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
[内容摘要] 现有实证研究忽视了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阶段性,导致数据异质而估计偏误。为避免数据异质和其他计量问题,本文细分数据并采用系统GMM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存在阶段性差异,表现为:外资集聚效应和市场规模的作用增强,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工资负效应、非市场化的阻碍作用减弱,税收优惠作用由正变负,交通基础设施正效应、非国有内资企业的集聚效应消失。最后,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 键 词] 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阶段性差异;系统GMM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
①(即FDI),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7039.79亿美元
②,成为自1993年以来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外资流入我国的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其成因的广泛研究,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然而,现有研究对于我国渐进式的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过程考虑不足,在实证研究中未对样本进行阶段性区分,造成了数据异质而估计偏误问题。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经历了试点、经验积累、调整推广的渐进过程,外资企业也在试探、成功中摸索投资模式并逐步增加在华投资,形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特殊历程,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数量和区域分布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根据阶段性特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沿海试点、法规完善阶段(1979-1991年)。国家选择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在试点基础上完善法律法规,吸引了港澳台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投资总额221.82亿美元
③。这一阶段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主要分布于广东、福建两省为主的沿海地区(王洛林,1997),具有明显的试点选择和华侨纽带特点。
第二阶段,经验推广、高速发展阶段(1992-1997年)。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消除了吸引外资的理论障碍,开放了更多的国内市场,使外商对来华投资的安全感增强,投资热情高涨。仅1993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就达到275.15亿美元,超过了第一阶段的总和。这一阶段的投资总额达到1967.92亿美元,较第一阶段增长了7.8倍,分布在所有省区和几乎所有行业。中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长,微电子、汽车制造业、家用电器业、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业等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外资大量增加(王洛林,2000)。
第三阶段,投资质量提高阶段(1998年至今)。外商直接投资由劳动密集型加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转变。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其相配套的高端服务业投资也大量跟进,设立了大量的研发机构,截至2005年底,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已超过750家;我国逐步成为一些跨国公司先进产品的全球制造中心
①。随着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出现独资化现象,独资是外资2000年后的最主要设立方式
②。由于入世开放市场承诺的兑现,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更多的行业。
折衷理论(Dunning,1973,1977,1995,1998)认为,跨国公司根据其自身的技术、产品差异、管理、营销等所有权优势和交易成本节约、规避市场结构不完善等内部化优势,结合东道国的要素成本、投资环境、宏观环境、经济政策、生产集聚等区位因素,进行投资数量、行业和类型的选择。因此,我国三个阶段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行业的不同,是在华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变化和我国区位因素变化的投资选择结果,说明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各个阶段的决定因素是变化的。因此,分阶段对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下文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进行文献评述;第二部分选择变量、建立模型、介绍方法;第三部分进行实证检验并分析实证结果;第四部分总结实证结果并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WTO新议题对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影响”(项目批准号:05JJD790016)子课题的部分内容。感谢课题主持人薛敬孝教授的悉心指导。
该文拟在《当代经济科学》2008年第2期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