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的深刻变革之中。经济转轨的核心内容，是由计划经济转向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20多年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建立起来。我国能够加入wto说明，中国已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当然还是一个发展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我国市场经济的框架由10个基本要素所构成。它们是：（1）市场基础（多元的所有制结构）、（2）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3）市场体系（消费品市场、要素市场、服务贸易等市场体系）（4）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价格形成机制、优胜劣汰机制）、（5）市场规则（市场主体的运行规则、市场交易行为规则、政府调控市场规则等）、（6）市场中介（非政府、非企业的、为市场公开、公正、公平交易服务的中介机构）、（7）市场分配（工资的形成机制、激励和约束机制）、（8）市场保障（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9）市场调控（经济运行中政府运用金融、财政等对市场的宏观调控）、（10）市场对接（中国市场规则与wto规则的对接）。现在这10个要素都已具备，但发育程度参差不齐，有些还不稳定，有的尚未成型。我国要实现经济的整体转轨，必须把这10个要素打造成发育成熟的强势要素。市场要素象支撑大厦的支柱一样，一个要素不强，市场经济大厦就会发生倾斜。

　　在经济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中国政府一直扮演着双重角色。一个是改革领导者的角色，另一个是改革对象的角色。一个是改革动力的角色，另一个是改革阻力的角色。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角色，是由中国改革的性质和领导所决定的。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完善，而不是推翻这个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转轨改革的领导，不是象俄罗斯那样由一个新建的政府来领导，也不是象东德那样由外来的西德政府来推动，而是由一直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和各级政府来领导和推动的。这样，中国的政府，一方面要领导各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还要改革自身，否则，改革就难以推进。比如国有企业改革，由于所有权、经营管理权都在政府手中，政府不改，企业改革就无法进行。因此，国企改革必须企业、政府两个轮子一起转才能成功。政府改革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大调整。改革就会失掉权力，损害利益，还要转变职能、改变工作方法。这对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官僚政府的官员来说，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对改革进行拖延，甚至设置障碍，进行抵制。有些人还会利用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的空挡，牟取私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由改革的动力变成改革的阻力。在改革过程中，常常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政府出台的改革政策无法一步到位，只好采取双轨并行的体制。如开始进行价格改革时，不放开不行，完全放开也不行，于是就采取价格双轨制，一部分由市场定价，一部分仍由国家定价。结果，价格改革没有引起大的震动，但利用价格差而牟取私利的腐败却产生了。中国政府是一直致力于反腐败的政府，但在改革中又不断为腐败提供新的渠道，客观上成了腐败的制造者。政府承担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角色，说明政府在改革中的地位多么重要。为此，它既要领导改革，又必须在改革中自觉进行自我革命。政府若能不断克服工作中的失误，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我们的改革就能顺利而健康地推进，否则，改革就会受到阻碍。

　　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我们的政府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政府工作人员是熟悉计划经济一套管理方法而不知市场经济宏观管理为何物的官员。因此，在改革中遇到矛盾特别是涉及经济增长的重大矛盾时，计划经济的一些做法又会成为应对之策，而使改革进程出现停滞和体制复归现象。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出现过这些现象，我们把它克服了。在改革进入攻坚时期，又出现这类苗头，值得引起我们重视。

　　这类问题，是在中国经济发生了通货紧缩、内需不足，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出现了衰退，使中国出口增长势头减弱的情况下出现的。是为了走出紧缩困境，又能推进一些难度大的改革（如企业兼并破产、职工下岗、分流、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而作出的政策选择。这些政策选择，的实施，对保持gdp稳定增长起了重要作用，但也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特别是引起体制改革的停滞和某些体制的复归令人关注。

　　作者观察，对体制的消极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持续发行巨额国债对国企和投资体制造成的影响

　　从1998年开始，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到2001年，共发行国债5100亿元，加上与国债配套的银行贷款，投资规模为2.4万亿元，安排国债项目8600项，到2001年底共完成投资额1.5万亿元。2002年计划发债1500亿元，国债总额达到6600亿元，又安排一批国债项目，连同前四年，投资规模估计可达到2.8万亿元左右。这样大的国债投资和配套贷款规模，对1998年以来gdp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根据有关部门的测算，1998年的贡献为1.5个百分点，1999年的贡献2个百分点，2000年的贡献为1.7个百分点，2001年的贡献为1.67个百分点，2002年的贡献估计不会小于前几年的数字。若没有国债的支撑，我国这几年gdp的增长将在5－6％之间。在国际经济衰退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国债之功确不可殁。

　　但是，长期、巨额发行国债可能带来的财政、金融风险以至危机，不可低估，更不能回避；带来的体制复归影响更应引起重视。

　　（1）国债投资造就了一批新的国有企业。据财政部公布的会计决算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国有资产比2000年增长1万多亿元，增长10.6％，国有资产总额达到11万亿元。在7.3万亿经营性资产中，国有工商企业占有5.9万亿元，比重达到81.8%。按安排的国债项目推算，五年合计近万项，以80％为工商企业计，国有企业约为8000家。这些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和流动资金来源于财政拨付的国债和财政担保的银行配套贷款，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企的资本来源没有本质区别。在组织形式上，虽然实行了业主制，明确业主要对企业的盈亏负责。但所谓业主不过是国家派到企业的官员，最终承担盈亏责任的不是个人，仍然是国家。这些企业从根本上说是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复制和翻版。过若干年，说不定又会成为改革的对象。

　　（2）国债投资强化了高度集中的政府投资体制。我国国债发行集中在中央政府。国债投资主体是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更非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这样，我国已经有所改革的投资体制，又重新向中央政府集中；开始培育出来的企业投资主体，又为政府投资主体所取代。国债由中央政府发、投资由中央政府给，项目由中央政府定，配套贷款由国家银行总行批，由此，国债的偿还的责任又高度集中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名为有责，实际无责。即使追究责任，也是本届政府借，下届政府还。这种投资体制同样是传统投资体制的翻版，而给财政和银行带来的风险要比过去大得多。
（3）国债投资开辟了一条新的行贿和寻租渠道。由于国债投资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又无实际的偿还责任，因此，国债项目和投资就成了地方政府和企业争夺的"肥肉"，谁争到就是谁的政绩。1998年以来，为争夺国债项目和投资而形成的跑步（部）钱（前）进高潮，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为得到项目和投资而行贿、寻租，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去的腐败渠道是价格、利率、汇率双轨制、进口商品配额制、土地审批制等，现在的新渠道变成国债集中投资制。

　　二、发行国债造成的财政和银行关系的变相复归

　　在计划经济时期，银行是财政的出纳。财政需要钱，就向银行支。改革开放后，财政、银行体制进行了改革，中央银行行使国家管理金融机构的职能，其他国有银行向商业化方向发展，股份制银行开始出现，财政向银行透支的现象大大减少。但自发行国债以来，传统的财政、银行关系又出现复归的迹象。财政发的国债主要由银行来购买，然后进入债市流通。银行买国债的钱是老百姓的储蓄存款。近年来，由于银行实行严格的信贷制度，存款贷不出去，经营发生困难，因此，宁愿去买国债。这样，财政缺钱就发国债，银行根据国家的需要和自身的利益就买国债，从而银行又变相成为财政的出纳。这种财银关系是以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作筹码的，双方的风险都很大。

　　三、大企业工委的建立，强化了党企不分，使政企分开的改革难度加大

　　实行政企分开的改革已进行了20多年。本届政府实行政府机构改革，大刀阔斧地撤销各级政府的工业管理部门，成立行业协会，为我国工业由政府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迈出了重要步伐。在此基础上，又对垄断行业，如航空、电信、铁路、国防等部门开展打破垄断、促进竞争的试点。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前景，令人鼓舞。但是，为时不久，中央和省以及某些工业集中的城市又成立了党的大企业工委。大企业工委的建立主要是加强党对国有大企业的领导，选拔、任免大企业的领导干部，领导和管理大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而实际上，大企业的行政工作也都纳入了大企业工委的管理范围。这样，我国的工业企业实际上仍然存在三条管理系统：一是各级经贸委管理系统，二是大企业工委管理系统，三是国防科工委管理系统；企业仍然存在中央属、地方属、军工属三种行政隶属关系；政企不分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这是迄今为止，企业机制仍然不活的关键所在。

 
　　四、弱势群体概念的提出和泛化，激化了矛盾，刺激了低收入层期望值的提高，阻碍了国企改革的继续推进

　　目前我国正处在失业高峰期，城镇实际失业率高达7％以上。这是中国实行攻坚改革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改革必须承受的压力和成本。与此同时，中国还存在6000万残疾人，数千万离退休人员，3000万贫困农民，1.2－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这个为数达3亿以上的人群，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比较低，与1亿以上高收入层形成强烈反差。对待这样一个严肃的重大问题，近一段时间公开出现两种说法：一种是把这些人群说成是弱势群体，并不断扩大范围，加以泛化；一种是把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其中，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列为第一阶层，把经理人员列为第二阶层，把私营企业主列为第三阶层，而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则被列为第八、第九阶层，最后一个阶层则是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与这些说法相联系，还有一些语言，如，"买断工龄"、" 转换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等，是直接伤害职工感情的，但在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新闻传媒的报道中经常出现，而一些规范性政策语言，如"经济补偿"却不多见。这些说法起了激化矛盾的消极作用，导致要求援助弱势群体的声音不断出现，给政府工作带来被动，还使一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是否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矛盾已不可回避。弱势群体的概念和口号虽不再提，但这个概念在城乡的影响却广泛存在。如何解决城镇失业职工的再就业，如何在未进行劳动制度改革的国有企业推进这项改革，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五、近几年农村实行的粮食购销体制，具有统购统销时代体制的特点。在这个体制下，政府付出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国家粮食部门的利益得到保护，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受到制约，农民则未得到好处。今年在浙江进行的粮食购销市场化的试点，完全证明了过去做法的失误。提供农民收入水平是当前我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困境的根本出路之一。而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包括国际市场，应对来自国内和wto的挑战，是极为关键的一着。传统的用行政手段控制农民的办法再不能实行了。

　　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在于深化改革，在于体制创新。

　　国债项目投资，除国家项目外，地方项目由地方财政担保偿还，不能把偿债责任全部集中中央。今后发债仍然由中央集权，但使用多少由各省市申请，中央切块分配，地方财政偿还。投资项目要公开招标，重大项目要在地方人大讨论。用国债等财政手段复制国有企业的做法应当停止，用股份制取代，使企业一开始就成为投资主体。

　　要采取措施了断传统的财银关系。国有企业"债转股"的"债"是财政欠银行的债，从源头看，大部是财政欠老百姓的债。"债转股"的"股"，表面是银行持企业的股，实际是银行持财政的股。这种财政和国有银行的关系用什么体制、什么办法才能解决，需要制度创新。与此相似的是，国有银行用老百姓的存款去买财政发的国债，而财政又用国债投资去建立新的国有企业。这种财银关系将出现何种结果，将以何种方式走出困境，更需要制度创新。

　　条块分割的工业管理体制已实行几十年，迄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我们期望尽快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不要再在瓜分企业管理权上做文章。障碍这一问题解决的关键是条块利益关系，是财政税收制度。只要条块政府与企业的利益脱钩，企业不再有行政隶属关系，企业就能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自己。企业无上级！这是中国企业向政府提出的本能呼喊。

　　严峻的失业形势，困扰着政府，牵动着数亿人的心。有些专家已经呼吁，中国经济的宏观目标，应当从"促进增长"转向"充分就业"。中国的现实告诉人们，在中国，充分就业是难以做到的。在当前的失业高峰期，更难做到。有些人以为经济增长同就业呈正相关关系。但根据有关部门的测算，中国经济的增长，并不能、至少现在不能带动就业的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下岗再就业的改革还能继续进行吗？有些人感到国家和社会的承受能力都已有限，我们应当放慢一些步伐。弱势群体的概念，有人认为是一个正确的概念，首先因为这个群体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代表这一群体的利益，全力援助他们。有人则认为，弱势群体这个概念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是可以用的，但作为政策概念则不宜使用。因为这个概念的内涵可宽可窄，如把这个概念泛化，可以扩大为几亿人，容易激化矛盾，刺激预期，政治上很不利。应当是是什么人就叫什么人，什么人就实行什么政策，这些政策政府都是有的，没有必要再加以概括。现在弱势群体尽管不再提，然而把这个概念泛化的问题依然存在，应当引起重视。

　　20世纪90年代初期，破"三铁"的改革在全国搞得热火朝天。在宣传上我们没有注意策略，有些媒体公开提出要用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去破"三铁"，引起职工强烈不满。当时，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用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去破'三铁'，不仅用语会引起职工的反感，在我看来还是一种政治性的错误语言。怎么可以用连当代资本家、政治家都不用的手段去对待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呢？"

　　现在我们又遇到同类问题。前面我提到的"买断工龄"、"置换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等等语言，也是容易引起职工反感的语言。规范的政策语言是，对下岗职工给以经济补偿，而我们经常说的却是某种带有歧视性的语言。试问，一个工人的工龄，怎么可以用钱买断呢？用钱置换了全民所有制职工的身份，那职工的身份又是什么呢？为了正确处理职工下岗再就业等问题，有关政策语言问题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规范。

　　三农问题根本出路是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是用产业协会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让龙头企业带领农民在市场中摸爬滚打。朱总理多次向人们推荐美国的大豆协会。大豆协会就是生产大豆的农民的组织。美国、日本、欧洲许多国家都有农民自己的组织。朱总理在美国谈判中美农产品贸易时，对手之一就是美国的农业协会主席。我们要用这些组织形式让农民自己去发家致富，政府则要提高对农民的补贴，减轻农民的负担。我们对农民的干预太多了，让农民去自己解放自己吧！

　　以上说的是关于当前政府改革的几件大事。最后，我再重复一下前面说过的话：政府是改革的领导者、改革的动力，同时又是改革的对象，弄得不好，还会成为改革的阻力。攻坚阶段的改革，政府改革是关键。政府要自觉进行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