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Hymer（1976）在理论上开创了以FDI为对象的研究领域以来，出现了大量关于FDI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但以往有关FDI的研究都比较注重FDI经济学模型的构建、FDI的区位选择因素、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而较少涉及FDI对制度变迁尤其是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实际上，FDI是一个内含着资本、技术、制度、管理和项目的“打包型”的“复合产品”，它对东道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对被新制度经济学家称为最重要的“制度”自然也应该有所影响。而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允许外资进入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外资企业和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东道国国内企业有很大区别，引入外资意味着引进了一种新的投资主体、新的企业制度、新的分配理念及新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局部的制度安排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迁。因此，外资的进入对处于转型期的东道国的制度变迁必然会产生一些特殊影响。中国作为一个FDI流入规模很大且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大国，FDI在其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值得关注。遗憾的是，对于FDI在制度变迁尤其是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作用，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相关研究较少。现有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在FDI与制度的关系上，戴维斯和诺斯(Davis.L.，North.D.C，1995)指出，从外部借用相似安排能缩短制度创新的发明时滞；而在FDI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方面，Kamath（1990）和 Kueh（1992）认为，中国需要外资不仅是因为能为中国带来外汇和相应的先进技术，而且还在于它所产生的现代管理技术的示范效应。而且，Kamath（1994)还指出，FDI政策的变革将会导致产权体系和制度的变革，如规则、法律和宪法。Cheung（1990）①特别指出，开放政策可能会减少中国制度变迁的成本，因为竞争程度的提高会导致把原有的产权体制调整（通过一个大的公共部门）为私人产权体制。Claessens等（2001）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FDI的进入，它们对融资渠道和投资空间的要求促进了东道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对此Keren等（2003）持相同看法；黄亚生(2005)通过研究指出，中国大量引进FDI，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表现。他认为，FDI进入后给中国带来的主要好处与以下方面有关：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私有化功能、提供给受到信用约束的私人企业的风险投资，以及地区间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储祥银（1996）对原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以后引入的外商投资企业的作用进行考察后指出，外商投资确实加快了转型经济国家的转轨进程，但一国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最终仍取决于本国经济的活力。孙杰（1996）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制度创新的关系，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市场中排他性制度安排的转变，促进了企业制度及相关制度的变迁，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制度创新方面起着不能低估的作用。桑百川（2000）指出，外商投资不仅会提升中国社会生产力，而且对于塑造适应生产力进步要求的新型经济制度功不可没。金新亮（2001）对外商投资在中国经济体制变迁中的作用进行了利弊分析，指出外商投资会加速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但在优惠政策条件下外商投资也会对经济变迁产生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建议应尽早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同时取消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待遇，并加快体制转轨步伐。江锦凡（2004）运用因果关系检验法证明，外国直接投资是引起中国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罗长远（2005）构建了“民进国退”的理论平台，与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相结合，得出FDI对经济转型存在不利影响的结论。丁宁（2006）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企改革制度环境的影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和瓦解了束缚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制度环境，使其向着建立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企业制度的方向变化。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中外经济学家关于FDI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现有的研究成果定性分析的多，定量分析的少，而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更是凤毛麟角，外资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应该说，引进外资作为一个国家制度选择的一部分及外资自身所代表的制度优势，使得外资必然能对东道国的制度变迁发挥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想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就FDI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进行较为全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除本节外，第二节研究了探讨了FDI在中国制度变迁中的地位；第三节研究了FDI推动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第四节对FDI与中国制度变迁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五节对全文作了一个简短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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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霞：兰州商学院金融系，兰州，730020；陈柳钦：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3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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