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跨世纪的宏伟战略，作为一代伟人小平先生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华民族新的崛起而谋篇布局的“两个大局”的另一个“大局”，不仅是国内近年热烈讨论的题目，而且引起国外学者、政界、企业家的广泛关注，人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它、认识它、研究它。本报告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大开发与西部经济转型》（00bjy006）的最终成果。作者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从西部经济转型的角度，来研究西部大开发。发展经济学著名学者罗斯托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着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起飞”过程，完成这个转变前的经济，是“自我持续落后”的经济，转型后则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经济。我们认为，西部大开发和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从更本质的层面来看，正面临着这个紧迫的转型要求从而“起飞”的可能。因此，我们对西部经济转型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体制转型，激发制度活力；二是产业转型，激发结构活力，提升西部地区的产业竞争力。由于这两个转型又是在中国加入wto和全球化加速，在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我们的研究还包括第三个方面的内容：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型。也就是说，本课题对西部经济转型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型，而不是单纯研究体制转型的报告。

 

    无疑，工业化是落后地区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核心，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我们希望进一步回答：西部地区工业化的路子怎么走？面临哪些紧迫问题？如何避免重蹈一些发展中国家遭遇过的“低收入工业化陷井”？西部地区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未能在1978年已经基本奠定的工业化基础上继续高速增长？讨论西部工业化道路及其对策的成果很多，本报告的特点在于，从罗斯托的部门分析理论和发展经济学角度，来观察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和结构矛盾，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战略和改革政策。

 

    罗斯托的部门分析理论和发展观十分强调“主导部门及其扩散效应”的决定意义，他在分析中揭示了工业化和现代增长的动力与规律：主导产业及其所决定的结构的变迁，主导产业不断高潮继起的更迭，推动着工业化的进程。西部地区的问题正是在于：现代工业发展主要是在资源开发和战备要求两大动因推动下展开的，资源开发、战备需要、重工业优先、国家直接投资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进下的西部工业化道路，决定了西部地区的结构特征：以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重工业、军事工业、中央企业、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规模结构）和所有制结构。

 

    这种结构对西部地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带来四个方面的突出矛盾。（1）西部开发资源、东部加工制造的垂直分工格局，制约着西部地区工业化的深化和发展；（2）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东部以轻工和日用消费品生产为主、西部以重工和国防安全、生态保护等社会公共产品生产为主的社会职能分工，制约了西部工业的贸易能力和积累能力；（3）主导产业、中央企业、大型企业难与地方经济融合，先进的甚至十分尖端的军事工业，与周围落后的地区经济同时并存，卫星、原子弹、航空航天等尖端技术与落后的农村和地方工业并存，形成所谓“二元结构”特征，主导产业的带动能力弱；（4）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体制矛盾十分尖锐，破坏了社会分工、专业化、规模化、协作从而工业的效益和发展。

 

    这4个方面的困扰实质上集中于两点：

 

    一是，垂直分工格局和畸形的重型结构，影响了西部工业的贸易能力和积累能力，从而再投资能力和区域竞争力，并形成恶性循环，阻碍着西部工业化进程。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我国工业发展道路的大转折时代。持续30年之久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指导思想和“先生产后生活”、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方针发生重大转变，国家出台“六个优先”的政策鼓励发展轻工业，鼓励出口优先和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压抑了几十年的消费品需求，积累了几十年的短缺矛盾，突然暴发出来，为轻工和消费品工业的大发展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市场机遇。借助这个庞大的市场机遇和改革开放的动力，加之国家政策的倾斜和照顾，东部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蓬勃发展，他们的创业热情、勤奋精神和灵活的体制机制，低廉的产品成本，适应长期短缺时代群众对日用消费品的渴求，东南沿海和江浙地区迅速成为日用消费品和新型轻工产品的供应基地，一段时间里甚至出现全国喝广东水、吃广东饼干、穿广东服装的壮观场面。遗憾的是，在这样一个大好机遇面前，西部地区却由于体制、机制、政策、存量结构等种种原因，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机遇，与东部的差距迅速拉大。东部的主导产业20多年来已经换了两代，从最初以老三件、饮料、饼干为主的消费品工业，向新三件、耐用消费品、家电为主的新型消费品转型，再到现在以电脑、手机、汽车、信息产品等为代表的高档消费品、高科技消费品的提升，东部工业的规模、档次、竞争力与日俱增；反过来，工业的发展和地区收入的快速增长，又进一步为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创造了更大的市场空间；西部地区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又使东部企业继续保持着低工资低成本的优势。不仅如此，马太效应还把西部地区有限的资源，包括资金、人才、产业等各种要素，继续不断向东部吸引。困难之处还在于，某种结构一经形成，往往具有十分顽固的堕性，调整和转型十分缓慢。西部开发资源、东部加工制造的垂直分工格局和畸形重型结构，改革开放后不但没有改善，而且进一步加剧，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后普遍出现省际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情况。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从目前的项目安排看，仍然将维持而且可能进一步强化这种垂直分工格局。

 

    二是，西部地区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及其所决定的主导产业的特殊性质、二元经济结构、条块分割和大而全小而全体制，导致主导产业及其扩散效应较弱，也制约了西部地区工业化的持续深入。罗斯托认为，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和“起飞”，是一场工业革命，其成功取决于“主导部门及其扩散效应”：既取决于主导部门的迅速成长，还取决于主导部门对相关产业的带动程度，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他认为，发展的主导是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正是主导部门接连不断的高潮继起，推动着工业化和增长的持续。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很好地响应主导部门创造的潜在的扩散效应（回顾、旁侧、前向效应），不能在主导部门发展中带动相关产业的蓬勃兴起，工业高潮和经济起飞就可能流产。只有当整个社会存在对主导部门提供的潜在的相关产业机遇出现响应时，整个区域经济才可能出现不可逆的工业化和持续增长[1]。西部地区恰恰在主导产业和扩散效应两个方面都存在结构缺陷。首先，主导产业不仅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弱，而且孤军深入，区域配套条件差，产业链条短，带动性弱。尤其军工的保密性和封闭性，扩散效应存在先天不足。军事工业的保密性和封闭性，中央直接投资和高度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必然导致主导部门的融合性差、关联度低、带动能力不强、产业链条短、条块分割和大而全小而全对社会分工和协作的破坏。这样的结构特征和管理体制怎么可能带动地方经济和地方工业的发展呢？与此同时，社会的发展程度还不具备对主导部门成长中创造的潜在商业机会和相关产业机会作出响应的充分准备。珠三角、长三角与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的关系，则是相得益彰。一方面，上海、广州、香港的主导产业具有较强辐射能力；另一方面，珠三角、长三角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而且商品经济意识和创业当老板的意识十分强烈，区域经济、民间经济、中小企业充满活力。东南沿海乡镇企业、民营经济、非国有企业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才能在改革开放后借助于上海、深圳、香港的辐射作用，借助于主导部门和大型企业的辐射作用而得到蓬勃发展。主导产业及其所决定的结构性质和竞争力，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增长质量、增长速度、竞争力和整体优势，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效果[2]。这是我们要尊重的客观规律。

 

    还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我们说西部地区以军工、重工、大型中央企业为主导的结构制约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从理论上来说，具有规模经济的大工业和重型结构，没有什么不好；军事工业在任何国家都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在于，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在不发达的基础上强制推进的国家工业化中，出现了对国家的高度依赖甚至绝对依赖，一旦国家支持发生改变，这种结构就面临了危机。特别是三线建设刚刚建成，羽翼尚未丰满，甚至许多工程还没有完工，就面临了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变，断奶的同时还对沿海和非国有经济实行倾斜和照顾，这种结构的负面影响自然更被放大。这里的关键是，国家的制度取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无疑，大企业可以更好地吸收和创新技术，更节约成本，因此具有规模效益。大企业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稳定，也具有重大意义。从大企业自身来说，大企业也更具竞争力。正由于此，20世纪初以来，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不断加速，企业大型化成为一种趋势，跨国公司也越来越大。但在转型经济中，大企业的这种经济性，却被制度和改革的难度所困扰和扭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企业在转型时期具有了特殊的优势地位。小企业所具有的灵活性、创业意识和活力，对就业的积极意义，也是众所周知的。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不看到小企业的另一面。小企业对资源的浪费甚至破坏、假冒伪劣和不正当推销手段对市场的冲击，我们都有切身体会，国家三令五申整顿和关闭“五小”，也证明看到了这个问题。从小企业自身来说，竞争力一般也是无法与大企业相比的。但是，改革开放后鼓励发展乡镇企业、个体企业、“三来一补”企业等为主体的小企业，与大跃进时期大搞“小土群”和“文革”年代全国普遍发展“五小工业”是不一样的。现在各地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区域经济、块状经济，与“大跃进”年代大力推动的“地方工业”，也是不一样的。小型国有企业和县属国有企业先改制并获得更多的优惠和照顾，也并非国家有意要扶持小企业牺牲大企业，而是因为意识形态转变的难度太大等原因造成大企业改革的困难，不得已，先从容易的环节改，当然，还因为小企业太困难而不得已的原因。向沿海的倾斜政策，也是当年改革开放突破口的必然选择。现在人们看到，当年珠三角、长三角、特别是温州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小企业，已经成长壮大起来，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企业管理和制度建设也有了很大改观，浙江规模以上企业，现在4成以上是非国有经济。许多人不由得感叹说，现在反而成了过去那些以假冒伪劣形象著称的非国有经济的小企业要求规范市场。我们认为，这些企业的成长，既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倾斜，又得益于他们的创业热情、勤奋精神和有生命力的企业体制，还得益于能够从市场经济体制中获取资源。应该说，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体制竞争的胜利而不是因为小而取胜，他们符合新的制度取向！同时，小企业也不能因为这种胜利和优势而忽视潜藏的问题，要进一步向专、精、尖、特发展，真正建立起大中小企业紧密联系的企业组织结构。

 

    与这个问题类似，报告还讨论了轻重结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以日用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具有进入门槛低、见效快、有利于资本积累等优点，其内含的意义是，让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中“自动”提供利润从而积累。重工业则进入门槛高、建设周期长、见效慢。但是，重工业对于增强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和工业实力，具有重大意义。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看，一般是从轻工业启动的。中国的大规模现代工业建设，却是学习苏联经验并直接在苏联的援助下，依靠党和国家的组织力量，依靠低工资制度甚至无偿劳动和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强制积累手段，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和重工业优先。应该说，这样的发展模式虽然会使广大人民群众为此付出一代人甚至两代人三代人的牺牲，但从追求积累的效果看，这是一条更快的工业化道路。为什么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呢？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我们要转向轻工业优先的发展道路？我认为，不能说生产资料和重工业优先是错的，也不能说轻工业优先是错的，关键要看你自己的产业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包括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发达国家能够实现从轻型结构向重型结构的转变，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是，自身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发展中国家需要向他们购买工作母机，产品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且具有高额利润甚至垄断利润，因为只有他们的产业和技术达到了如此水平，他们控制了产业高端和利润高端。

 

    低工资强制积累的重工业优先道路，在时间上和强度上是有限的，不能无限期的长期使用，特别不能有决策失误。这种发展道路的作用范围也是有区别的。从一个国家来说，可以在一定的时间里走这条道路，但从一个国家内的一个区域来说，就不能这样，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转向日用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发展，在严重短缺的年代，在改革政策的松动下，消费者必然选择东南沿海的产品，从而使其快速实现利润、积累和工业化，全国人民包括西部地区的消费者是心甘情愿购买东部的产品从而为其提供利润和积累。再从世界范围看，产品最终需要面对广大消费者，别的国家不买你的产品，你的利润就没法实现，工业就没法前进。你不能长期只在国内循环。从生产者角度看，生产者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你不提供这种产品，会有其他人提供，只要市场需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长期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你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你需要的产品，你需要出售你的产品，你必须参与世界经济，你就实际上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你就不得不遵守世界经济的运行法则，这时究竟应该重工业主导还是轻工业主导，就不能够主观臆断，而要取决于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

 

    那么，这两种积累方式：消费者“主动”积累和国家工业化的“强制”积累，谁更有利于工业化呢？我认为，前者更有持久性和生命力，虽然后者具有特殊的、赶超性和突破性的暴发力，但前者更容易调动起整个社会的积极性，甚至有时候是“被动”的积极性。只要一个社会是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下运行，企业就必须有盈利，消费者就必然在购买中“自动”提供积累。而在消费者这种“自动”积累推动的工业化中，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工业化水平得到提高，很有“寓军于民”的相同意义。我们在实行了30年之久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和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方针后，鼓励发展轻工业，不仅需要这么做，让这一代人喘口气，而且也是必然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西部地区的重型结构是不合理的，这也是眼看着东部发财而西部地区的产品卖不出去的一个直观反映。是市场的教育。在整个国家的体制已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背景下，在日用消费品十分短缺的市场条件下，你不根据市场的需要去改变结构行得通吗？你能够繁荣发达吗？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粮票布票和限量供应至今还记忆犹新。为什么要选择改革？计划经济带来的决策失误能够避免吗？这些问题早已有了答案。

 

    在研究工业化时，自然不能没有城市化的内容，本书对东西部城市化差异及西部战略进行了讨论。我认为，从人口密度、城市密度、城乡人口结构三个方面观察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化水平，我国东西部城市化发展模式存在明显差异，但尽管如此，东西部城市化水平却都有相当提高，东部通过人口密集、城市密集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推动着城市化水平以惊人速度提高，西部虽有差距，但通过大量农村人口流往东部从而农村人口减少城市人口相对比重增加也带来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从整体看，我国城市化水平早已达到50%。本书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一、工业化与城市化。本书从工业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结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国际比较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城市化水平，提出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0%的判断。笔者认为，我国不存在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二、提出从人口密度、城市密度、城乡人口结构三个方面观察城市化现象从而东西部城市化存在较大差异的见解，认为，从效率更高并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合的要求出发，西部城市化宜采取大城市与城市圈结合的战略，即，优先发展大城市，并以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为轴心，以轻轨交通、通勤铁道、高速公路为纽带，在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发展若干发达的城市群、城市圈；不宜遍地开花的、脱离工业化和经济基础孤立的发展小城镇。三、中国的城市化也要走一条非均衡协调发展道路。我认为，相当长时间内，外资、内资、产业、要素、人口还会继续向东部聚集，但从资源承载能力和系统平衡要求出发，特别是从中国水资源分布的特点出发,中国城市化发展也已经到了需要关注东西部协调发展的时候。

 

    体制转型是西部经济转型的第二个重要方面。从制度因素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既是制度学派与传统增长理论的一大区别，也是现代增长理论与传统增长理论的一大区别，更是一大贡献。中国经济20多年来的发展尤其是东部奇迹，证明了制度的作用。改革开放滞后作为西部落后并与东部拉大差距的重要原因这一点，现在也已基本形成共识。但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道路怎么走？却是一个讨论已久但分歧较大的话题。我们认为，从西部地区大中型国有企业比重高、三线军工企业比重高、中央企业比重高、条块分割和大而全小而全体制矛盾突出从而存在着独特的“西国企”现象和二元结构出发，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道路肯定与东部不同。我国总体上看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转型道路，但东部和西部存在很大差异。东部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体制外”推进的渐进式改革道路。1978年改革开放时，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等珠三角地区，由于受建国后前30年准备打仗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大项目很少，国家投入很少，有的地方几乎30年间没有什么象样的国家投资项目，但这些地区却有着悠久的商品经济基础和文化历史，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在改革开放政策的环境下，自然就出现了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局面，加之丰富的华侨资源、国家实施沿海开放政策和区位条件，三资企业的发展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从而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体制外”推进的转型道路。浙江、江苏等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大量利用外资尤其是毗邻香港从而外资推动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同，但长三角也体现出了典型的体制外推进的改革特点，浙江、江苏都是我国商品经济意识最强的地区，浙江还是我国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发展最强劲的省份，江苏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乡镇企业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长三角的体制转型也主要得益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从而体制外推进的转型。西部却具有与东部很不一样的改革起点。由于西部地区国家直接投资的国有经济比重高，大型企业多，中央属企业多，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单位多。改革中所有制障碍、条条管理体制的障碍十分突出，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成为西部地区体制改革和体制转型的重点和难点，解决“体制内”的问题是西部地区绕不过去的坎。加之西部没有东部那样长期历史形成的商品经济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体制外部门的成长和份量自然也不可与东部同日而语，解决“体制内”的问题，也必然成为绕不过去的关。

 

    正是从上述认识出发，报告提出西部地区工业化、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深化大中型国企改革，打造航空母舰，重塑主导产业；发展中小企业、非国有经济、县域经济，增强扩散效应；突破条块分割和大而全小而全体制弊端；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建立混合经济；大重组大并购，关注国际资本流动和招商引资新趋势；逐步改善西部开发资源、东部加工的垂直分工格局，西部大开发中注意资源开发与资源加工并举、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等等。报告还提出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具体构想：一是，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主要是水电产业、高载能产业、天然气产业、中药材种植加工制造业、特色旅游等；二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主要是：水力发电和输变电设备制造业、汽车摩托车工业、航空航天工业、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业、工程机械、其他机械设备制造业等；三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包括：电子信息产业、生化制品和生物制药产业、新材料如纳米钒钛工业、生态产业等。报告把西部各省的支柱和重点归纳为七大产业：水电为主的能源产业，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加工，高耗能产业，烟、酒、乳制品、羊绒、果品、中药材等以农林牧业为原料的食品、医药等加工业，机械制造和三线建设积累起来的国防工业，电子信息产业，旅游业等。

 

    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是西部经济转型的第三个内容，是西部大开发和西部经济快速发展的捷径和生命线，这一点现在也基本上形成了共识。西部地区的官员和企业家肯定会说，谁不想扩大对外开放，关键是如何更好更有效地推进对外开放。的确，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不如东部，但西部地区存在着转化和突破不利因素的条件和机遇，中国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新一轮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尤其是中国以新的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都给西部地区扩大开放带来了新的机遇。选择正确的开放战略，突破开放的体制障碍，给予西部地区更优惠的开放政策，一定能够使西部地区开放经济迈上一个新台阶。西部地区开放经济建设的道路，也会不同于沿海地区。我们认为，面向中亚、南亚、东南亚沿边开放的新机遇，大项目战略和政府外交，对内对外两个开放并举，沿海、沿边、临空的全方位开放，重视短小轻薄、资源优势从而成本优势和存量基础的产业选择，打造一个能吸引资本的投资环境等，将是西部地区发展开放经济的战略选择。我们认为，与东南沿海具有区位优势和丰富华侨资源的优势从而打了一场漂亮的人民战争相比，西部地区更应该采取大项目战略和政府外交，并高度关注资本市场并购和国际招标这样一些新的国际资本流动和招商引资的趋势。中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还因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影响而具有十分重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国家安全意义。

 

    报告还特别对三线军工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进行了讨论。三线军工企业在西部地区占有极为重要的份量，也是西部地区工业化和结构调整中的一个难点。改革开放后，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家政策的重大调整，三线军工企业与全国一样，也进入了重要的转型时期，先后实施了调整、改造、搬迁、军转民、军队企业脱钩、军品采购制度改革、国防现代化建设等重大改革发展措施，军转民取得一定成绩。2002年，国家确定国企结构调整的新目标，继纺织等行业成功调整后，2002年的重点将集中在军工、有色金属和煤炭等行业，并进一步加快了三线军工的改革，将军工企业分为保军、转民、退出三类进行分类改革。这些措施无疑为军工企业的改革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我们认为，深化三线军工改革，今后还需要逐步解决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军工产品商品化改革，并通过引进竞争机制的商品化改革推动“寓军于民”战略，作者对商品化内容和改革措施进行了分类界定；二是突破分割体制，建设两个基地，即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研发基地。作者认为，转化军工技术和军工优势的关键，是“国家定位”的战略调整，对国防科研院所的职能和任务，应该作双重定位，既重视军事科研，又重视转民研究，既要求对军品的技术突破，还要求为国家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核心竞争力，这种双重定位要有具体的政策保证。

 

    报告还对许多重大问题和争论问题，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生态工程、城市化水平、“西国企”现象、经济戍边与工业移民、要素流动弹性与西部产业选择、教育优先与义务教育平等、社会公共产品公平分配等进行了讨论。并对20几年来西部地区的改革政策作了反思。我们既反对平均主义和撒胡椒面的作法，也不赞成差距拉得过大。我们认为，缩小差距和协调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继续健康发展的大事。为什么今年出现那么多关于“抛弃”的讨论？为什么继“深圳被谁抛弃”一文之后，会接二连三出现东北“被抛弃”、河南“被抛弃”的文章？为什么对区域差距的怨言不仅出现在落后地区，而且发生在（且首先发生在）发达的深圳？反思我们的政策，西部地区又何尝没有失落和埋怨。这些现象说明，到了该高度关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候了。从来没有单纯的经济发展政策，经济总是与政治和社会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再不重视协调发展和缩小差距，可能最终会拖累我们的发展速度，“抛弃论”的感受会越来越蔓延。关于西部开发的模式，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尤其在产业发展上，一些具有相当影响的学者和政府部门同志认为，由于西部地区投资效益差，西部不宜上工业项目。我们认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和富裕，既要继续补基础设施建设的课，既要为全国的需要搞好生态环境建设，还要强调推进工业化，强调工业化正是本书作者的重要思想。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移民，城市化，义务教育，都是西部开发和发展中需要做的事，但他们不能取代工业化。对西部地区投资效益的评价，更不能简单化。我认为，西部地区表现出来的投资效益较差这个问题，存在着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经过改革开放20几年来的发展，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和相当多的产业的盈利机会确实不如东部；二是，国家大政策和大项目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隐性分配，扭曲了微观单位的成本（包括地区和企业的成本）从而收益。比如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生态工程、以及前几年东部进行的大量的由国家投入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等，还有长期以来东部享受的特殊优惠政策和目前的出口退税政策，这些都是国家投资和国家资金，但他们并没有进入东部地区和东部企业的成本。许多算在西部大开发的投资，算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实际上也是服务于全国特别是东部的，也没有计算在东部和东部企业的成本中。我们尤其认为，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发展的落后，虽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国家政策方面的失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针对西部地区大中型国企多，本应鼓励西部地区加快大中型国企改革，企业的改革尤其是产业权制度改革应该走更加社会性和多元化的道路，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这样做，板子不能全打在西部头上。我们认为，为了东部的发展和“两个大局”，西部地区这20多年来是作出了牺牲和贡献的，是顾全了大局的。今天，我们有条件而且应该重视另一个大局：西部地区和较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大中型国有企业正在迎来改革发展的春天。据有关方面报导，继纺织等行业成功调整后，国家经贸委确定了国企结构调整的新目标，今年（2002年）的重点将集中在军工、有色金属和煤炭等行业，近日，国家经贸委有关负责人在公开媒体再次指出，国家将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选择地放弃控股地位，允许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控股。国家还出台了专门针对外资并购的条例，并于2002年8月1日起生效。这种大环境无疑为西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军工企业改革，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政策机遇。但愿西部地区不要再一次错过这一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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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西部大开发的深层考察（林凌）

    前  言  跨世纪的中国西部开发

 

    一、西部大开发与西部经济转型

    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部门分析理论、增长阶段理论

    三、库兹涅茨的统计分析模型

    四、主导地区分析：对罗斯托起飞理论的补充

    五、知识输出时代及其对发展理论的挑战

    六、相对增长经济学或增长的相对概念

    七、市场需求对主导部门和经济增长的作用

    八、发展理论对西部经济转型的指导意义

 

    第2章  产业转型：结构主导型增长规律与西部经济转型

    一、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与结构矛盾

    二、结构调整、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

    三、逐步改善西部开发资源、东部加工制造的格局，资源开发与资源加工并举

    四、打造航空母舰，重塑主导产业，延长产业链，推进社会化

    五、发展中小企业、非国有经济、县域经济，增强扩散效应

    六、要素流动弹性与西部产业选择

    七、国际产业转移与西部工业化

 

    第3章  体制转型：制度推动型增长机制与西部经济转型

    一、中国确立市场经济的制度取向与西部地区的转型之路

    二、西部地区体制现状评价

    三、大中型国企改革：探索“西国企”的改革突破

    四、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发展混合经济

    五、突破条块分割和大而全小而全体制弊端

    六、用市场经济手段推进国企改革

    七、大重组大并购：东西部的不同探索与山东和深圳的启示

 

    第4章  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发展开放经济

    一、开放经济是西部经济提速和转型的捷径和生命线

    二、面向东南亚、南亚、中亚沿边开放的新机遇

    三、迎接世界经济新一轮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浪潮

    四、大项目战略与政府外交，吸引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

    五、对内对外两个开放并举，积极吸引东部资金

    六、塑造“政策洼地”，再现特区效应

    七、资本市场并购与国际招标：关注国际资本流动和招商引资新趋势

 

    第5章  深化三线军工改革，发挥国防科技优势

    一、三线军工企业的改革进程

    二、三线军工企业的现状

    三、进一步深化三线军工企业改革

    四、军工体制改革方向：军工产品商品化和寓军于民

    五、发挥三线军工能力和国防科研优势,突破分割体制，建设两大基地

    六、转化军工技术和军工优势的关键:“国家定位”的战略调整

 

    第6章  金融体制创新和资本市场建设

    一、金融改革：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

    二、加快银行改革，建立西部开发银行

    三、组建地方金融集团，打造金融航母

    四、打破金融机构国有独资格局，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地方金融

    五、不断创新金融服务，为国企改革西部开发中小企业融资开拓新局面

    六、深化上市公司改革，培育证券市场基础

    七、办好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

    八、建设区域金融中心，中心城市挑梁

 

    第7章  区域政策：主导地区理论与非均衡协调发展

    一、主导地区理论与非均衡协调发展

    二、优先发展西部与中东部接壤的前沿地带陕西、四川、重庆

    三、优先发展西部地区与国际接壤的前沿地带云南和新疆

 

    第8章  中国城市化水平与西部战略——中国城市化水平估计在50%以上

    一、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吗

    二、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

    三、城乡消费额结构与城市化

    四、对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统计数据的质疑

    五、若干报道和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实

    六、国际比较

    七、农村和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和帮助

    八、东西部城市化差异与西部战略

 

    第9章  社会公共产品的公平分配，教育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一、非对称性转型：社会公共产品享有水平的差距

    二、西部大开发现行政策难以缩小东西部差距

    三、社会公共产品分配的公平性和平等性要求

    四、大开发中实现教育优先，义务教育平等

    五、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国家支付改革成本

    六、国家财政支持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对口援助

 

    第10章  西部大开发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一、五大工程喜与忧:资源开发·基础建设·工业化

    二、南水北调喜与忧:解决北方缺水问题还应从调整工业布局找出路

    三、对三线建设和三线调整的评价

    四、关于轻重结构和规模结构的思考

    五、经济戍边、工业移民与西部大开发

 

                                            （刘世庆著，经济出版社20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