产生不确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要求较为长期的重复博弈关系，以及某种识别机制，以便抑制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和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

 

　　第三种利他行为，就是不追求任何客观回报的纯粹利他行为，也就是纯粹利他动机的利他行为。尽管对这种利他行为是否真正存在尚有争议，但是著名的“汤姆逊瞪羚”（Thomson’s gazelles）例子[3]已为其提供了生物界的确实证据。

 

　　我们认为，无论是亲缘利他行为还是互惠利他行为，从行为者本意来看，都是利己的，其目标还是最大化自身利益、收益或效用，因此都可视为利己的利他行为。互惠利他既有利于生物个体的生存竞争，也有利于个体基因遗传频率的增加，因此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而亲缘利他虽然不利于个体的生存竞争，但在增加个体基因的遗传频率上却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也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流生物学家认为，无论亲缘利他还是互惠利他，从生物基因层面看都体现了一种“自私性”或“利己性”。然而，由于纯粹利他的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低于前者，不管这种差别在初始状态多么微小，经过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生存适应性较低的生物性状也会被无情淘汰[4]。从而，生物学家事实上是否定了生物的利他的利他行为。

 

　　对这种纯粹利他动机的利他行为的生物学解释是“群体选择论”。该理论认为，自然选择是在生物种群层面上实现的，当生物个体的利他行为有利于种群利益时，这种行为就可能随种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当面临巨大生存考验时，一个存在着利他主义的生物种群比起一个完全缺乏这种献身精神的种群，具有更大的生存适应性（叶航，2000；叶航 汪丁丁 罗卫东，2005）。但这种导致个体适应性降低的利他行为，如何才能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相对利己行为保持遗传优势从而得到进化，这是群体选择理论面临的关键问题[5]。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亲缘利他和互惠利他是符合理性经济人假定的，因为这两种利他都是利己动机推动的，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而如何将纯粹利他行为整合到统一的经济学逻辑体系中，则是主流经济学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利他偏好的内生化假说（杨春学，2001；叶航 汪丁丁 罗卫东，2005）为此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该理论试图把利他主义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之中，以此扩充个人的“自私偏好”，从而使其他人的福利成为个人满足的一个新增的源泉。即，利他主义者所要最大化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福利，还有他们所关心的某些其他人的福利，完全是通过利他来增进个人效用。从这一表述来看，纯粹利他与以上另两种利他行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认为，沿着偏好内生化假说的理路，需要对这种利他行为的社会存在以及如何模仿或者社会复制给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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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430079）

 

                   （本文发表于《财贸研究》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