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报道：2010年5月发生了六起砍杀幼儿园学生的校园治安实践、深圳富士康公司近5个月以来发生了内部职工“十二跳”事件和“冤情投诉无门百姓跪谏成风”事件（《港报分析“民跪官”根源在于官员不作为》，2010年5月20日《参考消息》第8版），说明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多年积累的深层矛盾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其实，温家宝总理在5月13日就近期校园被袭事件回答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时说，“还要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那么如何破解目前体制改革的瓶颈，使中国的改革向深层次迈进？我认为关键是必须解决好“一分为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所谓“一分为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是指企业每年新创造的价值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企业的利润，另一部分是上缴国家和政府的税收，剩下的部分是职工的工资。相对应的是三部分人：企业主、政府和职工。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7年我国国民收入格局中居民、企业和国家在税收调整后所占的比例分别是：50.63%、24.63%、24.74%，同年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39.7%，当前占总人口40%的农民仅创造了10%的GDP，这些数据就反映出我国目前的深层次问题：企业主和政府官员在全国人口中最多不到1亿人（其中中小企业主又占绝大多数），而十一、二亿的是普通百姓，他们在收入分配结构中只占近三分之一，甚至有媒体说中国人口10%的富豪和超级富豪控制中国80%的财富。所以中国的基尼系数最高，处于国际公认的危险线上，社会矛盾就激化可想而知的了。

 

　　调整三部分的比例关系是关键！而增加职工收入在三部分的比重是重中之重！

 

　　这三部分的比例唯一可能的变化是怎样的呢？企业主的收益是资本投资的收益，资本具有惟利是图的本性。马克思引用英国评论家邓宁的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残酷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且企业投资不管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有一个平均利润，只要企业投资的收益低于平均利润，它们就会逃跑，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要想吸引国家投资，企业主这部分的比例就不可能减少。三部分剩下唯一可能变化的就是政府的税收，只要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增加，职工的工资就会减少，政府与职工争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层次矛盾的实质所在（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从三部分的权利分配也明显反映出来，企业主拥有资本，也就拥有投资的权利，而且是一种绝对的私有权利，特别是国际资本，是政府也无法控制的市场主体，政府反而可能成为资本控制的工具，因为政府毕竟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政府拥有国家政权，可以通过立法来维护税收和财政收入，如果没有外在的强制力，它是不可能减少自己的收益和所占比例的，所以也是强势主体；剩下的企业职工，只能是弱势主体，他们无法与老板抗争，也无法与国家抗争，只有听从二者的控制。从目前老百姓“跪谏成风”就可以看出三者的权利分配关系了。

 

　　因此，中国目前改革要向纵深发展，唯一的出路是调整三者的权利关系，只有约束和缩小企业主和政府的这两个强势主体的权利，才能扩大职工这个弱势主体的权利；如果不能增加职工的权利，即使临时或人为地提高职工的工资，也无法保证职工主体的权利的最终落实。任何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不管其经济模式如何变化、政府部门内部结构如何调整，如果不能最终增加职工和人民的权利，也就最终无法保证职工和人民的利益，那么这些改革都不是真正的改革，都不能将中国的改革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