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江苏省把南京、镇江也划入苏南范围，苏南变成了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5个地区，但传统上，苏南只指苏锡常。“苏南”一词确切的来历是1951年——1953年存在了三年的苏南行政区，也就是江苏南部的意思。当然，从费孝通“苏南模式”意义上所指的苏南，范围更广，还包括了南通、及浙江北部的嘉兴、湖州等。这里所说苏南是狭义的苏南，即苏锡常三市，领21区、10县（县级市）、314镇。

苏南模式终结了，但苏南始终是中国经济的热点地区。苏南的现状如何？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未来变化的趋势有何特点？我想从10个大的方面来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

1、经过大面积改制之后，苏南已进入“后模式”或“无模式”时代。反思和改制使苏南发展步入健康轨道。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来，苏南发展史上有三件大事：一是80年代初乡镇集体企业的崛起，二是92年后因浦东大开发而带动的外资涌进，三是20世纪末乡镇企业的民营化改制。反思和改制使苏南发展步入健康轨道。

这一两年，苏南经济又进入高速增长期。苏州的GDP、财政收入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前六位，紧追上海、北京、深圳、天津、广州。2001年几乎苏南所有城市GDP和财政收入都有大幅增长（参见表1）。

苏南经济的快速增长，除外资的主要贡献外，还有这样几个情况：1，改制后，通过破产，一部分财富转移到了民间，新注册了一批私营企业，个私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增大；2，许多企业的税收“两免三减半”到期，财政收入大幅增加；3，到开发区注册的企业越来越多，开发区税收增加较快，但开发区税收只是反映在帐面统计上，到最后大部分都做退税处理。

　　在发展的路子上，苏南各市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苏、锡、常乃至苏南各县级市，各走各的路。江阴是资本经营，常熟是市场带动，昆山是台资唱主角，张家港是临港型规模经济，吴江、太仓是私营经济，都不一样。现在已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模式来概括。

一个新的迹象是，这些年，中国东部地区地方政府间开始自觉的相互学习。WTO背景之下，苏南模式也正在与温州模式融合，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走向现代企业制度。尽管一个是原生的，一个是改装的；尽管作为区位和文化特征的“模式”也许仍会继续存在。

2、从整体上看，苏南经济的内部已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也出现了一些新亮点。但还没到总结经验的时候，不能急于下结论“已经出现了一个新苏南”。

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去年提出了“新苏南模式”。意思是，外向化、结构调整、产权改革和城市化为苏南模式注入了新内涵；今年3月份《经济日报》连载了著名记者王青等人采写的长篇通讯《苏南模式新故事》。王青是讲故事的高手，我也曾听他绘声绘色讲温州的故事。但王青不知，他讲的是“苏南新故事”而不是“苏南模式新故事”。记得一次苏南发展研讨会上，南京师大的蒋伏心教授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能把‘苏南模式’变成一个框，什么东西好就把什么东西往里装，其结果很可能会出现毛泽东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尴尬”。

苏南改制后的确出现了一些新亮点。以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吴江开发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江阴板块”为代表的资本经营，常熟康博（波司登）、梦兰、隆力奇、常盛为代表的村级经济，吴江盛泽东方丝绸、常熟招商城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和张家港的沙钢、永钢等规模企业，构成了苏南经济的新亮点。我认为这些所谓亮点已不是传统的苏南模式所能解释，因此，这既不是“苏南模式再创辉煌”的例证，也不是什么“新苏南模式”再生。

我觉得还是要观察它内部经济机理的变化，内因是决定性因素，要寻找它的“内生性变量”。苏南的发展，确有新的东西，但不要急着下结论。可以肯定的是，苏南正在由一种历史的“例外”（“一大二公”，“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工业化”），又回归到了发展的“正途”，正在走大多数先进市场化国家已走过的路。民营化、市场化、城市化是最明显的三个趋势。

2000年，太仓璜泾镇制定出台了“关于鼓励党政干部从事私营经济的意见”、“关于党员干部带头创业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意见”。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些苗头性的东西。这是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另一种杂交，即“政府推动下的私营经济”。但我担心，“璜泾经验”一旦推广开来，会不会把发展私营经济又变成一种政府行为，一台干部独角戏，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最终导致落后。广东的惠州等地已有过这样的教训。

3、外资的涌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但这里有国际资本自身的流动规律在起作用，外资对苏南经济的影响应当冷静客观地予以看待。

近一两年，苏州的外资引进格外引人注目。去年大大超过天津，直追上海。苏州一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占全国的近1/12，有近100家世界500强落户苏南。外资企业对苏州出口贡献率达80%以上，工业产值贡献率50%，工业增量贡献率75%，财政收入贡献率55%，城镇从业人员贡献率40%。

外资的涌进，尤以5个国家级开发区（苏州园区、苏州新区、昆山开发区、张家港保税区、无锡高新区）、一个省级开发区（吴江开发区）为代表。也就是所谓“园区经济”。“园区经济”实则是城市经济的魅力，是要素布局更加集中的表现。通过开发区，苏南告别了“村村点火，镇镇冒烟”散乱布局，苏州“小马拉大车”局面彻底改变。

外资看上的是这里的区位，如市场半径小，配套能力强，交通发达，大上海的旁边，也看上这里的熟练劳动力和社会环境。政府的确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对政府行为也要正确估计和定位。引资的成效是否应当完全归功于政府，这很难说。国际资本有自身的流动规律。招商引资当中，政府凭借“土地国有”的法律条文向企业和市场深深地插了一脚，这里恐怕也有些后患。而且，拼地价引资，乱圈地，乱开发，已损害了部分当地农民的利益。

工业园区建设的经验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以意大利最为典型。其本义是各个地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结合各自的传统文化和背景，形成以行业为纽带，以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基础的特有的地区专业化模式。但苏南除昆山以外的大多数开发区都如同“杂货铺子”，拣到篮里就是菜。由于缺乏产业分工协作和内在联系，开发区难以发挥积聚效应，也难以形成基本的或有竞争力的技术和效率标准。

以外资为主的开发区是一种典型的“经济飞地”。现在对投资巨大的外资企业都采取了免费送地的政策，同时还代建厂房，外资企业可以买也可以租，大大节约了外商的投资成本，同时退出的成本也大大降低了。我们发现，台商中有些候鸟型的中小投资者，正在钻我们投资环境不规范的空子，引发新的腐败。

苏南的外资似乎还游离在本地经济之外，外资内资两张皮。相当程度上，还是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免税政策等短期因素在起作用，属打工型经济。如果说苏南是“外资的天堂”，还不如说是“制造业天堂”，甚至是“加工业天堂”。外资企业一般是生产的制成品，其研发基地、核心技术、中间体及市场销路都由外资掌握。外资项目以二产为主，二产中又是以加工工业为主，且加工的是整机上的零配件，加工方式多是劳动密集型的简单操作。最终产品少，出口创汇不多。在进出口总额中，也主要是进、来料加工。如：进来的原辅材料10元，加工费3元，出口13元产品，进出口额23元，但留给苏州的只有3元加工费。这种产品出口额如果算做高新技术出口额是很勉强的。因此，对外资的引进，始终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作为后发国家，既要发展自己，也要保护自己。不能排除一些跨国企业转移利润、转移风险、转移污染的动机。

苏州外资企业的兴旺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苏州本地生产力衰落的事实。传统产业丢掉了，这就有隐患。苏州的丝绸业历史悠久，而丝绸曾经与陶瓷一样，曾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但近几十年来，由于后续整理工艺薄弱，以苏杭为代表的东方丝绸日渐式微，如今国际市场上昂贵高档的丝绸几乎被法国和日本所垄断。同样，当国外纺织业、服装业最赚钱的时候，苏南传统的纺织服装等轻工业却真正成了夕阳产业。这也是需要苏南人作出认真思考的事。“苏南是商家必争之地”，苏南的企业家应及早觉醒。

4、苏南经济结构的调整已讲了多年，甚至于在1998年前后提到了“抢抓第三次机遇”的高度，但结构调整的主体并不是政府，而且，今后调整的方向应当是加工制造业。

苏南的结构调整是与区域经济布局和城市化战略连在一起的。讲区域内要素布局不能不牵涉到结构调整，讲结构调整又不能不牵涉到城市化战略的实施。

但是，还应当明确一个问题，我这里所说的结构调整，并不包括所有制结构调整。实际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更多的是一个改革问题，而非结构问题。结构调整主要指产业结构调整。而“产业结构调整”这个提法我感觉也有些似是而非。因为这项工作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在这方面投入过多的精力往往吃力不讨好。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政府所谓的“产业政策”在实际运行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资源和效率的损失却十分巨大。苏州当年重点发展家用电器，但“四大名旦”（长城、孔雀、春花、香雪海）到后来成为“四大负担”。该生产什么，投资在哪里，投资者和企业家比政府心里更清楚。譬如说苏南的信息技术产业，虽然被政府列为主导产业，但这与政府的意愿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外资带来的。而且仔细分析，它还不算信息技术产业，至多是信息技术的外围产业，是制造业。苏州和昆山最有代表性的外来产业是鼠标、显示器、笔记本电脑、手机、数码相机，但全是装配。里面的核心部件从何而来，成品又将到哪里去，非本企业高级主管人员者，一概不知。

一些人极力主张在苏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设国际新兴科技城市。我对这种观点并不看好。应该跳出苏南看苏南，立足全球化看苏南。长三角是一个面向全球的巨大的加工基地，是“世界之胃”、“全球工厂”。应该响亮地打出“苏南造”的牌子。苏南人的性格和苏商遗留下的传统特别适合发展精细制造业。不要以为这种定位是委屈了自己，这个定位你不抢，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就要抢走。日本、德国正是埋头发展了几十年的制造业，才牢牢奠定了各自在发达国家中的地位。其实，综观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大多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其最重要的产业支撑还是第二产业。常州新一届领导调整了原来提出的“科技兴市”、“贸易兴市”、“旅游兴市”的做法，而把目标重新定位成“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信息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实施产业升级”。这是明知之举。苏南的发展，目前主要还是“斯密动力”在起作用，即分工和专业化。支持“斯密动力”的条件在苏南十分优越，如运输，尤其是廉价的水运，还有熟练劳动力，还有淡水资源，苏南的能源问题现在通过地方电厂的建设也已基本解决。而技术革命的规律表明，仅有“斯密动力”还不够，技术革命需要的是新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的革新。

发展高新技术要有高级专门人才。而据苏州市委研究室的一项调查表明，苏州每年引进的人才（含应届生）虽然与深圳不相上下，但有博士、硕士学位的高级专门人才仅180人而已，不足深圳的1/10。即使本科生，也多为普通地方高校的毕业生，其质量与名牌大学毕业生不可同日而语。很多人到苏南工作，是回到家门口过小日子来的。苏南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包括电大、党校、县办大学在内的地方高教体系，但其教学质量与正规大学有天壤之别。

另外，上海与苏南的关系问题也是苏南在选择产业结构方向时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是，上海的产业转移还远远没有完成。上海的历史和未来都可以和纽约比一比。二者都得益于海运、现代通讯和移民。但比起纽约来，上海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二是，上海的城市功能今后将主要向金融、信息、转运、贸易中心的方向拓展，这会给苏南的制造业带来更多的机会，更大的机遇。

很多外商把制造业摆到了我们家门口，他们在认真研究我们的本土市场、人文历史、消费偏好、劳动力素质，在进行扎扎实实的市场网络建设，我们却盲目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烧钱”。对于所谓高新技术的发展，我觉得像江阴的企业一样建好“研发中心”就可以了。而且，“研发中心”也不一定就设在本地，尤其是那些乡村企业。可以考虑上海与苏南本地“双总部”策略。江阴发展工业的成功经验值得重视。江阴的企业，个个都能做大，样样都能做强。江阴目前有国内顶尖的塑膜、光纤等八大新兴材料生产基地，出现了一批小巨人和行业第一。

5、小城镇建设在苏南搞了近20年，有经验，也有教训。新世纪里，苏南城市化战略已有所调整，新思路、新趋势已日臻清晰。

农村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出现一个集中的问题。2001年，原“华夏第一县”锡山市合并到无锡市区，成为无锡的两个区，但面对村村点火，镇镇冒烟的乡村工业和小城镇格局，无锡根本无法将锡山城市化。实践证明，城市化不是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不是城镇乡村化。笔者非常赞同洪银兴等人针对苏南现状提出的“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主张。

新世纪初，江苏的城市化战略已有所调整。苏南下一步城市化的重心是发展城市，大城市群和大城市圈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苏南又开始了一场城市复兴运动，开始了艰难的小城镇突围。苏南人正在把苏南从城镇搬到城市。

近两年，苏南中小城市发展和中心镇的建设空前高涨。与小城镇建设不同，农民不再满足于做“街上人”（镇），而是要进城，做“城里人”（市）。众多县城越来越有城市味儿，三产尤其房地产业发展十分迅猛，昆山、常熟、张家港的房价直追苏州。

中心镇大多都是特色经济镇。这些镇往往从事一个不起眼的小产业，但在信息（主要表现为企业家之间的私人信息）、技术（多时表现为熟练工之间的隐性知识）、质量、价格、管理以及劳动力供给上形成一个局部性的充分竞争市场，相互学习，不断创新，快速淘汰，快速发展。尤其在形成一定规模后，加工各环节与前期供料、后期销售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协作体系，产业链会不断分解、拉长。如果当地政府或开发商再及时推进高标准的“五通一平”工业小区建设，就会出现井喷式的发展，出现蔚为壮观的“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块状经济”以及特大型企业带动的“公司城”，是苏南未来中心镇建设的坚实基础。但是，对江苏提出将城市“做大、做强、做优、做美”的口号，我还是有一种担心。担心就担心在这个“做”字上，会不会又按照“政府推动”的传统模式，搞成一次“创建”活动？城市是“做”不出来的，是一个自然集聚的过程，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杨小凯对城市的集聚效益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制造业的人集中居住便于改进交易效率和促进分工，二类是交易集中到一个中心地点，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也就是说，“城市”就是“市城”，先有“市”，后有“城”。城市化的实质就是市场化基础之上的生产要素的聚集化。城市化不仅有“量”的指标，还有“质”的要求。要强化城市功能，提高城市质量，特别要有城市文化。最近我看到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一位领导写的文章《城市以文化论输赢》。该文说，苏南某地长期实行干部双休日加班，外商听了扭头就走。为什么？说明缺乏法制观念，还是人治。政府如果不是干涉太多，哪来那么多事情？

6、苏南历来存在着严重的区域内的分割与过度竞争，这一局面短期内不会有什么新变化，但出现了一些什么值得引起注意的地方。

讲到中国的区域分割与竞争，不能不讲苏南，而讲苏南，又不能不讲苏南与上海和“长三角”的关系，甚至于还应将苏南与萧绍宁地区的关系也给予特别的关注。

首先一个问题是，在苏南内部，竞争加剧，发展很不平衡。苏州从一个传统的消费城市变成了现代工业城市，从一个中等城市成长为大城市，这是继上海的崛起之后，长三角城市发展中最大的事件。苏州、无锡都正在向特大城市挺进，苏锡常都市圈呼之欲出。

苏州将吴县并入市区，目前已形成老苏州、新苏州、洋苏州三城“一体两翼”的格局，沿路、沿江、沿沪、沿湖成为城市伸展的主要方向。无锡提出“三城一中心”的设想，即湖滨城、山水城、生态城、经济中心。无锡与苏州之间有竞争，主要是争打“太湖牌”，争外资。80年代以前，无锡市的大部分地区曾归苏州地区管辖，但苏南地区的工业中心历来在无锡，无锡的民族工业有很好的基础。作为市区一块的城市经济，无锡、苏州现在仍然不相上下。

“苏锡常”这些年变成了“苏无常”。什么意思？常州落后了。常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也曾是与无锡伯仲之间的工业城市，但由于其城市功能的单一，产业结构上也是纺织业单兵突进，缺乏环境支撑和配套服务，最终未能跨越原工业化阶段，只停留在“梳篦+土布”的水平。近年来，常州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思路不连贯，翻烧饼，瞎折腾。武进与常州市区的合并一波三折，常州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由于腐败和工作思路狭窄，始终未有大的起色。从GDP和财政收入看，常州是苏州的1/3，是无锡的1/2，人均GDP无锡比常州高出1万多元。1995年时，常州市区工业增加值尚在苏州市区之上，但现在后者是前者的3倍。常州与苏州、无锡的距离越拉越大。

由于新的交通干线的建设，苏南一些中等城市的地位有了微妙的变化。宜兴、江阴、常熟、昆山位于新的交通干线上，是未来的区域中心城市。但太仓虽有沿江、沿沪两大优势，这些年却落后了，以至有人提出昆山、太仓合并，成立“昆太市”。

研究经济地理的人提出了一个“嘉兴之谜”。嘉兴市与苏州市恰处在上海辐射面的同一半径上，但嘉兴却没有发展起来。这个“谜”可能与历史和文化有关。历史上，嘉兴一直处在苏州府管辖下，其基础不能与苏州比；文化上，上海历来对嘉兴、绍兴、宁波一带人财物有一种回流效应（相对于扩散效应），上海对苏锡常的回流效应要弱的多。

再来看苏南与上海的关系。90年代初，苏南各市提出“呼应浦东开发，接受上海辐射”的口号。苏州更明确，“依托上海，接轨浦东，迎接辐射，发展苏州。”这几年，随着苏州的发展，江苏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苏南不应该老是“大树底下乘阴凉”，而要与上海平等竞争。但苏南的领导在这一点上很有自知之明。苏州市提出“借助上海，错位竞争，走向世界”“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这个口号很实用、很智慧。

宁波是苏南强大的潜在竞争对手。前若干年，它获得了“浙江模式”的泽惠，个私经济发达，民间投资十分踊跃，已有一大批知名企业和知名品牌。帅康、波导、培罗成、洛兹、太平鸟、爱妻、雅戈尔、杉杉，在全国均有一定知名度。宁波的北仑港条件十分优越，其吞吐量大于苏南所有港口之和。随着杭州湾大桥和隧道的规划建设，宁波的前景不可估量。

苏南和整个长三角地区最大的问题是行政割据造成了过度竞争和协作的困难。苏南地区内部自然禀赋比较相似，因而本区的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十分严重。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几乎接近100%。以苏锡常三市为例，三城市的主导产业基本都是“机纺化冶食”，各行业的比重也十分接近。轻工机电齐头并进，新型家电各铺一摊。

苏南内部的分工协作体系被行政分割活生生给割断了。由于“分灶吃饭”的行政体制和数字化的政绩考核机制，要素布局分散化、产业结构趋同化的倾向将会愈演愈烈。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横向之间以邻为壑，纵向之间以市压县，争项目、争税源、争政绩。江阴、常州、常熟、张家港、太仓之间的码头大战已持续经年，个个都“以港兴市”，家家都建化工园区。各县市的政绩指标每到年底，相互打听，相互保密，最后搞成了数字游戏。苏南境内6家国家级的开发区，在招商引资上，由于利益驱动，最初的分工、定位早以打破。苏州地区总面积8488平方公里，水面占42%，里面有5个国家级、11个省级开发区，拼地价、拼免税，随意承诺优惠政策措施，无序竞争的苗头已有所暴露。苏州将土地价格从原来的每亩20万降到了15万元，昆山也由原来的15万元降到了10万元，而无锡甚至降到2-3万元。在税收方面，长三角各城市几乎都突破了国家规定的外资企业享受基本税率15%及“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在苏南，纵向的指挥服从机制发达，而横向的协调沟通机制滞后。管理学上有一个“法约尔桥”，意思是建立若干个实体间不同科层的协商机制，以提高效率，但这在苏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有学者提出，建设环太湖城市圈，携手进行交通设施、污水处理等大型工程，以发展旅游和物流，但目前的行政格局下只能画饼充饥。历史上这一地区行政隶属关系非常复杂，地区之间的协调难度很大。而要调整省一级的行政区划又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我有时突发奇想，等苏南再发达一些，城市能够连成片了，是否可以成立一个“大苏南直辖市”，以彻底改变苏南的这种小国寡民状态。

7、个私经济是未来苏南最具成长潜力的新生力量，苏南个私经济的发展高潮已经来临，但政策环境需要大大改善。

现在苏南的经济力量分4块：老的国有企业为主的城市经济，外资为主的园区经济，改制后的乡镇企业，新兴起的个私经济。各部分的比重大致是15%，35%，30%，20%。

长期以来，第一块经济低位运行，甚至负增长，已对经济增长形成“大户制约”，其比重会越来越小。第四块经济目前总量偏小，大企业、大集团还不多，但增长最快。可以乐观的预测，苏南个私经济发展的高潮已经来临。2001年江苏的个私经济投资达400亿元，比上年增长近一倍。

对私营经济发展，江苏省已经做了很大的的努力。但毕竟起步晚，资金、市场、企业家群体等都还十分弱小，而在融资手段、市场准入、税费标准等政策环境上差距更大。我觉得对苏南而言，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身边。要向对待外资一样对待民资，以发展外资一样的热情来发展民资。因为对待外资我们似乎是一种“例外”原则，所以，发展民资的意义就更加重大——可以从整体上、制度上推进市场经济进程，形成内生性的竞争优势，可以富民。中国人对内对外历来是两套思路，可谓“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肯定有问题。

在观念、政策上，苏南还是无法与私营经济的先进地区相比。内外有别、公私有别的差别化政策，不仅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缩小了国有、集体企业改革的回旋余地。以苏州和宁波两市比较，苏州个私经济的规模、总户数及就业人口占全市人口比重几项指标均大大低于宁波，但2000年宁波个私经济缴纳税款9.8亿元，苏州则高达22.1亿元，相差2.26倍。私营企业享受不到外资企业的种种“亲商”服务，还动辄成为清理整顿的对象。市场准入门槛高，前置条件多，乱收费，贷款难的情况依然如故。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苏南的政企关系始终是藕断丝连，欲罢不能。只要政企不分家，个私企业就休想获得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还有一个工作方法和习惯问题。我们的一些的基层干部，对上可以天衣无缝的迎合，对下敢于铁面无私的碰硬，对外很会兹珠必较的谈判，对内善于滴水不漏的管理。但要让他们学会“无为而治”“疏而导之”则是不可想象之事。他们可以把管理进行到面对面、人盯人的程度，但却不懂得去做间接的调理。“做主”“管教”的意识很强，“服务”“信任”的意识很淡。

发展民营经济，无论情愿不情愿，首要的是政府行为要规范，要转变观念，转变方法。本意是为了老百姓更好地生活，因方法不当，老百姓反而走向被奴役之路。这是威权政治难以走出的一个怪圈。明朝时候，江南一带曾有“父老献寿”的闹剧。明始皇朱元璋大寿，邀民间寿星到南京城同享华诞，以示爱民之心。后来，朱棣迁都北京，这一制度仍然延续下来，但南方的寿星愿去北京“与君同乐”的人越来越少，官吏们干脆连拖带拉，把寿星绑到北京城。这就是目的与方法的异化。许多基层干部已经习惯于口号动员、典型引路、群众运动、干部带领、创建达标等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所谓领导艺术，而这些方法用来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则近乎缘木求鱼。

8、旧苏南模式曾被一些学者指责为“官富民穷”。这一状况的确存在，而且差距还在拉大。苏南应当紧紧抓住富民目标不放，找出富民问题的根本对策。

去年，苏南各市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大提高（参见表1）。这说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了，质态提高了，政府手里也有钱了。1998年时，我曾比较过比较过苏南与上海财政收入占各自GDP的比例。那时，上海大概是22%（750/3300），而苏南只有8%左右。

苏南也有一批企业家群体开始崛起，个人财富有了较快增长。但情况并不乐观。2000年的福布斯排名表中，前50名富翁竟没有一位是江苏的，2001年的排名表中富翁的数量翻了一番，达100位，但苏南的富翁只有4位，且排名靠后。

杨帆估计，中国改革转型过程中，权力资本给少数有权人起码带来了30万亿的好处（《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与反危机对策》，《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4期）。据《南方周末》1999年10月15日的一篇报道，江阴山观镇一个镇党委书记的灰色收入一年在120万元以上。如果再考虑到各级官员们无处不在的在职消费，那么官员们占有的社会财富还会更多。一位知名经济学家说：“想不到苏南官员的专车如此漂亮，想不到苏南老百姓的家里并不富裕。”

苏南有一大层温顺而无言的大多数。他们的真实状况怎么样？苏州大学苏南发展研究院王国平教授、周海乐教授等人，耗时几千个工作日、花费数十万元进行了苏南地区“百村万户摸底大调查”，最后的结果表明，苏南老百姓的家底情况很不乐观，调查材料至今仍锁在那里，不敢公布。

可资借鉴的仍是浙东。由于统计材料上的阙如，我们将江苏与浙江两省的富民指标整体上加以比较，如果考虑到浙西和浙南山区与苏北的情况能够相互抵消，那么两省的比较也基本上是苏南与浙东的比较。

2000年，江苏的GDP在浙江之上，排全国第二，但江苏的消费率低于全国18.1%（全国平均60%）。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平均年工资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位居浙江之后。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及浙江7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及浙江85%；

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反映居民得到收入与实惠的相对水平。2000年江苏人均年收入（城乡统算）占人均GDP的比重为46.66%，浙江为52.53%，也就是说每创造1元GDP，江苏居民得到0.466元收入，浙江居民得到0.525元收入，相差0.06元；

再从居民消费水平看，2000年江苏城镇居民年消费支出5323.2元，只及浙江的75.85%，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2337.46元，只及浙江72.35%。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差距更大，江苏人均3501.8元，浙江4915.12元，相差1415元。扣除消费后剩余亦大大低于浙江；

从统计预测来看，江苏居民收入、消费水平与浙江有拉大差距的趋势。1980年江苏城镇居民收入高于浙江，而2000年浙江却超过江苏26.72%。1980年江苏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浙江高出1.6%，而到2000年江苏却比浙江低27.67%。

其实，飞机上往下看，苏南老百姓低矮灰旧的小楼与浙东农民高大鲜亮的小楼有鲜明的对比。浙东一带大约有350万人在海内外经商，如果每人每年带回1万元，就是350亿，而这很难进入政府的统计视野。浙江老百姓比江苏的实际富裕程度比统计数字上反映的还要大。

现在，谁只要为普通民众和农民说几句话，就有可能被指责为“民粹主义”、“左派”、“干扰改革发展”。一位中产阶级人士告诉我：“中国现在出现的所谓弱势阶层，是中国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信奉原教旨的共产主义，他们只能处在底层。”话是有道理，但中国的改革还是要讲公正和公平，如其不然，中国的弱势阶层还会继续增加，那才是更危险的事。我在苏南调查的时候，一位普通的农村党员对我说：“命运对苏南的老百姓很不公，前一、二十年我们搞集体，高积累，低分配，但集体垮了，只富了干部，现在，苏南的老百姓有了政策，但晚了，机会少了，门槛高了。”老百姓发展的机会被剥夺了，这是苏南的最大问题。很多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土地早已征用完毕，成为“无地村”，但村民小组仍未撤消，农民始终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种种好处。一些经营性的重点工程低价征地，吃亏的还是农民。值得令人高兴的是，苏锡常三市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注意到了城镇居民的收入问题，而且把“富民强市”列为首要目标。

9、苏南的改革，不仅在经济方面，还要注意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改革，要调整苏南的社会结构。苏南社会结构很有特点，但也有不合理处，应当逐步加以调整。应当稳步推进苏南的基层制度改革。

对苏南县级一下行政体制存在的问题我曾经概括为，三句话，48个字：党政复线，各成系统，官多兵少，权责失衡；规模膨胀，自我服务，功能错位，负担沉重；信息闭塞，人员老化，唯上是从，创新乏力。根本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尤其是基层行政体制改革。要改革过去那种“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的压力型基层行政体制。然而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尤其行政体制改革属于“深水区”的改革，会有曲折、阻力。

必须意识到，企业改制只是体制转轨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的市场经济还需要其它的制度环境。如，权力应由公众赋予，然而实际生活中，权力产生过程中看不到这一点，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权力获得了一种私有性。在基层，将权力作为获利的资本，权力与收入的对等，已成为一种民间意识形态。以权力来配置生产要素的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权钱关系始终理不清。我担心，转轨之初，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众错把许多荒谬的价值观念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游戏规则接受下来。现在，关系到企业重大业务事项的审批权仍在政府那里，土地的垄断权仍在政府那里。政府虽然没有所有权，但仍保留着部分的剩余索取权。苏南的基层政府历来直接支配企业，有财力，获得了强势地位。但随民间力量的崛起，社会结构在发生变化，政府也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说重一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相应的推进，我们的市场经济很有可能陷入坏的市场经济，陷入拉美化沼泽。苏南改制之后，欲获得一个健康运行的市场经济，还应及时推动基层行政体制改革。

从这个角度来比较苏南和温台（温州、台州）就很有意思。温台已从80年代的“弱国家对弱社会”向“强国家对强社会”的理想状态过渡。而苏南地区基本还是“强国家对弱社会”。政府可以说是一个“十全政府”、“三好政府”，乃至于一些政府文件对某一个时段内的引资数、私营企业兴办数和投资总额都规划得清清楚楚，但政府机构的扩张、官员权利的膨胀却抑制了社会的成长。

其实，苏州商会和天津商会曾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会组织，近代无锡的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主角曾有一段时间内是民族企业家集团。因此，苏南社会的成长是有基础的，但需要城市化和大城市化。需要推行集中型的移民城市化，而非分散型的就地城镇化。

而在基层农村，可以考虑恢复苏南的乡绅自治传统，建立农会，深化乡村自治，淡化或取消乡村一级组织的国家政权功能。培育民主，养护民力，休养民生，从村级民选向镇级民选过渡，从国家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

10、经济发展的道理也是一张一弛，软着陆和改制之后，苏南算是歇了一歇，或者说在渡过一个阵痛期、调整期，但我们还是盼望着苏南的再次起飞。我对苏南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曾仔细翻看过苏南一位村党支书（永联村党委书记、永钢集团董事长吴栋材）将近100本22年间一套完整的笔记和各类原始讲话稿。

1979年9月8日上午召开的社员大会上，吴栋材重点传达中共中央62号文件精神。即，“三靠”：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草吃肉；“四宜”；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副则副，宜渔则渔；“三尽”；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三个一定”；一定从实际出发，一定要因地制宜，一定要讲究实效；“三个目的”；为国家创造财富，为集体壮大经济，为社员增加收入；“一个最终”；最终使农村尽快富裕起来。

从那时起，苏南一步步发展起来了。从那时起，苏南的农村工业由1958年以来漫长的原工业化阶段开始起飞。尽管可供它翱翔的空间并不大，尽管它还带着制度环境和意识形态的沉重翅膀。20多年来，苏南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农村生活方式大为变化，农村单一种植业和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彻底改变，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新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及“农民企业家”的出现也使农村社会结构日益现代化。

苏南的未来将会更加辉煌。苏南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主要发源地，这里的草根力量、民间活力极为顽强。他们有创业和冒风险的冲动，他们也有良好的市场感觉和对潜在获利机会的敏感性。到苏南的华西、永联、三房巷来看看吧，任何人都会感到震撼！整个小三角地区，名村、名镇、名厂，灿若星辰，令人目不暇接。昔日的张家港被人称为“苏南的苏北”，到过张家港的人绝对无法想象它20年前的样子。

农业时代的苏南是“粮仓”，工业时代的苏南是“钱庄”。苏南在中国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我曾将苏州这个中国的“最富”与甘肃定西地区这个中国的“最穷”做过比较。后者2000年GDP43亿元，人均1483元，财政收入3.68亿元。只及苏州的2.8%，5.5%，2.3%。我也比较过中国三个以“张家”打头的地方。张家港、张家口、张家界。后两个地级市，共包括6区，15县。一个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一个是北方的老工业基地。但这两个地级市GDP之和与张家港一个县级市相当。尽管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这种比较是没有意思的。但我们仍在这种比较中为中国有了苏南这样一个存在而感到欣慰。

我们唯一要提醒的是：未来的苏南需要更加开放。与苏锡常帮七帮八的东部沿海城市，或被迫，或主动，都有对外开放的传统和历史。大连有50多年殖民史，青岛有30多年的殖民史，而天津、上海、广州，其城市发展都曾依赖于租界和洋行。80年代四大特区，没有苏南，90年代浦东大开发，也没有把苏南划进去。在这一点上苏南的起点是较低的。苏南人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引进外资的量大，并不一定代表开放度高。要借力而上，实现全地区的开发区化，使对内开放度和全面开放度来一个大的提高。使苏南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参与制度创新，使苏南成为对所有新观念和各类人才都能兼容并包的地方。