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系统认识论解读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更不是人们一般认识上的县级经济。要科学把握、全面理解县域经济的内涵，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想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一切科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①要按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认识它们，不要为种种唯心主义观点所蒙蔽；②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孤立地看问题；③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不要静止地看问题；④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之间存在着矛盾，必须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在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上产生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深化与具体化。掌握“三论”特别是系统论的精神，将会使我们眼界更开阔，将会帮助我们从整体的角度、动态的角度、联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致使我们陷入“一叶障目不识泰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

 

    那么，什么是县域经济呢？纵观县域经济的发展历程和它特有的属性，我认为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作为一种区域经济，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它有着特有的历史地位和深刻内涵。具体来讲：

 

    1、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其活动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一、二、三产业各部门。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层次和基本细胞，县域经济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兴衰。

 

    我国自秦朝置县以来就有了县域经济。在2000多年的传统小农经济时代，由于化儒愚民、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政策效应愈积愈深，自唐宋盛世以后我国县域经济开始变得越来越单一、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萧条，整个封建王朝也由兴盛走向衰败，由富强走向贫弱，由先进走向落后。

 

    新中国建立以来，县域经济获得了“两次解放”，国民经济也随之实现了“两次提速”。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7亿亩土地，免除700亿斤粮食的地租。1952年，粮食产量因此比1949年增加了45%，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粮的18%。1952—1958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7.7%，高于世界同期平均增长率3个百分点。第二次是80年代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来。1978—1985年，农业附加值增长了55.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1.7倍，增长幅度创历史最高。1979—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增长9.4%，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长3%左右的速度。

 

    相反，上个世纪“大跃进”时代，县域经济遭受了巨大创伤，国民经济也面临崩溃边缘。当时，我们为了“坐飞机，乘火箭，赶美超英十五年”，实行“全民炼钢，以粮为纲”，并且试图消灭商品经济，建立了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然而，1959年和1960年，大约有2000万人死于饥饿，少生了1500万个孩子，因为妇女虚弱到没有了分娩的气力。在推进“大跃进”最卖力的安徽、河南、四川的一些地区，农民们甚至连妻子也出卖，妇女们也乐于被出卖到有饭吃的人家；农民们为了避免吃掉自己的孩子，不得不相互吃掉对方的孩子。在中国供应最好的城市——首都北京，年死亡率也猛增了两倍半。为减缓城市食品的供应压力，2500万城市居民被迁往乡村。

 

    2、县域经济是城市经济的摇篮。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都是区域经济。县域经济的基础是区域内的自然资源，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靠资金、技术和人才。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为了加快国民经济工业化与城市化，长期采取了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经济政策。县域经济为城市经济提供了巨大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城市经济在县域经济的摇篮中发育、成长。

 

    据统计，1950—1978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形式，每年提取农业剩余净额155亿元，用于城市与工业发展。1979—1997年，每年净提取811亿元，是改革前的5.2倍；国家和城市又从农村拿走土地2亿7千万亩，用于城区扩容、修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被国家汲取6—10万亿元以上的剪刀差。

 

    3、县域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温床。作为国民经济基本单元的县域经济，率先拉开了由传统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序幕。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安徽省部分农民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偷偷摸摸地将一些麦田、油菜田承包到自己家里去种，搞起了包产到户。凤阳县小岗村便是这项改革的发源地。当年村干部和十几户农民按手印立下大包干秘密协议，协议上写着：如果村干部坐牢杀头，其他农户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到18岁。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当时著名的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全是自己的。由于“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计划体制，极大的释放了农业生产力，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据统计，1980—1990年，中国农业年均增长率达5.99%，工业为11.1%，服务业为13.6%；与1965—1980年期间的农业年均增长率2.8%、工业10%、服务业10.3%相比，全面实现了经济提速。

 

    4、县域经济是县域社会的脊梁。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并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

 

    县域经济是县域社会的脊梁。县域经济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一方面，不断剥离家庭的种种职能；另一方面，要求社会更好地承担抚养教育、赡养老人等职能。一方面，合力抗衡政治专制；另一方面，要求实行政治民主。一方面，千方百计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要求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提供持久不竭的强大动力。然而，教育科学、社会保障、政治民主的发展，都需要经济发展来支撑；离开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社会发展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县域经济分布在最广阔的国土之上，县域经济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但由于中国县域经济带有几千年自然经济体制的传统烙印，以及中国农村人口众多，致使中国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相比，仍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

 

    2002年，全国有县级行政区划2860个，其中县级市381个，县1478个；全国县域内人口总数9.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1.6%；县域内国土面积89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93%；全国县域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5.7万亿元，占全国GDP的54.5%。县域经济人均社会总产值仅相当于大中城市的1/4、人均收入相当于大中城市的1/3；全国约有55%的县靠国家财政补贴，仍有2/3的农民由于收入低而缺乏基本的消费能力。

 

    县域经济仍是一种弱势经济，是民生经济的短腿。其根本原因在于：

 

    1、缺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一是未能组成新的市场主体。一方面，原有的为农民产前产后服务的供销社、信用社，由于沉重的制度遗产和历史包袱而难以充分发挥市场中介的作用；废除公社体制后的乡村社区合作组织，大多数名存实亡。另一方面，新兴的农民生产组织和为农民服务组织，如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农民运销联合体以及“公司+农户”、农民经纪人等，未能成为有实力、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二是缺少高等资源要素。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生产要素，尤其是信息、技术、专利、品牌等是市场竞争成败的决定因素。与城市经济比较，县域经济所拥有的诸种资源要素，以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初级劳动力等，基本生产资源要素居多，缺少高技术人才及科教机构、领先学科、现代化的电讯网络等高等生产要素。

 

    2、缺乏有效的中观调控手段。1994年分税制没有界定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为维护并扩大其财政权力份额，往往凭借政治权力，或者平调下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摊派一些行政事务，以致县级财政不能不在“保吃饭”和“保建设”两大刚性支出上走钢丝，财政调控能力十分有限。同时，原来接受县级管理的金融保险、电信邮政、工商税务、医药国土、公路电力、技术监督等调控职能部门收归垂直管理后，县级政府的中观调控缺少经济的、法律的手段。

 

    3、“二元结构”难以打破。一是现代工业并未完成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县域经济对外开放度不够，现代信息、现代技术和现代工业对农业的改造还十分有限。农业的小规模经营和土地的分散使用，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二是“先进”的工业还要依靠“落后”的农业来支撑。在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只有工业由抽吸农业转向反哺农业，才能避免农业可能出现的持续停滞，乃至反过来拖工业化后腿。但中国的县域经济，因现代工业企业没有全面解困，而不能享受工业反哺的正常待遇。三是县域经济短期内难以跨入“三元结构”的门槛。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自身经济发展水平。199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1%，比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低14个百分点，比中国工业化低11.8个百分点。现行的中国城乡分割体制有所松动，但远不能说实现了城乡融合或城乡一体，在这种“城乡区别”的体制下，县域经济主体仍然是传统的“二元结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其内部难以生长与“三元结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流动机制。

 

    4、农村市场难以开拓。一是国家财力支农不够。政府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往往在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的同时使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政府政策要具有可行性，就必须是“挖多数人的肉补少数人的疮”。如果挖少数人的肉补多数人的疮，即使把那少数人挖成“排骨”也不可能补上那多数人的疮！目前，中国绝大多数人口仍然在农村，城市人口仅占31%。据统计，8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绝对数尽管有所增加，但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长期徘徊在10%以下。这10%的财政支出，难以满足69%的农村人口的需要。二是要素供给支持不够。据统计，1998年全国银行系统累计发放贷款8654亿元，比1997年增长15.5%，但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却比上年下降11.3%；乡镇企业贷款占全国信贷额度的比例由上年的7.1%下降到5.4%，大大低于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和劳动力就业中所占的份额。三是制度供给支持不够。农村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后，又产生了新的体制障碍。如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规模过小的问题，“苏南模式”乡镇企业政企不分的问题，就属于一种体制障碍。

   

    自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壮大县域经济”后，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县域经济进行了表述，并将县域经济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等非农产业、发展小城镇、扩大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工作结合起来，有效促进了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          2004年2月，党中央在时隔18年后，再次把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中国县域经济政策呈现出新的亮点：①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除烟叶外的特产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约70亿元；将新增财政支出向“三农”倾斜。②拿出100亿元对13个粮食主产区的农民进行补贴。③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总数46.5%的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④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大力推进征地制度改革。⑤明确了县及县以下金融机构支持农业的义务，要求其必须拿出一定比便用于所在县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县域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是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结合部，是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交汇点。发展县域经济，有利于优化配置县级资源，加快农村改革开放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从而，促进“三个文明”建设，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巨大的物质基础。

               

    二、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县域经济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特别是抗击非典的重要启示，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并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各项工作中。在新形势下，发展县域经济也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

 

    （一）坚持以人为本，把“富民强县”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根本目标。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富民强县”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富民”是“强县”之本，只有“富民”才能“强县”；“富民”是“强县”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离开“富民”谈“强县”，只能是临渊羡鱼、缘木求鱼；只有老百姓富裕起来，生活水平提高了，县域经济发展才能有基础，有后劲。为此，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把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作为发展的目的，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发展的动力，把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作为发展的标志，坚决不做劳民伤财、急功近利的事，竭力做好民心所向、惠及群众的事，为人民群众谋更多福利，带来更多实惠；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政绩观，政为民而行，绩依民而评；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权力观，权为民所赋，力为民所用。

 

    （二）坚持城乡协调发展，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壮大县域经济的首要位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更加注重加快农村发展，更加注重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1、改革户籍制度，让更多的农民成为市民。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日趋活跃，并逐渐成为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1996年农村出乡就业的劳动力为7222.6万人，出县就业4487.2万人，出省就业2363.5万人。就全国而言，外出就业农民约占农村劳动力的13%左右；在中西部一些地、县则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0—30%。但由于现行的“城乡区别”政策，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南飞北归”的候鸟，演绎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迁徙往返大潮。

 

    为此，一要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规范劳动力市场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改变重收费、轻服务的做法。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要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允许能在城市自食其力的农民及其配偶、子女进城落户。用住地登记制度和身份管理制度逐步代替户籍制度。

 

    2、调整产业政策，让更多的劳动力找到就业岗位。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5—1999年，中国制造业每个劳动力年成本为729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1/44、香港地区的1/19和韩国的1/15。由于劳动力成本低，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迅猛。据《日经商业周刊》报道，中国家用电器产量已居世界首位，其中电视机产量占世界总量的36.2%，洗衣机占23.5%，空调占50.1%，冰箱占21.1%，摩托车占48.9%。根据预测，2005—2010年全国农村劳动力新增3500万左右，到2020年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不可能有根本缓解。为此，要长期坚持发展制造业这个方向，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工厂”，使中国劳动力向“世界工厂”争岗位。

 

    3、创新土地制度，让更多的土地有序流转。一是坚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三十年不变的政策，并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受侵犯。二是完善有关法规和政策，明确在农民的承包期限内，土地经营权可以转让、出租、继承，也可用作贷款抵押。三是坚持土地经营权流转“有偿、限期、自愿”的原则，用合同的形式把流转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确定下来，保护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

 

    同时，要逐步完善小城镇土地使用制度，允许企业和个人购买小城镇规划区内的土地，用于兴建商场、厂房和住宅；采取改造旧城区、撤乡并村等措施，整治闲置土地，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4、创新投入机制，让更多的资金投向农村。一是完善农业信贷金融体系。试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专项贷款制度，放宽龙头企业的贷款条件，并可采取“专项放贷，封闭运行”的办法，确保龙头企业正常的资金需要。二是建立县域企业信贷激励机制。建立完整的风险监控、补偿和转移机制，规避县域企业贷款风险。对积极支持县域企业发展，而使经营效益受到影响的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补偿。三是国民收入分配要向农业倾斜。通过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落实“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5、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国民待遇。2000年，全国65岁以上人口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7%，比老年型社会国际通用标准仅差0.03个百分点。预计本世纪中叶，老龄人口将达3亿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占全世界老龄人口的25%。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深化农村改革、缩小城乡差别、保护农民利益、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重要政策和措施。为此，一要扩展农村社保范围。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应尽快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率先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等发达地区，应逐步推进乡镇企业职工、村干部以及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保险。贫困地区，要搞好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二要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将强制性保险原则扩大到城镇所有劳动者，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三要重视家庭保障在农村养老保险中的作用。当前，在中国农村有63.5%的老年人与儿子生活在一起，30.5%单独生活；60.6%的老年人依靠子女补贴生活，36.6%的老年人通过自己劳动生活，而仅有2.1%的老年人靠养老金生活。农村家庭养老仍然为主要的养老保障形式，并且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仍将存在。为此，可以参照城乡职工养老保险，对农村家庭养老给予税收政策优惠和适当的收入补贴。

 

    （三）坚持改革开放，把民营经济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重中之重。

 

    2001年，全国县域民营经济GDP为2.8万亿元，占县域经济总量的56%，占全国GDP的33%。民营经济与国有国营经济相比，经营机制更加灵活，资源配置更为有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县域经济领域内的国有国营经济将逐步被民营经济所取代。

 

    为此，必须清除观念性障碍，清除各类歧视性政策规定，在市场准入、税费政策等方面，给民营经济以同等待遇；积极发展民营经济的融资体系；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能源、交通和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等基础产业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民间资本以承包、租赁、拍卖、股份合作等形式，置换县属国有集体企业性质；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民营经济，使家族式民营企业，既保留家族制，又引入现代治理制度、组织构架和企业文化；注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提高县域民营经济自主创新能力。

 

    （四）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基本策略。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必须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统一，既要讲求经济效益，也要重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坚持统筹规划，加大投入，标本兼治，突出重点，有步骤地进行环境治理和建设；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但人口的增长也很快。如果人口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一旦经济增长进入低速期，就有可能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导致国民经济的低水平均衡、人均收入增长滞缓。要控制人口增长，关键是要解决农村人口问题。1999年，农村人口出生率为16.13‰，城镇人口出生率为13.18‰，前者比后者高出3个千分点。实际上，农村人口普遍存在瞒报现象。在1998年的大洪水中，许多被瞒报的人口也象涨水一样突然“冒”了出来。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报道，那位尽人皆知的在洪水中被解救的小女孩有4个兄弟姐妹。在灾后发放救济款物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实领人口多于在册人口的情况，其中一个乡竟然多出了五六千人。中国农村的农闲时间很长，生育孩子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同时，中国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多生孩子，尤其是多生男孩对父母很有好处。因此，必须打破城乡隔离的“铁篱笆”，通过城市化改变农民的身份和生育的成本—收益结构，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

 

     （五）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把“科教兴县”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强大动力。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加快社会发展，就要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优化教育结构和教育资源配置，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农村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实用科技，弘扬科学精神。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发展，就要继续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加快社会发展，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三、茶陵经济发展现状与对策

 

    2003年，我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25.55亿元，在湖南省89个县市中排名第49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514元，排名52位，财政总收入13078万元，排名49位；人均财政总收入231元，排名42位，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34.6:33.7:31.7。

 

    2004年，县域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工业方面：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工业产值4.34亿元，初步形成了六大优势产业。一是以尧水金荣科贸、湘东钨业为代表的冶炼产业；二是以云阳水泥公司、枣市电杆厂为代表的水泥建材产业；三是以康华化肥为主的化工产业；四是以东信棉业、华凌针织厂、周氏纺织、虎踞精干麻厂为代表的针织、纺织产业；五是以康圣堂药业为代表的制药产业；六是以江口林工贸为代表的林产品加工产业。

 

    农业方面：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7.49亿元，人均3071元。粮食总产量33.3万吨，出栏生猪75.1万头。食用油、菜牛、水果、松脂林、烟叶、葡萄、杨梅、板栗种植，以及野猪、珍珠等特色种养已成规模。农产品加工销售龙头企业门类齐全，全县有粮食加工企业80余家；好恰绿色油业公司油菜籽废茶饼新法提取茶皂素及纯化关键技术测试列为全省科技项目；永光食品厂以大蒜深加工为主，带动全县200余家从事伏蒜生产，其中年产2000坛以上的有80余家；全县有竹木加工厂60余家，“木卖方竹卖根”的原材料外销逐步向精细加工转变。

 

    第三产业方面：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2亿元，银行存款25亿元，各项贷款10.4亿元，保费收入3981万元，邮电业务总量6293万元。

 

    财政收入、居民生活水平方面：全县完成财政收入1.5亿元，增长15%，其中一般预算收入1.16亿元，增长13.9%，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全县农民可支配性收入从1997年的1878元增加到2004年2776元，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从1997年的5674元增加到2004年的12255元，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3751元。广播电视覆盖率达92%，年末有线电视网络用户4.4万户，固定电话拥有量8万部，移动电话2.39万部。水利、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经济发展后颈明显增强。

 

    但是我们仍要看到存在的不足与差距：一是经济结构不优，典型的农业经济特征很明显。从区域分布来说，东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已达12.9:48.5:38.6，中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为17.7:46.6:35.7；而我县三次产业的结构只有33:35:32，与全省19.1:38.7:42.2、全市13.2:49:37.8相比差距很大。可以说，我县还没有跨入工业化的门槛。全县总人口57万，其中的非农业人口7.6万，城市化率仅为13.3%，低于全省7个百分点。二是工业发展潜力不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对环境、自然要求愈来愈高。我县目前的工业仍然是以资源为主，能耗高、污染大，必定受到国家政策的制约。三是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低。中介组织、社会化服务体系发育不健全，无法解决大市场与分散经营的小农户的矛盾，生产与市场脱节，难以提高农业产业效益。

 

    当前，我县面临着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机遇。一方面，欧、美、日为主的世界经济稳步回升；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化合作启动，长株潭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另一方面，“办电兴工，拓城兴旅”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准确，国有企业改革全面完成，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招商引资向纵深推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来势较好。在此背景下，茶陵县域经济必将迎来一次质的飞跃；

一是经济实力将不断壮大。今后几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两位数以上，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实现经济总量有大的跨越。经济结构日趋合理，到2010年，一、二、三产业结构比重调整到18:50:32。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企业竞争力增强,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提高。财政收入年均增长两位数以上。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投资和消费日趋合理。

 

    二是基础设施将大为改善。洮水水库工程项目已启动临建工程，预计2008年竣工之后，可达到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每年可发电1.42亿千瓦（相当于2个青年电站）。总投资45亿元的衡炎高速公路，总长114公里，其中茶陵境内49.78公里，预计2005年工程建设指挥部落户茶陵，2008年衡炎高速公路及县城互通、浣溪互通建成通车，将大大改善我县公路交通条件，并带动旅游、运输、餐饮等产业快速发展。同时，随着赣茶吉铁路列入“十一五”期间国家建设项目，又将把我县的铁路交通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是“三化”进程将明显加快。随着一批标志性工业企业，以及26个小水电站和一大批矿山、冶炼企业的建成投产，预计到2010年，我县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50%以上，从而真正迈入县域经济工业化的门槛。“东提西拓”顺利实施，到2010年茶陵城区面积达到1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6万人（目前，我县城区面积7.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万人）；云阳森林公园、南宋古城开发有序进行，我县逐渐成为湘赣边界的旅游休闲胜地；中心镇村发展壮大；到“十一五”期末，全县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20%以上。列入全省种烟基地县；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增强，产业基地得到巩固，农产品贩运大户、中介组织和营销集团发展壮大，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商品率全面提高。

 

    四是生活质量将显著提高。就业率提高，失业率减少，绝大多数劳动者都将获得就业岗位，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逐步规范。农村医疗卫生状况良好，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水平提高。居住条件改善，别墅、豪华型套房、经济实用房将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超前消费、即期消费的欲望增强，小车、电脑走入寻常百姓家，自驾车旅游、电子购物成为消费时尚。扶贫开发继续推进。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并逐步过上小康生活。

 

    要顺利实现上述构想，必须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1、着力完善经济调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主要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四个方面。

 

    县域经济调节必须有效运用市场这支“无形的手”与政府这支“有形的手”。一方面，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完善调控体系，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

 

    ——培育市场主体。引导已改制企业采取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等方式进行重组，割断重组企业与县乡政府及其部门千丝万缕的关系，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制衡的经济主体。大力引进县外客商投资兴办各类企业，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引导城乡居民敏锐感知市场信号，自觉融入市场经济建设大潮。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农民提供科技、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等服务，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规范发展会计事务、审计事务、法律事务、资产评估、房地产评估、物业管理、行业管理、社区自治管理等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割断中介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脐带，规范服务收费行为，保证中介机构独立的经济来源。

 

    ——健全市场体系。控制城镇居民购地建房，停止单位集资建房和实物分房，逐步实现居民住房商品化、职工住房货币化。取缔土地隐形市场和地下交易，扩大土地开发招标、拍卖范围。建立技术信息体系，健全技术信息市场，促进智力劳动商品化。建好粮油、畜禽、竹木、水果等农产品批发市场，建好建材、家电、家具等工业品批发市场，建好县城贸易中心和乡镇集贸市场，促进城乡消费快速增长。

 

    ——构建公共财政框架。按照“市场经济—社会公共需要—政府职能—财政职能—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的线索，界定财政收入的规模，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项目，保留少量必须收取的规费，将一些经营性收费或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改为税收。加快行政机构改革，努力减少行政管理支出；严格控制经营性事业单位费用，适当增加科学教育等事业费支出；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尽量压缩经济部门事业费，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调整预算科目，实行部门零基预算，巩固“收支两条线”、会计集中核算成果，逐步建立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引导县域资金“体内循环”。在维护金融安全大局的前提下，引导城乡居民存款集中流向与农村经济息息相关的农村信用社，适当控制以资金上存为主要业务的各家银行的存款，确保稳健的金融政策传导顺畅。建立贷款营销项目推介制度，建立信贷营销奖励制度，鼓励金融部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形成政府、银行、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治理整顿民间非法集资和高利借贷行为，放松准入限制，鼓励发展民营银行。

 

    2、着力规范市场监管。

 

    ——淡化行政审批，放宽市场准入。按照《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最大限度的取消行政审批。政府只审批影响环境资源、涉及整体布局的重大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其他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由投资主体依法办理行政许可手续。在市场准入前置审批和企业登记设立方面，一律由申请人领取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后，再向有关部门申报。对确需保留的审批事项，实行“并联”审批，并实行“审批的不收费，收费的不审批”，减少“暗箱”操作，降低审批成本。

 

    ——强化专项整治，规范市场秩序。从严查处欺行霸市、强卖强买，积极引导各类市场、各行各业合理聚集、公平竞争，减少和限制市场垄断。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行为，彻查严办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假冒伪劣案件。整顿建筑市场秩序，加大工程招投标及工程实施的监督力度。把重塑社会信用秩序作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在全社会普及信用文化、守信意识和维权知识，及时向社会公开各类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和数据。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公布市场监管热线，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市场监管的积极性。加强新闻、宣传等舆论监督，对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进行跟踪报道和公开曝光，让违法者无处藏身、无利可图。

 

    3、着力整合县域资源。

 

    我县地处湘赣边界，是一个“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加庄园”的山区农业县，也是一个省扶贫县。与发达地区相比，科学技术、管理方法、交通条件相对落后，河流、土地、森林、矿产、旅游等自然资源优势比较明显，房产、教育、卫生等社会资源开发相对缓慢。特别是我县水力资源蕴藏量18.1万千瓦，人均0.3千瓦，比全省人均多0.1千瓦；钽铌矿储量居亚洲第二、中国第一。为此，必须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通过流动、组合、裂变、出租、转让等方式，不断重组和配置那些处于割裂、错位、闲置、废弃状态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使其最大限度地实现增值和盈利，并作为再投资、再循环的资本，投入资源支持度较高的产业。整合农业资源和农村劳动力资源，向资产要资本，变资源为财源；整合国有集体企业资产，让闲置资产流向急需的企业，让优良资产流向优势企业；整合土地、矿产资源，使分散的资源有效集聚，闲置的资源优化重组，变无偿占用为有偿使用，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4、着力推动“三化”进程。

 

    以工业化为重点，以城镇化为核心，以农业产业化为基础，实行政策组合与措施配套，整体推进“三化”进程。在工业化方面，努力实施“办电兴工”战略，打造以洮水水库为龙头，以星罗棋布的小水电站为依托、以青年电站为纽带的水电产业，为县域工业跨越式发展提供能源支撑；完善基础设施，创新管理与发展机制，把金星工业园建设成为劳动密集型工业园，把龙下工业区建设成为能耗密集型工业区，把潞水工业区建设成为资源密集型工业区，把平水工业区建设成为资金技术密集型工业区，为工业企业规模取集提供广阔的平台；实行“引凤还巢”，鼓励返乡创业，把针织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依托县域资源，调动各方力量，引进民间资金，做大做强矿产冶炼、水泥建材、化工医药等产业。

 

    在城镇化方面，继续实施“拓城兴旅”战略，保护古城区，改造建成区，开发新城区，抓好县城扩容提质；抓住行政区划改革、农村道路建设等机遇，调动内力，巧借外力，把高陇、界首建设成为边境商贸型中心镇，把浣溪、平水建设成为交通枢纽型中心镇，把潞水、火田建设成为工业主导型中心镇；挖掘、整理、包装、推介我县旅游业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文资源，高起点规划和建设云阳国家森林公园、南宋古城、工农兵政府等景点和餐宿、娱乐设施，把茶陵建设成为长沙—炎帝陵—井冈山的“前花园”与黄金站。

 

    在农业产业化方面，拓展融资渠道，加快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促使好恰绿色油业公司、虎踞麻厂、永光食品公司、明发松脂厂等龙头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推行“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理顺利益共振机制，巩固扩大烟草、油茶、苎麻、松脂、脐橙等特色产业基地；积极探索产销直挂、连锁经营、产品配达等新的流通方式，培育发展农民经纪人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副产品快速、有序流通。

 

    5、着力推进改革开放。

 

    随着中央统一部署的行政区划改革全面实施，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能与权限得到规范，县级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相应增强。事业单位管理体制逐步理顺，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同经济结合，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智力劳动向商品转化，公有公营向民有民营转化。农村税费改革继续深化，农业税全面取消，农业综合效益明显提高。

 

    招商引资向纵深推进，招商引资的主体由行政事业单位转移到工商企业，招商引资的对象从吸引县内外投资扩大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招商引资的领域从以兴办工业为主扩大到涵盖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领域。“走出去”战略开始实施，商品和劳务出口创汇实现“零”的突破。劳务输出与“返乡创乡”紧密结合，输出富余劳动力，引回先进生产力。

 

    6、着力提供公共服务。

 

    ——建立以公众为导向的服务供给机制。扩大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程度，针对提供何种公共服务、怎样提供公共服务等问题，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用群众的观点评价公共服务，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公共服务的根本目的。

 

    ——充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农业机械服务、动植物医药技术服务、广播电视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可以通过收费实行有偿服务。城市环卫、公共交通、供水供电等公共服务，可以通过“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投标”，鼓励私营部门和非盈利部门投资经营。竞争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既可采取政府建造、私人经营的方式，也可采取私人建造、私人经营的方式，还可采取BOT方式（建造—经营—转让）。

 

    可以说，洮水水库项目法人招标，是BOT方式的成功范例。2002年，“洮水水库”正式立项，项目总投资6.2亿元，其中国家投资1.3亿元，省市配套0.6亿元，县级筹资4.3亿元。2003年，在县级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县委、县政府成功实行了洮水水库项目法人招标，并与中标单位签订了洮水水库特许权协议：由中标方筹资建设洮水水库；建成后中标方经营洮水水库50年；50年后洮水水库所有资产无偿移交县政府。

 

    ——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协作机制。在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成果的基础上，放开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培训，公开透明地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工作，使之由制度化成为法制化。发展以县级服务为中心、乡级服务为骨干、村级服务为基础、农民自办服务为补充的多成分、多层次、多功能的社会化服务网络；在领导力量、政策措施、物资保障和资金安排等方面，为完善社会化服务创造条件，确保服务体系的作用正常发挥。

 

    郡县治，天下安。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县域经济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让我们在探索县域经济发展思路的过程中，在求解“三农”问题的征途上，保持先进性，发挥创造性，为“富民强县”尽职尽责，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竭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