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太高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骂娘的事情。当然仅仅骂娘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办法将房价降下来。
招数之一：宏观调控。这种招数的理论基础是“房地产存在泡沫”。经济学中早有招数，但凡出现泡沫。可以用宏观调控的办法给经济降温。可惜的是，这一轮的宏观调控手段不可谓不狠，可房价就是不降温。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多少人坚持房地产有泡沫？泡沫说虽然没有偃旗息鼓，但也不像当初那样鼓噪得起来了。
招数之二：政府将土地归私人所有。这种招数的理论基础是“政府不应参与市场”。土地私有了以后，土地就可以免费吗？显然不能。土地的价格是需求方竞价的结果，土地无论私有还是国有，价格是不变的，唯一变化的是土地收入归公还是落入土地投机商或地主手中。土地私有显然不能降低房地产的价格。土地公有其实并不等于政府参与市场，香港也是土地公有，但香港一直被认为是政府参与市场最少的经济体。土地的转让只要采用的是竞价拍卖的方式，土地的价格就可以准确地反映市场的需求。香港一直是土地价高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认为土地私有可以降低香港的土地成本，反而香港一直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地方。
招数之三：政府增加土地供给。这种招数的理论基础是“政府为了多收地价，有意控制土地供给，所以价格上涨”。这种貌似符合价格机制规律的招数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凡是房地产价格高的地方，都是大城市的中心地段，在这里，政府手中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土地储备；而政府大量增加的土地供给都只能在城市郊区，这些土地供给对于市中心的房价没有任何影响。尽管政府在郊区增加了大量价格较低的住宅供给，但人们对这些低价的新增住宅并不感兴趣，舆论只关心市中心的房价依然没有下降。其实，无论政府在郊区增加多少土地供给，市中心的房价都不会下降，因为这里的土地是有限的，而非要在这里买房子的人几乎是无限的。一直有人批评政府，说政府不能像当年平抑大城市的米价、打击囤积大米的投机商一样打击高价的房地产业。这种批评忘记了二者的一个根本差别，政府当年可以在全国农村调集大米平抑米价，但政府绝对没有办法将农村的土地调集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来。
招数之四：政府少收地价。这种招数的理论基础是“地价高导致房价高”。这种颠倒是非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假理论，地价是房价决定的，如果房子卖不起价钱，又有谁可以哄抬地价？政府受人民的委托卖地，只有尽可能将土地卖个好价钱的义务，绝没有低价出让的权力。如果有任何一个政府不用拍卖的方式出让土地，我们其实都有理由怀疑这个政府是否收受了开发商的贿赂；如果有任何一个政府不将土地出让给出价最高的开发商，我们都有理由怀疑其中是否存在内部交易。其实一直都有一些不法商人与腐败政府勾结起来少收地价，这个中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实说明，政府少收地价与房价丝毫关系都没有，只与开发商的利润有关系。任何一个开发商都希望政府少收地价，但开发商实在没有学问，不会把政府收足地价上升到理论高度来批判，只会用贿赂这种下九流的手段达到让政府少收地价的目的。如果政府真的少收地价，最高兴的人应该是开发商，他们达到了原来需要行贿才可以达到的目的。
招数之五：社会资本参与房地产开发。这种招数的理论基础是“降低准入门槛可以消灭垄断”。这种本本主义的理论说起来是不用负责的，提出这种招数的人从来就没有告诉公众，到底多少资本算“社会资本”，要把土地分割成多小一块，“民众”才可以“自由参与”房地产开发？在大城市，盖一栋楼动辄需要上亿的资金，这并非人为设置的门槛，而是经济规律使然。要求卖地盖房的人成立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机构（法人），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歧视。在中国，“社会资本”是完全可以“自由”参与房地产投资的，实际参与投资的也都是民众，企业本来就是社会资本，股民本来就是民众。“完全竞争市场”的教条主义者竟然不知道，真实的市场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投资永远都是有门槛的，投资房地产的门槛绝对不可能和到菜市场卖菜的门槛一样高。
招数之六：将外国资本赶出房地产市场。大城市中心区，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价格真正被关注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城市的中心区），外国资本买房是房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地方的小职员们要和外国资本竞争资源极为有限的资源，显然是力不从心，于是有人建议将外国资本赶出去。连这种招数都可以想出来的人不是一般人，绝对是走火入魔了。我唯一奇怪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中怎么没有这些人。
招数之七：直接管制价格。“有识之士”其实知道，以上那些招数都无法解决问题，于是直接出一狠招，管制价格，这种招数不需要任何理论，要的就是霸王硬上弓，用政府管制的办法不让价格涨上去。这种招数打的是老百姓的旗号：既然价格高了老百姓买不起，那就为了老百姓管制价格。但这种招数并不是为了全体老百姓，因为他们的招数并不打算让全体老百姓都买得起房子，他们只需要将价格管制到让某“一部分老百姓”买得起就可以了，非常巧合的是，这“一部分老百姓”恰好就包括这些主张管制价格的人。
既然价格管制的招数都出来了，其实结论就已经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符合市场规律的招数可以将房价降下来，前面那些貌似符合市场规律的招数全部无效。
涉及到价格，要用市场的方式将价格降下来，无非是两种招数，一种是增加供给，一种是减少需求。教条主义者只知道书上说自由竞争可以增加供给、降低价格。但教条主义者忘记了决定房地产价格的最基本要素是土地，无论你竞争如何自由，土地的数量都是固定的，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将土地这种资源搬到北京上海去。北京车展，全世界的汽车都可以搬到北京来，北京的汽车需求再高，全世界的供给者也都还需要降价竞争这块市场。但没有人可以将土地搬到北京去，要买便宜房子，唯有一个办法，到通县、到廊坊、到河北去买，那里的房价并不高。正因为大家都偏要在北京城区买，所以这里的房价必然会上涨。
既然无法增加供给，于是只好减少需求，所以只有经济学家才想得出将外国资本驱逐出去的招数来。想出这种招数的人，实际上已经暗示大家，增加供给降低房价已经此路不通了，所以才有这种损招。不许外国人买房，房价自然会降低一些。但不许外国人买房，中国人的收入也一定会低一些，市场对违背市场规律的惩罚，往往从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下手。
既然不允许外国人买房是荒唐的，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无计可施了，于是更荒唐的招数才有机会大行其道：直接管制房价。此招一出，有关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批评全都成了骗人的鬼话。
当然一定有人不同意这个结论，他们一定要说中国的房地产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主张“符合市场规律”是他们的饭碗。如果有任何人要用符合市场规律的办法来“改革”中国的房地产业，请你们站出来，首先旗帜鲜明地反对价格管制，然后再说你还有什么招数可以将房价降下来。
用价格管制的方法将房价降下来，这就是这一轮围绕房价的泛道德批判最后的结果。在中国，不乏有坚决反对价格管制的经济学家，也不乏有熟悉“寻租”语言的评论家，更有言必称自由、权利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概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参与的这种对房价的泛道德围剿，最后一定会导致价格管制，也一定会为“寻租”提供一个最好的舞台。
市场，你怎么就不可以将土地搬到北京去呢？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