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利润铁率”和“积累铁率”
利润是积累和资本形成的源泉，是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增长最可靠、最真实的保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积累是“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 作为一种尝试，本文试图从利润增长周期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周期，用“利润周期理论”来说明我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当前经济形势与发展政策，以及国际经济关系和区域经济关系中的贫富差距问题。本文所讲的利润是广义概念，指全社会当期创造的财富扣除成本后的所有剩余，主要包括利润和税收。如果用英文字母表示，可缩写为P&T，即Profit and Tax。笔者认为，长期以来，GDP增长率作为国际上通行的评价经济状况的4个指标之一 的权威地位，面对今天越来越难以解释的许多矛盾现象，已经受到挑战。无论是国内根据GDP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所作的判断，还是国际上根据GDP增长率对各国经济的评价，都是有缺陷的，加上利润增长率指标更能说明许多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更加重视用利润增长率来对经济增长作出更符合实际的判断。我们认为，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利润周期”规律，从而存在着“利润铁率”和“积累铁率”。
一、中国1978－1996利润增长与利润周期分析
由于全国全部利润仅有1992、1993、1994、1996年4年的统计资料，其他年份均无法取得，我们用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税来说明中国的利润情况，这个指标是目前我国统计资料中能取得的最有代表性的、最完整的利润指标，可以说明全国全部利润的基本情况和变动趋势。
注：1、根据《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33页、134页、138页、146页，《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7页、267页，《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第21页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1978－1984年为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1985－1996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因此，198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大增幅主要是刚包括了非全民数字的原因。
3、本表增长率和指数均以上年为基数计算并扣除通胀因素，即实际增长率。
图1：1978－1996年中国GDP增长曲线与利税增长曲线比较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到，用利润指标来考察我国的经济增长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高增长的判断需要修正。1978－1996年18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87%， 而利税年均实际增长率仅为2.23%， 比GDP增长率低7.64个百分点。为了使速度指标具有可比性，本文在使用利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等速度指标时，只要未作特别说明，均指实际增长率而不是名义增长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27页所列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税增长率，1981－1996为10.3%、1986－1996为10.9%、1991－1996为17.6%， 都是名义增长率，不能真实反映经济运行状况；扣除通胀因素后，实际的利税年均增长率1981－1996为2.24%，1986－1996为1.06%，1991－1996为5.40%，分别减少8.06、9.84、12.2个百分点。同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也有较大差距。因此，对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判断，需要用利润指标加以修正。
2、GDP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实质状况明显高估。从上表可以看到，除1991、1992、1993年利税增长率分别高于GDP增长率2.3、4.8、10.3个百分点外，其余15年均低于GDP增长率，尤其是1986、1989、1990、1995、1996年5年分别低14、20、20、21、14个百分点，更是惊人。1981－1996、1986－1996、1991－1996年，我国利税的名义年均增长率虽然高达10.3%、10.9%、17.6%，但实际增长率（即扣除物价因素后）仅为2.24%、1.06%、5.40%，比同期GDP增长率10.1%、9.9%、11.6% 分别少7.86、8.84、6.2个百分点。18年间我国GDP从未出现过负增长，利税却在1981、1986、1989、1990、1995、1996年出现了6年的负增长。 这种状况进一步说明了我国经济运行的质量不高，对GDP增长中的泡沫因素要有足够的估计。
3、当前我国经济明显在低谷区域运行。利税增长率从1992年（19.0%）和1993年（23.8%）的高峰期下降以来，一直处于下降通道之中，1996年继续下降（－4.2%），这与GDP的持续高速增长的方向基本上是相反的。这种状况说明，我国经济运行已非“软着陆”可以解释，而是已经进入低谷运行区域了。
4、利润周期与GDP增长周期差别很大，利税增长很不稳定。图1清晰地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18年间，出现过几个GDP增长周期和利税增长周期。利税增长周期的特点是：（1）利税增长曲线一直低于GDP增长曲线。（2）利税增长曲线一直在低位运行，利税增长曲线的轴心线（增长率的平均数线）为2.76%，GDP增长曲线的轴心线（增长率的平均数线）则为9.92%，利税增长曲线的轴心线比GDP增长曲线的轴心线低7.16个百分点。（3）利税增长曲线震荡的波幅大大高于GDP增长曲线。GDP增长曲线的波峰与谷底之间的差一般在5个百分点左右，最高的是1990－1992年间，波动10.4个百分点；而利税增长曲线的波峰与谷底之间的差一般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上，1987－1990、1990－1993、1993－1995这3个期间，甚至分别高达21.4、40.0、34.7个百分点。（4）利税增长很不稳定，波动大。GDP各年增长率的方差为10.6，利税各年增长率的方差高达108.9，这明确表明利税增长很不稳定，波动很大。
二、利润增长周期的国际比较
当我们用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时，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则较低；但如果用利税来衡量经济增长，却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如果再加进国际体系因素即汇率的比较因素，情况将发生更大的变化。
1、中国与美国的利润增长比较
美国在统计中，把GDP分解为资本折旧、工资、业主收入、股息、公司利润等项，其中又把国民收入按收入列表分解为工资、业主收入、个人租金、公司利润等项。 由于中国在90年代后的统计年鉴中才开始对GDP按项目结构进行分解， 因此，我们在进行中美利润增长对比时，对美国用的是国民收入表中的公司税前利润（Corporate Profits），即包括利润与税收，来与表1所列中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相应指标进行对比分析。这种对比能代表基本情况和趋势，特别是在速度指标上，都以两国前期的实际作基数，不存在不可比因素。中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税增长情况在全国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是比较合理的对比资料。在衡量总量水平和人均水平时，中国仅使用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各项指标，显然是有缺陷的，因为未包括非工业和非独立核算企业的利税在内。为此，笔者根据可以找到的1992、1993、1994、1996年4年的统计资料进行了推算，将总量和人均水平均扩大2.8倍来衡量 。由于这是一种推算，笔者在图表中不作调整，只是在文字分析中加以陈述。在计算美国的利税总量时，没有包括业主收入在内，因而也不是全部利润和税收，也有一定的缩减，但缩减因素较小。
注：1、利润总额指公司税前利润，摘自美国《Statistical Abstract of United States》各年版中表“National Income, by Type of Income”中“Corporate profits”项目，企业利税已作了资本折旧调整和存货调整，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出版， 1978年版第441页（1978年数据）、1987年版第421页（1979、1980、1981年数据）、1989年版第425页（1982年数据）、1990年版第429页（1983年数据）、1991年版第435页（1984年数据）、1992年版第432页（1986年数据）、1994年版第452页（1987年数据）、1995年版第457页（1988年数据）、1996年版第449页（1985、1989年数据）、1997年版第453页（1990－1996年数据）。
2、物价总指数采用“GDP Deflators”，摘自《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7年版，第148－149页。
3、GDP各年增长率摘自《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7年版，第144－145页；1978－1996年18年年均增长率1.42% 根据《Statistical Abstract of United State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6年版）第452页GDP不变价绝对数计算。
图2：1978－1996年美国GDP增长曲线与企业利税增长曲线比较
上述图表鲜明反映出中两美国利润增长与GDP增长的不同特点，从而反映出经济增长的不同质量。
1、在经济增长周期中，中国表现出利税增长大大低于GDP增长的突出特点。如前所述，1978－1996年18年中，中国仅有3年是利税增长高于GDP增长；美国则相反，年均利税增长高于GDP年均增长1.17个百分点，多数年份中利税增长都高于GDP增长。就GDP增长率而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点极为突出，18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9.87%，美国只有1.42%；但如果用利润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特点便不存在，18年来利税实际年均增长率只有2.23%，低于GDP年均增长率7.64个百分点，且略低于美国的利税增长率（2.59%）。
2、两国的增长曲线均反映出利税增长波动大于GDP增长波动，美国比中国更甚。这种情况说明，在经济周期的结构调整阶段，美国利税下降剧烈，但却使调整比较彻底；中国利税下降比美国平缓，但却使该调整的结构因各种保护而未能及时得到调整。上述两种不同调整方式及其效果来源于不同的体制和机制。短期看，在循环低点时美国利税大幅下降，中国降幅不大；长期看，美国利税的长期增长率高于中国。
3、中、美利润周期表现不同。中国近20年利润周期的峰值年分别是1978、1984、1987、1993；低点分别是1981（第1次出现负增长，－0.9%）、1986（第2次出现负增长，－5.2%）、1989和1990（第3次并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15.6%和－16.2%）、1995（第4次出现负增长，－10.9%）。这些数字说明，中国利润增长周期有一个突出特点是，与GDP增长周期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负增长不同，利润在每一次低谷期都出现了负增长。美国的利润增长周期与中国略有不同，当中国经济从1989年和1990年的利润负增长中走出来，1991和1992年分别出现了11.5%和19.0%的利税增长时，美国却仍然连续两年处于利润增长的低谷期（－0.4%和0.9%）；然而，当美国经济从1993、1994年以利税的较高增长（11.9%、10.2%）开始了持续多年的增长时，中国却在1995年出现了又一次利税负增长并进入连续多年的利润下滑和低谷期。
为了更深入地进行比较，下面我们进一步进入汇率因素进行分析。
注：1、利税总额：美国摘自本文表2；中国摘自本文表1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588页各年的平均汇价（中间价）计算。分析中国的总量水平时，笔者将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税总额扩大2.8倍来衡量（具体计算办法见本文第二部分注①）。
2、人均利税：美国根据《Statistical Abstract of United State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1996年版）第8页人口资料计算；中国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人口资料计算。中国的人均水平计算办法同注1，也需作2.8倍的放大。
3、利税增长率：两国均为本币计算的实际增长率，即扣除通胀因素。美国通胀指数采用“GDP Deflators”，摘自《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第148，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7年版；中国通胀指数采用零售物价总指数，摘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有关年份。
图3：1978－1996年中美两国企业利税增长率比较
图4：1978－1996年中美两国企业利税人均水平比较
图5：1978－1996年中美两国企业利税总量水平比较
当我们加进汇率因素，即把中国经济放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进行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差距问题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1、用美元衡量利税增长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暴露出更大的问题：无论是利税总量还是人均利税均长期在低位徘徊，几乎没有什么增长。从表3看到，用各自的本币来衡量利税增长时，中国与美国在速度上的差距不大，1978－1996年利税的实际增长率，中国是2.23%，美国是2.59%，中国比美国低0.36个百分点；但如果用美元来衡量，18年间利税的名义增长率（即只考虑汇率因素暂不扣除通胀因素），中国仅有0.8%，美国是8.3%，中国比美国低7.3个百分点。如果再扣除通胀因素，由于中国18年间通胀率高于美国，差距会更大。也就是说，中国利税增长在同时考虑汇率因素和通胀因素后，将呈现负增长，而且是较大的负增长。
2、利税人均差距巨大。除了增长率的差距外，人均差距更是一个突出问题。按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税水平扩大2.8倍来衡量表3的计算结果，1996年中国的利税约2400亿美元，美国高达6700亿美元，中国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多。加上人口因素后，中国1996年的人均水平比1978年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9%。同期相比，美国1996年比1978年却增长了252%。我们同样把表3的计算结果扩大2.8倍来衡量人均水平，1996年中国的利税人均水平约200美元，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十二分之一。我们从图4和图5上明显看到，当我们把美元计算的中、美两国的两条利税增长曲线同画于一个坐标中时，中国的增长曲线处于极低的位置，这种状况并未在中国经济近18年的CDP高速增长中有所改变。
3、利税总量指标也不乐观。人们一般认为，中国虽然在人均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但在总量指标上却是占有优势的，一些预测甚至认为，2020年中国将在GDP的总量指标上与美国相当。表3和图5显而易见地表明了中国与美国存在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几乎一直处于几十倍的水平而没有什么改善。笔者认为，从利润增长趋势和增长能力看，中国的总量指标是不乐观的。利润增长的长期趋势存在马太效应，尤其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中国在利润增长速度上出现大大超过美国的突破性可能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就利润总量而言，2020年中国仍然将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而在利润增长速度和利润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GDP的总量增长今后究竟会如何，也是不容太乐观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差距从1993年开始逐年加剧，当美国经济从利税增长上表现出1993、1994年起走出低谷并持续高速增长时，正是我国经济步入低谷的最困难时期，利税加剧下滑。1990年中、美两国都处于利税增长的低谷期，但如果以1990―1996年进行比较，中国制造业利税的年均增长率明显低于美国。1996年和1997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调整时期，利税一再下降。从1998年上半年的情况看，企业财务状况还在继续恶化。而美国经济在进入1998年以后，仍然保持着高利润的经济增长。
上述对比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中令人忧虑的一些情况：（1）当我们用利润指标来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时，我们历来所认为的高速增长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1978－1996年18年间，GDP年均增长9.87%，而利税年均增长仅为2.23%，比GDP年均增长低7.64个百分点；（2）当我们进一步把中国经济放在国际体系中来比较，即加进汇率因素后，情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利税增长从年均增长2.2%，下降为0.8%，再下降1.4个百点，比美国低7.5个百分点（用美元比较）；（3）18年来我国利税一直在人均200美元、总量2400亿美元（已考虑放大因素）的低水平徘徊。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状。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落后的事实，而仅仅依据GDP增长来判断我们的经济一直处于持续、快速、健康的增长之中，对利润增长水平很低并不断恶化的趋势不加重视，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2、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税增长比较
注：1、利税总额计算方法：根据《国际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11月版）第134页“按收入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求得1992年各国利税用本币表示的总量，再根据第357页“货币汇率”表中当年各国汇率折合为美元。泰国为1991年数。中国的利税数据摘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9月版）第52页，汇率根据第580页即“1美元＝5.5149元人民币”计算。
2、增长率计算方法：根据《国际统计年鉴1997》第134页“按收入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求得利税和GDP的名义增长率，扣除通胀因素求得实际增长率。泰国为1980－1991年均增长率。
3、通胀因素根据《国际统计年鉴1997》第415页“国内生产总值减缩指数”计算。日本缺此数据。
表4反映了如下特点：
1、发达国家利税增长率均高于GDP增长率，其中新西兰、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等更加突出；相反，发展中国家利税增长率均低于GDP增长率，泰国尤甚。由于资料收集的困难，我们只计算了到1992年的情况，如果再考虑到1992年以后由于发达国家主导了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潮流，其经济一般都处于较好的持续发展之中，并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尤其是美国）；相反，发展中国家却不断出现各种危机，两者的差距更加突出。这种情况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质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增长”在高通胀、低利税的情况下，实际上潜伏着一个迟早要爆发的危机。在表4中我们看到，“四小龙”之一的韩国，1992年的GDP增长率是低于利润增长的，这就是给我们提出的一种警示。
2、人均利税水平差距大。发达国家1992年的人均利税一般在5千到8千美元，发展中国家却只有几百美元，平均相差10倍以上。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在低位运行，近几年在GDP上的高速增长并没有改变这种事实上的落后局面。
3、当前的国际经济社会仍然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富系社会”。虽然已经有几代人为建立合理、公平的国际经济体系、为改变南北差距而努力，却仍然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系的性质。
4、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当前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前几年的并轨和事实上的贬值，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竞争优势，扩大了市场的份额；而由于东南亚国家当时并未引起重视，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致使今日爆发危机。关于这一点，我国已有权威文章作了令人折服的分析和辩驳，本文作者在此进一步指出：利润增长曲线说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另一个根源，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利润增长率很低，而有限的利润又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战的结果。为此，发展中国家不仅要特别重视利润的增长，还要问一问利润到哪里去了？这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更深层次进行思考的最重要的增长问题！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发展和GDP的迅速增长中，一直没有获得现代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持，高新技术、关键技术和关键生产部分一直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而发展中国家多数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发达国家的产品配套、组装并在本国销售的产业。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并能获得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的超额利润甚至垄断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则因技术劣势，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并在利润分配上向发达国家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的增长和国际市场份额的扩大，无论发展中国家哪一家的货币贬值，其结果都是发展中国家帮助发达国家开拓市场。我们并不否认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贸易上的互利、互惠，并不否认发展中国家受益的一面，但受益最多的是发达国家，这是无庸置疑的。从表4反映出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税增长状况，我们看到，最典型的发达国家美国正是在1992年以后，在东南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利税成倍的增长；而也正是这几年，东南亚各国积累了 许多矛盾，终于在1997年7月爆发金融危机。这些现实情况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把利润的增长、科技的进步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
利润是经济发展的最可靠基础，是经济恶化的最危险根源，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问题，说到底更核心的是利润问题而不是其他。
三、利润铁率与积累铁率
笔者认为，用利税增长率来说明经济增长状况和经济周期更真实合理而且更有意义，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利润铁率”和“积累铁率”。
剩余劳动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最可靠的保证，剩余的集中表现――利税――的增长比GDP增长更能说明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增长质量和增长潜力。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一个国家和整个人类社会只有在劳动成果有了剩余的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剩余越多，积累和发展的能力越大。特别是当人类社会出现工业革命并逐步有一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工业社会后，科技和生产方式的根本变化和飞跃，以利润为代表的剩余在量上产生了质的飞跃，经济增长因积累能力的提高有了进一步的惊人发展。任何人都明白，一个只能维持温饱并把剩余吃光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积累和进一步的发展的。显而易见，剩余是积累和社会发展的源泉，是“社会进步的最重要职能”，利润对增长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没有利润作支撑的增长不是真正意义的增长，利润的数量、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阶段。
我们把利润和积累的这种作用称为“利润铁率”和“积累铁率”。它包含着三层最基本的含义：（1）利润和积累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源泉和动力，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最基本指标和第一指标；（2）没有利润增长作支撑的GDP高速增长和其他任何增长，都不是实实在在的增长，是含有泡沫的增长，总有一天会破灭；（3）利润增长周期是说明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一个没有利润和积累的经济体制是没有活力和前途的。
利润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而且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利润周期的规律在于：（1）利润增长总是不断出现周期性波动，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杂乱无章的，它总是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出现高潮与低谷的周期循环特点，与经济的景气循环周期一致。（2）利润周期波动与GDP周期波动同步，但波动更大，这一点无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得到了一致的验证。（3）利润周期波动有时出现大起大落；在一定条件下，大起大落会由坏事变成好事。较大的波动意味着较大的、较彻底的调整，为经济走出低谷积蓄并创造了真正的动力，为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为经济的更好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在利润周期波动的景气循环中，不存在“软着陆”的正面效应。所谓的“软着陆”，实际上使低谷期本应调整和淘汰的结构得不到实现，就只能以牺牲以后的利润增长为代价。（4）利润增长率比GDP增长率更真实地说明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客观实力。从本文图表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长期利润增长率均高于GDP增长率，而发展中国家的利润增长率略低于GDP增长率，经济转轨国家的利润增长率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大大低于GDP增长率，可见，利润增长率是比GDP增长率更能说明经济增长实际事实和竞争力真实水平的指标。在这个指标下，发展中国家的高增长和发达国家的低增长均露出了事物的原形：真正处于增长优势的是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5）利润增长与利润流动存在着“马太效应”。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区域经济关系中，仍然是典型的“富系社会”，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今天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与当年英国在工业革命时代所处的“世界工厂”的中心地位并无区别。现在他们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科研中心”。发达国家处于科技进步的先导地位和产业发展的主导地位。掌握着产业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关键部门，这些是他们从不愿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怎样的胜利，最得利的其实是发达国家，中国近十年的发展最说明这一事实。中国近年来发展最快、市场最热闹的电视机、收录机、PC机、VCD等等，都是典型的技术在外的产品。中国的VCD产量已占全球三分之二，但VCD的核心技术和技术含量很高的产品如机芯、解码芯片等却被外国公司垄断，中国企业由于缺乏技术和资金优势，相当长时期内都将无力开发。个人电脑越来越成为中国市场的明星，市场迅速膨胀，然而PC机的生产却主要由国外大公司垄断，尤其是大型系统、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被国外少数几家大公司垄断，从而使发达国家成为技术中心和利润中心。1996年中国VCD市场的第一盈利大户是美国C－Cube公司，该公司向中国市场出售了500万套芯片，获利2.09亿美元，1997年盈利额更是大幅增加。 人们常说“市场不相信眼泪”，在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关系中，更加如此，竞争法则残酷无情地将弱者淘汰出局。
利润周期不仅是经济景气循环分析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而且是分析和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GDP为最主要的标准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对发展理论和增长理论具有重要影响的H•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 和库兹湟茨S•库兹涅茨的统计分析 中，使用了就业、城市化、工业化等许多指标，尤其GDP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80―2100美元时，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分三个层次逐步进入了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这些分析和理论在世人公认的“亚洲奇迹”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矛盾中陷入了困惑。我们认为，利润增长速度和水平（包括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也许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另一种划分标志，至少应当与GDP共同组成划分发展阶段的一组指标，笔者将在另文对此进行讨论。
四、提高利润增长率的途径
影响利润增长的因素，从根本因素看，主要是科技实力、产业实力、财富实力从而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实力。从更高的角度来说，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是集约型增长方式的问题。从最直接因素看，一个重要方面是市场经济中的价格和成本，这是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发达国家不仅在科技实力和产业实力上居于领先和主导地位从而具有竞争优势甚至垄断优势，而且由于他们一般来说已有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竞争的法律和规则，又是一重保护，在这双重优势下，发达国家容易形成板块利益和板块效应。发展中国家不仅在产业实力上弱小被动，而且由于市场经济发展较晚，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无序竞争、过度竞争严重，更加伤害了他们的竞争能力。
影响中国利润增长的因素，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科技实力和产业实力的问题。从直接原因看，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产业结构问题、国有企业效率问题及无效保护问题、过度竞争和过度分散引致的畸形低价问题、人口总量大且增长并未放缓的四大突出问题。中国能否在三、五年内彻底走出利润低谷，关键是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有序竞争三大问题；从长期看，中国经济进入利润稳定增长（从而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措施在于发展教育和科技，并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因此，笔者认为，从利润周期规律、利润铁率、积累铁率的角度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增长政策，突破口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教育的地位，用行政的和市场的、强制的和自愿的多种手段，发展教育事业和教育产业。人们一般认为，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如发展产业那样直接那样来得快；其实，恰恰相反，教育才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一条捷径。教育不仅由于提高了人的素质而成为一项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而且比之产业转移和科技转移的难度和时间而言，更容易更便捷得多。一个“10年教育工程”或“20年教育工程”的努力完全可以根本改变新一代人的文化素质状况。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近20年了，但我们却没有象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那样对教育的改革发展动过真格。经过20年的发展之后，今天中国在基本解决了温饱的条件下，把大力发展教育放在国家发展战略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地位，已经有了条件。同时，从消费层次理论和中国人民今天对教育需求的热情来看，发展教育也已经有了相当好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和市场基础。虽然教育事业和教育产业没有得到象汽车工业、房地产业那样的政策支持力度，然而却是“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教育在不知不觉之中已成为群众非常热门的消费选择。关于发展教育的意义、可能性、可行性等等，笔者曾撰文进行过专门讨论， 因篇幅所限，本文仅提出一些对策建议。我们认为，教育不仅要依靠政府的力量，还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不仅要依靠行政力量，还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不仅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而且应大力发展教育产业。①加大教育投入，充分发挥政府和正规军的作用，把教育目标作为政府一把手最主要的考核目标之一。②解放思想，进一步开放社会办学的许多禁令，并充许发展教育产业，不要怕出乱子，不能因噎废食。在经济发展中也出了很多问题，我们为什么就能理解，而对教育的发展为什么就那么苛求呢？③国有企业和机关有大量的富余人员，这部分单位又正是我国文化素质最高的地方，应在精简中象鼓励下海一样鼓励他们进入教育领域；并作为一项任务，在对口支援中要重点支援教育。④对大学生、干部、科研人员等凡有条件进入教育领域工作的人员，采取定期服务制度和法定服务时间制度。比如大学生实习和劳动的内容中应包括到农村去支援办学，鼓励大专院校毕业生和机关干部等到农村支教一年等。⑤继续发动并扩大城市和较发达地区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援，等等。如果我们能象搞改革开放那样广泛深入地动员群众来办教育，完全能够达到目标。笔者尤其认为，在当前政府机构改革中，对需要精简和分流的大量工作人员，应鼓励和安排他们流向教育部门。这部份人具有的普遍性优势是文化和科技优势，如果只流向经济部门，实在是对知识和劳动力资源的又一次大浪费！因为教育部门特别是基础教育部门对人才的需求比企业更迫切。如果给精简下来的人员一些特殊政策，让他们去办各种层次的学校，让他们去从事使我国经济社会更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事业，可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教育的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也是极为广阔的，教育产业对关联产业的带动也是很大的。
（2）强化科技实力，壮大知识经济。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性，已形成人们的共识，知识经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在我国积累、利润和资金都较少的情况下，采取什么办法促进其发展。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集中力量攻关和发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相结合的策略。当代高新技术，应组织国家力量，象“两弹一星”那样，集中攻关，形成自己的优势，而不仅是跟踪。为此，政府应有相当的财力、人力和政策的投入，不宜分散。与此同时，要发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开发园区、高新科技企业，实现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大力发展我国的知识经济。具体作法上，应大力支持科研单位、科技人员举办高新技术企业，组织有实力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上市。此外，在已上市企业中注入高新技术产业也是一条重要途径。现在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存在力量分散、产业雷同的问题，应依靠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力量加以解决，不能放任自流，造成浪费。
（3）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在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处境更为艰难。他们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压力：一是渐进式改革到了攻坚阶段面临的利益调整和生产关系调整的压力；二是短缺经济在经过近20年发展后出现普遍的生产能力过剩要求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压力；三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迫使我国采取许多紧缩政策的金融环境压力和国际市场压力。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情况变得更加尖锐和复杂，从而可能制约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今年下岗问题异常突出以后，有一种意见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应适当放慢步子，笔者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可取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案，已有许多讨论和对策，笔者在此不再多议。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三条：一是缩小“抓大”的范围，把改革的力量集中到关系国家控制力的企业上来；二是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并从根本上对现有企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三是利用国家的力量和国有经济的力量促进科技发展，特别是对先导产业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国有企业在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占有和使用了大量的资源，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早改早主动，停顿和等待是没有出路的。
（4）反过度竞争。近年来，由于中国在解决短缺问题之后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经济的法规又不健全，加之各地方的局部利益和由此产生的五花八门的地方政府保护政策，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中国企业之间都存在无序竞争和过度竞争，价格已低到企业和产业难以有长远发展的程度，只求生存，根本谈不上开发能力。竞争本来是有利于优胜劣汰并促进技术和生产进步的，但竞争变得无序、过度，就走向了反面，反而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也曾经经历过过度竞争的问题，并由此产生了托拉斯、卡特尔、康采恩等多种形式的联合组织和垄断组织，以限制和规范竞争。这些组织最初的出发点是价格的协调以及生产份额和市场份额的分配，但后来发展到资本的集中，并由集中带来了成本降低和生产实力、科研实力、开发实力、抗风险能力等增强的利益。集中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但由于存在国企改革和政府保护问题、地方主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的法制缺陷问题等，过度竞争成为中国当前突出的矛盾，资本集中遇到很多困难。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既有保护竞争反对垄断的一面，还有保护集中反对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一面，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技术进步、生产发展和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集中不仅为了实现规模效益，这里我们更强调的是保护企业的合理利润，否则就谈不上发展。政府的这两种作用在不同的条件下应有所侧重。在中国目前过度竞争的矛盾突出、集中阻力较大的情况下，政府应在促进集中上发挥重要作用。当然，不能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办法上去，而要采取税收及其他经济办法，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除现在已推进的建立大型企业集团、鼓励联合、兼并等一系列促进生产集中的措施和鼓励科技进步的税收政策外，笔者还提出这样一项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根据价格法、企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商品的最低售价，从法制角度约束某些企业的过度低价销售行为，还要通过行业协会协调本行业企业的产品价格，形成自律行为。最低价格应由社会平均成本、税收和合理利润三部分组成。仅仅以成本进行销售，一般情况下应视为不合法（特殊情况和特殊企业要作出详细规定），在成本以下进行销售更是违法行为。企业必须有利润才有存在的意义，整个社会才有进步的可能。做不到这一点的企业，应当让它在竞争中被淘汰。这种办法对工资的失控也是一种自动的调控机制，如果企业一旦把利润过分用于工资而超过自己的利润能力时，便反映为成本的增加和利润的减少从而影响其产品物价的合法性。这也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在进行消费时，都应当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份必须的积累即利润。这个贡献分为两部分：税收和企业利润。税收用于全社会的共同开支和发展；企业利润专门用于该企业从而该产品和该产业的发展。
（5）进一步寻找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计划生育问题的出路。改革开放后，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了我国在人口政策上的失误，制定了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从执行的结果看，城市的人口增长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但农村超生问题仍然严峻。农村人口占了中国人口的五分之四，这个问题不解决，会严重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村计划生育的问题除了人们观念上的原因外，农村的主要问题还是经济问题特别是社会保障问题。笔者在此大胆提出一个方案：在强制执行国法和重罚违规者的同时，从改革农村的养老保险入手，促使农村人口自愿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农村中的独生子女在读书、就业方面给予优惠，招生、招工优先，凡在城市和非农产业就业的子女，法律上规定他们每月要向父母提供基本养老生活费；二、对独生子女农户中没有子女在城市就业的65岁以上的老人，由政府向其提供基本口粮（实物），保证基本的生存需要；三、由农村社区组织、政府机构和其他商业性服务机构解决某些农村家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我们认为，这样的方案对于农民自愿执行计划生育应该是有较大吸引力的。实行这个方案的关键是国家有没有这样大的财力？即可能性问题。我们认为是可能的。现在农村有8亿人口，假如10年后进入养老年龄的人口为2亿，其中一半人口是独生子女父母即1亿；再假如其中大约30%的人的养老可以由参加城市工作和工业工作的子女负担，另70%即7000万，由政府负责养老。每年的口粮按每人每月30斤计算即360斤，按每斤6角计算为216元，全部养老费为150亿元，占1996年全国农业税369亿的40%，占1996年全国全部税收6900亿的2%,占1996年全国财政支出7937亿的1.9%。如果向全国人民说明道理，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人们是会愿意付出这笔支出的。上述资金的来源不仅可以从财政支付，还可以考虑从农村供销社等集体经济的积累中提供。还可考虑在农村首先建立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基金，由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监管。
此外，学习发达国家提高积累率的一切有效办法，比如借鉴许多发达国家在商业零售环节征税的办法，逐步把价内税改为价外税；对各种社会保险金实行减免税以鼓励个人增加投保的办法；对利润转化为投资实行减免税的刺激办法，等等，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
以上这些对策，应当视为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更为重要的内容。
总体来讲，笔者认为，中国要想摆脱贫困和落后，真正的捷径是发展教育和科技，中国改革开放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的结果最能说明问题。教育在20年间改变人的素质，看起来时间长，其实是捷径。对我们今天面临的困难局面来讲，道理也仍然如此。笔者认为，我们今天要做的最紧迫的任务有两条：一是利用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政府机构改革时期，把热点引向教育；二是产业发展取向上以积累型产业为主。目前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不仅是中国的现象，而且是国际现象。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正酝酿着一埸更大的产业革命。就中国目前的科技实力、产业实力和经济实力而言，显然是不可能领导这种产业升级的。但我们正好可以在这时为下一阶段的发展积蓄力量：这就要靠教育和提高人的素质，对“下岗”进行引导，坏事变好事，鼓励人们拿文凭，鼓动教育热、文凭热。笔者认为，虽然大量的下岗使一些城市家庭面临困难，但与改革开放刚开始相比，人们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仍然大不一样了，最重要的是温饱基本解决了，在这种条件下强调教育，是有条件的，是人们能够接受的。21世纪的经济竞争，根本之处是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为此，发达国家已纷纷采取措施，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8日以绝对多数通过《美国竞争力法案》，极大地修改了科技人才的移民办法，旨在通过大量吸引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才，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科技人才，来加强和继续保持美国的竞争力，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最重要国际动态，需要我们及时制定有效对策。
最后笔者还想指出一点：长期以来，国际上通行用GDP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国际收支4个指标对各国经济进行观察和分析，其中GDP增长率更是最主要和最常用的指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权威国际机构的各种报告和统计年鉴中，在各种大学经济学教科书中，都可以看到GDP增长率的重要地位，但却很难看到详细深刻的特别是系统的利润指标分析。然而笔者认为，面对上述大量的矛盾现象，GDP增长率对经济发展判断的权威地位已发生动摇。为此，利润增长率指标和利润周期分析应尽快进入政府和学者们的视野之中。最近，笔者特别注意到，美国经济学者、商业资询机构、大众传媒，在分析和报导美国的经济状况时，特别重视的是企业利润成长率指标而不是GDP等其他指标。 笔者呼吁：在学术研究的国际社会中，学者更应该从讲科学，讲公正，尊重事实出发，抛弃自己所在国经历所带来的局限性和偏见。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尤其是著名的国际机构和专家，在对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增长进行评估时，能再从利润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进行评价。
1998年6月22日（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9第3期）
作者：林 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研究员，博导
刘世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E-mail:shiqing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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