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声明的是：比尔•盖茨病只是借用了比尔·盖茨的名字，不是说比尔·盖茨生病了，我也不知道他生活的怎样。为什么要借用他的名字，只是因为这种现象在他身上体现的太明显了，最典型，一说大家都明白，所以借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种现象。到底是什么现象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是全球首富，有580亿美圆。世界上许多小国家的全国收入没有他的个人收入多，因此，称他为全球首富的理所当然的。比尔•盖茨曾说：“You can act unethical but still remain legal in a court of law.”（为了赚钱你可钻法律的漏洞，不道德，但不要被法律抓住。）对财富的贪婪本性一目了然。然而比尔·盖茨与其他富豪不一样的地方是，他非常支持慈善事业，据媒体报道，他将他的580亿美圆的财富全部用于慈善事业。这与那些不支持慈善事业的贪婪相比，要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最大化是原则，财富是首要目标。为了赚钱，人们是不顾一切；赚了钱、满足成就感之后，哪怕用于慈善、捐赠，甚至浪费也在所不惜。但是，赚钱时歇斯底里的贪婪是毫不含糊的，这就是比尔•盖茨病。然而正是这种不顾一切的贪婪是由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的障碍。阻碍的原因是浪费和掠夺性使用，工业文明中兴起的市场经济不是配置和利用资源的最佳方式，是人类有史以来配置资源的最差方式。

 

　　人类到目前为止只有两种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未能流行。在自然经济社会，虽然也存在商品和商品生产，但是商品生产的程度和规模不大，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人们主要是靠自己生产的产品生存。一个农夫，不仅种粮，还要养蚕纺纱从事副业生产，他们几乎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交换只用于获取他们不能生产的东西。而用于交换的部分在他们的所有产品中只是一个很少的部分。因此，他们的生产（在他们的生产条件下）是不可能太多地超出他们的需求的，即使在获得丰收的情况下，多余的部分用于交换他们所需的肉酒衣服装饰品（即所谓奢侈品）就感到很富足了。因此，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资源（主要是土地）的配置以需要为度，人们对财富的贪婪程度是有限的（不会超过他认识范围），人们长有富足感，所以在中国就形成知足长乐的习惯。

 

　　然而工业社会的市场经济与农耕社会的商品经济有本质的不同，工业社会的商品经济程度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连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变成了商品，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各个商品生产者专心于自己的擅长的商品生产，在企业内部精打细算，统一安排，强化管理，效率提高。社会上的所有商品生产者都这样高效率地生产，成本下降，社会的财富就会提高。然而正是这种分工的专业生产导致了生产的单一化，也就是说各个商品生产者只能从事自己能够生产的一两种或有限的几种商品生产，他们不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商品，他们所需要的其他商品就需要交换来获得。而市场的不确定性给他们带来了恐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商品是否能卖出去，变成货币形态，然后换回自己所需要的足够的商品，一旦这个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使商品者的生存受到威胁，唯一的方法是多生产自己的商品，并且要生产自己最好的商品，能储存多少财富就储存多少财富，然后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中蕴涵着贪婪性。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中的商品生产者总是生产远远超过自己衣食住行等生存需要的商品，不象自然经济的生产者那样够吃够穿就行，每个人对财富都抱着“嫌少不怕多”的心理，对财富的追求成为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深渊。因此，市场经济在生产过程中就存在着对资源的严重浪费、破坏和掠夺性使用，这是所谓商品生产过程中“合作产生效率”的反面。所以自然经济有知足长乐的思想，而市场经济的商品生产者不断竞争，没有满足的时候。只要市场需要多少，他们就生产多少，超过自己的生产能力就扩大生产，没有一个满足的时候。利益最大化原则和贪婪性贯穿于市场经济全部过程和每一个角落。正由于市场经济的贪婪性，及对资源的浪费、破坏和掠夺性使用，是产生目前资源环境恶化的根源和内在机制。虽然从单个企业内部来看，好像是科学管理，井然有序，精打细算，不存在浪费，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内在的度在哪里，已经多占用了资源而自己不知道，而从整个社会宏观来看，这种滥用和浪费就一目了然。特别是占有和储存的多余货币财富再投入生产领域，使得生产呈现出周期性的繁荣和萧条（即经济危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只有不足的危机，没有过剩的危机，过剩的危机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最为明显。

 

　　市场经济的浪费性更体现在劳动成果即商品的消费上。为了使自己的劳动成果货币化，于是，市场经济强行推销，鼓励消费，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能把梳子卖给秃子”、“能把灯泡卖给瞎子”的推销术，赵本山把拐杖推销给正常人的小品“卖拐”就是一个艺术见证。他们不断生产新产品，发现和开发新的“市场”，撩拨人们的消费情欲、增加人们的消费欲望，使人们的消费远远超过他的实际需求。因此，过多的需求及其导致的资源环境的浪费，都是由于市场经济撩人心弦的“商品开发”激发出来的，如同卖春的妓女撩拨男人的性欲一样。生产者并不关注他们开发的这个市场对消费者有没有好处、对环境有没有影响，只关注能不能赚钱，生产的琳琅满目的商品只是赚钱的工具，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其他意义。所以说市场经济中的消费主义增加资源环境的消耗，产生了目前的资源环境的危机。

 

　　消费主义为此准备的理由是丰富多彩的生活更有意义。从理论上说，市场经济中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根据就是基于人们的消费欲望和需求的无限性，同样的刺激所产生的主观感受和幸福感越来越小，效应越来越低，只有增加刺激量或刺激方式才能产生同样的幸福感。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欲望的无止境。其实物质享受的丰富完全只是感觉的满足，并没有导致人们的理性思维的提高，结果产生了更多的物质丰富、精神颓废的“单向度的人”，验证了古人所说的“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名言。而消费欲望的无止境，必然要求资源环境能无止境地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这对有限的地球资源来说是不可能，而人类生存的无限需求与资源环境的有限性的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只不过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矛盾没有暴露出来，一旦科学技术发达了，人类生存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所以产生目前的资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在这对矛盾中，地球资源是一个有限的东西，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限制人类的消费需求，将人类的消费所需求的资源控制在地球能够再生的范围内，否则，继续以不可再生资源为主要消费对象，人类社会只能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而工具理性主义认为可以依靠科学的发展，开发和寻找更多的资源，甚至是太空资源来为地球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工具理性的发展在目前就已经威胁人类生存，产生了资源环境危机，可以这样说，人类现代的科技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只有这个系统的某一个环节或计算错误，整个人类就会像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那样爆炸，导致整个地球灭亡。混沌学的“蝴蝶效应”证实这种危机的可能性，核不扩散条约证明这种危机的现实性。厄尔尼诺和娜尼拉等自然现象不断要将人类主体的能量和作用散失掉，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原来平衡。文明的程度越高，对自然的影响和扰动越强，自然的这种报复就越猛烈。“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i]科学是把双刃剑，它带来的利益有多大，它的破坏就有多大，甚至弊大于利，相信科技发展能够解决其本身的副作用是一种迷信，因为这种副作用又会在作为解决方法的新科技中以新的形式出现。美国之所以要保持其科技军事上的优先地位，实质上是维护其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的无限性的需要。因此，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把人类引向灭亡的深渊，用汤因比的话说：“西方技术已经制造出核武器，并且造成不可替代性资源的消耗、人类自然环境的污染以及人口爆炸……”“然而，西方和西方化国家走火入魔地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往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因此它们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眼光和智力来解救它们自己和全人类。”[ii]。

 

　　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的结果导致了浪费和破坏资源环境的恶性循环。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使得80%的广大下层群众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去大肆追求物质财富。但由于他们处于劣势地位，不能在市场经济秩序的范围内获得那些向往的物质财富，必然要在市场经济秩序的范围外想主意，因此，资源环境的破坏就不可避免，这是立法所不能根绝的问题，因为他们得不到向往的财富，但当看到他人在山珍海味地消费，他又怎能不动心呢？这就是孔夫子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的道理。改革开放，破除了“大锅饭”，避免大家一起等死，但是两极分化的社会不会安宁。除了特权和腐败外，他们靠什么挣那么多钱？除了坑蒙拐骗外，那些腰缠万贯者凭什么挣得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中国要改革开放，是看到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着物质文明的成果而自己的经济被共产主义运动搞到了崩溃的边缘，世界各国都要来分享物质文明成果，就必然导致资源环境大量被开采和使用，利润率平均化，世界资源面临枯寂的问题，导致世界秩序由谁来主导、是共享还是独霸的问题。而发达国家害怕由他们主导、并对他们分享世界资源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被打乱，于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国际警察”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发展中国家没有办法参与国际竞争就引进夕阳工业、高能耗、重污染企业，出卖劳动力（不做旧殖民地“大棒”下的奴隶，却做了全球化“胡萝卜”下的奴隶。）牺牲资源和环境；国内下层没有办法发家致富，就坑蒙拐骗无恶不作，于是苏丹红出现了，毒大米来了，地沟油上市了，红心蛋面世了，小煤窑问题产生了，居民小区的“贼”变多了不安全了、民警的安全防范的提醒增多了……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验证了古人说的话：“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社会最少受惠者在市场经济秩序内得不到的东西就到秩序外来捞，他们成为资源环境直接破坏者，20%受惠者是幕后诱因，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的功能导致资源环境恶性循环，加剧恶化的速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就是批判两极分化的不平等的结果。只不过他的理论根据不对，但是这种现象和结果到现在为止仍然存在，并弥漫全球，形成超级大国与发展中小国落后国家的对立。现在所谓的全球化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世界历史理论的体现。

 

　　罗尔斯顿引用Garrett Hardin的理论论证了市场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1968年加勒特·哈丁在美国科学发展协会上发表的“公共地的悲剧”的讲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这次讲话中，哈丁提出了基于生态学的“道德的基本外延”。虽然这一观点的细节很复杂，需要详加分析才能理清，但其基本的伦理原则很简单，是基于一个村庄公有地的模型：村民们在公有地上争先放牛，使公有地接近其承载能力。任何一个村民如果不增加自己的牛的头数，他在市场上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样，每个村民为了个人利益就得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牛的头数，结果是公有地被破坏了。把这一模型推广到整个地球（这种推广是否恰当可以争论，但不是此处要讨论的）的话，地球作为一个动态平衡系统，其资源也是有限的。这样，这一模型暗示的地球将可能发生什么悲剧是显而易见的。”^[iii]

 

　　事实也证明是这样，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指出：“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一个时期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或下降。”^[iv] D•梅多斯(D.H.Meadows)的报告是上个世纪60年代发布的，报告中预测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就是本世纪的上半期。“所以，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困惑之中——一个可能没有满意答案的问题，对于那些已经达到了的人，限制消费的生活方式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道义上是毋庸置疑的、或者生态上是不充足的。向所有的人推广这种生活方式，只会加速这个生物圈的毁灭。全球环境不可能支持我们当中的11亿像美国消费者那样生活，更何况是55亿人或以后至少可达到80亿的人口？”^[v]“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vi]“可以被看作是影响着环境污染急剧化的三个因素：人口多少、富裕程度、以及生产技术的污染倾向和规模——它们的相互影响是什么？一个相当简单的数字关系把排入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数量与这三个因素联结在一起了，被排出的污染物等同于这三个因素的乘积：人口乘以人均现有的经济利益的数量，再乘以这种经济利益所产生的单位污染物量。”^[vii] “危机既不是一个自然的骤然而来的结果，也不是人类的生物学活动的力量用错了方向。地球之所以被污染，既不是因为人是某种特别肮脏的动物，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太多了。错误在于人类社会——在于社会用来赢得、分配和使用那种由人类劳动从这个星球上的各种资源 中所摄取来的财富的方式。”^[viii]“简言之，我们可以通过下列的顺序来追溯环境危机的根源。环境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的介入引起的，这些技术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因为它们是被用于解决单一的彼此隔离的问题，没有考虑到那些必然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的出现，是因为在自然中，没有一个部分是孤立于整体的生态网络之外的。反之，技术上的支离分散的设计是它的科学根据的反映。因为科学分为学科，这些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种概念所支配着，即认为复杂的系统只在它们首先被分解成其彼此分割的各个部分时才能被了解。还原论者的偏见也趋于阻碍基础科学去考虑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诸如环境恶化之类的问题。”^[ix]

 

　　正因为如此，所以市场经济模式不是人类理想的生存模式，不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模式，而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市场经济中的比尔·盖茨病是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换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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