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纸币始于北宋，北宋真宗时，四川百姓患铁钱太重，不便买卖，故发行交子，以便于商贸交易。初由富民十六户主持，后因准备金不足，改归官府办理，其流通区域以四川为主。交子的发行数额不大，因此，在北宋时期并未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现象，市场物价亦相对稳定。到了南宋，纸币的流通逐趋普遍，先行“见钱关子”，后设“交子”而罢“见钱关子”，罢交子而又用见钱关子，继而暂时并用见钱关子与会子，不久专用会子。

 

    绍兴六年（1136年），政府废止交子以后，暂时放弃了发行纸币的打算，直到二十余年后才重新在临安府发行纸币。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至是权户部侍郎兼知府事钱端礼乞令左藏库，应支现钱，并以会子分数品搭应副。从之。东南会子自此始。”“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盖权户部侍郎钱端礼主行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初命徽州造会子纸，其后，造于成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7、卷188）。

 

　　南宋会子发行初期，由于政府措施得当，发行谨慎，尚能维持其币值。当时宋孝宗曾对大臣说过：“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洪迈《容斋三笔》卷14）。一代帝皇对发行纸币如此重视，从中可见封建统治者对纸币发行的小心态度。起初，纸币并无分界发行的制度，随着会子发行量的逐渐增多，也为了防止伪钞的流通，政府改革会子的发行制度。在乾道四年（1168年），议定立界限额发行会子，“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宋史·食货志》卷181）。自乾道四年第一界会子发行之后，各界会子的发行虽有定数，但从淳熙四年（1177年）。第四界开始，会子发行额便大幅度上升，至第九界以后已无法控制数额，兹将各界会子的发行数额摘录于后，以供读者作参考。

 

  

　　早期的会子，由临安府印造，有10万缗铜钱作为发行准备金。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二月，政府成立行在会子务，并委派户部侍郎钱端礼主持该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因此，会子在立界之初，币值坚挺，会子与铜钱的比价基本上保持在每缗值770文左右。乾道以后，会子发行额大增，而会子的发行准备金却分文未有增加，故会子的价值低落，二、三界会子每缗值铜钱600文。为了维持纸币的信用，政府遂用白银1000万两专门来收兑会子，以后在乾道四年（1168年），又出内库白银200万两，将收兑来的会子焚毁处理。

 

    隆兴二年（1164年），临安府米价每升仅25文左右（《宋会要辑稿》食货卷63），乾道初，米价增至每升50文铜钱。淳熙元年（1174年），流通中的会子数额高达2400余万缗，币值大跌，政府再次以金银铜钱收兑会子。除此之外，政府还出卖官爵、度牒、官田甚至实物及有价证券来收兑会子，“支拨度牒五万道，四色官资付身三千道，紫衣师号二千道，封赠敕诰一千道，副尉减年公据一千道，发下诸路监司、州郡广收”（《续文献通考·钱币考》）。为稳定会子的货币信用，政府规定百姓向官府交纳税赋时，以“钱会中半”（即以铜钱与会子搭配份额）的办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会子的币值逐渐回升。淳熙三年（1176年），会子每缗又可兑换到铜钱770文以上，淳熙末年，浙江、湖南一些地区甚至“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的现象。

 

    淳熙三年（1176年），户部令三界、四界会子各展期三年，以后，乃至展期十年、二十年之多者，新旧会子同时流通，无形加剧了流通中货币的膨胀。“楮以太多而贱，楮以太多而轻”（《真文忠公文集》卷18）。淳熙十六年（1189年），临安府会子一缗尚值700余文铜钱，至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会子每缗跌至620文，嘉定三年（1210年），会子一缗只值400余文，端平三年（1236年），刚发行不久的十七界会子，每缗仅值300文，到宝  年间（1253－1258年），十八界会子每缗只能兑铜钱192文，至德  元年（1275年）“以更易关子以来，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贸一草履，而以供战士一日之需 ……饥寒窘用，难责死斗。”（《桐江集》卷6）。

 

    南宋自宁宗开禧年（1205－1207年），朝廷命韩  胄率兵伐金，嘉定十年（1217年），宋金之间又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金亡以后，端平元年（1234年），又屡与蒙古军队作战，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库空虚，财政窘迫，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除了增加百姓的税收外，再就是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加紧榨取人民的血汗钱财，为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服务。而朝廷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建议：“欲重楮，自节费始。欲节费，自省兵始。军实核而不滥，边衅窒而不开，谨之重之，皆以高孝两朝为法。此救楮币之第一义也”（王迈《癯轩集》卷1）。

 

    对于南宋政府采取大量印造纸币，来维持国用的措施，不少大臣更是力陈其弊。“主兵，大臣之责也，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用度不给，尤莫甚于迩年。闯之主计主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盖凿空取办者过半，而后仅给一岁之用，其取办之术，则亦不过增楮而已矣。呜呼！造币以立国，不计其末流剥烂糜灭之害，而苟然以救目前之急，是饮鸩以止渴也”（高斯得《耻堂存稿》卷1）。

 

    货币的发行有一定的自身规律，流通中的纸币供给量过多，其本身的价值必然下跌。“自边烽未撤，楮券印造之数，不啻数十倍。而钱监所铸之钱，比祖宗盛时，仅二十之一，上下百费，悉抑于楮。昔也，楮本以权钱之用；而今也，钱反无以济楮之轻，钱日荒而楮日积。端平初，谋国者不思所以变通之宜，而但拘以一易一之说。循至于今，楮价之损，几不可言”（《杜清献公集》卷9）。

 

    南宋时期学者戴埴，曾经在其的著作《鼠璞》中，用货币数量学说来论述纸币发行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钱多易得，则物价贵踊，此汉唐以后议论也，……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钱少，如欲钱与楮俱多，则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时，诸物皆贱。楮愈多，则物愈贵；计以实钱，犹增一倍。盖古贸通有无，止钱耳。钱难得，则以物售钱，而钱重。钱易得，则以钱售物，而钱轻。复添楮以佐钱，则为贸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贵”。

 

    南宋一代，因纸币发行量过大，而引起通货膨胀，物价增升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宁宗时期（1195－1224年）：南宋的通货膨胀始于宁宗开禧年，因为宋金作战，军费损耗极大。而到了嘉定年间，每于会子发行过多，政府另外发行新会子，以旧会子二换易新会子一的比率，收兑旧会。引起米价、田价及物价的上涨。

 

   “承平时，钱重物轻，本业俱举，故粒米狼戾之价，与今率不侔，而田之直亦随之翔庳。……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余钱，草一围百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以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  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又熙宁八年八月戊午……一贯钱典得一亩田，岁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仅如两岁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钱，不过直百五十钱。而今收堤岸所率，每亩二百钱，有千亩田，即出二百千，如何拚得？观太平兴国至熙宁止百余年，熙宁至今亦止百余年，田价米价乃十百倍蓰如此！”

 

    纵观宁宗嘉定年间的物价，比前代有较大的增加，这时期的纸币发行量已达二亿三千万缗，但是与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较，还是十分轻微。

 

    二、理宗时期（1225－1264年）：

 

    理宗于公元1225年即位，改年号宝庆。宝庆年间承袭嘉定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物价不十分昂贵。到端平年间，这种楮轻物贵的现象更为严重，“谷贵尤艰于和粜，楮轻尚费于称提。凡此数端，莫非当今之急务。钱币久壅而未通，谷价方踊而未艾”（洪咨夔《平斋文集》卷14）。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物价急剧上升的问题，在端平年间无法解决。到了嘉熙年间，水旱为灾，农田失收，米价腾贵，而其它百物亦受米价影响，而一致上涨。“嘉熙庚子（1240年）大旱，京尹赵存耕科敷巨室粜米，始官给三十六千一石。未几，粒价增四五倍，豪民百姓破家荡产，气绝缢死者相踵。至今父老痛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到了淳  宝祐年间，因农田失收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涨，不但未能遏止而且更为严重。“（淳祐）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宋史·食货志》卷180）。“宝祐二年（1254年），更印银会，以一当百，一时权以济用，将以重楮，然自此而楮益轻，盖楮之纸昂，物亦随之，楮之轻，物之贵也。楮之立价非不重，而印造乃愈多，物价乃愈甚，支用乃愈不继。视而弗救，长此安穷。姑举一二言之，银价去春每两仅三千引，今每两七千五百引矣。籴价去春每石仅二千引，今每石五千引矣，其它百货增长者称是”（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3）。

 

    三、度宗时期（1265－1274年）：咸淳初年，度宗采用佞臣贾似道建议，发行一种新的纸币──“金银关子”（见钱关子），“使物价涨升到新的高度，达到南宋时期的最高峰。“先帝（理宗）宫车晏驾，四海臣民，方举首企俟新政，似道乃敢于矫诏废十七界会子，而行关子，以楮贱，作银关，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三。物价踊，楮益贱。关子之不便于民，匪但川蜀荆襄为然，吴越闽广俱不便也”（区仕衡《九峰先生集》卷1）。贾似道“造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之三。出奉宸库珍货收弊楮，废十七界不用。其关子之制：上刻印如‘西’字；中红印三，相连如‘目’字；下两傍各一小长黑印，宛然一‘贾’字也。关子行，物价顿踊”（《宋季三朝政要》卷3）。

 

    时有诗人诵曰：“自从为吴以为暴，物价何止相倍蓰，人生衣食为大命，今已剿绝无遗余。真珠作襦锦作裤，白玉为饭金为糜。苍天苍天此何人，遘此大疾谁能医，无食吾欲食其肉，无衣吾欲寝其皮！”（高斯得《耻堂存稿》卷7）真实地反映了南宋封建皇朝的穷途末日景况。

 

　　按照货币流量学说，物价过于低落，百姓的购买力不高，经济萧条将引发经济危机。而在适当的时候，政府采取轻微的通货膨胀政策，物价上涨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当通货膨胀呈现恶性化，纸币贬值，物价急剧飞涨以后，货币制度紊乱甚至破坏，最终将导致经济崩溃。南宋政权灭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